金融危機下的意識形態之爭

　　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點是次貸危機，但其深層原因則可追溯到美國政府自1970年代以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面臨經濟滯脹。為了促進經濟發展，美國政府減輕對國內金融市場的控制，同時開始赤字預算，其後果是貨幣的緊缺和八九十年代的銀行高存款利率。利率高居不下既抑制了實體經濟，又把外資吸引到金融市場已經開放的美國，造成美國經濟的迅速金融化和資本在美國的大量過剩（資本的大量過剩還與美元的發行量在1971年後停止了與美國的黃金存儲量掛鉤這一事實有關）。近10年來，美國的存款利率雖已大大降低，但中國及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順差貨幣由於美金的特殊地位而繼續投入美國市場。這些發展給美國經濟帶來了一個美國政府沒有預料到的結果，那就是，美國的貨幣由緊缺一變而為高度過剩。這一發展為美國提供了兩種可能：在政治上，它使美國政府能通過赤字預算在不增加稅收的同時不斷增加政府開支，從而避免了社會矛盾向政府聚積，並使美國能夠運用通貨膨脹、美元貶值等手段掠取各國在美國的投資；在經濟上，它導致美國經濟的進一步金融化。為了讓滯留在美國的資本流動起來，美國的政府、銀行及其他金融集團、大型企業等採取多種刺激手段鼓勵消費。各種旨在促進消費的金融產品和金融衍生產品應運而生。21世紀初，美國經濟在金融市場上所獲取的利潤已佔到整個經濟利潤的40%以上。連美國的典型實體經濟，如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大汽車集團，其利潤都不是來自汽車銷售（許多公司新車的標價都可能是虧本價格），而是來自向顧客推銷的購車貸款。從上世紀80年代起，美國人的消費超過了美國社會的產出，舉債度日成了美國人的生活習慣。

　　問題是，大多數美國人的收入畢竟有限。為了刺激消費，美國政府對金融的監管不得不進一步放鬆，更為離奇的金融產品和金融衍生產品不斷出現。其中問題最大的就是次級抵押貸款，即由銀行或投資公司向信用和償還能力較差的客戶所發放的住房按揭貸款。最近幾年，美國有些投資公司甚至採取住房貸款時不審查顧客經濟能力和信譽的荒唐做法。這一措施極大地拉動了美國房價上漲和經濟增長，並且這一措施即使房價不斷上漲也不會引發危機--因為客戶在無法償還抵押貸款時，可以把房子高價出售並從中牟利，但是，一旦各地房價普遍降低，導致房屋出售困難時，越來越多的客戶就因為無法償還住房貸款而面臨房屋被沒收，銀行和一些投資公司則因為無法收回貸款而面臨破產。一個危及世界的金融危機由此形成。

　　金融危機下的意識形態之爭

　　美國金融危機及其給整個世界帶來的危害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時間似乎成了一個負面名詞。在中國，"只有社會主義中國才能救世界"的調侃時有所聞，西方和中國的左派知識分子認為美國的這次金融危機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破產，馬克思主義於是又時髦起來。的確，美國的這次金融危機證明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理論的生命力。相較於以往的經濟危機，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原因在表象上有所不同，其實質卻是完全一致的：從前是傳統產品的生產過剩導致經濟危機，這次則是金融產品的過度生產而造成金融危機。它們只是馬克思所論述的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在不同場合下的不同表現。

　　但是，在這裡，我同時想指出的是，美國的這次金融危機並不代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破產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就像上世紀80年代末的"蘇東波"不等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破產一樣。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雖然成功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卻沒有在理論和實踐上成功地找出一個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具有生命力的發展方向。新左派雖然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卻是解構有餘、建構不足。因此，它的信眾和影響只及於太師椅上的左派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學生。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生命力在於資本主義是與人自私自利的生物學本性連接得十分緊密的制度。基於這一點，在健全的法制背景下，資本主義背後的"看不見的手"仍然能夠在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壓力下實現較為有效的資源配置，並把個人自利導向社會創造。同樣是基於這一點，與資本主義相比，其他任何制度都必須或多或少地壓抑人的自利本性，結果使人的自利本性不時以更畸形的方式表現出來。"文革"時，人們在"狠斗私字一閃念"的漂亮口號下一面搭便車吃社會主義大鍋飯，一面干著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勾當，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為什麼西方左派理論家Alec Nove在絞盡腦汁地設計了各種"可能的社會主義"後，感慨"資本主義是非理性的，而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這裡。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倒台後，我們其實很需要左派在世界範圍對資本主義經濟和新自由主義思想起到限制作用，但是我們必須正視左派的限制作用可能會比環境運動和各類原教旨宗教運動的作用還要弱一些這一事實。

　　同樣重要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對經濟危機並不是無能為力。面對上世紀20年代末的那場經濟大蕭條，美國出現了凱恩斯經濟學和羅斯福新政。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也開始採用大量反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政策，多方干涉經濟，企圖把美國帶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當然，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這種政府干涉並不能挽救資本主義經濟。他們認為，只要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這一矛盾不解決，周期性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國家的干涉只會將經濟危機轉變為國家的合法性危機和財政危機。因為國家是向全民收稅，用稅收來挽救的卻是由少數富豪導致的危機，這種做法會產生合法性危機；更重要的是，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只會愈演愈烈，國家為了解決經濟危機而花費的錢將越來越多，於是導致財政危機。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的這一分析很有說服力，但也存在一個重大誤區，那就是，它假設國家只能一成不變地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但從歷史上看，國家的階級屬性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東西。面對重大危機，當一個國家在權力的運用和政策的制定上有較大的自主性時，它在壓力下就很有可能做出與其原有階級屬性相去甚遠的決策和改革。這些決策和改革有時不僅會挽救這個國家及其統治集團，而且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這一國家原有的性質。歐洲國家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邁向福利國家，中國國家在"文革"後政治危機的壓力下走向市場。這些發展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各自國家的性質。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生命力還在於，任何旨在限制市場的理性制度設計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具體地說，即使是一個國家在經濟危機時不得不對本國的經濟運轉採取行政和法律干涉，並且即使這些干涉在短期內很成功，我們也很容易發現這些干涉所滋生的非期然性後果和新的經濟問題。比如，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前，各國均未設立存款保障制度，結果，經濟危機一發生，馬上就出現銀行擠兌，從而加劇了經濟危機的規模。吸取這一教訓，後來很多國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障制度。但是，一些研究發現，雖然存款保險制度的確在金融危機一旦發生後能夠避免銀行擠兌，金融危機卻特別容易發生在那些設有存款保障制度的國家。原因在於，這一制度免除了銀行被民眾擠兌的風險，而一旦免除這一風險，銀行就會變得十分樂意冒險，結果反而導致不良投資和金融崩潰。這類現象和相應的研究都顯示了國家採取"社會主義手段"干涉經濟的局限性。這就是為什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往往會把目前這場金融危機歸罪於美國政府的不當干涉和落後的金融市場監管體系，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本身的原因。當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此類論點也犯有同樣的錯誤，那就是，再完善的金融市場監管體系也會有弊病，即使原本沒有弊端的金融市場監管體系也會由於社會條件的改變和利益集團的操縱而逐漸變得弊病叢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理性制度設計的局限性。

　　金融危機中的世界和中國

　　對這一次美國金融危機將持續多長時間，經濟學家們有不同的預測。我個人認為，這次由金融風暴引發的經濟危機將在美國持續一段時間。我的依據不僅僅是美國目前已經受創的實體經濟和消費者信心。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雖然準備拿出7000億美元來救市，但它很難用好這筆錢，因為美國沒有通過政府對經濟進行治理的傳統。自上世紀70年代自由主義經濟學興起以來，美國政府這一原本就不強的能力進一步削弱。也就是說，美國缺乏一套能夠有效地運用這筆錢的官僚組織。這一點在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時期就已充分體現。羅斯福新政在農業方面取得了較大成功，因為美國政府19世紀以來一直很重視農業，並建立了大量農學院和農業研究機構，因此美國政府能夠運用既有的農業組織和相應的研究機構來推行羅斯福新政。而在工業方面，美國因為缺乏相應的組織和機構，政府投入的資金大多數打了水漂。事實上，大蕭條後美國工業一直萎靡不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戰爭需求的刺激下才全面復甦。

　　雖然美國經濟很難在短期內得以恢復，但我們不能簡單地以為這次金融危機將導致美國世界經濟霸主地位的喪失。首先，美國有強大的實體經濟、巨大的國內市場和傲視全球的高科技產品研發能力。中國目前生產的大量產品，其研發和創新都是在美國完成的，利潤也主要被美國公司截取。美國的這一優勢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和經濟體，包括日本和德國，都無法比擬的。第二，這次金融危機雖然源自美國，其影響卻是全球性的。與許多國家相比，美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受到的損失並不是最大，同時，美國還因為美元的特殊地位而具有其他國家所不具有的危機轉嫁能力。第三，美國在世界上一家獨霸的軍事優勢尚存，使美國能夠利用這一軍事優勢來影響其他國家，以獲取他國無力獲取的各種利益。美國在這次經濟危機後肯定會有所衰落，但我短期內看不到其他任何國家能夠真正在經濟和軍事上與美國分庭抗禮。

　　不過，這次金融危機對世界近期走向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首先，雖然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不可能退出歷史舞台，但它在世界上很難再形成以往一家獨大的局面，其影響在一段時間內會大大下降。世界各國學者已經開始對新自由主義的聲討。同時，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美國和西方許多國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出台各種干涉經濟的救市方案和建立相應的政府機構，通過加強對經濟的管理來應對危機。危機過後，我們會發現，各國（也包括美國）都在其經濟和政治體制中或多或少地注入了"社會主義"因素，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國家原有的性質。今後，由意識形態主導的極端的社會主義經濟或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可能都不會成為主流，主導的將是混合性經濟模式。在這樣一個世界裡，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家一定是一個能夠拋棄"市場經濟代表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和高效率，計劃經濟代表社會主義、專制和低效率"這種意識形態束縛的國家，一個能夠非常務實地把市場和計劃看作各有優劣的兩大資源配置槓桿，並根據國內外經濟需要而及時調整這兩大槓桿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性的國家。中國曾經深受意識形態主導經濟之害，好在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在上世紀90年代就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問題達成了非意識形態化的共識。只要中國在今後的經濟工作中能夠堅持這一共識，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很可能就是一次機會。

　　第二，這次金融危機如果延續幾年並且重創實體經濟的話，我們將看到一批在前幾年經濟迅猛發展的國家重新跌回第三世界行列。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拉美許多國家在上世紀20年代末的大蕭條前，都曾經是世界經濟發展勢頭最強勁的國家。但一場大蕭條把它們打回第三世界行列，至今未能翻身。上世紀60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東亞"四小龍"和一些拉美國家都有不俗的經濟表現，但70年代一場石油危機之後，就只有東亞"四小龍"不但挺過了危機，而且發展成為新興工業國家或地區，其他國家則在很長時期內一蹶不振。東亞"四小龍"能夠延續經濟奇蹟的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能夠把挑戰轉化為機會，把經濟危機作為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的契機，促進國內產品的升級換代和內需的大大提高。與許多國家相比，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擁有以下優勢：中國的金融體系尚未與世界完全接軌，因此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影響較小。同時，中國民眾近幾年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都有很大提高，因此中國擴大內需的潛力很大。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有著強國家傳統，並且中國政府目前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績效（performance legitimacy）上，即促進經濟發展和擔當道德表率是目前中國政府合法性的主要基礎。強國家傳統賦予中央政府以很大的政策自主性--試想，當今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政府能夠在《勞工法》出台後，一看經濟形勢不妙而馬上暫緩執行的？但另一方面，國家又不致濫用這種自主性，因為國家以績效為基礎的合法性又使中央政府在工作時必須小心翼翼，爭取做出更大的成績，以換取執政的合法性。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體的這一性質始終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在目前的金融危機下，中國政體的這一特點將會再次展現。對中國這樣有著強大的國家能力和內需擴張潛力的國家來說，這次金融危機從短期來看是一場嚴峻的挑戰，從中長期來看卻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第三，雖然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不可能因為這次金融危機而喪失，但美國要維持以前唯我獨尊的局面恐怕也很難了。這裡有著兩種發展趨向：一種可能性比較小，同時比較危險的趨向是美元衰落，世界同時出現幾種競爭性的儲備貨幣。如果這一可能成為現實，儲備貨幣之間的匯率變動將會加劇金融投機行為，為世界經濟帶來更大的不確定因素。另一種可能性比較大的趨向是，在維護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的同時，各國政府聯合起來迫使美國知道美元作為一個世界貨幣已經不完全是美國一國的財產和內政問題。這樣，世界各國在國際金融政策制定上的發言權會加強，美國會更多地接受各國對其金融政策的監督，一個較為公正的國際經濟體系就有可能建立。以往世界各國在許多問題上由於利益差異而很難協調。但這次不一樣，這次是美國闖禍、全球受害，因此世界各國完全有可能採取一致行動，迫使美國今後在國際金融問題上採取多邊主義政策。由於美國在世界軍事和經濟實力上的強勢，各國要一下子徹底改變美元的性質或者說創造出一種新的世界貨幣並不是一件易事。同時，在世界已經如此一體化的情況下，以一國的貨幣作為世界貨幣總會存在種種弊端。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來說，如何在和國際經濟緊密接軌的同時避免國內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將會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但無論如何，一個較為公正的國際金融體系至少能杜絕目前這種由於美國不負責任而使全球受害的局面。因此，這次金融危機還是一個改造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契機。

　　（相關簡介：趙鼎新，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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