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富人進天國，好比駱駝穿過針眼」

人做事情，主要靠人的行為的「目的導向」推動。

目的在這裡，既是原因，是動力，也是方向。而目的導向的形成，來自於一個人的已然形成的觀念秩序，是一種習慣的觀念秩序推動人賦予自身的目的意義。

在人的理性範圍之內，這種觀念秩序是可以比較，可以交流，可以改進，可以更新，可以重構的。通常意義上，一個人的觀念秩序如果不曾更新過，這個人就是一個活著的死人。

只有把問題意識推進到這一步，我們才可以說，真正對一個人的觀念秩序構成更新動力的原因，動力和目的，是一個人對上帝話語的傾聽與保守。

也就是說，關於人的行為的「目的導向」，事實上是一個三一模型：

——終極意義上，人的行為的「目的導向」只有在符合上帝話語的時候才是正確的；

——任何由人自身所給定的人的行為的「目的導向」可能都是錯誤的；

——人的行為，是一種關於人的行為的「目的導向」的改進過程。

這個三一模型，一方面作為一個觀念的秩序而存在，同時也作為一種思想的方法論而存在。依靠這個三一模型，我們對人的行為的「目的導向」展開辨析，可以讓我們看見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的行為的可能性，也可以預見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可能遭遇的錯誤，以及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可以走多遠。重要的是，當一個人理解了這個三一模型，他從此擁有了一種關於自己的行為的「目的導向」的調整能力和開放式糾錯的能力。

公共意義上，我們以明朝為例，通過觀察「朝代政治」現象，可以看出人的政治行為的「目的導向」的重要性。明朝作為一個已經消失的政治共同體，它的錯誤就在於「目的導向」的陷阱。也就是說，明朝之所以成為一個朝代共同體的動力和原因，是人們建立和固化明朝；而明朝作為一個朝代共同體的目的，也是為了建立和固化明朝。明朝成為人們賦予自身的「目的導向」，因為也成為人們全部的動力和全部的方法。常識告訴我們，任何由人所賦予的「目的導向」可能都是錯誤的，其錯誤之處在於，明朝作為一個目的導向的存在，由於把明朝作為一個終極的「目的導向」，因而失去了明朝的內在的改進能力和糾錯能力。任何當下的具體的事物都是有限的，這種有限的事物不能既作為原因又作為結果，不能既作為動力又作為方法，不能既作為動機又作為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這裡的自由必須是既作為動力的自由也是作為目的的自由，否則自由就可能導致人們丟失開放糾錯的能力。正是這種糾錯能力的丟失，明朝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最終走向滅亡，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個人的意義上，人們通常會把財富的增加作為我們人生的「目的導向」。也就是說，我的生命的目的是為了增加財富，我的人生的方法也以增加財富為方法論。常識告訴我們，任何由人所賦予的「目的導向」可能都是錯誤的，其錯誤之處在於，當我們把財富的增加作為我們的目的，同時也作為我們的方法，意味著我們完全忽略了財富的中性特徵。任何中性的事物都僅僅具有工具的效用，長久來看，推動一個人朝前走的動力和方法，是思想，是觀念秩序，是觀念秩序所依賴的上帝信仰。當我們抓住了財富，卻忽略了觀念和信仰，我們就失去了自己的開放式糾錯的過程與可能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終於可以理解聖經的話語，「富人進天國，好比駱駝穿過針眼。」聖經的意思並不是鼓勵人們貧窮，也不是輕視財富的工具意義，事實上財富在人的過程理性上具有工具性的建設性意義。但這並不是人的生命的全部，聖經提醒人們，財富是中性的，當下的，這種中性的財富和當下的利益，不僅無助於人致力於永恆的建設，反而導致人們過度迷戀這個世界，直接把財富當成了永恆。人來自上帝，歸向上帝，人的目的導向是進入上帝的國度，推動我們走進上帝國度的，不是財富，而是聖靈，是我們對上帝無所不在的信心。

這種關於人的行為的「目的導向」的討論，深刻地影響到了人類的經濟學思想。

現代經濟學理論主張經濟學只需要關注改進的過程。這樣的觀點可以有效抑制人們在目的給定上的烏托邦傾向，賦予人的理性務實和經驗主義的優美。但經濟學的創始人斯密早就說過，即使人類按照自己的理性把這個世界打造成一個極其富裕的世界，對於一個必死之人而言，這又有什麼意義呢。而法國的塗爾干也有類似的感慨。

所以，關於人的行為的「目的導向」，關鍵在於討論，在於辨析，而不是簡單地放棄。奧派經濟學理論認為，人是方法論個人主義的人，人是主觀偏好之人，這個主觀偏好的存在，會推動人不由自主地思考人生的目的是什麼，這是每個人都會展開的目的導向命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經濟學理論主張放棄目的導向的討論，就是一個狹隘，短視和膚淺的思想格局。立足於這一點，米塞斯對人的行為的辨析，強調人的行為的目的意義，就是一個具有古典經濟學意義的建構，米塞斯的工作，奧地利學派的工作，事實上是對斯密傳統的回歸。

如果理解了這種隱蔽的經濟學思想史流向，就能理解，為什麼在當代奧地利學派的學者中間，會出現德索托這樣的直接把基督信仰和人的行為整合在一起進行辨析的經濟學家。

也正是在德索托這樣的學者身上，我們可以判斷，中國的奧派經濟學者的問題意識還存在巨大的空白地帶，他們需要回到斯密傳統，回到斯密的觀念秩序，回到斯密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