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雙有：廬山會議後彭德懷和毛澤東的一次心靈碰撞

　　廬山會議剛結束不久，毛澤東親自約集中央一批大員，召見了在廬山會議上遭到嚴厲批判的「禍首」彭德懷。在嚴肅而緊張的氣氛中，居高臨下的毛澤東一次次向彭德懷示意，而滿懷希望的彭德懷卻一再保持沉默。兩位偉人的心靈碰撞能碰出什麼火花？彭德懷此時的沉默給歷史留下什麼遺憾？作為「事後諸葛」如何來彌補這一遺憾？

　　1959年9月30日夜，剛剛搬進吳家花園的彭德懷接到中央辦公廳送來的一份天安門國慶觀禮大紅燙金請柬，邀請彭德懷參加10月1日的國慶觀禮。他接過請柬，淡然道：「這種場合，我和大家怎麼見面呢？說什麼呢？」他毫不猶豫地要秘書打電話，說自己不準備上天安門了。　　彭總拒絕上天安門，自有難言之隱，身上背著黑鍋，見了老同志，自己難堪，對別人也不便，還是不上為好。然而在毛澤東看來，這一定是彭在賭氣，對自己受到的處分感到不滿，有抵觸情緒。這種情緒肯定讓毛澤東耿耿於懷，難以放下：剛剛在廬山會議上痛快認錯的彭德懷怎麼又變卦了，產生不滿和抵觸情緒了？　　10月21日，毛澤東親自打電話來，約彭德懷到中南海一晤。這使彭德懷又驚又喜，心中不禁燃起一線希望：看來毛主席不想和我分手啊，如果能和主席再次心平氣和地當面交流一下，或許能消除對我的誤解。　　彭德懷早飯也顧不上吃，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驅車直駛中南海頤年堂。他三步並作兩步進入室內，不禁吃了一驚，面前除了坐在中央位置的毛澤東，兩側還有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彭真、李富春、譚震林等人，他們早就各就各位，靜靜地等待著這個重要角色走上前來。彭德懷明白，原來毛澤東安排的不是個人之間的交談，而是以中央名義找他談話；而這種集體談話的場合，是不可能讓自己說出心裡話的，更不可能給自己留下申辯的餘地！　　他站了下來，向在座的中央領導同志一一注目致意，然後走到最靠邊的一張沙發上默然落座。　　毛澤東看著身穿黑色中山裝、面容消瘦的彭德懷，說道：「我們一起來商量你今後一段時間的工作、學習問題。讀幾年書極好，每年有一段時間到工廠和農村參觀和調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紀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勞動了。」　　彭德懷側耳細聽，頷首答道：「同意主席的話。」　　毛又問：「你準備怎麼學習？」　　彭答：「主要學習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吳家花園離黨校近，希望在黨校參加學習，準備學4年。」　　毛點頭表示同意，轉身讓彭真找楊尚昆，由他們負責安排。又說：「不要學那麼長時間，兩年就夠了嘛！」　　彭還是簡單地回答：「同意。」　　毛澤東不再說話了，他掃視了一遍在座眾人，又把目光聚焦到角落裡的彭德懷，好像在等什麼。在座的人都看出來了：毛澤東是在等待彭德懷再次向他認錯，以便借水行舟，打通他的思想，消除他的抵觸情緒。開始先談「學習」問題，是為彭德懷的認錯作個鋪墊。　　令在座所有人暗自驚詫的是，彭德懷面色如鐵，默不作聲。他當然已經明白了毛此刻的意思。如果此時當著大家的面，痛心疾首地做一次檢討，發自心底地再次「認錯」，請求主席和中央寬恕，就可能打開橫亘在他和毛之間的鴻溝，他的處境就可能因此而得以好轉。這真是絕處逢生的好機會呀！　　然而，此刻他的堅持真理、守正不阿的倔強心態佔了上風。還能再去做那種違心的檢討嗎？不能了！在廬山會議上，在重重壓力下，他被迫反覆檢討，「要什麼就給什麼」，把屎盆子盡往自己頭上扣，是為了顧全大局。每想到此，便心如刀割，痛徹骨髓。他腦海中忽然閃現出軍委擴大會議上一幕悲壯的場景：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挺身而出，嚴辭駁斥吳法憲對自己的誣陷，當場被戴上手銬押出會場。能在「軍事俱樂部」、「裡通外國」這些可怕的罪名上「認錯」嗎？大躍進的問題堆積如山，公社化的失誤鋪天蓋地，我只是提了點皮毛問題，你就如此暴跳如雷，大動干戈！我錯在何處？如果我再認錯，那將會毀掉更多的同志，那將是對真理的褻瀆！不能再認錯了，錯在你主席身上，而不在我老彭啊！　　在威嚴的歷史和良知面前，彭德懷毅然做出了重如泰山的抉擇：以沉默表示拒絕！　　頤年堂的空氣凝固起來了，每個人都覺得時間突然過的很慢很慢。一片沉寂中，彭德懷慢慢站起來，他感謝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同志的關心，然後向他們點頭告辭，轉身出門，悄然離去。　　彭德懷這種不畏強勢、正氣凜然，為了真理決不向謬誤低頭的精神，確實令人敬佩，讓人讚歎。但是這種做法卻大為不妥。　　按彭德懷的想法，和毛澤東私下交談，便可以推心置腹，暢所欲言，通過一番深入的解釋以後，便可獲得毛澤東的原諒，從而消除誤會。然而歷史證明，這完全是彭德懷的一廂情願。二人密談，不但消除不了誤會，而只能使矛盾更加尖銳。他的「意見書」不是只給了毛澤東一個人了嗎？後來他的「八萬言書」不是也只給了毛一個人了嗎？可是，一次次掏心掏肺的訴說，換來的卻是一次次更大的打擊。　　而現在，你自感真理在胸，正義在手，無端受到猛烈打擊的冤屈和悲憤，像火山一樣在胸中奔突；此時面對最高領袖和諸位中央領導，是一個多好的傾訴和自證的機會呀！當然，不能一味訴冤，那可能使對方反感；不能檢討、認錯，那不是你的性格；更不能反擊對方，那可能會使對方發怒，使自己陷於更加不利的境地。但是你可以檢討一下技術上字面上態度上的錯誤，對莫須有的重大罪名一概予以否認，但要採取留有餘地、求諸歷史的手法。可以想見，在具有巨大威望的毛澤東面前，在座的中央領導肯定都站在毛澤東一邊。但只要你抓住要害，堅持真理，亮出毛澤東一貫強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口號，毛澤東當場也不一定會生氣，以後要打擊彭德懷、製造新的悲劇也會有所忌憚。　　筆者不揣淺陋，突發奇想：假如我是彭德懷的參謀或者秘書，此次就要為彭德懷設計如下發言，也許就可以免除或減輕其15年的災難。　　主席、各位領導：　　這次廬山會議對我的批判，確實出乎意料，使我受到震撼，也受到了教育。我的「意見書」上，有些辭彙可能有失偏頗，有些觀點可能有些片面，刺傷了毛主席。我在這裡再次向毛主席道歉。我是個粗人，說話不講方式，有時出口傷人，這你也是知道的。但我的主觀願望是好的，出發點是正確的，我絕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　　我的所有罪名，都是由我寫的這封信引起的，信中所反映的問題，是我在陝西、安徽、湖南等地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時，發現大躍進的問題十分嚴重，根據群眾的呼聲、地方幹部意見、加上自己觀察思考得出的結論。以前我在上海會議、鄭州會議上都提到過，卻沒有引起主席的注意。所以這一次我才系統整理了一下，報告給了主席，沒想到竟引起了主席的震怒。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說我是把局部的、暫時的和正在解決的問題當作全面的、長期的、沒有解決的問題予以誇大，說我把人民公社運動的大好形勢說成是「一團黑暗」，是給群眾熱情潑冷水，說我是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因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幾個罪名我確實不服氣，但為了顧全大局，我全都承認了錯誤。　　但是，這些錯誤是不是真正的錯誤呢？我以為還有待於實踐的檢驗。因為毛主席一再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毛主席還說過，大躍進是否成功，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我和主席的分歧就在於：現在的主要問題究竟是右傾危險，還是左傾泛濫？我反映的問題究竟是局部的暫時的，還是全局的長期的？大躍進的問題究竟是已經解決了，還是沒有解決，問題還相當嚴重？這兩種觀點孰是孰非，我以為現在還不能下定論，還要靠實踐來檢驗。　　在此我向主席和諸位領導建議，咱們定個「君子協議」：如果1960年、1961年、1962年這三年的國民經濟在「反右傾、大躍進」的形勢下能大發展，人民生活能大提高，遠遠好於1959年，那就證明我的觀點是錯誤的，我的調查研究和認識問題的眼光是有問題的。即使我的主觀願望是好的，也應當受到嚴厲批判，給我戴什麼樣的帽子也心甘情願。　　但是，如果1960年1961年後，國民經濟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大幅度倒退，糧食不僅沒有增產反而大幅度減產，人民群眾的生活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出現更大的饑荒，那就證明我在廬山會議的「意見書」沒有問題，我的反左思路是正確的，中央的反右的策略是錯誤的。到那時，我不求別的，只要求中央把給我戴的幾頂大帽子摘掉，把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我的決議予以撤銷。並注意糾正工作中的失誤，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讓人民生活富起來……　　彭德懷如果這樣一講，估計過於自信、正在興頭上的毛澤東也會欣然同意，在座的中央領導也會舉手贊同，他們迫使彭德懷檢討、認錯的計劃就不得不放棄，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惱怒也會減輕一些。那麼，到了1960年後，大躍進造成的災難鋪天蓋地，國民經濟倒退到了谷底，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鐵的事實充分證明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毛澤東發起對彭德懷的批判是完全錯誤的。到那時，毛澤東即使極不情願，也無法推翻這個在公眾場合立下的堂堂正正的「君子協定」；對彭德懷雖然不能徹底平反，但那幾頂大帽子可能戴不下去了，批判的鋒芒肯定會有所收斂，彭的處境很可能有所改觀。有人還要拿「裡通外國」「軍事俱樂部」說事，那就先把反大躍進的罪名洗刷了吧！　　可惜，倔強耿直的彭德懷，自以為真理在我這兒，事後自然明，在關鍵時刻一言不發，以沉默表示反抗。兩位偉人心靈碰撞的結果，是彭德懷既得罪了領袖，又喪失了一次求證清白、洗刷冤屈的最佳機會，造成了歷史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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