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統不能割斷人權共性

文化傳統不能割斷人權共性作者:鄭渝川 標籤：書評2012-05-08 23:40 星期二 晴　　 文化傳統不能割斷人權共性　　　　 文/鄭渝川　　　　本文系鳳凰網讀書頻道「讀葯」書評周刊專稿　　　　　　 （《人權與中國思想：一種跨文化的探索》，（美）安靖如 著，黃金榮、黃斌 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3月版）　　　　

　　美國維斯里安大學哲學系教授安靖如（Stephen C.Angle），精通中文和日文，曾著有多部、多篇有關儒家哲理和政治哲學、德性倫理學、宋明理學、現代中國政治哲學等方面的論著和論文，2006-2007年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富布萊特訪問學者。安靖如所著的這本《人權與中國思想：一種跨文化的探索》，求證中國政治實踐、體制改革領域爭議最多的一個命題，即中國官方近年來所稱的人權觀點，是否具有政治哲學上的合法性。　　　　1993年6月，在維也納召開的聯合國人權的大會上，中國政府代表團負責人做了發言，提出了沿襲至今的中國人權觀點，包括兩個要點，第一，由於歷史原因，以及現實的政治、經濟條件和文化傳統，各國可以擁有不同的人權觀念；第二，各國的人權觀念、人權政策都不存在高低之分，任何一國不能要求其他國家遵從自己的標準和模式。　　　　　　迂迴論證，切中命題核心　　　　「中國人權觀點」與政治理論、文化理論中的多元主義，頗具結構上的相似之處，這正是國外政治、文化、社會諸學科學者認同其表述的原因；而這番觀點因為符合亞洲、拉美、非洲不少國家政府的利益需要，也贏得了共鳴。那麼，作為一名兼具政治哲學與中國文化研究背景的著名學者，安靖如是如何看待並評價「中國人權觀點」的呢？　　　　《人權與中國思想：一種跨文化的探索》一書沒有就上述命題給出直接答案（這可能導致此書中文版無法贏得普遍認同），而是承認了人權在內的諸多政治、文化概念，用多元主義來闡釋，具有方法論上的合理性。安靖如將此書論證的著力點放在了海內外學者、中國國內外公眾忽略的一個方面，也就是中國文化傳統究竟存在多少、哪些與（當代的）「權利」概念相契合的價值理念，以及這些價值理念與「中國人權觀點」是否存在承繼關係。　　　　這樣的論證方式，顯然是迂迴的，也因論證過程的繁複而必然降低讀者的閱讀熱情；但正如安靖如在此書第2、3章中所暗示的，用美國等西方國家既有的人權觀念來與「中國人權觀點」對話，本身就存在詞源概念上的較大分歧，所謂對話，常常就是雞同鴨講，反而可能讓其中一方甚至雙方的誤解分歧擴大化。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人權觀點」的合理性、合法性，與中國文化傳統的承繼關係直接相關。　　　　　　中國文化傳統與「權利」本意並未分離　　　　19世紀以前，漢語中並沒有一個可以直接翻譯為「rights」的辭彙，但不影響儒家學者闡釋與「權利」相關的概念。安靖如還原了朱熹等宋儒大家的「無欲」說的本貌，認為他們僅僅在否定壞的、誘導人作惡的慾望，而並沒有全盤否認人慾；還進一步指出，黃宗羲、陳確、顧炎武、戴震則不同程度解除了被妖魔化的「人慾」概念，他們均確信，慾望不但無需容忍，還應該擁抱，並視為人獲得福利和道德升華所不可缺少的東西，這些與西方權利話語中的奠基之作，胡果·格老秀斯《論戰爭與和平法》中所說的有很多相似點。因此，可以說，中國古代思想家已經意識到「權利」的基本問題，特別是個人私利、個人慾望的合法性；以及需在包容這些私利、慾望與公共利益（國家利益）之間達成某種平衡。　　　　19世紀至今，中國以及日本的權利話語，與這兩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實踐一道，都開始與西方產生密切互動，從西方引入思想、制度及物質資源。《人權與中國思想：一種跨文化的探索》第5-7章就此進行了深入闡述。在1949年以前的百多年內，中國權利話語形態與內核發生過多次劇變，從舊式鄉紳、儒生、政客、地主千方百計用儒家經典闡釋民主、權利、自由理念，藉以為地方自治、分治局面提供合法性論證，到新式知識分子將個人權利提升到構建國家獨立主權的高度，系統引進西方政治哲學主流學派觀點。安靖如特別提到了20世紀上半葉的幾個代表人物：一是梁漱溟，已經開始認識到西方權利話語及由此構建的政治理念，存在過度個人主義之弊；二是中國共產黨初期領導人陳獨秀、譚平山等，此二人均認同當代民主的真正精神在於平等和自由，真正的平等要求給予人們平等的機會，而真正的自由意味著要允許人們滿足自己和他人的私慾。　　　　以上兩段所述，均可概括為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重要內容，既包括中國本土政治、文化傳統對民權、自由、慾望等理念的發育，也包括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仁人志士（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權利觀念的引入改造。可以說，無論就中國而言，還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文化傳統中「權利話語」與西方權利觀念的共性，多於個性；中國權利話語，從來不曾特別是近代以來並沒有與西方斷絕。　　　　此外，《人權與中國思想：一種跨文化的探索》第8章引述的近年來中國憲政、人權等領域的學術成果，就人權性質、範疇等問題的討論，也基本上與歐美國家政治實踐、學術討論中的相關爭議存在相當的相似性。這同樣說明，在中國，構成人權政策的歷史、文化傳統，與歐美國家以及日本，差異性沒有某些人所稱的那麼大。　　　　　　沒有政治權利，就沒有可靠的生存權　　　　官方版「中國人權觀點」提出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同等重要的論述，這要比美國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單單注重政治和公民權利更為全面；但前者真正側重的是「生存權」、「發展權」，認為只有滿足了這兩個選項，才可能為政治等其他權利的滿足創造條件。　　　　從理論上來講，「中國人權觀點」的表述並無不當，但近代以來，文明國家的政治實踐卻告訴人們，生存權、發展權只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並且，「一個壓制民眾聲音的全權國家不太可能保證生存權的實現……缺乏生存權的政治權利是沒有意義的，但是，生存權利要獲得有效保障卻似乎很可能要依賴於政治權利。」　　　　安靖如還指出，「生存權」並不僅僅是要存在或活著，意味著更完整意義上的生活：擁有食物、住處、衣物、衛生保健，甚至還包括擁有某些參加政治和文化活動的機會。如果就此而言，在房價畸高、房奴遍地、其他年輕人慾做房奴而不可得的今天，在食品藥品等商品質量危機不斷升級強化的今天，在醫療等公共服務缺失、醫患關係尖銳突出的今天，中國人享有「生存權」的狀態當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