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從烏托邦想像到審美現實
【內容提要】「世界文學」最早由歌德提出，後來經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新闡釋，逐漸打上了文化全球化的烙印。經過100多年的歷史演變和發展，世界文學已經從早先的「烏托邦」想像逐步演變發展成為一種審美現實。世界文學之所以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版本，與翻譯的中介不無關係。正是由於翻譯的干預，一些原本僅具有國別/民族文學特徵的文學作品成了世界文學。判斷一部作品是否屬於世界文學，必須依據以下幾個標準：1.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時代精神；2.其影響是否超越了本國/民族或本民族語言的界限；3.是否收入後來的研究者編選的文學經典選集；4.是否能夠進入大學課堂；5.是否在另一語境下受到批評性的研究。雖然「世界文學」概念的提出有助於中國文學，但中國文學在世界的地位卻十分邊緣。為了早日使中國文學躋身世界文學之林，當前翻譯的主要方嚮應該由外譯中轉向中譯外，這樣才能有效實施中國文化和文學走向世界的戰略。
【關鍵詞】世界文學/烏托邦想像/審美現實/全球化/經典的建構與重構/翻譯
在當前的國際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界，討論世界文學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沿理論話題，特別是隨著文學和文化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對世界文學的關注更加令人矚目。①雖然人們對全球化究竟對世界文學的發展有著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影響仍然意見不一，但我們應當承認，世界文學作為比較文學的最早雛形，正是在全球化涉足經濟、文化和知識生產所產生的直接影響下誕生的。而在今天的全球化語境下，隨著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解體和東方文學的崛起，比較文學發展到最高階段自然進入了世界文學的階段。因此，世界文學已不再是早先的烏托邦想像，而是一種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審美現實。因而，在中文語境下討論世界文學問題，理所當然地要體現中國學者的獨特眼光和主體性建構。②另一方面，由於文化全球化同時帶來了文化上的趨同性和多樣性，因此翻譯的干預確實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正是通過翻譯的中介，世界文學在不同的民族/國家有了不同的版本，從而消解了所謂單一的「世界文學」的神話。此外，世界文學對於文學經典的建構和重構也提供了必要的參照框架。這一點尤其對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者有著深刻的啟迪。
「世界文學」的歷史演變及當代含義
為什麼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世界文學」這一話題不僅為比較文學學者所談論，而且也為不少國別/民族文學研究者所談論？因為人們對這個話題有話可說，而且從事民族/國別文學研究的學者也發現，他們所從事的民族/國別文學研究實際上正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但是對於世界文學在這裡的真實含義究竟是什麼，仍然不斷地引發人們的討論甚至爭論。顯然，根據現有的研究，我們不難推斷，「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這一術語是德國作家和思想家歌德在1827年和青年學子艾克曼談話時，創造出來的一個充滿了「烏托邦」色彩的概念。當時年逾古稀的歌德在讀了一些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非西方文學作品後總結道：「詩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這一點在各個地方的所有時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裡都有所體現……民族文學現在算不了什麼，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現在每一個人都應該發揮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來臨。」[1]他在這裡以「詩」指代文學，指出了文學所具有的共同美學特徵。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歌德當年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藉助於他對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非西方文學的閱讀，今天的中國讀者們也許已經忘記了《好逑傳》、《老生兒》、《花箋記》和《玉嬌梨》這些在中國文學史上並不佔重要地位的作品，但正是這些作品啟發了歌德，使他創造出了具有普世意義的「世界文學」概念。
實際上，在歌德之前，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國別文學就已經通過翻譯開始了交流和溝通。在啟蒙時期的歐洲，甚至出現過一種世界文學的發展方向。[2]這應該是文化全球化的雛形或先聲。但是在當時，呼喚世界文學的出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只是停留於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和推測階段。後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借用了這一術語，用以描述作為全球資本化的一個直接後果的資產階級文學生產的「世界主義特徵」。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了資本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和發展後總結道：「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3]這裡所說的世界文學較之歌德早年的狹窄概念已經大大拓展，實際上專指一種包括所有知識生產的全球性的世界文化。在這裡，具有審美特徵的烏托邦想像已經演變成為一種社會現實。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試圖證明，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和世界市場的擴大，一種世界性的文學或文化知識(生產)已經出現。這就賦予我們以一種開闊的、超越了民族/國別視野的全球視野來考察文學。我們不能僅僅關注單一的民族/國別文學現象，還要將其置於一個更加廣闊的國際視野下來比較和考察。我們今天若從學科的角度來看，世界文學實際上就是比較文學的早期雛形，它在某種程度上就產生自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過程。為了在當前的全球化時代凸顯文學和文化研究的作用，我們自然應當具有一種比較的和國際的眼光來研究文學現象，這樣我們就有可能在文學研究中取得進展。這也許正是我們要把文學研究放在一個廣闊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學語境下的重要意義。
如果說上面提及的這一現象開始時只是一種具有烏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學的話，那麼在今天的全球化語境下，隨著世界文化和世界語言版圖的重新繪製，世界文學已經成為一個我們無法否認和迴避的審美現實：通過翻譯的中介，一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在多個國家和不同的語境下廣為流傳；一些具有雙重甚至多重國籍和身份的作家在跨文化語境下從事寫作，涉及一些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文學研究者自覺地把本國的文學放在世界性的語境下來考察和比較研究，等等。這一切都說明，在今天的語境下重新強調世界文學的建構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但此時的世界文學之內涵和外延已經大大地擴展了，它逐步擯棄了早先的「烏托邦」色彩，帶有了更多的社會現實性和審美意義，並且對我們的文學理論批評和研究有著直接的影響和啟迪。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針對一部作品發問，它究竟只是一部在本民族的語境下有意義，還是能夠躋身世界文學之林的傳世佳作？
我們都知道，在今天的文學研究中，傳統的民族/國別文學的疆界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沒有哪位文學研究者能夠聲稱自己的研究只涉及一種民族/國別文學，而不參照其他的文學或社會文化背景知識，因為跨越民族疆界的各種文化和文學潮流已經打上了區域性或全球性的印記。在這個意義上說，世界文學帶有了「超民族的」(transnational)或「翻譯的」(translational)意義，也就意味著共同的審美特徵和深遠的社會影響。由此看來，世界文學就遠不止是一個固定的現象，而更是一個旅行的概念。在其旅行和流通的過程中，翻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沒有翻譯作為中介，一些文學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學傳統中處於「死亡」或「邊緣化」的狀態。同樣，在世界各地的旅行過程中，一些本來僅具有民族/國別影響的文學作品經過翻譯的中介將產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響，在另一些文化語境中獲得持續的生命或「來世生命」。而另外一些作品也許會在這樣的旅行過程中，由於本身的可譯性不明顯或譯者的誤譯而失去其原有的意義和價值，因為它們不適應特定的文化或文學接受土壤。這就說明，世界文學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語境中有可能呈現出不同的形態。
正如杜威·佛克馬所注意到的，當我們談到世界文學時，我們通常採取兩種不同的態度：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普遍主義。前者強調的是不同的民族文學所具有的平等價值，後者則更為強調其普遍的共同的審美和價值判斷標準，這一點尤其體現於通過翻譯來編輯文學作品選的工作。儘管文選編者們的初衷也許並沒有那麼高，但是他們的成果客觀上卻起到了對以往文學的挑選、篩選甚至經典化的作用。佛克馬從考察歌德和艾克曼的談話入手，注意到歌德所受到的中國文學的啟發，因為歌德在談話中多次參照他所讀過的中國傳奇故事。在收入一本題為《總體文學和比較文學論題》(IssuesinGeneralandComparativeLiterature)文集的一些論文中，佛克馬也在多處論及了世界文學問題，認為這對文學經典的構成和重構有著重要的意義。[4]可以說，他的理論前瞻性已經為今天比較文學界對全球化現象的關注所證實。雖然「世界文學」選集的不同編選者們經常用這一術語來指向一個大致限於歐洲的文學經典的市場，但在最近的30年里卻產生了一種大大擴展了的文學興趣和價值。
例如，戴維·戴姆拉什(DavidDamrosch)的《什麼是世界文學》(WhatIsWorldLiterature，2003)就把世界文學界定為一種文學生產、出版和流通的範疇，而不只是把這一術語用於價值評估的目的。他的另一本近著《如何閱讀世界文學》(HowtoReadWorldLiterature，2009)中，更是通過具體的例證說明，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作品是如何通過翻譯的中介旅行到世界各地進而成為世界文學的。[5]當然，世界文學這一術語也可用來評估文學作品的客觀影響範圍，這在某些方面倒是比較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因此，在佛克馬看來，在討論世界文學時，「往往會出現兩個重要的問題。其一是普遍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之間的困難關係。世界文學的概念預設了人類具有相同的資質和能力這一普遍的概念」[6]。因此，以一種國際公認的標準來評價不同的民族和語言所產生出的文學作品的普世價值，就成了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在內的不少國際重要文學獎項所依循的原則。
但是，正如全球化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與本土實踐的協調，人們對世界文學的理解和把握也不盡相同。在看到文化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時，我們往往只會看到其趨同的傾向而忽視其多樣特徵，而實際上後一種趨向在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已經變得越來越明顯。考察各民族用不同語言寫作的文學也是如此，即使是用同一種語言表達的兩種不同的文學，例如英國文學和加拿大文學，其中的差別也是顯而易見的，因而一些英語文學研究者便在英美文學研究之外又創立了一門國際學科——英語文學研究(internationalEnglishliteraturestudies)，他們關注的重點是那些用「小寫的英語」(english)或不同形式的英語(englishes)寫作的後殖民地文學。這樣，在承認文學具有共同的美學價值的同時，也應當承認各民族/國別文學的相對性，因此，在對待具體作品時，不妨採用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的態度來評價產生自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文學。在我看來，將上述兩種態度結合起來，我們就能得出較為公允的結論：一種世界性的文學正是通過不同的語言來表達的，因此世界文學也應該是一個複數的形式。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有兩種形式的世界文學：作為總體的世界文學(worldliterature)和具體的世界各國的文學(worldliteratures)。前者指評價文學所具有的世界性意義的最高水平的普遍準則，後者則指世界各國文學的不同表現和再現形式，包括翻譯和接受的形式。在此，我首先從理論的視角討論前者。
在討論世界文學是如何通過生產、翻譯和流通而形成時，戴姆拉什提出了一個專註世界、文本和讀者的三重定義：1.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的簡略折射；2.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有所獲的作品；3.世界文學並非一套固定的經典，而是一種閱讀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觸我們的時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種模式。[7]
在他的那本富有深刻理論洞見的著作中，戴姆拉什詳盡地探討了非西方文學作品所具有的世界性意義，他在討論中有時直接引用原文，而在多數情況下則通過譯文來討論，這無疑標誌著西方主流的比較文學學者在東西方文學的比較研究方面所邁出的一大步。既然世界文學是通過不同的語言來表達的，那麼人們就不可能總是通過閱讀原文來熟悉所有這些優秀的作品。因為一個人無論多麼博學，也總不可能學遍世界上所有的語言，他不得不在大多數情況下求助於翻譯。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翻譯在重建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背景中的世界文學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同時又必不可少的角色。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後殖民文學試圖證明，即使在同一種語言之內，例如英語圈內，文學創作也越來越呈現出多樣性特徵，於是國際英語文學研究便應運而生了。這樣，「世界文學」的概念就再也不是確定不變的了，因為它在各國文學的發展史上已經發生了演變。
這裡，我僅從戴姆拉什的定義出發，通過參照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將其作些修正和進一步發揮，以便提出我本人對世界文學概念的理解和重建。在我看來，我們在使用「世界文學」這一術語時，實際上已經至少賦予它以下三重涵義：
1.世界文學是東西方各國優秀文學的經典之匯總；
2.世界文學是我們的文學研究、評價和批評所依據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視角和比較的視野；
3.世界文學是通過不同語言的文學的生產、流通、翻譯以及批評性選擇的一種文學歷史演化。
雖然所有上述三個因素都完全能夠對世界文學的建構和重構作出貢獻，而且也都值得我們作更進一步的深入探討。但是由於我在其他場合已經對翻譯的能動和干預性作用做過詳細討論，③因此本文著重討論另外兩個問題。
什麼是評價世界文學的標準
既然我們並不否認世界文學是一個動態的概念，而且它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語境中可以呈現為不同的形式，那麼評價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屬於世界文學也就應當有不同的標準。一方面，我們主張，任何一部文學作品要想進入世界文學的高雅殿堂，我們對之的衡量標準就應該是共同的，也即這種標準是具有普世意義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考慮到各國/民族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兼顧到世界文學在地理上的分布，也即這種標準之於不同的國別/民族文學時又有其相對性。否則一部世界文學發展史就永遠擺脫不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藩籬。確實，由於文學是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形式，因此對之的評價難免陷入政治和意識形態傾向性的干預。儘管如此，判斷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屬於世界文學，仍然有一個相對客觀公認的標準，也即按照我本人的看法，它必須依循如下幾個原則：(1)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時代精神；(2)它的影響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語言的界限；(3)它是否收入後來的研究者編選的文學經典選集；(4)它是否能夠進入大學課堂成為教科書；(5)它是否在另一語境下受到批評性的討論和研究。在上述五個方面，第一、二和第五個方面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第三和第四個方面則帶有一定的人為性，因而僅具有相對的意義。但若從上述五個方面來綜合考察，我們才能夠比較客觀公正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屬於世界文學。
1.偉大的文學作品必須把握特定的時代精神，並把握時代的脈搏和反映特定的時代風貌。應該說這是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堪稱偉大的作品之重要標準。這一特徵尤其體現在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易卜生、喬伊斯以及中國的曹雪芹、魯迅等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偉大作家的作品中，他們的作品不僅超越了特定的時代和地域，在本民族的語境中廣為人們閱讀和討論，而且還在全世界範圍內廣為人們閱讀和討論。這也正是這些偉大作家的作品經過翻譯的中介能夠旅行到世界各地，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語境下吸引數以千萬計的讀者和研究者的原因所在。當然，偉大的作家不僅能夠把握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時代精神，而且有時還應當具有前瞻性，也即應當具有理想主義的傾向。因此作為代價，他們中的一些人，如上述易卜生、喬伊斯以及曹雪芹，生前並沒有受到同時代人的重視，甚至因與同時代的批評界格格不入而被公然排斥在文學經典之外，然而正是由於他們把握了自己所處的時代精神，並對未來具有前瞻性，因而即使他們去世多年後仍沒有被人們遺忘，他們的作品價值仍然被後來的研究者「重新發現」而躋身世界文學之林。
2.偉大的作品必須超越國別/民族和語言的界限。任何一部文學作品要想成為世界文學，就必須走出國門，為本國/民族以外的更廣大的讀者所誦讀，並且為他們所研究。這樣看來，翻譯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是這種翻譯應該帶有譯者的主體意識和創造性轉化，因而應是一種「能動的」忠實。有時這種能動的作用甚至是干預性的，它使得一部原本在本國/民族已經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及其作品在另一語境下變得更為著名。當然，拙劣的翻譯也會對一部作品在另一語境的流傳起到副作用：一部原本十分出色的作品經過拙劣的翻譯反而在另一語境下黯然失色，這樣的例子在中外文學史上並不鮮見。總之，不經過翻譯僅僅在本國/民族或同一種語言中流傳的作品絕對算不上是世界文學。
3.文學選集的編選對於一部作品的經典化過程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眾所周知，這方面比較有影響的一些世界文學選集包括英語世界的諾頓和朗文等國際出版機構出版的經典性版本，以及更多的出版社出版的國別文學選集。雖然這些文選的主編們的初衷並非是要對文學的經典化作出貢獻，但是他們的編選實踐實際上本身就是一種對眾多文學作品的篩選：一方面，受到這些出版機構邀請編選世界文學選集的學者必定是著名的文學研究者或名牌大學的教授；另一方面，經過篩選的作品至少是具有國際性影響的某個國別/民族文學的上乘之作，而出版社約請著名學者來承擔文選的編選工作本身，就體現了出版機構試圖對文學作品進行經典化的一種嘗試。因此，這些著名的文學選集已經對世界文學經典的形成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至少對進入高等院校的文學專業學生起到了世界文學的啟蒙教育和傳承的作用。
4.如上所說述，世界文學選集的編選工作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為文學專業的學生提供教材或教學參考書。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各大學的文學專業已經越來越重視世界文學的教學，除了英語國家的世界文學選集外，在漢語世界，中國的大學一般都同時在中文系和外語系開設類似的世界文學必修課或選修課，也即用漢語通過翻譯的中介講授世界文學。這對於我們的研究者把中國文學放在一個世界語境下來考察和評價是必須的。根據上面提及的公認的標準，中國的文學研究者也編選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多卷本《外國文學作品選》，從而使得不通外語的學生也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對世界文學的概貌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因此，通過考察不同的語境中所出現的不同版本的世界文學選，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世界文學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尤其是不同的國家的文學研究者對文學經典的選擇自然有自己的獨特標準。但是無論如何，在每一種版本的世界文學選集中，像但丁、莎士比亞、歌德這樣公認的世界文學大師的作品都不會被漏掉，而次於這一級別的二流大師或一些有爭議的作家往往會出現在某一部文選中，但卻會被另一些文選編者所忽視。這就說明了判定世界文學的標準的相對性。
5.任何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會在不同的語境下和不同的批評或研究群體中產生批評性的反響。縱觀國際莎學研究的歷史，我們仍記得幾次大的「倒莎」嘗試，即使到了20世紀也有一些新的批評學派試圖通過貶低莎士比亞來達到解構既定的文學經典之目的。因此很難設想，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的作品竟會受到批評界或學術界的「冷遇」，因為這樣的沉默實際上隱含著批評家和研究者對該作品之價值的根本忽視。即使是引起很大爭議的作品也至少說明了該作品所具有的批評價值和客觀的社會和美學影響。而嚴肅的批評家和學者們對於有著較大影響的文學作品是不會保持沉默的，他們至少會對之作出自己的批評性回應，或使之進入文學研究的視野。由此可見，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一個標準就是看它是否能在另一國別/民族或另一語境受到批評性的研究，因為翻譯的中介只能促使一部作品走出國門進入到另一語境，但若是一部作品在另一語境下僅僅在一般讀者中短時間地流傳而受到批評界的「冷遇」，那麼這部作品也很難成為世界文學。
綜上所述，評判世界文學的標準既有其絕對的普世性標準，同時也因時因地而顯示出其不可避免的相對性。不看到這種二元性，僅僅強調其普世性而忽視其相對性就會走向極端；反之，過分地強調世界文學的相對性而全然忽視其共同的美學原則，也會墮入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泥淖。
世界文學語境下的中國文學及其翻譯
我們接下來要發問的是，中國文學在當今世界究竟處於何種地位？答案是相對邊緣。中國文學中究竟有多少作品已經躋身世界文學之林？答案是過去很少，現在已經開始逐步增多，但與中國文學實際上應有的價值和意義仍很不相稱。那麼我們將採取何種策略有效地使中國文學躋身世界文學之林？這正是筆者目前從事的一個研究課題。
如果我們承認，全球化已經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民族/國別文學的研究，那麼它從另一方面倒是促進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它使得傳統的精英文學研究大大地擴展了研究領域，同時使得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及世界文學相融合。在今天的東西方比較文學界，普遍出現了這樣一種具有悖論意義的現象：一方面，比較文學學科的領地不斷地被其他學科侵佔而日趨萎縮；另一方面，比較文學學科的學者又十分活躍，他們著述甚豐，頻繁地出沒於各種學術會議，但其中大部分人都不在研究文學，或至少不涉及傳統的精英意義的文學，而更多地涉及大眾文化甚至影視傳媒。但他們的文學功底和文學知識卻使他們明顯地高於一般的學者，或者如美國比較文學學者蘇源熙(HaunSaussy)所自豪地聲稱的，「我們的結論已成為其他人的假想」[8]，因為在他看來，比較文學研究在諸多人文學科中扮演的是「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只是他們把文學研究的範圍大大地拓展了，使其進入了文化研究的領地。如果我們仍然過分地強調早已過時的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的原則而拘泥於文學形式分析的話，我們就很可能忽視文學現象的文化意義。也就是說，我們完全有可能將文學研究放在一個廣闊的文化研究的語境下來考察，這樣我們就能超越文學自身，達到使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對話和互補的境地。
辯證地說，全球化給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研究帶來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它使得文化和知識生產更接近於市場經濟機制的制約而非過去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管束；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精英文化生產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加大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鴻溝。在當今時代，形式主義取向的文學理論已經為更加包容的文化理論所取代。任何一種產生自西方語境的理論要想成為普世性的或具有世界性影響的理論，那就必須要能夠被用於解釋非西方的文學和文化現象。同樣，任何一種產生自非西方語境的理論要想從邊緣走向中心進而產生世界性的影響，那就不得不首先被西方學界「發現」並翻譯到英語世界。中國的文學翻譯目前也處於這樣一種狀況。
在過去的100年里，在西方文化和文學思潮的影響下，中國文學一直通過翻譯的中介向現代性認同進而走向世界。但是這種「走向世界」的動機多少是一廂情願的，其進程也是單向度的：中國文學儘可能地去迎合(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潮流，彷彿西方有什麼，我們中國就一定要有什麼。久而久之，在那些本來對中國文學情有獨鐘的西方漢學家看來，中國現當代文學並不值得研究，因為它過於「西化」了，值得研究的只是19世紀末以前的中國古典文學。因此，在中國的保守知識分子看來，這種朝向世界的開放性和現代性不啻是一種將中國文化和文學殖民化的歷史過程。在這方面，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的現代性進程，破壞了習來已久的民族主義機制。對於許多人來說，在這種「殖民化」的過程中，中國的語言也大大地被「歐化」或「西化」了。但在我看來，這無疑是不同於西方的另一種形式的現代性——中國的現代性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和理論思潮被翻譯到了中國，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作家的創造性想像。中國現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距離變得越來越近了。甚至魯迅這位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先驅，在談到自己的創作所受到的外來影響時，也絕口不提傳統中國文化對他的影響，而是十分坦率地承認，他的創作靈感主要來源於先前所讀過的「百來部外國小說」以及一些「醫學知識」[9]。
我們知道，魯迅有著深厚的中國文化功底和文學造詣，但他仍然試圖否定他的創作所受到的傳統文化和文學的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他試圖推進中國文學和文化現代化的強有力動機。實際上，對於魯迅這位兼通中西的大文豪，主張全盤「西化」只是一種文化和知識策略。眾所周知，他本來是想學醫的，試圖通過醫學來救國，但後來卻改學文學，因為他知道，文學也可以通過喚起民眾反抗吃人的封建社會而達到救國的目的。當然，魯迅決不想全然破壞傳統的中國民族主義精神，他試圖弘揚一種超越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從而在一個廣闊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學的大語境下，重建一種新的中國民族和文化認同。
另一些五四作家，如胡適和郭沫若等，也通過翻譯大量西方文學作品強有力地解構了傳統的中國文學話語。經過這種大面積的文化翻譯，中國現代文學更為接近世界文學的主流，同時，也出現了一種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它既不同於中國古典文學，也迥異於現代西方文學，因而它同時可以與這二者進行對話。在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時，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翻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這種形式的翻譯已經不再是那種傳統的語言學意義上的語言文字之間的轉換，而更是通過語言作為媒介的文化上的變革。正是通過這種大面積的文化翻譯，一種新的文學才得以誕生並有助於建構一種新的超民族主義。應該說，這只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一步，但它卻不是我們最終的目標。
另一方面，世界文學始終處於一種旅行的狀態中，在這一過程中，某個特定的民族/國別文學作品具有了持續的生命和來世生命。這一點尤其體現於中國近現代對西方和俄蘇文學的大面積翻譯。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的語境下，我們也有我們自己對世界文學篇目的主觀的、能動的選擇。④當然，我們的判斷和選擇曾一度主要依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一些西方作家的評價，現在看來，對於西方20世紀以前的經典作家，這樣的判斷基本上是準確的。但是對於20世紀的現代主義和其後的後現代主義作家作品的選擇，則主要依賴我們自己的判斷，同時也參照他們在西方文學研究界實際上所處的客觀地位，以及他們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正是這種對所要翻譯的篇目的能動的主觀選擇才使得世界文學在中國不同於其在西方和俄蘇的情形。這也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就在五四時代，一批中國作家曾受到無政府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影響，其中的一些人，例如
顯然，如果我們從今天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五四運動帶來的積極的和消極的後果，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把西方各種文化理論思潮引進中國的同時，五四作家和知識分子忽視了文化翻譯的另外一極：即將中國文化和文學介紹給外部世界。同樣，在砸爛孔家店的同時，他們也把傳統的儒學的一些積極的東西破壞了，這便預示了中國當代出現的「信仰的危機」。⑤對此我們確實應該深刻地檢討五四運動之於今天的意義。在中國語境下的文化全球化實踐絕非要使中國文化殖民化，其目的倒是恰恰相反，要為中國文化和文學在全世界的傳播推波助瀾。因此在這一方面，弘揚一種超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精神倒是符合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研究者將中國文化推介到國外的目的。因為正是在這樣一種世界主義的大氛圍下，世界文學才再度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⑥但人們也許會提出另一個問題：在把中國文學和文化推介到國外時，翻譯將扮演何種角色？
確實，不管我們從事文學研究還是文化研究，我們都離不開語言的中介。但是在形成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過程中，翻譯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體現在文化上、政治上和實用主義的目標上，而非僅僅是語言和形式的層面上。因此中國現代語境下翻譯所承擔的政治和文化重負大大多於文學本身的任務。毫無疑問，全球化對文化的影響尤其體現於對世界語言體系的重新繪圖。在這方面，英語和漢語作為當今世界的兩大語言，最為受益於文化全球化的進程。眾所周知，由於美國的綜合國力的強大和大英帝國長久以來形成的殖民傳統，英語在全世界的普及和所處的強勢地位仍是不可動搖的，它在全世界諸種主要語言序列中仍名列第一。那麼人們不禁要問，全球化給漢語這一僅次於英語的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帶來何種後果呢？我們已經注意到，漢語也經歷了一種運動：從一種民族/國別語言(主要為中國大陸和港台人所用)變成一種區域性語言(同時也為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的華人所用)，最終成為一種主要的世界性語言(甚至在北美和歐洲的華人社區廣為人們所用)。漢語目前在全世界的普及和推廣無疑改變了既定的世界文化格局和世界語言體系的版圖。⑦而中國學者對中國現代性的建構同樣也消解了帶有西方中心主義印記的「單一現代性」的神話，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他種現代性」(alternativemodernityormodernities)的形成奠定了基礎。⑧因此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更是導致了民族—國家的疆界以及語言文化的疆界變得愈益模糊，從而為一種新的世界語言體系和世界文學經典的建構鋪平了道路。在這方面，中國學者應該做出自己的獨特貢獻。
注釋：
①這方面尤其應參閱國際權威刊物《新文學史》(NewLiteraryHistory)第39卷(2008)第3期的主題專輯，題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史」(LiteraryHistoryintheGlobalAge)，其中不少論文都在討論世界文學問題。
②由上海交通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共同擬於2010年在上海舉辦的第五屆中美比較文學雙邊討論會的主題尤其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比較文學：走向世界文學的重新建構」(ComparativeLiterature:Towarda(Re)ConstructionofWorldLiterature)這一主題本身的重要性，更在於這一構想以及所有的分主題都是中國學者提出的。這說明至少中國的文學研究者已經在國際學術界掌握了相當的話語權和主導權。
③參閱我的兩篇中英文論文：《「世界文學」與翻譯》，載《文藝研究》，2009年第3期；以及"WorldLiteratureandtheDynamicFunctionofTranslation",ModernLanguageQuarterly,Vol.71,No.1(2010):1-14。
④關於中國的文學翻譯實踐的適用主義目的，參見SunYifeng,"OpeningtheCulturalMind:TranslationandtheModernChineseLiteraryCanon,"ModernLanguageQuarterly,Vol.69,No.1(March2008):13-27。
⑤關於全球化語境下儒學的重建，參閱拙作《「全球本土化」語境下的後現代性、後殖民性與新儒學重建》，《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第68-77頁。
⑥尤其應該指出的是，由於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領銜作用，世界文學的教學也進入了一些西方大學的課堂，儘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翻譯的中介。
⑦杜維明最近在一次學術會議發言中對他早先所鼓吹的「文化中國」的範圍又作了新的擴大和調整，他認為有三種力量：(1)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的華人；(2)流散海外的華裔僑胞；(3)研究中國文化的外國人。我這裡不妨先提出一個「漢語中國」的概念，詳細的討論將在另外的場合展開。
⑧關於「單一現代性」的解構和「他種現代性」的建構，參閱英文拙著：TranslatedModernities:LiteraryandCulturalPerspectivesonGlobalizationandChina,OttawaandNewYork:LegasPublishing,2010。
【參考文獻】
[1][7]DavidDamrosch.WhatIsWorldLiterature.PrincetonandOxford: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3:1、281.
[2][6]Cf.DouweFokkema.WorldLiterature.EncyclopediaofGlobalization.RolandRobertsonandJanAartScholte.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2007:1290、1291.
[3]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30.
[4]Cf.DouweFokkema.IssuesinGeneralandComparativeLiterature.Calcutta.especiallyinsucharticlesas"CulturalRelativismReconsidered:ComparativeLiteratureandInterculturalRelations"(1-23)and"TheConceptofCodeintheStudyofLiterature"(118-136),1987.
[5]Cf.DavidDamrosch.HowtoReadWorldLiterature,
[8]HuanSaussy.ComparativeLiteratureinanAgeofGlobalization,ChapterOne,"ExquisiteCadeversStitchedfromFreshNightmares:OfMemes,Hives,andSelfishGenes".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6:3.
[9]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512.
【作者簡介】王寧，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致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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