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團和氣的文學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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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吉祥　　當自己的作品終於被評論家指出問題的時候,作家閻連科並沒有不滿,反而眼前一亮。只是南京大學教授丁帆對閻連科作品的批評,僅僅在一句「閻連科的寫作變得更為浮躁」後便戛然而止,這種點到即止的批評在閻連科看來多少有點「不過癮」。　　這已經不是閻連科第一次對當下的文學批評表達不滿,他總覺得現在的文學批評與創作存在一層隔膜,並不時流露出對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批評黃金時期的懷念。循著閻連科的追問,本報記者梳理了一些書籍、文章,呈現關於文學批評的思考。一團和氣的批評讓文壇失去生氣　　身為作家,閻連科非常看重文學批評的作用。按照他的觀點,文學的組成包括作家、批評家和讀者,三者缺一不可,「文學批評在一定程度上不僅會推動文學的發展,而且會矯正文學的發展」。　　在一次接受媒體訪問時,閻連科解釋了批評家對作家的重要性:「批評家首先可以幫助作家讀很多書。其次,作家的理性永遠沒有批評家更清楚。第三,與作家比起來,批評家更具比較性,他們為你的作品找到位置,縱向上在中國文學史上處於什麼位置,橫向上跟國外文學比較又處於什麼位置。」　　遺憾的是,現實常常讓這位作家感到不滿。閻連科直言,現在很難看到那種非常熱烈的、不同角色你來我往的交鋒。一團和氣的文學批評氛圍下,文壇自然少了生氣。雖然問世的文學批評文章不可謂不多,但大浪淘沙後,能夠真正指出問題的文學批評文章少之又少。　　今年6月,作家王安憶在復旦大學出席「新世紀文學理論座談會」時,也表達了對文學批評現狀的不滿:「今天的文學批評使我感到恐懼,對所有的批評我都是不看的。」在王安憶看來,如今的文學批評家非常強勢,眾生喧嘩之下是鋪天蓋地的文章,一些作家的作品被「蠻橫」曲解。　　去年初,批評家汪政、曉華的文學評論集《我們如何抵達現場》出版,這本書被認為是當下文學批評的新成果,《文藝報》刊發了書評人韓松剛的書評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韓松剛指出,現在的文學批評有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對文學本身的關注,特別是對於文學作品的解讀和分析越來越少。在文學批評家的眼裡,作家彷彿已經「黔驢技窮」,而文學也到了「日暮途窮」的地步,似乎已經沒有值得去關注的價值和意義。　　閻連科也有相似的困惑,在他的觀察里,現在的創作與文學批評之間存在一些隔膜,批評更習慣于歸類總結,而對文本作品的批評太少。這就難免導致批評流於簡單的歸納而缺乏精確的分析,「中國當代有一批極具前瞻性和獨創性的作家,但是,卻缺少具有前瞻性眼光和獨創性分析的文學批評」。　　在一些文學評論家看來,如今的文學評論難度也在加大。文學評論家雷達就曾指出,在今天做一個文學評論家比任何一個時代都要難。雷達解釋說,今天的批評家不僅要面對傳統文化和新興文化,還要面對一個完全開放的、陌生的、廣闊的世界文化,在應對現實世界的紛繁複雜的同時,還要面對網路世界的紛擾,這就導致今天的批評家要解決的思想問題比過去的批評家多得多。寬鬆的社會環境曾造就了文學批評的黃金期　　文學評論家李建軍在其著作《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一書中指出,中國之所以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家,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們缺乏有利於批評家正常成長和發展的環境。「我們生活在一個敵視批評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里。」李建軍在書中說,多數人信奉的生存哲學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那麼,凡事必然都是可以妥協的。這種思想如果主導了批評界,尖銳的批評和坦率的質疑的生存空間自然越來越小,甚至會被認為是「舞著狼牙棒」的「攪局」,是別有所圖的「人身攻擊」。　　有感於文學批評的「一團和氣」,閻連科承認,文學和文學批評已經過了所謂的黃金期。很多作家和批評家在講話中,經常會流露出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追憶。如閻連科所說,那是一個文學的黃金時期,文學批評同樣如此,「那個時代,文學批評幫助了文學,而文學也帶動了文學批評,相輔相成」。這很像著名學者陳思和描述的創作和批評的理想境界:「相互較勁,相互成長。」　　幾年前,學者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出版後,曾在社會上引發了一股回顧和反思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熱潮。在這本書中,查建英的訪談對象包括阿城、北島、陳丹青、甘陽、田壯壯等那個年代引領潮流的風雲人物,訪談進行得較為深入,展現了那一時期的獨特氣質和氛圍。《八十年代訪談錄》是對那個充滿理想氣質和批判精神年代的追憶與致敬,如查建英所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遠非一場以北京為中心、以知識精英為骨幹的『文化熱』所能涵括」。　　1985年前後,劉再復提出了「文學主體論」與「性格組合論」等觀念,他的著作《性格組合論》問世後,迅速成為暢銷全國的書籍。彼時的中國,剛剛經歷了「文革」十年浩劫的創傷,文學的政治色彩弱化,更強調人文關懷；同時得益於改革開放後的國門大開,對西方人文社科類書籍的引介力度加大。文學評論家王堯在受訪時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具有某種過渡性質,它告別的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過去,恢復的是「五四」新文學傳統,也開始重新與西方文學對話。　　上世紀八十年代寬鬆的社會氛圍,也為文學創作和批評提供了一個復甦的土壤,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就回憶說,當時的社會上洋溢著啟蒙和人本主義的氣息。王安憶更為懷念的是,當時寫作與批評同時發聲,雙方保持和諧、平衡的關係,評論界不像現在這般來勢洶洶。　　文學評論家許子東講過一個關於莫言的故事。《透明的紅蘿蔔》問世後,1985年,一眾作家、評論家為當時尚名不見經傳的莫言開作品研討會。「妙的是大家都說《透明的紅蘿蔔》好,但是每個人都不明白講的是什麼。」　　在這種氛圍下,韓少功、王安憶、莫言等一批青年作家橫空出世。文學批評應恢復精神的鋒芒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商品化浪潮下,「人文精神危機」陸續顯現,當時社會上比較流行的說法是「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如媒體評論指出的那樣,一些知識分子和學者的文學理論實踐,已經從人文精神中退場,在商品經濟和資本的衝擊下,不再承擔社會良知守望者的職責。　　1993年,一批知識分子曾發起了「人文精神大討論」,儘管曾引起不小的轟動,但人文精神的缺失在今天依然普遍存在。　　這種風氣也直接影響了此後的文學批評。閻連科說,隨著商品社會的到來,文學和文學批評都出現了問題,「它們之間越來越分離,甚至已經各成一家」。　　文藝批評家謝有順曾專門就文學批評的衰落撰文。在他看來,現在重提一些業已失去的批評品質非常重要,它可以防禦批評家落入新一輪的精神腐敗之中,「就當下的批評現狀而言,批評家現在最需要恢復的品質是批判性,即精神的鋒芒」。然而,讓謝有順失望的是,這些批評品質並沒有得到普及,相反,會議發言式的、不負責任的吹捧文字卻越來越多。　　李建軍在《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一書中提到過一個故事:在一個嚴肅的場合,一位批評家用誇張的語言評價一部被炒得熱火朝天的小說。不過,這本書在李建軍看來完全達不到這個水平,「批評家的評價竟然如此出格,如此離譜」。　　在這本書中,李建軍語氣不無激烈地說,如今文學批評幾乎成了謊言和欺騙的代名詞,作家和批評家為了最大限度獲得利益,心照不宣地利用傳媒進行文化欺詐。一些批評家將粗糙的作品表揚成《紅樓夢》,這種行為在李建軍看來,與「睜著眼睛說瞎話」無異。　　《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闡述了李建軍期待中「真正的批評」:它應該是充滿辯論色彩的爭論,可以直率、尖銳、激烈,但不能淪為惡意的攻擊,用事實和作品本身說話,言必有據,不發空論。「從功能和作用上看看,文學批評應積極地影響讀者的閱讀和作者的寫作……批評會潛在影響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氣和精神氣候。」　　文化批評者凌越則認為,中國的當代文學批評還有兩個特別的困境,一個是如今的出版呈爆炸性增長,從龐大的文學垃圾堆中篩選出幾粒小小的珍珠殊非易事；另一個困境是中國當代文學整體水準不夠高,「既造就不了自己的文學大師,當然也就難以餵養出一流的批評大家。一流的文學家和一流的批評家往往是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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