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關於生與死的話題（全）

一、一個專制而思想萎頓的時代　　關於這個話題，先做一個歸納總結的話，就是在司馬遷和漢武帝之間爆發了一場真正的鬥爭。一方面，是擁有全部權力、作威作福的，也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少見的具有大智慧、大魄力的一個君主或者說一個暴君；另一方面，是一位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崇高的人格、對人的珍貴有非常深切的理解和渴望的一個普通的文士。在專制的權力面前，一個思想者，一個尊貴的人，他可以做什麼？能夠做什麼？這是司馬遷給我們做出的一種榜樣和一種啟發。　　武帝是中國歷史上了不起的帝王，這是毫無疑問的。中國原來並不是一個大一統的體制，這種大一統的體制從秦始皇開始建設，但是秦很快就崩潰了。歷史當中積蓄的那種衝突力量，在秦始皇時代不能夠平靜下來，所以這種建立大一統帝國的努力，不可能在一代人中完成。所以到漢王朝建立以後，它還是封建制和君憲制的一種扭合。一直到武帝時，中國的大一統王朝才真正建立，集權制度才真正得以實現。　　《史記·汲黯傳》里說到武帝這個人，是「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說他表面上講究仁義，可是內心是一個「多欲」的人。武帝時代的高級官員出身都是很低的，因此官僚階層沒有跟皇權相抗衡的力量，原來的分封制——諸侯分封制、同姓王分封制，經過文景時代也被一步步地削弱了，也就是說整個國家的權力集中到一個人手裡。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個人意志的膨脹和一種瘋狂。武帝在他的統治時期所做的事情，如果說得簡短一點的話，就是耗盡天下的財力來滿足自己的權力意志和享樂慾望。同時又表現出一種很兇暴的個性，沒有一年不殺大臣。歸結起來，這是一個意志強烈、權力強大、個性非常桀驁而且性格相當殘暴的君主。　　實際上，中國的歷史從武帝時代就發生了大變化。我舉兩篇文章為例來作一點點說明。漢代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東方朔的《答客難》。戰國時候蘇秦、張儀都憑藉自己的才能輔佐帝王，身居卿相之位，做下了不朽的事業。當今據大家認為，東方朔「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好學樂道」，「智能海內無雙」，為什麼到現在只不過是一個侍郎？東方朔「喟然長息，仰而應之」，說：「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那麼這種專制權力的膨大會導致什麼呢？導致人才的凋零、思想的萎頓，同時也導致士大夫人格的懦化。　　另外一個材料是蘇東坡的弟弟蘇轍的文章《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裡面所說的。「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但是「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這就是蘇轍所認識到的武帝的歷史功績、歷史貢獻。　　從史實分析來說，一方面我們看到武帝是一個了不起的帝王，但是另外一方面，武帝在歷史上所造成的這種破壞、這種思想和學術的萎縮帶來的後果是嚴重的。　　如果我們從中國歷史的源頭說起的話，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社會狀態相當混亂的時代，但是從思想的創造來說，它是一個極其富於創造性的時代。進入秦漢，秦雖然有鉗制思想的意圖和政策，但是畢竟沒有達成這個目標。歷史的活力仍然在涌動，所以在秦漢之際那個時代，社會處於一種非常動蕩的狀態中，人們的思想、情感還是很強烈、很活躍的。讀《史記》里描述秦漢之際的歷史，會覺得那就像一部英雄史詩。那麼多人擠在歷史舞台的出口處，每個人都希望登上這個舞台淋漓盡致地表演一番——張良在博浪沙拿個大鐵鎚去砸秦始皇的車子，沒砸成，遇到一個老頭兒黃石公，得了一本書，半夜裡偷偷地不斷地讀，讀得天下之道、治天下之道。始皇東巡的時候，跑到沛下，劉邦嘆息說「大丈夫不當如是也」。跑到會稽，項羽又說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陳勝在種地，腰酸背疼了，抬起來捶捶腰，說了一句，「苟富貴，勿相忘」。讀秦漢歷史的時候，就會發現那麼多的人那麼熱烈地渴望著在歷史上表現自己、造就自己。歷史的這樣一個涌流儘管不斷受到阻遏，但是一直以一種力量來表達著自己。　　但到了漢武帝時，落下了閘門。士大夫們黯然失色，他們的意志再也不能夠得到表達，他們的思想再不能夠得到陳述，他們的人格蒙上了灰塵。這就是蘇轍所說的，整整一百多年，沒有值得稱道的人物了。二、一次壯麗的生死抉擇　　但是在這個閘門落下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司馬遷和漢武帝之間的一場歷史的決鬥，一個沐浴著中國歷史光輝、秉承著中國先賢的智慧、把自己的人格看得無比高傲的司馬遷站在那裡。你可以說他是弱的，他無權無勢，手無寸鐵；你也可以說他是強的，他決不在強權面前低頭，試圖以自己的思想、智慧和人格讓後人知道誰才是強者。我把它稱為一場歷史的決鬥。　　那麼這場衝突是從什麼時候起來，又是怎樣展開的呢？首先是李陵事件。漢武帝有一個非常奇特的愛好，喜歡用自己的家屬做大將。武帝寵愛過李夫人，他們是音樂世家，她的哥哥李廣利被武帝用作大將軍。李廣有「飛將軍」的聲名，李家留下了一個孫子——李陵。當武帝又一次打算髮起對匈奴的大規模戰爭時，他用李廣利作主帥，讓李陵去給李廣利當前鋒。李陵不願意蒙受這種恥辱，於是就主動向武帝提出，「我願意另分一道兵，兩支軍隊同時出兵，分散匈奴的兵力」。武帝於是把五千老弱兵給了他。由於李廣利行動遲緩，結果李陵遇上了匈奴的主力。這次戰爭的對比是以十萬左右對五千，而且這個五千不是漢朝的精兵。所以李陵一路打，一路退，真的是彈盡糧絕。實際上李陵已經退到離長城不足一百公里的地方，退得很近了，仍然沒有人接應。結果李陵只能解散了軍隊，他被俘虜了。　　當時武帝最希望的是什麼呢？希望李陵兵敗自殺。這樣就可以為皇上的威望增添一層光輝，同時也就造就了一個可以宣傳的先鋒模範。但是李陵沒有死。按照後來李陵跟蘇武的交談，李陵說他是想留著這條命，將來有所作為。　　我們不管李陵的這句話是為自己辯護，還是真的有這個想法，但是我們讀西方的戰爭史，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對俘虜的尊重。對俘虜的尊重是因為他作為軍人已經完成了他的責任，這樣的人是值得尊重的。李陵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武帝極其氣憤。李陵後來被滅族。　　李陵沒有死的消息傳到朝廷來的時候，所有的大臣都一致地攻擊、誹謗、辱罵李陵，試圖逃避自己的責任，減輕自己的罪過，減少自己的危險，迎合帝王的心情。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場面？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無恥、什麼樣的懦弱？　　司馬遷出來說話了。按照司馬遷在《報任安書》里的描述，他跟李陵沒有任何私交——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從私人交情上，他沒有說話的義務和責任；從職位上來說，他是一個太史令，主要任務是掌管天文曆法和朝廷檔案文獻，對國家的戰爭和行政都不負有責任。於公於私，他都不具有為李陵辯護的責任，但此刻他站出來辯護了，因為朝廷上瀰漫著一種無恥的氣氛，一個有潔癖的人在這種空氣當中感受到呼吸困難。　　司馬遷為李陵作了辯護，必然會牽涉到李廣利。李陵與匈奴大兵相遇的原因是李廣利出兵遲緩。這就引起武帝的大怒。當所有人都倒伏在武帝的威權面前，以一種無恥的可憐的嘴臉逢迎皇帝的時候，竟然有人敢說相反的話，並且隱含著對皇帝用人不當的影射，這就使武帝龍顏大怒。之後是什麼呢？就是專制帝王的權力，其結果大家是知道的——遭腐刑。　　這個時候司馬遷面臨著一個問題：是接受這種恥辱的刑罰，還是不接受？接受的話，實際上，至少你現在認可了皇上的威嚴和他加給你的恥辱，你將承受這個恥辱並且在這種恥辱中生存下去。司馬遷也可以不接受，他可以死。一旦他不接受這種恥辱的刑罰，選擇死亡作為一種對抗，結果是什麼呢？這就是在《報任安書》里說到的，司馬遷面對生與死的選擇時，他講到：「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這層意思牽涉到司馬遷的人生態度，他說他寫《史記》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讓那些「倜儻非常之人」留下聲名、功績、形象供後人讚賞。司馬遷顯然毫無疑問地認為自己是「倜儻非常之人」，一個卓越的人像螞蟻一樣死去，他是不願意接受的。這是司馬遷在這個時候不能選擇死亡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大家並不認為我的死是一種光榮的死亡，是為了什麼氣節、意志、崇高的目的而死，以為只是犯了極大的罪惡同時又無比愚蠢，不能夠逃脫，所以只能夠死。這個時候司馬遷想到，他的這種死構成了對自己存在的全部抹殺，同時也構成了對自己人格的抹殺。他成就了暴君的意願。面對一個暴君的強權，選擇死也是對他的一種認可、一種屈服，因為這個時候你沒有任何力量跟他戰鬥。所以司馬遷選擇不死。　　不死，司馬遷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那比死亡更沉重，這種屈辱的生存比死亡更沉重。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里有這樣的描寫，說的是他受刑之後，「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這種心理描寫那麼深切，所以千年之後讀這樣的句子時，還不能不感受到內心的一種衝動。　　《史記》當中有大量的筆墨寫死亡，寫英雄因不屈而自殺。《項羽本紀》最後寫項羽的死，用了很大的篇幅。其實以司馬遷《史記》的規模來看，可以非常簡單地交代過去。項羽到了烏江邊上，烏江亭長願意把他渡到江東，就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但項羽說：「我回到江東去，即使江東父老可憐我，還擁戴我做王，我還有什麼臉去見他們呢？」他把自己的馬交給亭長，回過身來，等待追擊的漢軍。漢軍的前鋒到達後，首先沖在前面的是呂馬童——原來是項羽的部下。項羽笑起來，說：「汝非吾故人乎？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汝德。」於是拿刀自殺。一群人撲上來，把項羽的屍體分成了五塊，所以這個萬戶侯最後是分封了五個兩千戶侯。這就是英雄的失敗和懦夫的勝利。　　司馬遷就喜歡描寫這樣的場面，喜歡描寫英雄的壯烈的死亡和懦夫的恥辱的生。屈原披髮徜徉、抱石投江而死，李廣不願意以百戰之身受辱於刀筆吏而橫刀自殺，荊軻出發的時候悲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我們不斷地讀到這樣的場面，這是《史記》當中極其壯烈的場面，也是極其富有詩歌色彩的場面。魯迅先生稱《史記》為「無韻之離騷」，就是指這種感情色彩而言的。這種感情色彩在描寫英雄壯烈的死亡的時候顯得特別突出。你能感受到這是什麼嗎？這是在紙上寫出對死亡的一種體驗，一次又一次地拿筆殺自己，在這裡得到一種對靈魂的自我拯救，並且以此培養出一種堅忍。三、一場光榮的宣戰　　司馬遷下獄之後，武帝給了司馬遷一個很重要的職務——中書令，即皇帝秘書長。根據班固的《司馬遷傳》，這時候司馬遷任的是尊顯之職，但是這決不能補償和清除司馬遷內心的悲哀和恥辱感。當《史記》寫完之後，司馬遷有了一個對自己的決算，也是一個他跟武帝之間的決算，那就是他寫下了那封流傳千古的不朽名篇——《報任安書》。　　任安遇到漢武帝時最大的事件就是漢武帝的兒子——太子劉據殺死漢武帝的使者江充，就是「巫蠱之變」。漢武帝的親信江充指責太子有巫蠱之事。於是漢武帝就派遣江充作為特命官員去治理巫蠱事件。太子實在忍受不了江充，所以把江充給殺了，無路可走，自殺了。這是一件大事。當時任安作為北軍的代表，收到太子的咐命並接受了，然後關起了城門。這是一個很含糊的做法，因為一個官員投入到父子之爭當中是很不理智的，他想含糊一下。結果在武帝處理這個案件的時候，像任安這樣接受過太子咐命的人都被抓起來了，大批地被殺死，殺了幾萬人。任安被判處死刑，當然是要等到秋天執行的，所謂天人感應。　　《報任安書》是一封很特殊的書信。皇帝的秘書長，就相當於現在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的職務，寫信給誰呢？給前北軍護軍使者——軍隊的最高掌權人之一。信是送到監獄裡去的，監獄是直接對皇帝負責的。你說這信首先是誰看到的？毫無疑問首先是漢武帝看到的。不經漢武帝看過，誰有膽子把這信送過去？所以《報任安書》的特殊就是它的背景，不把司馬遷隱藏的內心搞清楚，讀著就會很奇怪。　　這個時候，他不去安慰人家，也不去解釋，卻長篇地說自己往年怎樣為了李陵事件蒙禍；說自己蒙禍以後，內心是怎麼痛苦；說自己當時為什麼不死，為什麼忍受痛苦而活到現在；說自己如今已經寫出了《史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該放的已經放好了，該交託的都交託好了。有這樣說話的嗎？　　這點的背後，我認為司馬遷是想表達：「你快要死了，我也快要死了。死亡是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所以我要把我自己跟你說說清楚。要知道生死沒有這麼重，人到了不得不死的時候，就得面對死。」唯一的解釋是在這個地方，否則就沒有辦法理解他跟老朋友去說這種話，讓任安理解自己，同時這些話也全都是對漢武帝說的。　　所以我們在《報任安書》中里讀到一種蒙受恥辱以後他內心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人可以遭受的恥辱有種種，他為什麼從頭說過來？他要說：在人所蒙受的恥辱當中，我蒙受的是最大的、最下的、不能忍受的恥辱。他要告訴世人的是這句話。只有讀懂這句話，才能夠讀懂司馬遷為什麼生，為什麼活，為什麼一定要把《史記》寫完。《史記》就他自己來說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一個讀書人、一個知識者最大的抱負。　　司馬遷的《史記》常常被我們理解為一部通史，實際上它不是一部通史，它是司馬遷所知道的人類史。把司馬遷把所知道的人類世界的文化和歷史事件全都寫進去了。它起於黃帝，終於今上本紀——當今的皇上。它貫穿了所有的時間，並且貫穿了所有的空間，有《西南夷列傳》、《匈奴列傳》、《朝鮮列傳》，有中國周邊地區的人類的活動。它實際上是中國第一部一個人獨立完成的著作——以前的著作不是一個人獨立完成的，諸子書是一個流派的著作，不是一個人的著作——是一部宏大的著作，並且包容著如此豐富的信息，包容著如此廣大的人類活動的知識。它足以使司馬遷驕傲地站在這片土地上。司馬遷知道自己將是不朽的。這個不朽將會到什麼時候呢？也許將來國家會消亡，也許將來會沒有中國，因為國家會融通、消失，但是《史記》將永遠在。　　這個時候，司馬遷說：「死亡對我來說是一件不足道的事情。」「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這是一個宣戰，是憑藉思想、智慧和意志對強權的宣戰，以自己的歷史不朽所作出的宣戰。人能夠做出這樣的宣戰是光榮的，是無愧於他的生命的。天地生人不易，每一個人生在世上都是不易的，人是莊重的。這就是司馬遷想拿他自己告訴我們的道理。人們之所以追懷司馬遷，不僅是因為千古不朽的《史記》，也因為他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會被厚顏無恥的謊言淹沒，但權利未見得無所不能，正義也未見得一無所成。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