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與明德精神
但凡儒家的經典,無有出「四書」而外者。所謂「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合稱。南宋朱熹注釋《論語》,又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兩篇,分章斷句,加以詳註,配以《孟子》,題曰《四書章句集注》,「四書」之名由此而來。在朱熹之後,學者多以「四書」作為學習的入門書。元朝皇慶二年(即公元1313年)元仁宗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下達考試課目,規定必須在「四書」內出題,考生髮揮題意必須以朱熹的《集注》為根據。明清兩朝沿襲不改,由是,「四書」便成為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必讀書目。
《大學》一書原本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傳為孔子弟子曾參所作。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大學》《中庸》兩篇,至北宋程頤程顥兄弟的鼓吹,說「《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至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學》《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並列。按照朱熹和程頤的看法,《大學》是孔子及其門徒留下來的遺書,是儒學的入門讀物。所以,朱熹把它列為「四書」之首。
那麼什麼是「大學」呢?按照《大學》的本文,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熹說「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者是並列的綱領,而後邊所謂修齊治平云云,是實現綱領所需的條目,「三綱領八條目」之名而始來。然而王陽明不以為然,他認為這三個意見乃是構成其大學之道的整個體系,而從內容上看又是上下一貫,實在不能並列成為三個綱領的。如果並不觸犯了大眾專家學者的意見,我到認為王陽明的意見是全勝的。把自己光輝的品德澄明在先,然後親近民眾(從王陽明「親民」解,而不以朱熹「新民」解)使他們普化,得到提升(從這個意義上說王陽明的「親民」又未必不是朱熹的「新民」)。最後把整個社會達到一個臻善的境界,這就是所謂的「大學之道」。
實現大學之道的首要任務,在「明明德」。關於「明德」,《尚書》中曾經兩次提到,一次是在《康誥》(「克明德」);一次是在《帝典》(「克明峻德」)。所謂克明峻德者,克是能夠,明是彰顯,峻是高尚,德是德行。這四個字就是告訴我們要把美好的德行顯現並且鋪張開去、孔子有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大學》的八條目里以修身分界點,下止於身,上至於天下。其實按照儒家的標準,一個優秀的人才並不止於修身的,即便修身也不過是為了今後的治齊的日子做準備,是希望靠自身的德行與魅力征服與感染別人。著就是所謂「明德」,是一種廣博、仁愛的精神理念。
其實「明德」的精神非特儒家所獨有。佛家觀音菩薩號稱「大慈大悲」、「普度眾生」,佛祖也曾經割肉喂鷹,這就是他們的一種博愛,那才真叫「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是仁義的真性情也——佛家講迴向,先超逸於紅塵,再回到紅塵來普度,讓世人都可以擺脫煩惱。
我時常覺得即便是學生也應該有一種迴向,這就在於承擔責任。其實學生學習也就是為了有足夠的能力承擔應該屬於我們的責任。朱光潛先生說:「人要有入世的精神才能做出世的事業。」我覺得這句話猶適於青年的學生。我時常自我期許也期許我周圍的朋友稱為有勇氣、有誠意、有精英意識的人,把自己樹立成為別人的榜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不止於別人,更在於自己。試想一個成為別人榜樣的人有什麼理由不嚴格要求自己呢?我覺得把自己樹立成榜樣,任別人去監督是自我完善、自我提升,使自己接近於完人最有效的辦法。我相信自己也相信我的朋友們也確實有這樣的一種資格。
民國總統蔣公介石跟軍人們講授《大學》時說:「如果我們讀過這書,只是費了很多的時間,而不能篤信力行,得不到一點讀書的實益,為國家社會來服務盡職,那讀書有什麼用?」此言得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把這樣一種書面的字眼化成一種實在的精神,我覺得,這才是這才是我們對於古典精神最完美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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