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還是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是什麼遮蔽了史家的眼睛？
是什麼遮蔽了史家的眼睛?
18世紀世界視野中的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事件
趙剛
前不久，劉禾於《讀書》著文，1主張從全球視野的取向入手，檢討時下明清史研究中通行的現代性敘事及由此衍生的「閉關鎖國」一類的看法。劉禾的批評觸及到中國近世歷史發展研究的一個關鍵性問題：現存的明清史研究是否存在滿足於單一解釋模式(如西方中心論或現代性敘事)而忽略其缺憾的傾向?這種傾向是否影響和限制了我們對於明清歷史的理解?最近，筆者有機會料理有關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史的若干原始文獻及其相關的史學詮釋，深感這一問題仍有相當大的開掘餘地。因此不揣淺陋，試圖透過對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史某些問題的進一步討論，來展示為單一史學敘事模式所遮蔽的歷史面相。
1.現代性敘事與批判史學對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史的詮釋1793年，英國借口給乾隆皇帝祝壽，派遣以馬戛爾尼為首的使團來華，向清朝政府提出一系列通商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絕。有關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史的通行結論是：2進入18世紀末期，英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先進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不是一次尋常的官方交住，而是現代文明與傳統社會的交手，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相遇。英國使團的主要使命是要同中國發展友好正常的經濟外交住來，實現自由貿易。3因此，對中國而言，這次中英接觸是一次難得的搭乘近代化文明列車的歷史機遇。但是，乾隆皇帝堅守傳統的閉關政策，堅拒馬戛爾尼提出的諸多合理建議，因而使中國失去了從傳統社會向近代化社會轉變的重大歷史機遇，並為後來的西方侵略種下了禍根。
把西方標準和現代性敘事如此明確而徹底地貫穿於一個歷史個案的分析之中，這即使在20世紀的明清史研究的其他領域中也是不多見的。當然，無論西方視角還是現代眼光，都未嘗不可用於評判歷史的是非得失。但是，歷史學的目標和責任，並不僅是根據歷史塵埃落定後的結果，對於古人的所作所為根據某一特定視角，去做「事後諸葛亮式」的因果回搠和是非評判，而首先應對前代或古人「不得不如此」之舉措，有一「真了解」。用陳寅恪先生的話，就是「與所論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之苦心孤詣，表一種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4
陳寅恪先生所強調的「真了解」不僅指儘可能地還原古人所處的歷史語境，從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展現的方法論追求來看，還包含一種明確而自覺的世界性視野和眼光。陳寅恪先生在書中，不僅把唐代政治變遷置諸帝國內部「種族文化」、「政治革命」、「黨爭分野」的多重複雜背景下加以考察，而且從7到9世紀東亞大陸諸民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的關係」的宏闊視域，解釋唐帝國興衰的由來。易言之，他從還原當日唐人所處的國際格局來解釋李唐帝國的興亡。5
與千餘年前的唐朝相比，18世紀馬戛爾尼來華時的中國已經與外部世界發生了更為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繫。對於馬戛爾尼來華史，更應從當日清人所處的世界環境入手，探尋研究清政府有關對策起因。其首要的問題不是批評清朝如何喪失兩個世紀以後人們心目中的「機遇」，而是要弄清並揭示當日世界格局是否向中國提供了這種機遇?
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很少為時下大多數有關論著所注意。當然，許多著作討論馬戛爾尼來華以及清朝對策的得失時，也未嘗不提及當日的世界形勢和國際因素。但是，他們以現代化敘事模式為唯一的參照標準，把17、18世紀西方社會的演變簡單化為近代化運動的高歌猛進，將同時代的中國看作一個停滯而沒落的帝國，因而忽略了中外關係的複雜性。準確地說，他們所講的諸種國際因素，與其說是18世紀國人所切實感受到的外部因素，倒不如說是他們根據現代性敘事模式通過事後回溯的方式所建構的國際背景。因此，他們在論及西方時，往往只強調西方內部在近代出現的一系列變革和中國對於這些變革事後看來應有的回應，而忽略了殖民擴張對於中國和清朝有關西方政策的影響;只重視西方17、18世紀出現的眾多科技、思想革命，而忽略了這些變革當日是否具備了可供中國仿效的歷史條件;只強調馬戛爾尼使團是西方先進文明的象徵，而忽略了使團本身在處理對華關係上的失誤。在評論清朝的對策時，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只喜歡痛責乾隆皇帝那些今日看來可笑可怪之決定，而沒有將其置於18世紀的歷史語境中，設身處地地探尋他何以不得不如此的歷史底蘊。只強調清朝無視兩個世紀以後人們心目中的「18世紀的時代潮流」，而不屑於討論什麼是乾隆時代中國所實際面對的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
1990年代，何偉亞首先注意到馬戛爾尼使團研究中現代性敘事及其帶來的歷史誤讀，在所著《懷柔遠人》一書中，重新解讀馬戛爾尼使團來華與清朝的反應，以矯正通行的現代性歷史詮釋。6何著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置諸18世紀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他認為，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並非西方與東方，近代文明與傳統社會的衝突，而是兩個持有不同文化觀念帝國的交手和衝突。事件一方英國要將其「主權平等」的觀念用於中英關係，事件的另一方中國則以「差序格局」的觀念處理對英交涉。雙方都自信十足，而不願意牽就對方。這最終導致清廷拒絕馬戛爾尼使團的諸多要求。何偉亞在他的書中還重新解釋了乾隆致英王喬治三世那份為現代性詮釋斥為盲目自大的敕諭。何著認為，乾隆的敕諭並不意味著對西方先進技術的拒斥，而他之所以拒絕英國一系列的貿易要求，確有諸多政治、經濟考慮，而非出於一種「頑固」、「保守」或「封閉」的心態。
何偉亞的著作展示了一種全新的歷史解釋視角，為全面檢討流行的馬戛爾尼使團的現代詮釋開闢了道路。但是，何偉亞的著作仍然為後來的研究留下了相當大的開拓空間和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就是自由貿易、殖民擴張和清朝拒絕馬戛爾尼使團通商要求之間複雜的關聯和衝突。從1930年代的中國史學家蔣廷黻到1990年代的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AlainPeyrefitte)，7無不直接或間接地把這些關聯和衝突視為中國人對西方人的不平等，看作自由貿易和封閉保守的貿易體制的對立。但是，就筆者淺見所及，很少有學者討論過這個問題--自由貿易原則在18世紀是否已像今天這樣，成為一種處理國家間關係的基本方式。很顯然，如果所謂「自由貿易原則」在18世紀國際關係中僅是一種西方爭奪貿易壟斷地位的話語，我們又有什麼理由把乾隆堅拒英國的外貿要求看作是一種對現代文明的排斥呢?
本文認為，馬戛爾尼使團向清廷提出的諸多貿易要求，應置諸17、18世紀英國向東亞殖民擴張的歷史背景下考察。清廷對那些要求的拒絕應與乾隆是否有意識地藉此抵抗18世紀英國向中國的軍事和經濟擴張的問題聯繫起來加以分析。因此，本文將集中於下列問題：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的真實目的何在?乾隆是否洞察了英方貿易要求背後的霸權野心?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是否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機遇?所謂「機會說」是否成立?乾隆在致英王的詔諭中「不貴奇巧」的宣示，是清廷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一貫政策的產物，還是馬戛爾尼故弄玄虛，自以為是的結果?其中有些問題已引起薇麗-克恩(Waley-Cohen)的注意。但是，由於她未利用一些中文重要文獻，消弱了她論文的說服力。8
2.自由貿易還是自由貿易帝國主義?(TheImperialismofFreeTrade)
根據現有的研究，17、18世紀佔主導地位的貿易原則不是自由貿易，而是重商主義(Merchantilism)。關於重商主義的確切定義，西方學術界還沒有完全一致的看法。9按照布羅代爾(Braudel)的觀點，重商主義的核心內容是在處理國際貿易關係時，通過扼制和限制其他國家的貿易發展來保護本國經濟。具體而言，就是建立和追求排他性的貿易壟斷和霸權。這種「利已主義政策」(布羅代爾語)貫穿於16世紀以後西方列強的對外政策，特別是貿易政策之中，其結果就是廣泛存在的貿易壟斷與霸權，以及對這種霸權的爭奪。英國的中國貿易史專家馬士(Morse)是這樣概括當時國際貿易關係發展的特點的。他說：「那時是一個獨立和海盜式遠征的時代——已佔有據點的人，竭力排斥其他人的沾潤;而入侵者則爭奪貿易自由，但當他們得手後，又反過來使自己的利益成為獨佔。」10
為了建立和維護這種壟斷，爭奪雙方往往不擇手段。這種不講任何遊戲規則的爭奪，既存在於歐洲內部更存在於西方國家對殖民地的政策之中。16、17世紀，阿姆斯特丹採用截斷河流的方式扼殺安特衛普的經濟繁榮，作為登上17世紀西歐經濟中心寶座的手段之一。11貿易壟斷主導著西方列強與他們的殖民地的經濟聯繫。亞當·斯密(AdamSmith)即指出，英國給予其北美殖民地一切自由，唯獨沒有貿易自由。12西班牙、荷蘭採用嚴苛的稅收等措施遏制華僑和土著商人在其菲律賓、印尼殖民地的經濟實力，以保證其自身的經濟壟斷地位。13
這種壟斷以及因此而起的爭奪首先出現於商場上。史學巨匠布羅代爾有關英國崛起的一段論述清楚地展示出這種競爭的激烈程度。他說：「義大利商人兼銀行家在16世紀遭到排擠;漢薩商人在1556年被剝奪了優惠待遇，斯塔爾會館1595年又遭沒收;格雷欣為了與安忒維普對抗，才在1566至1568年間創建皇家交易所的前身;股份公司事實上正是為與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一決雌雄而建立的。1651年的航運法針對荷蘭;18世紀來勢兇猛的殖民政策與法國為敵。」14
這種商業壟斷和霸權大多最終是以戰場上的血腥爭鬥來建立和終結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無不是最終通過武力建立起自身的貿易壟斷和霸權;18世紀西歐列強之間所進行的諸多戰爭，無不與爭奪商業霸權系系相關。以英國為例，進入17、18世紀，英國通過4次英荷戰爭、七年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最後擊敗其勁敵荷蘭和法國，奪取了歐洲商業霸主的地位。因此，西方經濟史學者奇波拉(Cipolla)把英國18世紀在世界範圍內貿易霸權的最終建立歸功於戰爭。在他看來，「英國的重商主義還意味著戰爭，戰爭使英國最終成功地擴大和保衛了殖民地與商業。」15布羅代爾也有類似的觀點。他指出，「我們清楚地看到英國是怎樣把貿易活動推向邊緣地帶，它經常使用武力達到這一目的：1775年在印度，以及在非洲海岸，它都把競爭對手強行逐走。」16
在東亞，當西方殖民當局用經濟手段無法遏制華商經濟勢力之時，他們就選擇大屠殺的方式來解決問題。1740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於華商勢力的遏制就是一個明證。從17世紀40年代起，荷蘭利用華僑發展製糖業，通過對歐洲的糖業貿易牟取高額利潤。另一方面，荷蘭殖民者又實行貿易壟斷，只允許華商生產蔗糖，剝奪他們運銷自己產品的權利，經常利用降低糖價等方式，榨取更多的利潤。17為了進一步遏制華人的經濟實力，他們除橫徵暴斂外，還把那些華商視為無業流民，流放到錫蘭和南部非洲。到174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又宣布，凡是他們認為「形跡可疑」的中國人，不管有無居留許可證，都可逮捕。結果，許多華商被捕並被流放到錫蘭。當地華人憤而反抗，18荷蘭殖民者藉此對華人展開了被當時西方目擊者稱之為「最野蠻的無遏制的殺戮和劫掠」。19這位目擊者還寫到：
「突然間，驚心動魄的喊殺聲響成一片，火焰隨處可見。荷蘭人用劍刺入中國人的胸膛，老人、孕婦和嬰兒也不能倖免。他們抓住中國人，用鐵鏈鎖著，上百人一組，像羊似地割斷喉嚨。與此同時，那些荷蘭居民乘此機會殺死自己收留的富裕華商，侵吞他們的財產。」20
這次大屠殺持續近10天之久。數以萬計的華人遇難，成為印尼歷史上著名的紅溪屠殺事件。21
當然，50年代以來的有些學者(如英國的戴維斯(Davis))持另外一種觀點。在他們看來，早在18世紀中葉，自由貿易原則已經在與重商主義的競爭中取得勝利。22但是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它把作為一種權力話語的自由貿易主張，也即自由貿易帝國主義23和作為各國共同接受認可和遵循的自由貿易原則混為一談。自由貿易帝國主義並不打算真正兌現自由貿易的承諾，而只是假自由貿易之名，為挑戰已有的貿易壟斷或為自身的經濟擴展而建構的意識形態。18世紀佔主導地位的是前者，例如，荷蘭的外貿政策即常為後世視為帶有強烈的自由貿易色彩。但是，荷蘭的這種自由貿易政策即使存在，也只是對人不對已，挑戰其他國家貿易壟斷的借口。荷蘭一旦在南洋確立了其自身的霸主地位，即把自由貿易的原則拋至腦後，不擇手段地排斥和打壓土族商人與華商的競爭，甚至不惜踐踏一切道義原則，導演紅溪大屠殺這樣的醜劇。歷史學家理查德·杜恩(RichardDunn)曾這樣描述荷蘭人對自由貿易的態度：荷蘭人總是強調自由貿易和自由通航，但是，一到蘇門答臘就不再信仰這些東西。他們在那裡招募士兵、修築城堡、製造軍艦，防範任何對其在香料群島貿易壟斷地位的威脅。1623年，他們屠殺了一些觸犯其利益的英國商人。他們還限制土著居民種植香料的數量。在北馬魯古群島(現在的印度尼西亞中部--引者按)，他們血洗全島，屠殺反抗者。24
自由貿易觀念在18世紀另一個經常出現的地方是經濟學家的論著。亞當·斯密以倡導貿易自由而著稱於西方經濟學史，他曾批評英國的貿易壟斷遏制經濟發展的生機。25他的觀點在當時並不居於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社會的主導地位。26這清楚地表明自由貿易並不是當時通行的貿易準則。
20世紀30年代，中國歷史學家蔣廷黻聲稱，鴉片戰爭後固然是洋人不能平等的對待我們，但在鴉片戰爭前，則是我們不能平等地對待洋人。27但是，上述分析表明，康乾時代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中還沒有一種後世所說的平等觀念去處理國家間關係，因此也談不上中國是否平等地對待洋人。相反，那是一個充斥排他性的貿易壟斷和沒有真正遊戲規則可言的血腥競爭的時代。在這種環境中，善意的開放並非如20世紀後半期史家所預期的那樣，帶來的可能不是文明和進步，而是引狼入室。
印度即是一個例證。相對於同時代的清朝，17、18世紀處於莫卧兒王朝統治下的印度對西方商人的接受度要大的多。從17世紀開始，印度與西方各國相繼建立了密切的貿易關係，西方商人的貿易觸角不僅伸到沿海地區，更深入到內地。但是，印度的慷慨並未換得西方對印度獨立主權的尊重，而是激起其更大的貪慾。英、法等國一方面利用與印度的貿易大發橫財，另一方面，又無不利用商業貿易渠道對印度進行政治肢解，他們公開或隱蔽地支持印度地方勢力與中央政府對抗，削弱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到19世紀，英國終於完全把印度變成自己的殖民地。28
印度的悲劇不僅在於其自身的諸多政治、經濟因素，更在於對西方勢力的遷就。布羅代爾極為感慨地寫道：印度的悲劇「出自他們的遷就與軟弱」。29這句話清楚地表明，在18世紀的歷史背景下，一個國家一旦允許西方商業勢力肆意滲透和擴張，那將意味著什麼!更為重要的是，到18世紀末期，清朝政府已通過傳教士和進藏官員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英國在印度的擴張行徑。因此，當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並向清朝提出通商要求後，自然引起乾隆的警覺。他自然會考慮英國人在通商要求背後的擴張圖謀，並因此理所當然地加以拒絕(詳後)。
相形之下，中國對於外商的確沒有印度開放，至少西方商人的影響仍限於有限的沿海口岸。但是，清朝並沒有限制外國來華貿易的範圍和數量，或將貿易特權授予特定國家，而是准許各國商船進入中國港口。這一點往往為研究者所忽略。顯而易見，恰恰是日後被斥為保守封閉的清廷的外貿政策，卻使得許多西方的弱勢國家能夠開展與中國的貿易。葡萄牙在澳門的商業利益即是一個例證。早在17世紀，葡萄牙已淪為西方的二流國家，一些新興列強如荷蘭、英國一直覬覦葡萄牙在澳門的特殊地位，多次派兵進攻澳門。但是，他們因得不到中國政府的支持，始終未能成功地取代葡人在澳門的地位。30著名經濟史學家奇波拉早就注意到中國在18世紀遏制西方列強貿易壟斷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任何歐洲國家都可以自由進入廣州，這就使得那些老的公司獨佔好望角以東航海權的企圖化為泡影……。對於歐洲小國來說，這項貿易的一個很有利的條件就是不用支付那種在殖民地貿易中通常數額巨大的間接費。」31
奇波拉的觀點表明，那種將18世紀後期中西貿易發展的障礙歸咎於清朝外貿體制的說法，實際上是相當不公允的。同時期中西貿易發展的趨勢同樣可以證實這一點。根據英國學者馬士提供的材料顯示，英國駛入廣州的商船數量從1760年的9艘增加到1810年的24艘，運貨數量從1760年的4000噸增至1810年的27000噸，英國對華貿易額在半個世紀中增加了近3至4倍。32而且，對華貿易也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主要的商業利潤來源之一。用50年代研究中英貿易關係史的學者格林堡(Greenberg)的話，英國東印度公司「是靠胡椒哺育起來，而它的成熟又是靠(中國輸入--引者案)茶葉餵養的。」33因此，東印度公司甚至認為，現行的中英貿易格局已經相當成功和有效，「擁有多方面的發展潛力」，無須改變現狀。他們甚至一度擔心馬戛爾尼使團的訪華計劃會有損於公司的在華利益，因此對這一計劃的提出和實施甚不以為然。34直到鴉片戰爭前不久，英國商人在國會作證時一致認為，廣州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自由和方便的城市。35如果清朝的貿易體制果真如蔣廷黻和阿蘭·佩雷菲特們所言，是一道橫亘於中西貿易發展道路上的障礙，那麼，又如何解釋18世紀後半葉中英貿易的迅速發展呢?又何以理解東印度公司和英國商人對當時中英貿易現狀的正面評估呢?
總之，對於18世紀的西方而言，貿易自由只不過是一種挑戰他國貿易壟斷的話語，以貿易獨佔和殖民征服為基礎的重商主義才是通行的遊戲規則。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自然不可能無節制地允許西方商人在華活動。因此，從所謂的貿易自由和相互平等交往的原則評判清朝貿易體制的得失，至少是一種時空錯位的非歷史主義的詮釋。
3.來者不善：馬戛爾尼使華的霸權圖謀同其他西方列強一樣，18世紀及其以前英國把貿易霸權的建立視為其外交和貿易政策的最終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英國首先於1651年頒布了著名的《航海條例》(NavigationActs)。這項被視為重商主義經典之作和英國海上壟斷起點的法律，禁止任何外國商船向英國輸入第三國的貨物。亞洲、非洲、美洲與英國港口的貿易只能由在英國本土建造、為英國商人所有、並配備有英國海員的商船進行。這一條例直到1849年才廢止。36如前所言，蔣廷黻氏曾聲言，鴉片戰爭前是中國人不能平等地對待外國人。言外之意，似乎當時的外國人，願意和中國人平等相處。如果他要看到英國的《航海條例》，不知道他是否還會做如是想?
這種打壓首先是針對其歐洲對手的，英國人常常抱怨中國港口的腐敗貪污妨害了中英貿易，那麼，英國又是如何對待他們的歐洲夥伴呢?讓我們來看一個18世紀法國商人對英國海關的抱怨：英國人「對用法國船運送出境的英國商品課以重稅，以致倫敦河裡的兩三艘法國雙桅船足足等了6個星期才總算裝夠貨物，免得空船返航。」37當然，這種限制並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是普遍的，以至於1760年的一部詞典把英國苛待外國商人看成「英國民族的天性」。這部詞典寫道：「英國民族天性的一大特點是『不允許別人到他們國內經商』」，「外國商人被迫交納過高的進口稅和出口稅」，「經常受到凌辱」，「這一切都不鼓勵他們在英國設立相應的機構」。38
歐洲人如此，來自東方的商品在英國所受到的待遇也好不到那裡去，即使他們來自英國的殖民地。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前半葉，印度製造的商船質量、性能良好，成為英國本土生產商船的勁敵。為了遏制印度商船的競爭，英國斷然禁止印度製造的商船進入歐洲市場。結果，「直到19世紀中葉，沒有一條印度船駛向歐洲。」39
相對於印度製造的商船而言，中國的茶葉在英國的遭遇似乎要好得多。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中葉，中國輸往英國的茶葉數量從每年的5697磅增至2699402磅。隨之而來的是中英貿易在18世紀中葉以降前所未有的發展。40但是，這不是英國對華友好或實行自由貿易的結果，而是因為它給英國帶來的不是競爭而是可觀的經濟利益。英國政府每年僅從進入該國的華茶一項即可獲得70萬鎊的稅收，到19世紀20年代，這項稅收在英國國庫收入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41
進入18世紀下半葉，英國如前所述通過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逐步在歐洲、北美、印度取得了貿易壟斷的地位。接下來，它就把目光轉向中國，試圖把中國納入其全球經濟霸權體系之中，進而攫取更多的利益。20世紀的西方現代性詮釋者把馬戛爾尼及他的使團說成自由貿易的天使，但是，他們從未說明英國人為何強調自由貿易，似乎英國人天生就是自由貿易的鬥士。倒是馬戛爾尼本人在這個問題上更加坦率與直言不諱。他在日記中毫不掩飾地宣稱：英國對華政策的最終目標就是把對華貿易(已遍及全世界)納入最有利於英國的形勢之中。42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英國政府一方面實施交換法案，加速排斥西方其他國家對華貿易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它決心從中國獲取貿易特權。首先，英國要求中國開放新的貿易口岸，提供更多的貿易機會。而且，英國要求中國犧牲自身的主權和尊嚴遷就英國的利益，這最明顯地體現於英國在軍艦入港權和治外法權問題上的立場。
18世紀後半葉，英國多次派遣軍艦護送商船來華貿易。清朝基於海疆安全和經濟利益的考慮，禁止外國軍艦進入中國港口，除非他們按商船的標準接受丈量並納稅。英方則把中國的丈量視為對英國軍艦的一種侮辱，而且，還想通過免於丈量來走私貨物和銀錢。因此，英國軍艦多次無視中國法令，強行闖入廣州口岸，與中國官員發生衝突，只是由於中方的堅決抵制，才有所收斂。43
此外，18世紀後半葉，英國商人多次在中國口岸有意無意地冒犯中國法律，殺害中國居民。1785年，英國人導致兩名中國水手死亡。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中國自然有權力根據本國的法律加以審理。英國駐華商務代表要求按英國法律由英方審訊，遭到乾隆的嚴辭拒絕。清政府按照自己的法律對肇事者繩之以法,這種做法引起英國人的反對。44儘管英國在處理上述及其他類似的具體問題上向清朝做出讓步，但並未放棄謀求這些殖民特權。而且，他們還試圖通過進一步的外交努力，即派遣外交使團來華談判的途徑，要求清朝改變自身的貿易管理體制來實現這些目標。
在18世紀下半葉，英國兩次籌劃遣使來華，中心議題之一就是割讓領土和治外法權。1787年，英國政府在給卡斯卡特來華使團的訓令中，要求清政府允許英國在華建立商站，其中的英國人將享有治外法權。45這個使團夭折後，英國才決定派遣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引人注目的是，英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在給馬戛爾尼的訓令中，都要求他向中國取得治外法權。46由此可見，馬戛爾尼使團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建立20世紀諸多史家想像的所謂正常貿易和外交關係，而是服務於英國在遠東的霸權圖謀，強加中國以一系列的不平等貿易特權。
當然，如同英國學者馬歇爾所言，無論是馬戛爾尼，還是英國政府或東印度公司，當日都沒有以武力解決中英外交和貿易諸問題的打算。47但是，如果因此就把英國人在18世紀後期與中國的和平交涉方式看作是英國發展對華平關係的誠意，那不啻是把江洋大盜當成謙謙君子來看待了。英國之所以選擇和平方式與中國進行外交交涉，是因為武力選擇相對而言還不能帶來更多的好處。布羅代爾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在18世紀沒有發動對東方的戰爭，「不應因此就認為歐洲人有和平誠意，而應看作他們逐步清楚地意識到任何攻城略地的嘗試都太危險了。」48馬戛爾尼本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白印證了布羅代爾的洞見。他聲稱，英國對華開戰將中斷現存有價值的茶葉和毛織品生意，因而是得不償失的。49
而馬戛爾尼使團在鴉片問題上的虛偽和兩面手法，更足以說明這次來華絕非不少史家所言，是要建立正常的中英經貿關係。眾所周知，從18世紀70、80年代，英國開始大規模地向中國走私鴉片，到1786年，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英國商人每年向中國輸入的鴉片總數已達2000箱以上，價值70萬銀元。東印度公司在給馬戛爾尼使團的訓令中承認，鴉片貿易已為中國所嚴禁。因此，它一方面要求馬戛爾尼不要為了向中國要求鴉片貿易的自由權而犧牲公司現有的在華利益;另一方面，它表示將聽任英國商人在東方兜售和走私鴉片。50易言之，英國即要謀求在華合法的貿易特權，又要堅持鴉片走私。馬戛爾尼本人也宣稱，鴉片貿易相當隱密，因而不會引起中國人對英國貿易高尚性的懷疑。51顯而易見，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的主要目標不是建立現代性敘事所強調的正常貿易關係，而是要在堅持非法鴉片貿易的前提下，以和平方式向中國攫取不平等貿易特權的嘗試。
弄清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的真實意圖和最終目的，就不難回答中外史學界反覆討論過的一個問題：乾隆皇帝和他對馬戛爾尼使團通商要求的拒絕是否應對鴉片戰爭的發生承擔責任?相當多的學者都持肯定立場，認為乾隆的僵硬立場埋下了日後中英衝突的禍根。但是，如果從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的真實意圖看，這種觀點對乾隆而言，是相當不公允的。從英國政府及馬戛爾尼使團對鴉片貿易的立場來看，它們根本無意解決鴉片走私問題，在這種情形下，究竟誰應當對鴉片戰爭的爆發承擔責任，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既然英方的目標是要把中國納入英國的霸權體系，強迫中國接受一系列不平等的要求，英國就不會僅限於發展所謂的正常經貿關係，清朝也不會輕易屈服於英國的強權。否則，英國既然已經通過第一次鴉片戰爭實現了它在乾隆時期未能實現的目標，它何以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及以後的多次對華侵略?18世紀的印度應該說是滿足了英國類似的要求，甚至准許英國商人在其內地建立自己的商業網路，但結局又如何呢?不是仍然沒有避免被英國征服的命運嗎?換言之，即使乾隆滿足英方的要求，也不可能填滿英國霸權的無際欲壑，中英衝突也是勢所必然的。把鴉片戰爭的爆發歸咎於乾隆拒絕英使要求，顯然是忽略了英國的殖民擴張野心和清朝維護本國安全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4.洞悉其奸：乾隆拒絕英使要求的緣由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史研究的另一個核心問題是乾隆何以拒絕英使通商要求。現代性敘事視之為清廷拘守傳統禮儀觀的產物。但是，如果仔細研究一下有關一手文獻，就不難看出，這種觀點是難以成立的。清廷峻拒英方的通商要求關鍵不是禮儀問題，而是對英國和平訴求背後的霸權圖謀洞若觀火。
在處理英使來華後的禮儀問題上，乾隆一開始即透露出靈活態度。1793年9月初，他針對天津鹽政征瑞在接待英使時過於拘泥禮儀，即指出：「試思該使臣向征瑞行叩見禮，亦無足榮。即不行叩見禮，亦何足損」，「著該貢使等於進謁時行叩見禮，該督等固不必辭卻，倘伊等不行此禮，亦只可順其國俗，不必加之勉強。」52這一證據表明，乾隆在英使來華前夕，已注意到中英雙方的禮儀不同，並未苛求英方完全接收中國的禮俗。由此看來，他在正式接見英國使團時在禮儀問題上做出讓步也不是不可能的。至於他後來是否做出讓步，「順其國俗」，學術界還有爭論。
不過，根據其子嘉慶帝所言，乾隆確實做出了讓步。嘉慶說過：「凡事不可過於苛細，轉失馭外之禮。即五十八年事(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一事--引者案)亦系將就了，此一事耳。」53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時，嘉慶已被內定為皇太子，經常參加各種重要慶典，馬氏使團回國兩年後他正式繼位。若乾隆沒有做出讓步，嘉慶不會輕易在一個朝臣皆知的問題上杜撰偽造。因此，他的敘述應當是可靠的。正是由於清廷在處理叩頭禮問題上比較靈活，儘管英使在1793年9月14日時正式謁見乾隆時未行叩拜禮，儘管乾隆對此並不十份愜意，但對英使還未產生明顯的惡感。他在事後所寫的一首詩足以證明這一點。「博都雅昔修職貢，英吉利今效藎誠。豎亥橫章輸近前，祖功宗德逮遙瀛。視如常卻心嘉篤，不貴異聽物詡精。懷遠薄來而厚往，衷深保泰而持盈。」54「心嘉篤」三字清晰地反映出他對英使表現的正面印象。
既然如此，乾隆又為何在得知英國要求在北京設立常駐使節要求後，對其態度驟變並斷然拒絕呢?許多學者在研究這個問題時，只注意乾隆致英王喬治三世的詔書。無庸質疑，這封詔書確實語詞傲慢，但是，它反映出乾隆對英國遣使駐京要求的真實看法嗎?如果把其中有關內容和他在乾隆五十八(1793)年九月二十三日向地方官員頒發的諭旨中的相應內容作一比較，就不難找到答案。
乾隆在致英王喬治三世的諭旨中以不合體制的理由拒絕了英方的要求。他說：「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和，斷不可行。」55但是，在給地方官員的有關諭旨中卻是另一種截然相反的看法。「現在譯出英吉利國表文內，有懇請派人留京居住一節，……或其心懷叵測，其事斷不可行。……此次該國航海遠來，念其尚屬恭順，是以加諸體恤。今該貢使到後，多有陳乞，屢為繁瀆。看來，此等外夷，究屬無知。今又不準其留人在京，該國王……，或因不遂所欲，……籍此生事，亦未可定。」56
前者僅以體制不合的理由拒絕了英使的要求，這樣的拒絕方式即使按照今日的標準衡量也是相當得體的。但是，與後者相比較，它顯然沒有透露乾隆對英方要求的真實看法。或許因為是關起門來對自己人說話，乾隆在給地方官員的諭旨中對英方的態度就相當嚴厲和不客氣。首先，他認為英方的要求「心懷叵測」，其次，他認為英方很可能極為重視這個要求，因而會在中國拒絕後「籍此生事」。耐人尋味的是，乾隆在給地方官員的諭旨中隻字未提禮儀問題，而且認為英使「尚屬恭順」，可見禮儀之爭在乾隆處理英方提出的諸多要求中並不佔有中心地位，他所關注的焦點乃是國家安全。從這封諭旨中可以看出，導致乾隆堅拒英國通商要求的主要原因並非是「華夏中心主義觀」為基礎的禮儀問題，而是英國的擴張野心。所謂體制不合，只是乾隆堂而皇之的託辭而已。這在下列引用的乾隆詔諭中將得到進一步證實。
那麼，在乾隆一得知英方的通商和遣使駐京要求後，何以會陡然改變對英使的態度，把英國的要求視為「心懷叵測」?這來自於他對當日世界格局的看法。繼乾隆五十八(1793)年九月二十三日向地方官員頒發諭旨之後，乾隆帝又在同年十月二日和三日頒布了兩道更為嚴厲的詔諭。他說：
「英吉利在西洋諸國中較為強悍，且聞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國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帶夷人，畏其恣橫。今不準其留人在京，該國王奉到敕諭後，或因不遂其欲，籍此生事，不可不預為之防。」57
「朕又思英吉利國貢使，欲由廣東回國之意，必以此次向天朝進貢，……妄稱許令總理西洋各國貿易之事，……誆騙夷商，均未可定。……朕為此事甚縈念也。」58
從上述諭旨中不難看出乾隆對英國的真實看法。其一，英國是西方具侵略性的國家。其二，英國已經是西方強國之一。其三，英國與西方諸國多有衝突，很有可能從海上威脅中國。此外，乾隆還注意到中英雙方的軍事差距，他指出，英國海軍裝備有大量武器，而中國水師艦隻有弓箭和少量的火炮。因此，如何防範英國的軍事挑釁就是當務之急。59最重要的是，乾隆洞察到英國來華的目標很可能是壟斷西方對華關係。因此，他估計英國很可能藉此機會，力圖「總理西洋各國貿易之事」。60而且，乾隆預感到英國人憑藉海上優勢，在這次失敗後決不會善罷干休，很可能繼續滋事，因而特彆強調：「朕對此事甚縈念也」。61
這些詔諭中的謹慎細心與他致喬治三世詔諭中傲慢輕視之語形成鮮明對比。這表明，乾隆並非沒有覺察到18世紀後期新的國際格局，不清楚英國的侵略野心，不知道中國面臨的嚴峻潛在威脅和中英雙方的軍事差距。相反，他對這一切有相當清晰的認識。更令人驚訝的是，馬氏來華時隻字未提英國要壟斷西方對華貿易的打算，也沒有提及中英軍事異同，乾隆僅從英使的建議及其所贈的禮品中竟察覺出這些問題，其政治洞察力之敏銳由此可見一斑。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史的現代性詮釋總強調乾隆不知18世紀的世界大趨勢。難道西方，特別是英國在18世紀的全球擴張不是這種趨勢的一部分?
乾隆之所以能洞察英國的真實目的絕不是偶然的。首先，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時，乾隆已統治中國近60年，多年的執政經驗自然培養了他過人的政治敏感。其次，馬戛爾尼來華之時，清朝聘用了許多西方傳教士。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服務於清廷，向清廷通報西方事態。例如，法國傳教士即向清廷通報了英國在印度的所做所為。62另一方面，清朝大臣福康安事前已得悉英國征服印度的事態，為了防止英人滲透，拒絕了英國派人入藏的要求，他肯定會將英國在印度的所作所為奏報乾隆。63換言之，乾隆接見馬戛爾尼使團前後，已對英國在東方的擴張有所了解，因此，他一接到英方的要求，自然會意識到其和平姿態背後的霸權圖謀，斷然拒絕馬戛爾尼的要求。而且，乾隆的擔心從日後事態的發展看也是相當有根據的。例如，他懷疑英方派人留京，是「心懷叵測」，有竊取情報之嫌。後來，英國儘管未能在北京設立常駐使節，但成功地向清廷推薦了兩名傳教士。而這兩人後來的確為英國收集了大量的中國情報。64
顯而易見，乾隆一獲悉馬戛爾尼使團的建議，憑藉多年的政治經驗，敏銳地意識到他所面對的所謂祝壽使團背後的勃勃野心。因此，他一方面以高傲的言辭，堂而皇之地堅拒英國的要求，對內則向封疆大臣詔示英國的潛在威脅，著手應對英國可能在訪華失敗後的挑釁行為。乾隆拒絕英方的貿易要求，絕不是現代性詮釋者所謂的乾隆閉關塞聽、漠視世界潮流的產物。相反，它是乾隆洞悉英國侵略野心之後不得不做出的自衛行動。
5.虛幻的機會：天朝「不貴奇巧」說發覆現代史家批評乾隆處理馬戛爾尼使團不當的另一個理由是他對英使贈送的禮品及其所體現的近代科學成果充耳不聞，借「天朝不貴奇巧」的理由加以排斥，對中西存在的科學差距缺乏警覺，因而斷送了送上門的近代化機遇。不錯，乾隆在他致英王喬治三世的詔諭中的確有「天朝不貴奇巧」的明確宣示。但是，對於乾隆帝這一宣示，歷史研究首先應做的不是用後世的標準任意褒貶，而是應從當時的歷史脈絡中尋找乾隆所思所為的原由。
根據現存馬戛爾尼使團進貢禮品的目錄，65他們贈送清朝的禮品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少量的18世紀最新科技成果，如：蒸氣機和新式火槍。另一類是大量的天文儀器、紡織品、地球儀。第一類禮品可能是首次傳入中國。但是，第二類禮品的質量和精密程度大多僅與清廷已有的西方儀器旗鼓相當甚至有所不及，其製造運行原理與清宮已有儀器並無差異。當時的清廷工匠和官員即注意到這一點。他們在奏摺中指出：
「(英方所進)天球一件，地球一件，均系圓形連架座，各高五尺一寸，徑二尺八寸，與寧壽宮、樂壽堂現安之天、地球無別。地理運轉架一件，與景福宮現安之儀器同，而坐架上裝飾花紋尚不及景福宮儀器精好……。又玻璃燈二件，……與長春園水法殿內現懸之鵝項玻璃燈無異。」66
「(英方所進)大表內輪齒樞紐動轉之法，並無奇巧，與京師現有鐘錶做法相同，均早經教會。若欲拆卸挪移安裝，隨處即可。」67
乾隆本人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說：
「此次使臣稱該國通曉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測量天文地圖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勒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運轉，測量日月星辰度數，在西洋為上等器物，要亦不過張大其詞而已。現今內府所制儀器，精巧高大者，盡有此類，其所稱奇異之物，只覺視等平常耳。」68
而且，英國使臣也證實了乾隆和清宮技術工匠的看法。當他們在避暑山莊看到清宮擺設的各式西洋產品，立即為其精緻的技術與工藝所震驚，又為英國禮品的相對簡陋而倍覺汗顏。馬戛爾尼就承認，清宮收藏有大量精美的中國製造和西方進獻的天體儀、鐘錶。與之相比，英國的禮品相形見絀。69眾所周知，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策源地，19世紀科技最發達的國家，而且，如眾多研究者所言，馬戛爾尼和英國政府也試圖想通過贈送英國最新工業和科技產品的方式，向中國展示英國的近代文明。那麼，其結果卻何以讓英方如此尷尬呢?如果從18世紀末葉歐洲經濟與科技發展狀況來看，這種結局是再自然不過的。
17、18世紀的西方發生了一系列歷史性的經濟、社會、文化變革，其後果和影響在兩個世紀以後的今天看來是深遠和長久的。但是，這些變革在馬戛爾尼來華前後，並非我們今天想像的那樣，發展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可以為當時的中國仿效趕超。在政治上，直到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前不久，法國知識界不少人特別青睞中華帝國的政治體制，他們並未如後世那樣，因崇尚近代政體而將前者棄如敝履。它表明，西方今日在許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制度在當日尚未成熟定型，否則，為何會出現一些法國知識階層中人要從遙遠東方的中國尋找建構政治理想國的靈感的文化現象。70
在對外貿易方面，直到18世紀末，英國除了少數紡織品和鴉片外，根本拿不出任何可與中國手工業產品在市場上相抗衡的工業技術產品。7118世紀英國著名思想家亞當·斯密在給學生的講演中相當坦率地承認，如果不是英國的關稅壁壘和漫長的交通阻隔，中國產品在英國市場上將更有價格競爭力。72而且，在其有限的手工業和工業產品中，現代工業製品所佔的比例仍然是相當低的。例如，在1774年英國對外貿易出口產品總量中，來自手工業的毛紡織品一項佔26.7%，而工業產品總額也只有27.4%。直到19世紀前半葉，英國彌補對華貿易逆差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印度農民生產的毒品--鴉片，而不是那個時代的科技成果。73
在科學技術層面上，蒸氣機固然已經出現，但是，即使在其發源地英國，直到19世紀初葉仍沒有完全取代手工工場和作坊。74
史學家克拉克(C.N.Clark)就指出，英國工業生產的革命性發展是在1780-1790這10年中發生的。75許多代表工業革命成就的科學發明(如火車、電話等)要到19世紀20、30年代後才廣泛為人所知並付諸應用。這些事實表明，絕大多數今日看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科學發明、經濟觀念、政治思想即使在馬戛爾尼時代的英國和西方仍有待於推廣和普及。既然多數新的技術發明(如電話、火車等)剛剛興起，就自然不能奢望英國政治家們通過外交禮品的途徑輸入中國。既然工業革命時代的諸多發明在西方尚未普及，那麼，要求清朝從馬戛爾尼使團及其所攜帶的禮品中看到中西差距，進而產生變革、趕超之類的緊迫感，否則就是錯失機遇，這個詮釋未免過於苛求於古人。現代視角的詮釋者指責乾隆缺乏歷史感和現實感，因而沒有抓住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的契機，推進中國的近代化進程。我們不禁要問，究竟誰缺乏歷史感和現實感，是乾隆還是後世的史家們?
如果說18世紀的西方科學發展勢態還不足以使英使訪華成為中國了解西方新知的窗口，那麼，英國政府和馬戛爾尼本人在禮品準備和贈送過程中的一錯再錯，就直接導致了乾隆「不貴奇巧」的宣示。時下流行的有關馬戛爾尼來華史的眾多現代性詮釋幾乎一邊倒地從乾隆和中國一方尋找英使訪華失敗的原因，反覆拷問乾隆做錯了什麼，卻很少思考過英國人是否做錯了什麼。似乎只有當日的中國才會夜郎自大。
其實，如果追尋一下當日的實情就不難發現，在禮品問題上，自以為是的是英國而不是中國;閉目塞聽、盲目自大的是馬戛爾尼，而不是乾隆皇帝。不錯，英方在準備禮品之始就決心向中國展示最新科技成果。但是，何為最新?英國人在考量這個問題時完全無視中國，特別是清廷對西學的了解，只是想當然地選擇了一些天文、地理儀器和鐘錶之類作為主要禮品。但是，根據故宮現存的文物和文獻，隨著明清之際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發展，這些器物從17世紀開始業已進入清宮。到18世紀，中國工匠已經能夠獨立製造這類儀器。76因此，當清宮工匠一接觸到英國禮品時，就能信心實足地表示「早經教會。若欲拆卸挪移安裝，隨處即可。」77易言之，那些馬戛爾尼自詡為「從古迄今所未有，巧妙獨絕利益甚多」78的禮品。對於清宮而言，根本無新奇獨絕可言，乾隆自然有理由冷眼相視。而且，乾隆的冷漠只是一種外交姿態，實際上，他相當重視這些儀器，特別是那些天文、地理儀器，命人陳設於自己常去的圓明園等處。79
馬戛爾尼不僅在禮品籌划上自以為是，而且在向清朝贈送禮品的過程中，一再故弄玄虛，更激起清廷的反感和輕視。當馬戛爾尼進京時，他宣稱自己所攜帶的禮品極其複雜精妙，需要1個月才能安裝完畢，而且，安裝後就不能拆卸。英方準備的有關禮品說明也稱，有些禮品「從古迄今所未有，巧妙獨絕利益甚多。」80乾隆當即就懷疑英方誇大其詞。他說：
「該使臣向征瑞告稱，貢品內天文地理音樂表，極為細巧，帶來工匠必須一個月之久，方能安裝完整等語，此必系該貢使張大其辭以自炫其技巧。」81
「該國製造此件大表(天象儀)時，制畢之後，必自裝飾成件，轉旋如法，方可以之入貢。若裝成後不能拆卸，何又零星分裝箱內，載入海船，又由大船改換小船，復自通州陸運至京乎?」82
後來，清宮技術人員奏報英國天文儀器「並無奇巧」，「拆卸挪移安裝，隨處即可。」這就徹底揭穿了馬戛爾尼在禮品問題上設置的西洋景，自然也增加了乾隆皇帝對英使的反感，因而在致英王詔諭中特意強調「不貴奇巧」。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乾隆排斥西學，拒絕英使帶來的西方科技成果。
6.「其用至溥」：乾隆的西學觀和西學政策對於乾隆時代西學在中國的發展和乾隆的西學觀，學術界的評價一直較低，認為乾隆一向輕視、排斥西方科技成果。1980年代，美國學者薇麗·柯恩首先質疑傳統觀點，認為乾隆仍然遵循乃祖康熙的政策，注意引進西學成果。
不可否認，乾隆時期西學引進的數量和質量都不及康熙時代。但是，這與外部環境的惡化關係密切。這首先來自於禮儀之爭。1710年，羅馬天主教皇正式下令，禁止中國天主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這項政策受到士大夫階層的冷遇和排斥。於是，西方傳教士放棄了利瑪竇以來以科學引進為手段，折衷儒學和天主教，以士大夫為重點爭取對象的傳教路線，而是轉向下層民眾，其介紹西學的熱情大為減低。到1770年前後，耶酥會解散後，許多在京的耶酥會士也紛紛呈請離華回國。83其次，西教士在譯介西方科技成果之時，往往出於宗教原因，經常排斥與其信仰不合的西學新知。以哥白尼的日新說為例，早在17世紀來華的西教士行篋中，就有哥白尼的著作。但是，由於哥氏理論受到教廷禁毀，西教士就隱匿不發。直到乾隆年間，蔣友仁在他的《地球圖說》一書中才將其公佈於世。但是，他們在介紹哥白尼學說時，又暗中上下其手，有意迴避哥白尼學說與他們引入的拖勒密與第谷學說彼此之間的優劣和前後脈絡。托勒密學說是過時的地心說，第谷學說是托勒密和哥白尼理論的折衷。這兩者在學理上都不及哥白尼的日心說。但是，他們拒絕向中國學者說明這一點。84結果，他們對哥白尼學說的譯介不僅沒有提高中國學者對西方天文歷算的理解，反而使之無所適從，引起許多學者對西學的誤解。乾隆時代著名的漢學家和天文學家阮元就因此對這三家學術的巨大差異甚為不解，並因此懷疑西學的價值，提出「同一西人，何其說之互相違背如此耶」的疑問。85
學術界低估乾隆朝西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乾隆承襲了乃父雍正的政策，嚴厲禁止傳教士在華傳教，因而堵塞了中西學術交流的主要渠道，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把禁教等同於禁西學，乃至科學。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無庸置疑，乾隆在位60年，多次掀起全國範圍的禁教活動，甚至下令秘密處決非法入境的西教士。86但是，這決不意味著他限制西方科學成果的引進，更談不上阻礙西方近代科學成果在乾隆時代的傳播。實際上，乾隆在處理西教與西學的關係上有明確的政策界線。1751年，他在編篡《四庫全書》時，明確作出「禁其學術而節用其技能」87的政策宣示。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學術」並不同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科學研究」，僅指基督教及有關神學著作，所謂的「技能」所涵蓋的範圍則比今日的「技能」更為寬廣，不僅包括實用的水利技術，還包括天文、數學、幾何等科學內容。88
因此，乾隆禁教不等於阻礙西學流傳。縱觀乾隆一朝的文化政策，儘管他多次發動文字獄，並於1740和1750年代發動全國性的禁書運動。89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針對西學而來的。因此，在這期間，沒有一位學者因研究西方天文歷算而受到迫害，也沒有一部晚明以來譯介的西方科學著作遭到禁毀。90相反，乾隆一繼位，就下詔選拔通曉天文歷算之學的專門人才。91這一時期清廷編纂的官方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次強調西方科學技術對於中國的重要性。(西方科學)「精密有據」;「其考驗天象，較古法為善」;「其製作之巧，實為甲於古今」;其《幾何原本》一書治學「自始至終，毫無疵類」;「於三角、方、圓、邊線、面積、體積、比例變化相生之義，無不曲折盡顯、纖微畢露。光啟序稱其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亦非虛語也。」該書還認為，「西洋之學，以測量步算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於民用，視他器之徒矜工巧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講水利者所必資也。」
「其製作之巧，實為甲於古今。寸有所長，自宜節取，且書中所載，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92
由於乾隆重視西學的價值，他繼續重用傳教士譯介西方科學著作，出版了一批新的西方科學著作。哥白尼的日心說即是在乾隆朝傳入中國的。93他還把晚明以來譯介的主要科學著作收入《四庫全書》，同其他中國古典著作一樣分抄三部，分存杭州、揚州、鎮江，供士子自由借閱。94當然，乾隆在譯介西學方面所展示的熱情，所付出的努力不及乃祖父康熙皇帝。但是，如果因此就低估他在這方面的作為，甚至把他斥為僅對西方聲色異物感興趣的「公子哥」，顯然是不公允的。
為了便於引入西學，乾隆雖然禁教，但是，在具體作法上仍有相當大的靈活性。他一方面禁止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另一方面又保留在北京的傳教活動。由於他的默許，北京的西教堂仍然進行傳教活動，向外界開放，供士大夫參觀。95乾隆時代，不少士大夫頻頻參觀教堂，留下了不少筆記、題詠。96一些外國使臣也前往訪問，獲取有關中國乃至西方的各種信息。97易言之，在乾隆時代，西教士的活動範圍雖受到限制，但中西科學交往的大門並未關閉，甚至民間士人仍有諸多了解域外情形的渠道。這一時期中國仍是朝鮮、日本輸入西學的重要來源。98這又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乾隆時期西學在中國的活躍程度。
乾隆時代官方對於西方科學技術的重視也在馬戛爾尼使團來華過程中有所體現。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時，注意到在清宮供職的傳教士對西方國家與中國交往的重要性，也向清政府推薦了兩名通曉天文歷算的西班牙傳教士安納(Hanna)與拉額納特(Lamoit)。乾隆雖然堅拒英方通商要求，聲稱「不貴奇巧」，但對這兩位傳教士照樣接納。99試問，如果乾隆要借「天朝不貴奇巧」顯示他對西方科技新知的蔑視，他又何以會接納精通科技的西教士?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上述乾隆朝清廷對西方科學的基本立場下加以考察，這種貌似矛盾的舉措其實再自然不過了。另一方面，清廷在向馬戛爾尼宣示「天朝不貴奇巧」的同時，卻又接納其所推薦的傳教士，這又進一步說明它的宣示並非針對西方科技，而顯然是針對馬使團在禮品問題上的不當之舉有為而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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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以現代性敘事論述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的著作曾借用武后祠的對聯，批評乾隆對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事件的處置為「不審勢則寬嚴皆誤」。但是，如果從18世紀的世界視野看，這種20世紀史家們所看重的「勢」只是一種基於19世紀後半葉以來歷史經驗所建構的事後諸葛亮式的理論預設，不但沒有揭示反而遮蔽了18世紀末葉東西發展態勢的實際狀況。無庸質疑，18世紀末葉，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確實產生出許多重要的思想理論、企業制度和科學發明，它們後來對人類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衝擊。但是，這些新技術和新發明的出現並不等於它已具備了實際應用的價值，更不證明它的示範效應。否則，就無法解釋英國直到1790年代仍然畏懼中國、印度等東方產品的競爭力，並採取多種措施加以限制。由於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無法通過20世紀史家所想像的自由貿易公平競爭的方式在18世紀的世界經濟發展中贏得一席之地，他們轉而首先通過殖民擴張、貿易獨佔、征服屠殺、販賣毒品的方式來搶佔和壟斷亞非現存的貿易網路，確立和擴大自己在18世紀全球經濟中的霸主地位。
因此，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亞非各國，他們所能感受到的自然不是19世紀後半葉乃至20世紀人們所接觸到的近代化技術和文化優勢，更多的卻是一個日益逼近的西方威脅的陰影。中國當日所直接面對的首要問題不是20世紀人們艷稱的「縮小差距」或「抓住機會」，而是如何抵禦殖民擴張和維護國家的安全。就此而言，乾隆拒絕英國使團的通商要求，以抵抗英國霸權圖謀，從當時的國際環境看，是再自然不過的，更何況他並未拒絕西方的科學和技術。而通行的單一現代性詮釋要求乾隆僅憑英使提供的一些並不新奇的禮品，就能見微知著，看出19世紀中葉以後才出現的國際趨勢，帶領中國踏上趕超西方的歷程，否則，就是導致中國錯失機會。這種脫離具體歷史時空的高論，倒未免「不審勢則寬嚴皆誤」的學術尷尬。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孟悅、叢小平指正，謹此致謝。
1劉禾：《歐洲路燈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談西方學術新近的重大變革》，載《讀書》，2000年第5期。
2我在這裡綜合了現有中國和西方持現代性視角的學者的論斷。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E.H.Pritchard：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ie,.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29;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 1750-1800,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0;「The Koutow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Far Eastern Quarterly 2,no.2 (1929), 163-201.朱雍：《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十八世紀外交與中國命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張芝聯等主編《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一部分論文;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北京：三聯書店，1993)。這些著作至少在一手文獻的發掘上為後來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筆者儘管難以苟同現代性敘事對這一問題的總體分析，但是，在本文寫作過程中，受惠於他們的有關研究，特別是朱雍博士的論著和張芝聯教授等主編的論文集中所提供的有關史料，在此謹致謝意。
3時至今日，一些學者仍持類似的看法，一個典型例證是Alain Peyrefitte:「Chinese Protectionism versus Anglo-Saxon Free Trade」, Chines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 (Spring), 123-134.
4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47。
5有關陳寅恪的史學貢獻和學術意義，學術界已有很多討論。但是，多數論者傾向於從中國文化本位主義的視角研究這些問題。實際上，這僅是陳氏史學的一個面相，他在歷史研究中所展示的世界性視野和多維分析視角才更清楚地展示出他對中國本土傳統史學的突破。這種分析方法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得到淋離盡至的發揮。
6James L.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有關何偉亞對現存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史研究中的現代化敘事，西方中心觀的批判，詳參該書第一章，第十章。另可參看艾爾曼，胡志德著，孟悅、趙剛譯：《馬戛爾尼使團、後現代主義與近代中國史：評周錫瑞對何偉亞著作的批評》，《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1997)，第四十四期，頁118-130。有關現代化敘事倡導者對此書的反應，參看周錫瑞著，孫尚揚譯，
《後現代式研究：望文生義，方為妥當》，《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1997)，第四十四期，頁105-118。
7詳參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嶽麓書社，1989。
8Joanna Waley-Cohen: 「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98 (5), 1525-1544.
9D. C. Coleman: ed., Revisionism in Mercantilism, London, 1969;Abdul-Karim Rafeq: 「Bruce Masters: the Origins of Western Economic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Mercantilism and the Islamic Economy in Aleppo,1600-1750」,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51, no. 4, (October1992); Robert B. Ekelund and Robert D. Tollison: Politicized Economies Monarchy, Monopoly, and Mercantilism , Te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97; Glenn Joseph Ames: Colbert, Mercantilism, and the French Quest for Asian Trade,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atrick O』 Brien:「 Mercantilism and Imperialism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utchand British Economies 1585-1815」, De Economist 148, no. 4 (2000): 469-501; Lars Magnusson:Mercantilism: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4; Lars Lagnusson: Ed., Mercantilist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3.
10有關布羅代爾對這個問題的論述，詳參氏著《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施康強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第三卷，頁38-39。有關馬士的論述，見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卷1，頁28。
11有關17、18世紀歐洲內部的權利鬥爭和爭奪，詳參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Vintage, 1962; Richard S Dunn：The Age of Religious Wars, 1559-1715, London;WW Norton & Company, 1979.頁158。
12詳參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Random House Inc., 1937,頁590-601。
13早在18世紀，一些學者(如Adam Smith)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並予以尖銳地批評。詳參Adam Smith前引書,頁600-601。由於荷蘭在印尼的血腥屠殺，一些島嶼土著居民的數量後來竟少於外來人口。例如，在多次屠殺之後，班達群島的土著居民減至530人，荷蘭移民卻有539人。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詳參布羅代爾著，施康強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96)第三卷，頁242-243。K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1620-1740, Hague,1958; Harm Stevens: Dutch Enterprise and the VOC, 1602-1799, Zutphen: Walburg; C.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1600-1800. London: Penguin, 1988; Dutch Merchants and Mariners in Asia: 1602-1795, London: Valriorum Reprints, 1988. 有關西班牙在菲律賓的殖民貿易壟斷及其對華商的遏制和屠殺，詳參(Blair),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Cleveland: Arthur H. Clark, 1905, vol. 29, pp. 208-258.
14布羅代爾上引書，頁405-406。Giovanni Arrighi:「REORIENTALISM? -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ndre Gunder Frank」 Review - Fernand Braude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es, Historical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s, 22, no. 3, (1999): 327 –355;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London, Verso, 1996.
15有關戰爭與17、18世紀西方崛起的關係，詳參John U Nef: War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Norton, 1968.有關奇波拉的觀點，見奇波拉著、吳良健譯《歐洲經濟史》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頁254。
16有關布羅代爾的觀點，見布羅代爾前引書，頁669-670。
17K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1620-1740, Hague,1958.
18詳參Leonard Blusse: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Foreis, 1986，頁96。
19LeonardBlusse前引書，頁96。
20同上。
21西文有關這一問題的最新論述，詳參Leonard Blusse: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Foreis, 1986，頁96。有關中文論著，詳參韓永福《清代前期的華僑政策和紅溪慘案》《歷史檔案》，92，4，頁99-104。此文承韓永福惠贈，謹致謝意。
22Ralph Davis: 「English Foreign Trade, 1660-17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7,2 (1954), pp150-166;
「English Foreign Trade, 1660-1700」,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5,2 (1962), pp. 285-303.
23有關這一問題的經典論述，詳參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1.1953,pp. 1-15
24原文見Dunn前引書，頁150。
25詳參AdamSmith前引書，頁576,594。有關自由貿易觀念在18世紀歐洲知識界的發展和演變，詳參Piere Posanvallon: Le capitalisme utopique: Histoire de 1』idee de marche( Paris:Seuil, 1989)前三章;Richard F. Teichgraeber III 『Free Trade』 and Moral Philosophy: Rethinking the Sources of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 P. Kindleberg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dam Smith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以及Asa Briggs and R.M.Hartwell對該文的批評，見Thomas Wilson and Anderw S. Skinner主編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Essays in Honour of Adam Smi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頁1-42。Joseph A.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1963;麥勁生：《中英貿易與十八世紀政治、經濟學者的自由貿易論爭》，《清史研究》，96，2，頁45-55。
26關於亞當·斯密自由貿易理論在18世紀後期的影響，詳參Kirk Willis: 「The Role in Parliament of the Economic Ideals of Adam Smith, 1776-1800,」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979): 505-44.
27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長沙，嶽麓書社，1989)。20世紀後半葉美國漢學的領袖人物費正清30年代曾就學於清華，與蔣氏關係密切，詳參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蔣的觀點對費正清及後來美國漢學界有關清代歷史的論述有所影響。
28詳參K.N. Chaudhuri: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布羅代爾前引書，頁570-571。
29布羅代爾前引書，頁574。
30如1622年，荷蘭曾進攻澳門;1808年，英國曾一度佔領澳門。但是，由於中國政府的干預，他們都未能取代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地位。詳參馬士前引書，第1卷，頁9-10;第3卷，頁76-93。
31奇波拉著，吳良健譯《歐洲經濟史》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頁383。
32詳參馬士前引書第一卷，頁741-747;第三卷，頁633-641。
3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頁5.
34有關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於中英貿易現狀和馬戛爾尼使團的態度，詳參Pritchard前引書,頁270-271。
35Greenberg前引書,頁55。
36詳參John Cannon: Ed. Oxford Dictionary of British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of Press, 2001, 頁457; Ephraim Lipson:The Econimic History of England, vol III,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London, 1931.
37布羅代爾前引書，頁435。
38同上。
39布羅代爾前引書，頁584。
40有關茶葉出口數字，轉引自張芝聯前引書，頁151。詳參馬士前引書，第1、2卷的有關部分。Earl Hampton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頁395。
41格林堡前引書，頁3。
42轉引自朱雍前引書，頁269。
43詳參馬士前引書卷5，頁127-130;卷2，頁19-22。
44同上卷5，頁182-185。
45詳參同上卷2，頁151-171。
46轉引自朱雍前引書，頁173，175。
47詳參張芝聯主編前引書，頁16-30。
48布羅代爾前引書，頁570。
49轉引自朱雍前引書，頁269。
50詳參馬士前引書卷2，頁239。
51詳參張芝聯主編前引書，頁32。
52《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以下簡稱《乾隆實錄》)(台北，華文書局，1964)，頁21270，21269。
53《文獻叢編》，第11輯，頁30。轉引自Earl H. Pritchard: 「The Kowtow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Far Eastern Quarterly2, 2 (1943) 174.
54《乾隆實錄》，頁21306。
55同上，頁21318
56同上，頁21317。
57同上，頁21328。
58同上。
59在英使進獻的禮品中，有一艘裝備有110門大口徑火炮的英國軍艦模型，乾隆很有可能是從此看出中英雙方海軍的軍事差距。我未看到乾隆有關中英軍事差距詔諭的原件。這份詔諭的英譯本(從法文本轉譯〕見Alain Peyrefitte: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in 1792-4, London, Harvill, 1993,頁328.
60朱雍首先注意到英國來華的目標很可能是壟斷西方對華貿易關係，詳參氏著，頁247-248。
61同注58。
62《衛藏通志·凡例》轉引自張芝聯等主編前引書，頁248。時下有關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的研究多限於他們對西方科學東傳的作用。其實，他們對清廷有關對外事務的看法也有相當的影響。否則，乾隆不可能對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前夕英國和歐洲的態勢有如此清楚的了解，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63詳參張芝聯等主編前引書，頁178。
64詳參Earl H. Pritchard,「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rcartney Embassy (1793-1803)」,T』oung Pao 31 (1935): 31-39, 45-55.黃興濤《馬戛爾尼使華及傳教士及傳教問題》已注意到這一問題，見張芝聯前引書，頁358-375。
65詳參《掌故叢編》第8輯,頁22-24。.有關其中科學儀器的研究，詳參J. L. Cranmer-Byng and T.H. Levere:「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Collision: Scientific Apparatus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Annals of Science 38:503-25. 何偉亞(J.L.Hevia)也注意到這個問題。詳參張芝聯前引書，頁89。但是，他們都未從17、18世紀中西科學技術交流的角度分析清廷冷遇馬戛爾尼使團所贈禮品的原由。
66轉引自張芝聯前引書，頁221。
67轉引自張芝聯前引書，頁225。
68《乾隆御制詩五集》卷84，癸卯八，《紅毛英吉利國差使臣馬戛爾尼奉表貢至，詩以記事》夾注。轉引自張芝聯前引書，頁11。
69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Longmans, 1962，頁162-3。
70詳參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Domin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頁43-7,79-81,92-3; Levis A. Maverick: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San Antonio, Tex, 1946.
71詳參MichaelGreenberg和H.B.Morse前引書。
72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London, 1896, Milton S. Eisenhower Liberary i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複印本，頁165.
73詳參Peter Kriedte: Peasants,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s :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1500-18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74同上。
75克拉克主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卷9，頁54。
76北京故宮博物院至今還珍藏著許多17、18世紀清宮製造和外國輸入的天球儀、地球儀、鐘錶和其他科學儀器，1990年代筆者在故宮工作期間曾參與過其中部分文物的對外陳列籌劃和布置工作，因而有機會看到這批文物。
77轉引自張芝聯前引書，頁225。
78同上，頁217。
79同上，頁227-228。
80同上，頁217。
81見前引《乾隆實錄》，頁21276-7。
82《掌故從編》，第7輯，頁43。
83有關禮儀爭論的最新研究，詳參S.J. George Minamiki: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5; David E. Mungllo: The Chinese Rites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Monumenta Serica, 1994;李天岡《「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有關在華耶酥會士在耶酥會解散前後大批回國的問題，詳參庄吉發前引書，頁99。
84康熙年間，法國傳教士傅聖澤(J.F.Foucquet)曾向康熙介紹與哥氏學說有關的開普勒理論，在耶酥會士內部還引起爭論，詳參劉鈍、韓琦主編《科史薪傳--慶祝杜石然先生從事科學史研究四十周年學術論文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頁67。另參Sivin著名論文「Copernicus in China,」原文見Colloquia Copernica II: Etudes Sure Laudience de la TheorieHheliocentrique, Warsaw, Union Internationale d』Hisotri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1973.此文複印件承艾爾曼(Benjamin.Elman)老師惠賜，謹此致謝。
85阮元《疇人傳》卷43《哥白尼傳論》。
86庄吉發：《清高宗禁教考》，見氏著《清史論集》(8)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頁53-105。
8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25，《子部·雜家類存目》案語。
88一個例證是四庫館臣對《天學初函》的政策。該書包括理編和器編兩部分。理編收錄了神學著作，器編收錄了科學和實用技術著作。四庫館臣把其中的器編收入四庫全書，但刪除了理編部分。有關《四庫全書》的編纂，詳參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89詳參王彬《禁書·文字獄》中國工人出版社，1992。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
90筆者曾查閱了現存的乾隆朝圖書禁毀目錄和1670年以來有關文字獄的一手文獻，都未發現有針對西方科學技術譯著的。詳參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匯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岡本前引書所附《禁書著者一覽表》，《禁書書名一覽表》。筆者認為，清代文字獄無疑限制了知識分子對時政的批評，但並未影響和妨礙士大夫對西學的研究和利用。
91《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台北：華文書局，1964)。卷35，頁3-4。
9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25，子部，《天問略提要》條，《幾何原本提要》條，《泰西水法提要》條，《奇器圖說提要》條。這些提要均由當日清廷指派的相關學者起草，並經過官方審定修改，因而反映了朝廷對西學的態度和看法。詳參黃愛平前引書。
93詳參Sivin前引文。
94詳參黃愛平前引書。
95詳參陳垣《從教外文獻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此文以明末清初之天主教為主，但對乾隆時期的天主教在北京的流播與發展也有論述。《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
96如當時著名學者趙翼就曾參觀過北京的天主堂，用堂中所藏望遠鏡觀察天象。詳參趙翼《檐曝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36-37。)
97例如，當時朝鮮使臣經常光顧北京的天主教堂，學習西方天文歷算之學。
98有關中國在西學傳人朝鮮過程中的作用，詳參張存武《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見氏著《清代中韓關係史論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87，頁330-340。)(韓國))李元淳的《朝鮮西學史研究》李元淳著，王玉潔，朴英姬，洪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有關西學從中國向德川時代日本的流傳，詳參大庭修：《江戶時代日中關係秘話》(東京：東方書店，1980);《江戶時代中國文化受容研究》，同朋社，1984。
99有關細節，詳參黃興濤《馬戛爾尼使華及傳教士及傳教問題》，見張芝聯前引書，頁35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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