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文化運動」的再思考：紀念胡適誕辰126周年

今年12月17日是胡適先生誕辰126周年紀念日。朱正先生在編寫的《胡適文選》前言中引用一首詩：「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幾百年」，然一百年里幾代人過去了，各種思想意識似「城頭變幻大王旗」，無數「豪言壯語」，無數「風流人物」，有多少能經得起時間考驗呢？胡適先生的書，原本應該只能在故紙堆里，在圖書館館藏書中去翻閱，但他的書一再出版發行，在網路多媒體發達的今天，他的話語也一再被「點擊」，擁有了更多不同年齡段的「粉絲」。如果真存在「時空穿越」，我希望能做一名他的學生，聆聽他的教誨。 胡適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之一，如果以他《文學改良芻議》文章的發表作為新文化運動開端，今年正好是100周年。這次運動極大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百年來中國發生的所有「革命」（包括正面和負面）都可以在這場運動中找到影子，被很多歷史學家定為中國現代史的起點，新革命的起點，是有道理的。胡適先生參與到新文化運動中並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去維護一個讀書人必須有的「底線」，清楚認識到更清晰準確表達我們的客觀世界和自己的內心世界是社會有序的基礎。這就是我們應當如何去思考，去讀書、寫文章，用更通俗話去講就是如何「說話」（包括如何「聽話」）。他在晚年多次提到英國重要的思想家赫胥黎在他的自傳中寫的一段話：「但是我年紀越大，越分明認得人生最神聖的舉動是口裡說出和心裡覺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人生最大的報酬和最大的懲罰都是跟著這一樁舉動走的」（轉引自《胡適文集治學篇》）。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講我們說什麼，想什麼，有怎樣的觀點，直接關係到我們的生存狀態是幸福還是苦難。也許你認為個人在社會裡是「渺小」的，如何「說話」是無所謂的，最多隻影響個人。這讓我想到文革運動不就是在群眾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中進行的嗎？西方有諺語：「沒有一滴雨會認為自己造成了洪災」，但這「洪災」又是如何發生的呢？一些「話語」看似和個人無直接關係，但很可能「被放大」而間接影響到我們。「話語」是所有文化的基礎，大家都知道文化對國家發展的重要，但沒有規範的「話語」基礎，又何來文化的進步呢？ 胡適先生在《文學改良芻議》文中提出了「說話」的八項原則：「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今天我們再來看這些原則，一是感到都是些語文常識，中小學生都應該知道；二是百年前提出的「忠告」今天更值得重視，所提出的「不要」幾乎成了「就要」， 「語言腐敗」的不就是形容違背這些原則的話語太多了嗎？，這真是值得我們大家思考的大問題。這也說明當年的新文化運動是不完整的，是沒有進行到底的運動。我們要得到真正的現代思想文化方法需要退回到百年前，繼承先哲們未竟之事業，完成「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從推廣白話文開始的，胡適先生在竭力推廣白話文時，一再強調古文中很多精彩的地方使用了「白話」，討論白話文運動的要害並不是討論「白話文」和「文言文」哪種文體更好。而是提出了「說話」的基本公理，也就是說話和寫成文章必須是統一的，不能是兩種形式，「文言文」不可能成為日常的話語，而普通話語和文字的統一是自然的事情。新文化運動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順應的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也就是社會要從「弱肉強食」轉變到「契約社會」，突出的是「說話」的重要性，在契約社會裡，說話和寫出來必須是「一件事情」，豈能一方面「白紙黑字」，另一方面又允許「信口胡說」。 當時白話文運動所以引起爭論，背後隱藏了從古代積澱下來的中國社會中的「潛規則」。人類社會是由依靠強制力的世俗政權和依靠由人的精神世界而發展起來的文化力量來控制，也就是叢林法則的「弱肉強食」導致了政權存在的意義，而「契約」現象是「文化」發展的結果。中國的發展和歐洲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歐洲有較強的宗教勢力庇護了文化的發展，兩種力量彼此有制約作用；而中國缺少強有力的宗教，制約世俗政權的力量有限，「文化」常被世俗權力利用，最典型莫過「科舉制度」，這種靠世俗權力獨大而行進的歷史造成「皇權」更迭頻繁，戰亂頻發。整個社會的意識是崇拜「強權」，輕視「契約」，長期處在這種環境之下就有了「文化壟斷」現象，有了愚民現象。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文字沒有從「象形文字」轉化為「拼音文字」；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古文要使用文言文；也可以解釋對商業的輕視（商業比農牧業更需要文化）。新文化運動最輝煌的地方是對文化壟斷的破除，讓更多的普通人有了學文化的機會，知道讀書識字和我們每個人都有關係，報紙雜誌開始遍及全國，有了現代意義的學校來「成批生產」文化人，是將「文化」從統治者和少數文化人手中解放出來的運動，目的是讓文化更有力量去抑制「弱肉強食」。 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視為文化解放運動是恰當的，但只是完成了「開幕式」，實現了將「說」和「寫」統一了起來，有了社會中起主導作用的「讀書人」階層，但這一大批「新人」應該有怎樣的思想方法，更具體是在「說話」上還需要注意什麼，並沒有認真研究。文化的力量主要就是表現在「話語」的力量，「話語」可以用來抑制世俗權力，但也可能被「權力」所利用，使「權力」更加肆意妄為。當年陳勝吳廣起義只需要直接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今天可以有更多理由。義和團的行為是直接愚昧殘忍的排外現象，但被說成「反帝愛國」，使得同一件事得出截然不同兩種「話語」，例子實在太多。看看百年來發生的歷史事件，再去思考新文化運動，把這場運動說成是「洪太尉誤走妖魔」也是一種黑色幽默。提倡「白話文」的先鋒陳獨秀和胡適都認為白話文是時代發展的需要，自己不過順勢而為。陳獨秀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意義是請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可以通過革命來大大促進社會的發展。但胡適先生清醒認識到社會只能一點一滴變化，而作為「先生」一定要準確表達自己的想法，尊重別人的看法。新文化運動應該是規範「如何說話」的運動，我們只有理清楚語言文字使用的基本原則之後，才能談到學術交流，思想交流，才能發揮真正的「文化力量」。胡適先生所強調的「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要怎麼收穫就怎麼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都是基本的但又是很重要的「說話的原則」。胡適先生這些對新文化運動的正確引導並沒有成為社會普遍共識，而是用「革命」取代了基礎文化的發展。而在一個沒有好的文化基礎的社會裡，任何思想意識不可能準確傳播，歷史的實際進程說明了這一點，一百年了，無論「德先生」還是「賽先生」都沒有在中國紮根（有關「科學」的內容可以看我紀念胡適先生125周年誕辰的文章），從這一點去看，一百年我們走過的路不過是畫了個圓圈，又回到「原點」，讓人不勝感慨。 胡適先生將在《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八項主張」又概括為下面四條：「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四點和前面提到的「八項主張」都是常識性的，可以作為我們「說話」的原則。這些看似簡單，但真做到是不容易的，原因何在呢？我這裡從語言文字的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如何說話」的原則。「話語」都是由「概念」堆砌而成，「話語」可能出現的問題都是「概念不清」引起的，認識「概念」的屬性，規範「概念」的使用，也應該是我們如何「說話（包括聽話）」的基礎。這裡圍繞「概念」問題提出應該注意的三點：一是要使用自己熟悉的概念，對不熟悉的概念多聽少說，甚至不說；二是要使用能準確「區分」的概念，對於不能「區分」的概念只能說，不能和行動與態度掛鉤；三是任何概念總是表示了某個具體「事物」，同時又僅僅只是個「符號」（文字），也就是「概念」都有「虛、實」兩性，不能利用概念的這個特點來講不負責任的話，甚至胡攪蠻纏。下面通過例子分別談談。 A要使用自己熟悉的概念，對不熟悉的概念多聽少說，甚至不說。「概念」是從現實中極其繁雜的事物里找出具有同樣性質的「事物」予以「命名」而出現的，我們日常使用的，一看就明白的「概念」，使用中不會「出錯」。問題是更多的複雜抽象概念要能認識它就必須去思考，在準確使用這些概念時，自然而然要抱著謙虛討論的態度去「說話」，絕對的「是」與「非」是不合適的，而且只能在一定有限的範圍里去談論，甚至可能只有「專家」才有資格來使用。這應該是我們在使用一些「前沿」概念務必重視的問題。如果一些抽象的「概念」被廉價販賣，大量沒有認真去思考的「普通人」也去亂用，很容易形成「聚眾效應」，導致極端的行為，造成社會的混亂。 原來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崔永元靠激烈抨擊轉基因農業而獲得不少人的喝彩，這裡無論「說的」，還是聽了相信的，都沒有注意到「說話」要注意使用自己熟知的「概念」。「轉基因」是生物學上的概念，完整理解它的定義不是隨便就能做到的，轉基因農作物對人身體產生什麼影響，只能由生物學專家和相關醫生來說話，普通人怎麼能「插嘴」來論是非呢？就是從經驗出發來考察這個問題，也需要時間的積累，需要更多的相關統計，也非普通人能做到的。崔是學新聞專業的，也如此「犯錯誤」，說明我們強調「說話原則」不是僅僅針對普通民眾的，就是在所謂「精英」階層也同樣。如果是為了接受新事物，重視學習新知識，一定要牢記孔子在這方面教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普通的人拒絕對轉基因發表看法，積極去「聽」才是真正在接受這個新知識。崔永元先生是個新聞工作者，應當關注的是有關轉基因新聞報道的「傳播」是否通暢，而不是「轉基因」本身，在這個問題上他應該指責的是新聞工作者的不作為，或與商業集團的勾結，不是談「轉基因」有什麼問題。 清末民初是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代，相當多的有志青年走上求學救國之路，新文化運動後期發生的五四運動正是這批青年掀起的浪花。讀書人談文化上的事是本分的，但分析國事，談社會理論，還只能做「學生」。我們來看一下胡適、陳獨秀、魯迅三位先哲的人生歷程，也可以發現秉持自己的專業，說自己的話，準確使用「概念」，遵守如何「說話」的基本原則，對自己、對社會都是重要的。他們三個人都有留學的背景，都有較深厚的國學基礎，都對文學感興趣，但他們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大不相同，身後留名也大不相同。胡適和魯迅一生沒有放棄自己的專長，沒有對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說三道四，結果是他們的著作一再出版，影響了幾代人。而陳獨秀卻放棄了自己的專業，去宣揚自己也沒搞清楚的時髦「概念」，在神州大地掀起了史無前例的「大革命」，而他自己落得個身敗名裂。他到了晚年才醒悟過來，知道自己應該回到自己的專業，去編寫小學國語教材。這場革命我們不去評說，但至今沒有真正文學或文字專家編寫的小學語文課本卻是實情，這是否是因為應該編寫這教材的學者「開了小差」的緣故呢？當年陳獨秀也曾經動員過胡適參加革命，胡適沒有參與，所秉持的不過是「如何說話」最基本的原則，必須準確使用「概念」，對自己不了解的東西不去說。胡適先生的名言「多談點問題，少談點主義」也是強調我們「說話」所使用的「概念」必須清楚，「問題」是現實的，大家都看到的；而「主義」是抽象的，統一對這些概念的認識都是困難的，何談指導我們的「行動」？這句名言今天仍然有意義，什麼時候我們認為這不過是普通常識，才是學會了「說話」的基本原則。 說到「說話」必須注意是自己專業內的，或者是自己學習和喜好的內容，如此有關「眾人的事」，也就是所謂的「政治」話語應該由誰去說呢？當然「政治」是一門學問，是會有相關學者專家去研究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家」未必是「政治學者」，但凡執政者基本上是無暇顧及「真知識」的。這方面涉及問題太多，就此打住。胡適先生是思考者，對社會政治問題不可能熟視無睹，也曾辦雜誌談政治，但只是限於「清談」，深知作為一個學者應該如何去「說話」。胡適先生著述很多，但沒有一篇文章是褒貶「主義」的。他提出「無為而治」的主張是符合他所遵循的「說話原則」，執政者不是專家，認識到這一點才可能做一個「好官」，從形式上的「無為」達到最大的治理國家的效果，「無為政治」才是真正的「賢能政治」。對於普通人，專業知識有局限性，而國家大政方針也可能影響到自己，但我們也應注意不要去說自己不熟悉的東西，而對常識性的問題一定要去「說」，去認真思考和實踐。以教育為例來談談。 教育幾乎和每個人都有關係，但「教育」這個概念是非常寬泛的，能夠準確把握的只能是一些教育學家，普通人只能在某個方面「插上話」。民國期間軍人出身的袁世凱和張作霖都把自己的孩子交給「文化人」去教育，自己不去，也不允許身邊的人干涉，他們的子女不少人都很有成就。今天我們教育上的問題就是出在「行政辦學」這個關鍵點上（更多論述就此打住），這成功和不成功的例子不過是順應和不順應「常識」罷了。現在不少人都同意「教育產業化害了中國的教育」這個論斷，真是什麼是「教育」還沒搞清楚，又添了「產業化」這個概念，「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能解決教育上的問題嗎？自己沒搞清楚的問題去「瞎說」，而眼前的具體問題「視而不見」，都是違背「說話原則」。如今很多城市不少中小學都存在「班額過大」的問題，這是學校領導和教師以及家長都知道不利於教學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年復一年存在著，社會上充足的物力和人力資源讓這不成問題的事情成了無法克服的難題，關鍵就在於應該去「說」去做的人「裝聾作啞」，一點點「真聲音」也只能淹沒在「教育不能產業化」喧囂聲中。這種空談「主義」不談「問題」何止在教育這個問題上！大家都知道「民主」好，然而和每個人都有直接聯繫的「業主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又有多少人研究和關注呢？而這些正是最有可能體現基層民主的地方。 B要使用能準確「區分」的概念，對於不能「區分」的概念只能說，不能和行動與態度掛鉤。「概念」最重要一個功能是為了概念之間相互區別，也就是概念「A」的出現為了和概念「非A」進行區別，但是「A」和「非A」在說明具體事務上一定存在有「重合」。值得注意的是這重合「區域」如果太多，彼此「邊緣」模糊，則這個概念就不是清晰的，以這種概念為主體的話語沒必要「爭論」，例如討論文言文是否保留。同時還有一些概念本身就是「籠統」的，裡面的內容很多，但又似乎空洞無物，其特點是沒有「對立面」，或者說「A」似乎是存在的，而「非A」並找不到。例如我們常用的「社會」、「文化」就是最典型的，如果我們說沒有「社會」，也沒有什麼「文化」，作為一個讀過書的人肯定不會認可，但如果繼續問，如果是存在的，那請「拿出來瞧瞧」，這也肯定做不到。而「非社會」、「非文化」又是什麼呢？同時如果你要把這個問題去問一個文盲，他肯定會說，有沒有和我有什麼關係！所以使用這類概念的「話語」不應該是為了爭論，而只是思想觀念的討論，更準確說這類概念只是為了思想上的「交流」，和具體「幹什麼」、「是什麼」沒有關係。但我們常常圍繞這樣的概念產生激烈的爭論，甚至付出「武力」，則必然在這個「學術」爭論後面有更多的其他問題，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文革」就是典型例子。 「文化」是一個常用的概念，但一定要注意它又是一個「包羅萬象」和「空無一物」的抽象概念。這樣一個「空」概念又如何能再區分出中國的和西方的呢？當我們比較中、西文化時，只能是對具體現象的比較，如果脫開具體事務進行比較，這類「話語」只能是用于思想、看法的進一步交流，缺少「是、非」的標準。例如當年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後得出「全盤西化」的結論，爭論對錯就是一個不會有結果的論題。 「文化」作為一個概念，是典型「舶來品」（大概從日文轉來），中國古代話語中是沒有這個概念的，圍繞「中國傳統文化」的爭論不是缺少基礎嗎？把它和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行動聯繫在一起，以此作為讚揚和辱罵的「根據」，不是盲動嗎？上世紀很多戰亂和運動和此類話語的泛濫不無關係。文化所以有「力量」，是通過人的「思考」，通過人的「精神」，以一種「無形的力量」來對社會起到控制作用。當變成不用思考的「話語」時，無論誰都可以使用的「武器」時，則不再有「真文化」，肯定對社會穩定有序沒有作用，甚至可能是產生混亂的源頭。 C任何概念總是表示了某個具體「事物」，同時又僅僅是個「符號」，也就是「概念」都有「虛、實」兩性，不能利用概念的這個特點來講不負責任的話，甚至胡攪蠻纏。任何一個語言概念和它表示的客觀現實是兩回事，但任何語言概念的出現又都是和現實世界有聯繫，我們可以把這一特點總結為概念都有其「虛」和「實」兩面性，所以我們在說話和聽話時要理解概念的這個特點。也就是講我們不能對「話語」產生迷信，迷信「語言文字」和迷信「符號」是一回事，胡適先生寫過一篇《名教》的文章就是談這個問題。他在文中提到一句名言，是著名龐居士臨終前的話：「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宗教都是靠話語來傳播，佛教提出「四大皆空」，所謂「四大」學者說是「地、水、火、風」，而世俗百姓常說是「酒、色、財、氣」，但無論是哪種說法，都是指很實在的東西，所以說成「空」，不過是強調人的精神世界更是重要的。事實上也是有道理的，《紅樓夢》里的「好了歌」不是在用故事講述了世俗生活中「空」的一面嗎？佛殿里都供奉著實實在在的佛像，這是真佛嗎？顯然也不是，但它的「虛」才是真實的意義。這位居士所以在臨終前說出這句話，前半句是祝願世俗人得到自己想要的，後半句是講得到真正的修行在於你的苦思冥想，而不是只拜你眼前的佛像，你在滿足物慾之後，也不要忘記「佛」的存在。宗教的力量在於它的神秘性，這一點和「話語」具有虛虛實實的特性有關，我們迷信一些話語不過是盲目的宗教現象，應該杜絕迷信盲從。同時話語的這一特點也是社會上假話、空話、大話存在的基礎，我們越能分清話語的「虛」還是「實」就能越讓「語言腐敗」現象少一些。下面再談兩個例子。 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在談論登月意義時 說：「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前半句和後半句都有「人」和「步」這兩個概念，但前半句是指概念「實」的意義；而後半句使用的是概念的「虛」意義。我們日常對類話的理解不是什麼問題，這句宇航員的話小學生就可以理解。過去商店、飯館大廳里都貼有「為人民服務」的標語，當發生爭執時，一方會說：「你們不是為人民服務嗎？」，另一方回答「為人民服務，又不是為你服務。」這裡前者把「人民」概念視為「實」，包括「我」；而後者把「人民」看成「虛」的，認為這句話不過是種宣傳，並不是要求我實際做什麼。概念的「虛」、「實」性是大話盛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逃避說話責任常用伎倆，問題是這也是語言的本性，很難完全克服。不少外語有所謂「定冠詞」和「不定冠詞」，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但中文沒有這個語言法則，反而充分利用語言的這一特性創造出很不錯的修辭話語和詩詞歌賦，更現實的是廣告對語言這一特性的利用。我曾經在一很小而且簡陋的修鞋鋪子看到一幅門聯：「頭可斷血可流皮鞋不能不擦油」，這裡前半句是「虛話」，後半句是真要求，而「拋頭顱灑熱血」是常見口號，是「虛」是「實」？這個例子也是「語言腐敗」「深入基層」的例子。正確對待概念的「虛」、「實」特性應該列為我們說話的原則，「實」不能「虛」化，「虛」不能「實」化。 所列出的三項原則彼此也是關聯的，出現概念混亂的情況往往和三者都有關係，例如區別性很差的概念也就是這種概念「虛」成分很大，沒有什麼「實」在裡面，例如我們說「我在讀書」和「我重視文化」兩句話，前一句「實」的成分就比較大，後一句就是「虛」話了。「教育」這個概念也是很寬泛的，也是一個區別性很差的概念，用「教育」做主題的話語很可能流於空談。我們要「說話」必須概念清楚，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準確使用概念」。胡適先生在《文學改良芻議》文中提出的八項主張和隨後總結的四項原則是用通俗明白的話語強調了「如何說話」基本原則，應該作為今天中小學語文課的原則，是我們獲得一切人文知識的基礎，也是當年新文化運動應該努力的方向。這簡短几句的說話原則也可以概括為一句，就是「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胡適先生做到了，希望有更多人同意這一點，努力向這方面努力。我一次看到一座很漂亮的現代建築，依山勢而建，錯落有致，「實驗小學」的招牌赫然屹立，再一看學校圍牆畫著「二十四孝圖」，感覺頓時從現代退到了愚昧時代。「二十四孝圖」主要內容荒誕、醜陋，甚至泯滅人性，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也不會有人拿此去讚揚中國傳統文化。去追問和這畫直接有關的人，一定會得到回答「這不是我的意思」，這不正是「不說自己的話，說別人的話」嗎？不知道當年的先哲們看到新世紀這「沉渣泛起」會有什麼想法，這隨手可得的例子所能說明的是百年前新文化運動是一個不成功的運動，是一個沒有完成的運動，在紀念胡適先生誕辰126周年的日子裡，拋磚引玉，希望關注中國文化的「讀書人」能參與到續寫「新文化運動」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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