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還是窮兵黷武：漢武帝並沒有真正打垮匈奴？

但西漢為此戰付出的軍事代價有多大呢？漢軍傷亡七八萬，與匈奴相當，馬匹損失十多萬匹，這對於戰馬相對較少的西漢，代價過於高昂，導致漢武帝在後期發動的戰役中，再也無法調集如此多的馬匹。另外，衛青和霍去病的騎兵部隊分別在蒙古大漠里行軍一千和兩千里，由於當時落後的交通和後勤制約，交戰之前，漢軍的馬匹、物資和人員損耗就必定相當高。

漠北決戰，漢武帝放棄了有效的間接攻敵戰略，與匈奴主力正面決戰。漢軍的策應佯攻、迂迴機動和偷襲等優勢戰術無從發揮，再加上補給的困難和損失，結果漠北之戰雖然取勝，但卻是一場「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慘勝。實際上西漢和匈奴都元氣大傷，此後七年雙方几無戰事。

漠北決戰既是武帝對匈奴作戰的頂點也是關鍵轉折點，其慘重的軍事和經濟代價多半要由他「好大喜功」的性格負責。在征討驅逐匈奴的偉業中，漢武帝所謂的「雄才大略」也止於漠北決戰。

後期戰略和選帥一無是處，匈奴實力恢復

經過十多年的相對和平與政治談判階段之後，漢匈衝突再度激烈。此時武帝寵幸李夫人、寵信李延年，後兩者之兄李廣利將軍因此受武帝重用，但李廣利軍事才能平庸。前103年趙破奴兩萬騎兵被匈奴八萬人圍攻，全軍覆沒。此後西漢三次進攻匈奴都由李廣利擔任主將，結果一次無功而返，兩次慘敗。

由於在前期尤其是漠北戰役中的戰馬損失過大，武帝後期進攻匈奴多是步騎協同，步兵利於防守，但速度和衝擊力遠不及騎兵，運動戰中會拖累騎兵，而如果沒有騎兵保護，步兵更獨力難支。前99年的俊稽山之戰，李陵長期訓練的強悍步兵兼弓弩手部隊遭遇匈奴單于主力。在有利地形掩護下，漢軍5000人與匈奴8萬騎兵苦鬥十餘日，仍然無法擺脫追擊和圍攻，最後李陵兵敗被俘。同一時期，李廣利3萬騎兵攻擊匈奴右賢王，漢軍死傷十之六七。

前90年，漢武帝最後一次大規模進攻匈奴。西漢14萬大軍分三路出擊，其中李廣利一路7萬人。是役，李廣利的主力戰敗，在轉戰一千餘里的情況下，體力和鬥志皆失。李廣利得知妻兒因「巫蠱之禍」被抓，無心戀戰，遂率大軍投降匈奴。除了用人失察之外，漢武帝後期的戰略更加僵化，除了被動防守，就是一味尋求與匈奴主力決戰。雖然後期數次戰役也有多路出擊，但他對匈奴兵力部署並不了解，基本上是盲目分兵，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反觀漠北之戰後匈奴的戰略，一方面主動政治談判、爭取時間恢復實力，另一方面在戰爭中加強對漢軍的偵察，而且充分運用熟悉地形、地勢之優勢——漢軍主力強盛時，匈奴隱遁軍隊避敵鋒芒，令深入敵境的漢軍找不到對手無功而返；漢軍孤軍深入時，匈奴則以優勢兵力圍殲，最典型的莫過於俊稽山之戰。同時，匈奴也使用「間接」戰略手段，利用西域諸國的反覆無常，令西漢軍力長期消耗於西域地區，從而減輕漢軍對匈奴的正面壓力。匈奴人也吸取以往畜產損失過大的教訓，在交戰之前將非戰鬥人員和牲畜轉移至安全地帶。

總體上，武帝後期對匈奴之戰無論在戰略規劃、選帥用人，還是戰術運用、戰鬥表現方面，都沒有可取之處，而匈奴人藉此得以恢復實力，與西漢繼續抗衡數十載。那麼，匈奴的威脅最終是怎樣解決的呢？這還要經歷昭帝、宣帝和元帝三朝。

戰爭的代價：「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漢武帝對匈奴作戰在前期取得不少重要勝利，但後期連遭挫敗，三十多年的戰爭付出了極高的代價。僅僅在前期14年的戰爭中，西漢軍民傷亡十多萬，損失幾十萬匹戰馬，並耗盡了「文景之治」積累的財富。

按照學者鄧宏圖的考證，武帝時期平均一年的國家財政盈餘為40億錢，再加上皇室財政盈餘43億，一共約83億錢。然而只要出征獲勝，武帝給衛青和霍去病的封賞動輒數十億錢，就會超過國家財政盈餘，這還不算其他將士的獎賞以及徵集民夫的費用等等。再加上幾次天災後的賑災費用，即使武帝將自己的皇室盈餘全部投入，也未必能彌補財政虧空。

於是武帝任用桑弘羊等大商人為財政官員，動用各種手段籌措經費，包括買官賣爵，官營鹽鐵、徵收酒水專賣稅，以及對商人徵收財產稅等等，這些舉措令國家財稅攫取能力大增，但嚴重抑制了民間工商業的發展，後世朝代重農抑商的手段可以說都源自漢武帝。

為鞏固被佔領區，漢武帝向漠南強遷上百萬人口。以當時的科技和工業水平，大量人口開墾西北乾旱地區，打破了當地脆弱的生態平衡，「拉開了西北荒漠化的序幕，造成無可挽回的環境損失」。更有甚者，漢武帝為加固北部邊防，興師動眾，不僅修繕秦朝留下的長城，還建築新的城牆。西漢長城總長度達到約2萬里，工程規模之大遠超秦始皇長城。無論是屯田戍邊，還是修築長城，都是勞民損民之舉，對社會經濟的破壞亦可想而知。

當時西漢人口最多四千餘萬，漢武帝幾十年窮兵黷武（不只是對匈奴，也用兵於西域，朝鮮和嶺南等地）最嚴重的一個後果就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在武帝末年，由於常年征戰，民不聊生，起義暴動此起彼伏。朱熹對後期武帝的評價就是「去秦始皇無幾」。

西漢一代匈奴到底是怎麼敗亡的

武帝晚期頒布了一個「罪己悔過」的輪台詔，然而這個詔書並不像當代歷史學者宣稱的那樣表示武帝要改變治國路線，停止征戰和征斂。學者辛德勇認為，輪台詔僅是武帝「一種調整對外作戰策略的權宜之計」。武帝之後的昭、宣二帝，尤其是後者，更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武帝的治國方略。漢宣帝的名言「漢家制度，霸王道雜之」可為佐證。

漢宣帝一朝匈奴國力大衰，直到漢元帝時匈奴之患才得到徹底解決。但匈奴敗亡，在筆者看來，主要原因並非西漢用兵。因為從武帝晚期的前104年到漢宣帝在位的前68年，匈奴至少遭遇了四次罕見的天災，後兩次尤為嚴重——前71年冬，匈奴單于率數萬騎遇大雪，人員、牲畜生還者不足一成；前68年，大饑荒造成人員畜產死亡十之六七。匈奴人口不足百萬，幾萬甚或十幾萬的人口損失，對其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打擊非常致命。

禍不單行，大災之後尚未復原，匈奴又陷入分裂。前60年虛閭權渠單于死後，匈奴本就存在的權力鬥爭加劇，及至前57年出現五單于爭位的亂局，數萬人死於此次內亂，畜產損失十之八九。此後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呼韓邪單于率南部支持者投靠漢朝。接踵而至的天災人禍，加上周邊游牧部落與西漢聯合攻擊，匈奴力不能支。前36年北匈奴郅支單于的殘餘勢力被平滅。

由此可見，漢武帝終其一生好大喜功、對外窮兵黷武、對內橫徵暴斂，與匈奴作戰雖有重大勝績，也頗多慘敗，並給西漢的財政、經濟、社會和環境帶來嚴重破壞。司馬遷評價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於亡秦之禍」，西漢未亡既是漢武帝的運氣，也是西漢前幾十年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打下了良好基礎。漢武帝雖耗盡國力卻沒有平定匈奴邊患，匈奴人最終對西漢構不成威脅，更大程度上是因為自然災害打擊下的脆弱人口經濟結構以及部分由此導致的內亂與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