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社會關注

編者按:

今天的社會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人們要處理關係仍如百餘年前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一是人與自然關係,即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係;二是人與社會的關係,即一種和諧、純潔、公平與正義的社會關係。當今中國社會所倡行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正是貫徹以人為本、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想。本期新論版就「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關注」這個話題,約請了省內外的三名專家,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闡述自己研究心得。

「重建社會」與構建社會生態新關係

許鬥鬥

一、「重建社會」思想的提出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德意志意識形態》是一篇成熟的標誌性著作,其中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工和私有制,認為這是造成人的異化和片面性的根據,因此主張通過生產力高度發展及其普遍交往,來消滅分工和私有制,實現各國從區域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的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在此,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表明,隨著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性伴隨著普遍交往的衝擊力,各國都必然地納入「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那種孤立封閉、閉關鎖國的國家政權方式不僅難以維繫,也必將被人類的發展進程所淘汰。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真正而全面的「世界歷史」無疑是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發展過程。但這只是揭示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要實現這一歷史必然性,還需要有眾多且具體的實踐活動,其中,無產階級的產生與壯大是重要因素,他們是這一實踐活動的主體承擔者。這個階級必須通過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消滅分工及其異化勞動,消滅私有制;他們「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髒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無產階級還必須具有共產主義意識,才能凈化自身,提升自己去實現「重建社會」的任務。

二、「社會」的重要性

「重建社會」的提出,說明馬克思恩格斯賦予「社會」以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功能。早在《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從兩個層面闡述了「社會」的重要性:第一,「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即只有在社會中,人與自然界的統一、自然界對人的意義和價值才能實現,因此,真正的社會應該是人與自然相和諧、相統一的現實基礎和實踐領域;換言之,馬克思是把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納入「社會」的視域下來考察的。第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制是造成人的勞動異化,從而造成人的自我異化及各種異化存在的根源,因此,馬克思通過揭示異化勞動、產品異化、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異化等諸多異化現象來轉向對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的批判。從思維邏輯上看,馬克思的這種批判轉向就意味著他是把問題的實質轉變為一種社會批判。「社會」成為問題的關鍵。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中,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可能的。

在社會發展及科技與生產的關係上,馬克思依然體現出「社會」重要性的思想。馬克思曾指出,一個時代的人們既和他們生產什麼相一致,更是和他們怎樣生產相一致。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因此,作為怎樣生產的手段,科學技術成為不同社會形態區分的一種標準。但是,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在私有制和資本追逐利益的驅動下,工人的生產活動只能被「綁架」在大機器的運行中,工人的活勞動作為異己的力量被納入工業化生產中,科學技術在加速工業化的進程中也在加劇著工人非人化的生存,使人的異化狀態極端化。在這種生產方式之下,科學技術也只能使生產勞動成為進一步破壞自然、征服自然的掠奪過程。因此,無產階級的革命和「重建社會」就顯得極端的重要,它是使科學技術向「善」發揮其社會作用、實現人的解放的前提。

三、當前構建社會生態新關係的意義

就其本義而言,生態是指生物體與其生存環境的一種關係,其中人與其生存環境的關係是首先考慮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生活必然建立起雙重關係:一是自然關係,這裡包括人的生命的生產所建立的血緣關係和人與自然的關係,其中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主要方面;二是社會關係,是指人的共同活動及其所建構起的各種關係,其中包含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這裡的雙重關係就是人的生存環境即社會生態。當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構建社會生態新關係,就是要建構起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新關係:

一方面,建構人與自然的社會生態新關係。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30多年來的快速發展也集中呈現出了環境問題。我們該如何構建一種正確協調人與自然的生態新關係?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係」,「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經濟發展方式問題。」因此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視節能減排,強調可持續發展,走綠色發展之路。同時在社會體制建構上,我們要完善體制、健全機制、完備法治,「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

另一方面,建構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社會生態新關係。和諧、純潔、公平與正義的社會關係是社會建設的目標,也是治國理政的目標。為了構建良好的社會生態新關係,黨中央精準提出了「四個全面」的戰略目標,指出其關鍵在於「從嚴治黨」,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制和監督責任,以「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從而根本上帶動和塑造一種全社會的生態新關係。同時,在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之後,黨中央採取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李克強總理2017年「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打造良好創新生態環境」,這其中包括努力營造支持創新、追求卓越的社會氛圍,讓尊重知識、尊重創造蔚然成風,讓人人皆可創新,處處是創新之地,從而形成推動創新發展的強大動力。

總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和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構建良好的社會生態新關係,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的繼承與發展,又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步驟。

(作者為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以勞動為原則導向重塑社會生活

陳立新

現代社會在其產生之際,就衍生了自我理解的實際要求。隨著現代生活結構的成型與穩定,這一實際要求便轉化為構建社會共識的一種推動力,進而發展為社會建制的動力元素,影響著社會大眾的意見走向。現代社會擁有的這種特質,是以往時代罕有其匹的;而自我理解與自我確證、自我辯護、自我批評在基本旨趣上有著清晰可辨的相關性。我們由此當能推論,現代社會之需要自我理解,一定是現代生活世界蘊藏著如此這般的基本理由和本質根據,而且一定關乎於現代文明的存在根基。我們通過審視和洞穿現代文明的存在性質,可望呈現現代社會之自我理解的必要性及其全部意義。

然而,正如很多思想家所洞察到的,現代社會生活的現象實情是進步與頹廢並存,現代文明蘊涵著自身難以克服的悖論:這個時代的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一方面產生了以往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想像的工業和科學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卻顯露出衰頹的徵兆,這種衰頹遠遠超過羅馬帝國末期那一切載諸史冊的可怕情景」。馬克思獨具匠心地挑明,現代這個「文明時代」犯了一個相反的錯誤,「它使人的對象性本質作為某種僅僅是外在的、物質的東西同人分離」。

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皆有自己的「對象性本質」。「對象性本質」作為人之為人的基本配置,蘊涵著人的創造性衝動,是人之為人的本質力量之源。它本來並不神秘,也不是停留在美妙文字所編織的話語世界之中,而是通過人的「對象性的活動」所創設的「對象性形式」表現出來。「對象性形式」是經常變化的,與「對象性本質」並不總是保持一致或同步,適當的差距則是兩者之間關聯的常態。在資本降臨世間之後的「文明時代」,這種差距卻演變為「對象性形式」對於「對象性本質」的背離,以至於生活世界充斥著「對象性本質的異化」。究其原因,全在於以資本為原則導向的現代生活,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社會形式。現代社會建構了「人的獨立性」,但毫無例外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又倚靠這一基礎而發展,並在服務這個基礎中與之結成了鞏固的同謀關係。這就是說,以資本原則為導向的現代文明,把人鍛造為「物性」的人,製造了人的片面發展,包含著自身擺脫不了的局限性,社會生活變革勢在必行。

真正說來,現代生活變革的核心毋庸置疑是社會生活之根本原則的變更,亦即資本原則的退位。問題卻在於,資本自始就是資本主義的支柱;從歷史發展的長時段來看,資本始終能夠展開自身外化自身,至今仍活力四射。這表明,在資本的現實作用包含著積極與消極的兩面性、資本仍是現代生活基本建制力量的情形下,我們今天對資本進行任何形式的批判,都不可能是讓資本銷聲匿跡,而是要對資本的日常建構性保持高度的敏感,恰如其分地劃定並呈現資本有助於人類生活意義上的合法存在範圍。由於「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所以,社會生活原則的變更就是資本原則讓位於勞動原則,按照勞動原則而不是資本原則組織社會生活。這是切合生活世界的實際要求、富有現實基礎和發展前景的合理選擇。

社會生活以勞動原則為導向,意味著人類生活性質的改變、人類新型文明的開啟。以資本為原則導向的現代文明,培育了「人的獨立性」,實質上是「以物為本」;以勞動為原則導向的社會生活,實則弘揚「以人為本」。這是因為,勞動作為人的「生命活動」,構成人的本質以及人的現實存在。毋庸置疑,這是屬於新型文明的生活圖景。

馬克思指出:「如果說經濟形式,交換,在所有方面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平等,那麼內容,即促使人們去進行交換的個人和物質材料,則確立了自由。可見,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這裡言簡意賅闡述了「自由」和「平等」得以產生的原始基礎以及兩者的相互依存性質。可以說,以資本為原則導向的現代文明培育了「人的獨立性」,「自由」和「平等」正是「人的獨立性」的基本構成或內涵。沒有這種「獨立性」,資本文明的「新時代」就是不可想像的。問題在於,資本原則的調控和刺激,「人的獨立性」中的「自由」這一內涵得到了推動,但「平等」這一度卻沒有獲得相應的發展。既然現代社會的人性品質有著發育不全的欠缺,這個時代就只能在動力短缺的困擾中運行。而且,現代社會本身無力解決這個重大問題。這就是現代文明的缺陷,註定了現代文明的存在限度。解困之策,首先是要實現「自由」和「平等」各安其位、是其所是。當然,這是屬於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和擔當。

馬克思在解答現代世界之自我理解的時代課題中,明確意識到批判舊世界是為了建立一個新世界,「從世界本身的原理中為世界闡發新原理」,藉以引導人們認清「究竟為什麼而鬥爭」。這個「新世界」的「新原理」,就是「共產主義」。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所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正是以「人的解放」為標準而指向「現存狀況」中的那些「文明缺陷」,是毫不妥協地宣布這些「文明缺陷」在存在權利上的根本不合法,是與這些缺失存在合法性的生活形式的分道揚鑣。一言以蔽之,共產主義正是以勞動為原則導向的人類新型生活的開始。

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無疑需要在建構勞動為原則的現實運動中發現並執行自己的任務。這就要面對資本與勞動在現實生活中的相互作用,需要充分吸收併合理髮揮資本的作用。當務之急,是要推動勞動轉化為自主的活動,促進勞動活力的充分迸發,實現資本和勞動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達到勞動對於資本的引領,真正踐行「以人為本」的要求。

毛澤東曾經提出,「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及其成就,證明中國有條件有能力為探索以人為本的新型文明做出貢獻。當下中國社會所倡行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正是貫徹以人為本的典範,是人類探索更美好社會制度的一種可貴的嘗試。這對於人類開啟新型的文明,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唯物史觀應直面時代挑戰

王金林

唯物史觀旨在對歷史作唯物主義的「思想考察」,以便揭示其間的原則或規律,從而對歷史之道有所道說,對歷史變遷有所引領。中國革命的勝利顯然同唯物史觀息息相關。改革開放的成就也離不開唯物史觀的指引。作為一種歷史觀,唯物史觀曾被海德格爾譽為優越於一切其他的歷史觀。這當然不是空穴來風。以長期被遮蔽的物質生產尤其是異化勞動來解釋人類歷史,這無疑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大發明。它為我們理解歷史提供了一個獨到的闡釋框架。然而,毋庸諱言,在諸多實踐哲學當中,曾經風頭甚健的唯物史觀,其當下狀況卻是門庭冷落,頗為尷尬。尷尬就尷尬在,一方面,時代迫切需要唯物史觀指點迷津,諸如「全球化方向何在」「中國向何處去」等問題的不斷湧現就是明證;另一方面,唯物史觀的研究卻竭力迴避時代的要求,逃進「概念辨析」的一畝三分地內自娛自樂,滿足於僅僅檢討歷史研究的方法與路徑,根本無意於直面時代呈現出的問題,無意於從現實的沉思中追問歷史大道。

唯物史觀的當下困境至少源於兩方面:一是理論,二是實踐。從理論上看,唯物史觀曾經擅長的宏大敘事,遭到了後現代話語的尖銳批判與徹底解構。唯物史觀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理論,致力於揭示歷史現象中歷史大道之起承轉合,而後現代話語則強調斷裂、差異、碎片與非連續性,把歷史視為所謂「話語建構」的產物。兩者的基本假設顯然格格不入。如果說後現代有什麼歷史哲學的話,那麼,這種歷史哲學同現代的唯物史觀旨趣相去甚遠。從實踐上看,唯物史觀有關時代發展趨勢或歷史階段演變的假設與預言,彷彿遭到了時代或歷史本身的嘲諷與唾棄。20世紀諸歷史運動所遭受的重大挫折與失敗,似乎不可辯駁地證偽了唯物史觀整體論的、目的論的線性論述。人們於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棄宏大敘事而趨微觀敘事。後現代話語跡近一統天下。

後現代理論當然有其自身正當的問題意識與經驗支撐。但是,我們要追問的卻是:在紛繁複雜的人類歷史中,究竟是否存在某種一以貫之的大道呢?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歷史哲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關切於這種一以貫之的歷史之道。歷史哲學以假定這種歷史之道的存在為前提,不管它被稱為歷史的精神、原則或法則,還是被稱為歷史的規律或趨勢。黑格爾開創性地把「歷史哲學」視為「對歷史的思想考察」,並把「思想」規定為「理性」,同時假設理性是世界的主宰,於是世界歷史就變成一種合理的過程,歷史哲學在黑格爾那裡就變成對歷史作理性考察,或者說以理性為標尺來衡量歷史,評估其在理性發展上的成敗得失。這一「思想考察」的神秘性與合理性同樣顯著。馬克思則在揚棄黑格爾歷史哲學神秘性的同時,把黑格爾的「思想」或「理性」還原到其物質生產的根源即「勞動」上,揭示人類發展的真正動力在於勞動,於是世界歷史在馬克思那裡就變成一種勞動的過程,其成敗得失必須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高下進退為標尺來衡量。

考諸歷史,不難發現,黑格爾「精神史觀」與馬克思「唯物史觀」各自的基本假設顯然都包含著對人類歷史的深刻洞見。黑格爾所發現的「精神」與馬克思所發現的「勞動」,雖然有著唯心唯物之原則差異,卻都在不同的層次上,以不同的方式把捉到了人類歷史的發生動力、演變機制與發展趨勢。因此,在黑格爾與馬克思各自的理論框架中,歷史萬象中始終存在著一以貫之的歷史之道。這無疑是人類歷史意識的一大進展。

然而,弔詭的是,歷史哲學的思想洞見卻每每陷歷史哲學自身於困境。關鍵在於,歷史哲學習慣於「以一統萬」,以偏概全,以一個法則統攝全部經驗。但是,哪怕此「一」確實是真實不虛之道,也難免失之於過度概括與抽象。這種追求總體性、整體性、普遍性、無限性的思維方式經常忽視或貶低具體的經驗存在,忽視或貶低經驗事實的複雜性與豐富性,使事實成為原則的傀儡,使原則成為事實的主宰,因為歷史哲學歸根到底無非是對歷史的一種哲學解釋,即從某種哲學原則或觀念出發來解釋整個歷史,以便使無序的歷史呈現出某種有序的樣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其實就是以其思辨理念對世界歷史進行解讀,雖然他曾經一再強調「籠統的法則不能涵蓋紛至沓來的一切重要事件」。

歷史哲學的這一弊端馬克思早有警告。他晚年在致友人的信中明確表示:「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馬克思在此力圖把自己「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同「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理論」嚴格區別開來,以免唯物史觀落入歷史哲學的陷阱。遺憾的是,人們雖然對此教誨耳熟能詳,卻往往在具體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工作中反其道而行之。變偶然為必然,化特殊為普遍。這是歷史哲學的拿手好戲,也是歷史哲學的致命誘惑。形而上學的思辨衝動害人不淺。

因此,倘若要使唯物史觀真正擺脫歷史哲學「以一統萬」的窠臼,就必須在概述歷史特殊性的同時謹防理論普遍性的過度介入。否則,一不小心,「歷史概述」就會淪為以偏概全的「歷史哲學理論」,唯物史觀就會變成無往而不適的普遍公式。其實,馬克思晚年有關俄國革命與東方社會的複雜思考,以及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的曲折道路,已經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清楚地表明,哲學原理的普遍性與歷史事實的特殊性之間存在著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這當然不是說這道鴻溝不可逾越,而是說其逾越絕非像某些「辯證法家」所以為的那樣一蹴而就。要溝通普遍性與特殊性,就必須認真面對後現代話語的理論挑戰與全球化時代的實踐挑戰,充分尊重歷史與經驗,充分肯定差異與特殊。這恐怕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只有這樣,唯物史觀對歷史所作的「思想考察」,才能既不以特殊經驗遮蔽普遍規律,也不以普遍規律取代特殊經驗。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人類歷史發展嚴重「失向」的當今世界,只有深刻汲取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經驗,充分消化後現代話語的問題意識,唯物史觀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從而更深切地領會全球化時代的歷史之道。因此,唯物史觀的復興不在於迴避,而在於迎接時代的挑戰,無論這一挑戰是來自實踐還是來自理論。

(作者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