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如何走向「禮崩樂壞」？

作者：張昭軍（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薦稿人：葉鵬（暨南大學歷史系）

二師兄

一點感慨

步入近代後，中國人的天下觀念和禮治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天朝上國」的秩序分崩離析。另一方面，傳統儒家禮教在近代也受到了新思潮的大掃蕩，無論是維新派、革命派，還是新文化派，均把禮教作為重點批判對象。這篇文章中，張昭軍老師向大家展示了近代中國傳統「禮治」崩潰的全過程。

禮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範疇，也是中國人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毫無疑問，禮含有許多值得汲取的思想智慧和精神養料。比如《禮記·禮運》篇所提出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今天讀來，仍能強烈感受到一種理想的力量。

▲孫中山手寫的《大同書》，內容摘自《禮記·禮運》

然而，理想畢竟不等於現實，社會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禮記·大學》說:「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本文擬從現實層面考察禮在近代的命運，希望為較全面地認識儒家文化有所助益。

中國人的「天下」觀念，是與儒家所建立的禮治秩序相統一的。在與西方接觸之前，中國人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世界」與「國家」概念。「天下」觀念是中國古人關於世界秩序的核心觀念， 「天下」就是中國人的世界。

這個世界是一個整體，它以京和中原為中心，向周邊輻射。以朝貢體製為例，它在形態上呈同心圓之狀，「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又可分為內藩和外藩。中國作為宗主國，與藩屬國不是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為了顯示「天朝上國」的富有、大度和友好，中國統治者總是本著「薄來厚往」的原則，儘可能給予朝貢者以賞賜，所以，各藩屬國多是甘願來華朝貢。而且，在藩屬國處於危難之時，中國能夠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和幫助。

當然，華夷雙方不是對等關係。儒家主張華夏中心主義，認為以中原為核心的華夏文明與周邊的蠻、狄、夷、戎比較，存在文明與野蠻之別。華夏中心主義實質上是儒家文化中心主義，它維持天下秩序的理論基礎就是儒家的禮。正如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一文中所指出：「《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均以禮為標準。

步入近代後，中國人的天下觀念和禮治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這裡試以地理學為例予以說明。客觀地說，中國古代地理知識並不落後，但沒有引起士大夫的足夠重視。到清代中葉，這種狀況無根本性改變。魏源被譽為「開眼看世界」的先進人物，但他仍然沒有突破傳統的華夷觀念。他提出的名言「師夷長技以制夷」，並不具備「學習西方」的現代性。因為，他「師夷長技」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提高自我、超越自我，而是為了「制夷」，仍是古代以夷攻夷的權宜之計。

日本明治初年，日本著名學者重野安繹曾譏諷魏源說：「自外來者皆帆于海，遂目以海國，而自稱曰中土，是井底之蛙耳！」他認為魏源所秉持的依舊是華夏中心觀，而非現代意義的世界觀。實際上，直到戊戌維新時期，中國士大夫的科學知識仍相當貧乏。

1898年，皮嘉祐撰寫了一首《醒世歌》：「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是中央誰四旁？」意在向國人傳播近代地理常識。然這並不能為守舊士大夫所接受。大學者如葉德輝等人對《醒世歌》「中國並不在中央」的觀點不以為然，引經據典，嚴辭駁斥。在他們看來，中國是否在中央，不單是地理方位問題，而是關乎華夷秩序。由此可見西學對中國人觀念世界和文化秩序衝擊的現狀。

然而，較之于思想觀念，現實要殘酷得多。西方人藉助鐵與火的威力，強行摧毀了中國人沿襲數千年的禮治秩序。清代疆域形勢變遷圖，直觀地展現了華夷秩序的解體過程。清鼎盛之時，藩屬國東有朝鮮、琉球，南有安南、南掌、暹羅、緬甸，西南有廓爾喀、哲孟雄、不丹，西有浩罕、哈薩克、布魯特，等等，達數十個之多。晚清幾十年間，他們相繼落入列強之手，維繫上千年的朝貢體系隨之瓦解。

即便治內之地，清廷也無法做主，任人宰割。俄國、英國、法國、日本等國家通過侵略戰爭及不平等條約，蠶食鯨吞，至少割走33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列強還通過強佔租界地和劃分勢力範圍等手段，對中國進行了野蠻的殖民統治。而且，京師兩次陷落於西方列強手中。到清末，天下已不再是中國人的天下，甚至連與西方人平起平坐的資格也沒有了。

1900年夏，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天朝的太后攜天子倉皇出逃。八國聯軍不僅在天朝的首善之區燒殺搶掠，而且公然在紫禁城閱兵揚威，聯軍頭目還放肆地坐在天子的龍椅上留影。乾隆帝接受大英使臣馬戛爾尼的跪拜禮彷彿就在眼前。前後對比，形如隔世！

慈禧所面對的局面可謂天崩地裂。素有「禮義之邦」之稱的中國，被對方視作未開化的野蠻國家。從此，歷史上的華夷文野之分失去合法性，以禮為核心的天下秩序和意義世界分崩離析。

禮的秩序崩潰也帶來了禮教的衰敗。顧名思義，禮教即以禮為教，其內容因應時代而有所調整。孔子主張擴大受教範圍，把周禮運用到庶民階層，「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他還提出「正名」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化倫理教育。漢代尊崇儒術，明確提出三綱五常說，禮教走上細密化和程式化。宋代以降，綱常名教與程朱理學緊密結合在一起，禮教之風大為流行。清末有人甚至稱：「吾人舍名教綱常，別無立足之地，除忠孝節義，亦豈有教人之方？」可以說，從孩提時代的《童子禮》《三字經》等啟蒙讀物，到身後的牌坊、碑傳，均是禮教的體現物。

以禮為教，彬彬有禮，初衷是使人由野蠻走向文明。然而物極必反，明清時期，禮教走上了極端，扭曲了人性，呈現出嚴重的病態。步入近代後，這種狀況並無多少改善。

禮教病態之一：單向化。從本源上說，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對雙方都有要求。然而，現實生活中，禮教卻是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婦的欺壓工具，造成了君權、父權、夫權絕對化，即便英君、名儒也不例外。康熙帝以「尊儒重道」著稱，重視綱常教化，但他所看中的僅僅是臣下的忠誠。

曾國藩被尊為「一代儒宗」，他所理解的綱常也是單向化的。他教導長子紀澤說：「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從上到下，他們普遍把三綱上升為最高道德原則，強調的僅是臣對君、子對父、妻對夫的絕對服從。

禮教病態之二：愚民化。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國民。對於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來說，禮教代表了人生的意義，寄託了人生的信仰。他們甘願為名教而獻身，他們去世後，又進而成為他人宣傳的教材和學習的榜樣。近代社會動蕩、戰禍頻仍，甘為名教殉身者數目驚人。

僅同治二年七月，安徽六安獲准旌恤入祀的殉身紳、民、婦女就達1 887名，山東萊州則有3 282名。據《徐州府志》記載，從清初至同治年間，夫亡守節者達4 151人，遇變捐軀者1 381人，夫亡身殉者918人，未嫁殉烈守貞者146人。入清以後，安徽桐城節烈婦女增長速度驚人。該縣烈女祠在明代祀有93人，至道光中葉，所祀婦女已達2 774人。

福建福州一帶，「凡女已字人，不幸而夫死者，父母兄弟皆迫女自盡。先日於眾集處，搭高台，懸素帛，臨時設祭，扶女上，父母外皆拜台下，俟女縊盡，乃以鼓吹迎屍殮歸。女或不願，家人皆詬詈羞辱之，甚有鞭撻使從者」。此類記載在史書中不勝枚舉。

可以說，至晚清，禮教已陷入了嚴重病態。病態不是禮教的發展，而是禮教的敗落。敗落的禮教是中國文化的負擔，是中國文化腐朽、落後、愚昧的象徵。另一方面，禮教又受到了新思潮的大掃蕩。無論是維新派、革命派，還是新文化派，均把禮教作為重點批判對象。

▲譚嗣同《仁學》

維新派首舉義旗，向禮教發起了猛攻。他們把禮教比作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桎梏」「囹圄」和「網羅」。康有為從個性解放出發，控訴禮教壓制人性：「君之專制其國，魚肉其臣民，視若蟲沙，恣其殘暴；夫之專制其家，魚肉其妻孥，視若奴隸，恣其凌暴。在為君、為夫則樂矣，其如為臣民為妻孥者何！」譚嗣同所著《仁學》明確提出要「衝決網羅」，認為禮教並不是神聖永恆的「天理」，而是君桎臣、官軛民、父壓子、夫困妻的工具。

革命派對禮教的批判又前進了一步，認為禮教是野蠻時代的象徵物。他們說：禮者，「此野蠻時代聖人作之以權一時，後而大奸巨惡，欲奪天下之公權而私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從也，於是借聖人制禮之名而推波助瀾，妄立種種網羅，以范天下之人。背逆之事，孰逾於此」！他們指出禮教乃製造社會不平等的淵藪，養成了中國人的奴隸性：「重禮則養成卑屈之風、服從之性，僕僕而惟上命是聽，任如何非禮，如何非法，而下不得不屈從之。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是重禮者之代表也。卑屈服從之奴性，嗚呼極矣！」數千年來中國人津津樂道的禮教，在革命家筆下變成了野蠻和罪惡的代名詞。

新文化派把禮教與吃人聯繫在一起，抨擊力度空前。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吳虞在《吃人與禮教》中發揮說：「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慘酷極了！」「我們應該覺悟：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聖賢而生的！也不是為綱常禮教而生的！什麼『文節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設的圈套來誑騙我們的！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他們把吃人和禮教畫了等號，徹底改變了禮教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新文化運動之後的近百年中，反禮教運動愈演愈烈，以至於「禮教」變成了上上下下口誅筆伐的貶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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