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康德的「意識內在性」問題

「意識內在性」是近年來哲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張紅嶺的《康德與黑格爾「意識內在性」之爭》（《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7月12日）一文（以下簡稱「張文」）認為在這一問題上，黑格爾實現了對康德的超越。然而，在筆者看來，正因為康德與黑格爾的哲學路徑有很大差異，故不能簡單地以「超越」一詞來論定，甚至貶低康德的哲學貢獻。筆者現就張文有關觀點，從近代形而上學知識論背景中探討康德的「意識內在性」問題及其哲學貢獻。

「我思」：近代形而上學的「阿基米德點」

在近代「意識內在性」問題的開啟上，張文進行了簡單考察，並以存在主義者海德格爾的觀點進行評價，但張文忽視了「意識內在性」問題與近代形而上學知識論傾向的關聯。筆者認為，要探討近代「意識內在性」問題，形而上學知識論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沒有知識論的追求，就沒有近代「意識內在性」問題。

應該說，近代形而上學具有鮮明的知識論傾向，人類知識何以可能是其關心的核心問題。在近代哲學的開拓者笛卡爾看來，人類以往的知識大廈和形而上學因缺乏堅實而牢固的基礎，並不真正擁有科學的頭銜。換句話說，形而上學中的種種爭論和困惑最終都牽扯到這個基礎。因此，笛卡爾希望通過清理「地基」的方式，為形而上學找到可靠的建基石。對於這項建基「工程」，笛卡爾採取「普遍懷疑」的態度和方法。在「普遍懷疑」的追問中，他發現，當人們進行「懷疑」時，作為「懷疑」的「思」是不能被懷疑的，於是，「思」就是一種意識活動。顯然，從形式上看，這個「思」具有明確的主體性，它是主體的「思」，笛卡爾將其定位在「我思」，並進而把「我思」視為知識、形而上學的「阿基米德點」。但從內容上看，「思」並沒有明確規定性，它只是一個純「思」，一旦「思」停止了，「思」的主體性也就無法得到確認。不僅如此，笛卡爾還從「思」、「我思」推演到「我在」，提出「我思故我在」這個重要的哲學命題，為近代形而上學奠定了基本原則，「我思」也就意味著「意識內在性」，這個「意識內在性」被當代哲學界視為近代形而上學的基本「建制」。

按照笛卡爾的理解，「我思」能夠而且應該能夠成為人類知識和整個形而上學大廈的「磐石」，但實際並非他所預想的那樣。一方面，他的「我思」只是在「意識」內部打圈，固守著自身的領域，實際上是無法通達外在存在物的，不解決客體問題，充其量也只能在「我在」層面，因而他不得不為「思維」和「廣延」二元實體留下空間。另一方面，人類知識的可靠性並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論證，形而上學仍然是迷霧重重。正因為笛卡爾的濃厚知識論和二元論傾向，海德格爾從存在論的角度對他進行了尖銳批判。海德格爾明確指出，在笛卡爾那裡，意識的存在特性沒有得到拷問，以至於自笛卡爾之後，它變成了一塊「禁地」。笛卡爾之後，斯賓諾莎、萊布尼茨試圖分別以「實體說」和「單子論」來解答笛卡爾留下的問題，但收穫卻不盡如人意。然而，休謨對傳統形而上學中因果性概念的顛覆性質疑，既開拓了形而上學研究的新方向，又掀起了對客觀知識的「責難」。

先驗論：意識的「深谷」

正如張文所肯定的，康德以先驗主義認識論推進了近代「意識內在性」問題。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張文對康德先驗論過於輕描淡寫，以致對康德的「意識內在性」問題發掘不夠，從而既不能彰顯康德「意識內在性」問題的深刻性和豐富性，又影響到對康德哲學貢獻的評價。

在康德之前，整個歐洲流行的形而上學體系中存在著兩種基本觀點：獨斷論和懷疑論。獨斷論從不對理性能力本身進行考察、檢查和反思；懷疑論將一切視為虛妄，確定性被消解，這對人類知識而言是災難性的。在康德看來，形而上學的兩種基本觀點彼此相互攻擊，最終導致人類知識的支離破碎和形而上學大廈的岌岌可危。為了回應人類知識和形而上學的困境，康德在三個方面進行了拓荒。

第一，區分「經驗」、「先驗」和「超驗」。康德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概念「先驗」，並賦予它豐富的哲學內涵，實現了形而上學領域中的「哥白尼革命」。他從近代邏輯學、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變革中得到啟示，一改傳統形而上學從對象出發獲取知識的套路，把出發點轉向對主體自身的研究。確切地說，就是要探討主體本身先天擁有哪些為所有經驗對象必須遵循的形式和概念，這些形式和概念是人類想要獲取知識，就必須置於其中的東西。顯然，這些先天的形式和概念是先於經驗的，因而康德稱之為「先驗」的東西。與之相對，「經驗」屬於事物的現象領域，而「超驗」則意指包括傳統形而上學所關涉的自由、靈魂不朽和上帝在內的「物自體」領域。

第二，強調全部認識和思維過程都離不開「我思」。康德認為，在一切思維中「我思」對一切表象起著綜合統一的作用，因而他把「我思」又稱為「統覺」，實際上「我思」或「統覺」就是自我意識。「我思」或「統覺」是必要的，因為感性和知性都具有片面性，感性只能直觀，知性只能思維，而知識恰恰是由感性和知性共同構成的，這既離不開感性提供的「現象」，又離不開知性的先天綜合。總之，在整個先驗演繹中，「我思」或「統覺」起著核心作用。康德一方面堅持先天綜合知識的原則，另一方面奠定了「人為自然立法」的原則。

第三，劃定「可知」與「不可知」的界限。康德對人類理性的考察目的是要弄清什麼樣的對象是可知的，什麼樣的對象是不可知的。在他看來，人們能思考並能認識的東西是「作為顯象的物」，它屬於經驗範圍內的，至於「物自體」則是無法認識的；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狀況，究其根源，在於人類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在經驗範圍內，先天的直觀形式和知性範疇能確保人類知識的可靠，而一旦超出經驗的領地、步入超驗領域，人類理性就沒有任何認知手段來確保知識的可靠，傳統形而上學的做法是把先天直觀形式和知性範疇運用到「物自體」上，其結果造成「可知」與「不可知」的混淆以及形而上學間的無休止爭論。

康德的哲學追求不能不說是用心良苦，在形而上學的道路上，他以審慎的態度和獨特的方式深化了「意識內在性」問題。雖然這項工作具有開創性和變革性，但他在「現象」和「物自體」之間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從而仍然陷入笛卡爾的二元論窠臼，降低了其對主體性研究的分量，從而遭到後世的批評和指責。

康德：哲學之「橋」

在哲學史上，康德是里程碑式的哲學家，以至於有人將其比作哲學上的「橋樑」或「蓄水池」。對此，即便是對康德哲學存有某種批評意見的黑格爾，也充分肯定康德哲學是「很好的哲學導論」、「近代德國哲學的基礎和出發點」。康德的哲學貢獻集中在：

其一，正視了人類理性能力的有限性。無論是康德之前，還是之後，不少哲學家習慣於迷信人類理性是萬能的，從而在理論和實踐上誤用、亂用人類理性，致使理論爭論迭起、現實的二律背反。康德警告必須慎用理性，嚴格考察人類理性能力，合理使用人類理性，從而有效避免不必要的現代世界與人的分裂。

其二，肯定了人類的形而上學追求。在康德看來，形而上學源於人類理性，受理性的驅使，人類往往把僅適用於經驗範圍的原理運用到超驗領域中去，導致形而上學的產生，從這個意義上講，形而上學是人類理性的必然命運。雖然傳統形而上學充滿了無休止的爭論，但人類既不能取消形而上學，也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形而上學的問題。康德對形而上學的探討啟發我們，人類不能沒有形而上學，哲學追求是永無止境的，借用黑格爾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廝殺的戰場」。

其三，開創了人類學術的批判精神。在哲學史上，康德樹起了批判大旗，以嚴謹的態度、嚴密的思維從事哲學研究。這種批判精神對後世影響深遠，同時代的詩人海涅讚歎康德所倡導的批判精神滲入一切科學之中。恰恰是這種批判精神和批判態度，使得一切哲學思想和理論，哪怕它是極其有限的，都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考察，學術的包容性和開放性被凸顯出來。

其四，彰顯了人類的信仰和道德境界。康德在考察人類理性能力的基礎上，以「揚棄知識」、「為信仰騰出地盤」的方式，指明了實踐領域問題，為人類道德領域留下范導性原則，康德的研究既啟示了人類必須遏制思辨理性範圍內的知識膨脹，又強調了「人永遠是目的」的道德價值追求。今天，只要從事哲學思想研究，無論人們對康德哲學採取何種立場和態度，都應該銘記康德這座「橋」。

（本文系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西文化激蕩下的百年中國文化變遷研究」（14BKS04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共江西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