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全譯托爾斯泰的草嬰先生走了｜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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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俄羅斯文學翻譯家草嬰(1923—2015)於2015年10月24日18時02分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94歲。走近翻譯家草嬰，1923年生。浙江省鎮海縣人。1941年後開始為《時代》《蘇聯文藝》等刊物譯稿。20世紀50年代主要翻譯作品有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一個人的遭遇》、尼克拉耶娃的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等。1960年起翻譯列夫·托爾斯泰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還譯有萊蒙托夫長篇小說《當代英雄》。1987年獲蘇聯「高爾基文學獎」，2003年著有《我與俄羅斯文學》，2006年獲俄羅斯「高爾基文學獎章」，並成為俄羅斯作家協會榮譽會員，2010年獲中國翻譯協會「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2011年獲「上海文藝家終身榮譽獎」，2014年獲第六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

草嬰：讀者與托爾斯泰之間的「橋」本報記者 傅小平｜2009年

從椅子上欠了欠身，87歲的草嬰先生伸出手來。這是一雙細小的手。然而正是這雙充滿勞績的手，在歲月的沉澱中，為我們呈現了托爾斯泰的濃重與恢宏，肖洛霍夫的野性與張力，以及萊蒙托夫小說等同樣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俄蘇文學譯著。「幾十年來，在翻譯上我從沒中斷過。但我每天翻譯得很少，平均就1000字左右。」其間還隔著十年「文革」的荒蕪歲月，以及兩度在生死邊緣的痛苦掙扎，六十多年的堅持，孤獨、苦難、信念相伴，這雙看似柔弱的手為讀者開啟了一個豐富而幽遠的世界。

在俄語文學翻譯領域數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為草嬰帶來沉甸甸的榮譽。1987年，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文學翻譯大會上，他被授予俄羅斯文學最高獎——高爾基文學獎，成為迄今為止獲得該獎項惟一的中國人。2003年他80歲壽辰，俄羅斯駐滬總領事偕領事館成員為他舉辦了祝壽酒會。2006年，他獲得俄羅斯高爾基文學獎章，並被俄羅斯作協聘為名譽會員。對於草嬰這個名字，俄羅斯人給予這樣崇高的評價:這兩個漢字表現出難以估量的艱苦勞動，文化上的天賦以及對俄羅斯心靈的深刻理解。

採訪在華東醫院一間普通的雙人病房裡進行，自去年九月疾病纏身入院以來，草嬰就沒有離開過這裡。他穿著一件略顯陳舊的病號服，靜靜地坐在椅子里。許是因為身體虛弱，對記者的提問，回答上兩三句後，便停頓一會兒，話題便由一旁和他六十多年來相濡以沫的夫人盛天民接著說下去。他安靜而又專註地聽著，碰到有疑義的時間、年份、生活細節，會插上兩句。他沉思著意欲從塵封的時間裡打撈起清晰的記憶，卻發現常是自己弄錯了，於是臉上現出歉然的微笑，淡淡地說:「年代久遠，有些記不清楚了。」

說到周揚、董秋斯等同樣翻譯過托爾斯泰著作的同行，草嬰沒有故作姿態的謙虛，也不做任何具體評價，只是說那都不是從俄文直接翻譯過來的。談及當下翻譯的現狀，比如現在的一些譯者動輒兩三個月翻譯一本十幾萬字小說的速度，他感慨:我能理解，靠翻譯養家糊口很難，只能靠量了。卻沒提自己在翻譯《托爾斯泰小說全集》的幾十年里也一直是個自由職業者，沒有單位，靠稿費生活。同時，他不忘補充一句:「像我們這樣的譯者，現在是沒法生存的。」回望自己走過的俄語文學翻譯生涯，草嬰的話語里出現最多的兩個詞則是「愛國」和「人道主義」。

草嬰清楚地記得自己的第一篇譯作是普拉多諾夫的短篇小說《老人》，那是1941年，他給自己取了這個此後一直引用的筆名。那年正值法西斯德國入侵蘇聯，對他走上文學翻譯道路影響至深的姜椿芳先生與塔斯社上海分社商量創辦中文《時代周刊》，並邀請他翻譯有關蘇德戰爭的通訊、特稿等，這本雜誌影響很大，國內的人都是通過它了解反法西斯戰爭的新形勢的。因為翻譯通訊的緣故，草嬰對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進程都一清二楚，有朋友開玩笑說他是「二戰老兵」。

解放後，華東作家協會成立，草嬰成為最早一批會員。1950年2月，中國和蘇聯簽訂《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文學藝術以其巨大的輻射力，在整整一代中國人世界觀形成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1955年，蘇聯發表了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草嬰很快翻譯過來，在《世界文學》上分兩期連載。當時的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讀後認為小說「關心人民疾苦，反對官僚主義」，號召全國青年團員向女主角娜斯佳學習。於是，小說先在發行300萬份的《中國青年》雜誌上連續兩期轉載，再印單行本，第一版就發行124萬冊，打破了翻譯小說印數紀錄。

1953年，蘇聯文學因為斯大林的去世而發生了改變，作家們開始大膽地表現生活矛盾和衝突，以及黑暗面，這股新的文學潮流被稱作「解凍文學」。兩年後，蘇聯《真理報》刊登了肖洛霍夫的小說《一個人的遭遇》，故事講的是一個普通蘇聯人在衛國戰爭中家破人亡的悲慘遭遇，以新的角度處理了「人和戰爭」的矛盾衝突。草嬰讀後非常感動，他決定儘快把它翻譯成中文。譯文發表在《世界文學》雜誌上。距離小說在蘇聯發表僅兩三個月，這在當時的翻譯界非常少見。

但對肖洛霍夫的厚愛，卻給他的人生帶來了悲慘的遭遇。「文革」期間，1969年夏天，草嬰在農村割水稻，高強度勞動使他的胃大出血，5天5夜滴水不進，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六年後，體重不到一百斤的他去扛百斤重的水泥包，胸椎骨被生生壓斷。他忍受著劇痛在硬木板上躺了一年，等待斷骨自行癒合……

正是在身心備受摧殘的時候，時年55歲的草嬰把目光投向了列夫·托爾斯泰，為什麼會發生「文革」這樣的悲劇？怎樣才能避免悲劇重演？這是他當時思考最多的問題。在托爾斯泰的小說里，他找到了答案:呼籲人性的回歸，喚起人們的人道主義情懷。他當即決定翻譯這位俄羅斯偉大作家的全部小說。

「文革」結束後，他婉言謝絕了上海某出版社領導一職，又過上了標準的翻譯家生活:上午7點鍛煉身體，8點到12點雷打不動坐在書房，任何人不得打擾；正午出來吃飯，午睡；下午2點到4點再工作，平均每天翻譯一千字……這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他把自己整個的生命都融了進去。

歲月如梭，在草嬰的記憶里，當初學俄語的情景還歷歷在目。「那是我隨家人避難上海的第二年，我15歲。受魯迅先生思想的影響，象徵進步的蘇聯文學吸引了我，於是懷揣著救國夢，走上了學習俄語的道路。我的啟蒙老師是一位俄僑家庭主婦，每星期花一銀元，跟著她學了兩年。」這位俄羅斯婦女自然想不到，她當初教的這個15歲小男孩，日後卻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個把托爾斯泰的全部小說都翻譯成本國語言的人。而對此，草嬰說:「我所做的只是努力在讀者與托爾斯泰之間架一座橋，並且把這座橋造得平坦、寬闊，讓人輕鬆走來，不覺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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