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漢武帝新傳》
何新：《漢武帝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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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者之妻是電視劇《漢武大帝》的導演，本書是《漢武大帝》劇本的史料依據
序
本書對漢武帝一朝政治史事中若干歷來難解之疑謎給予了解析。《漢武大帝》一劇，是作者授
本書諸篇初稿都曾在《深圳特區報「何新讀史札記」》及《香港商報「何新異論」》兩專欄發表過。原曾收入《聖與雄》一書。此次新版，作者修訂了一些訛誤，並補充了一批新的史料。是為序。
何 新2004年10月12日記於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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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與漢初政治鬥爭
1.建元初年的意識形態辯論
《淮南子》（即《淮南王書》又稱《淮南鴻烈》）是西漢初葉淮南王劉安命手下賓客集體撰作的一部奇書。劉安是漢武帝劉徹的叔父。此書雜采戰國以來除儒學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黃老道家言論。包羅萬象，從天地開闢、宇宙洪荒到黃老養生之術，無所不及。但表面上，卻似乎絲毫未涉及當時的政治與時局。因此，古今論者，都以為這是一部雜駁斑爛的純學術之書。
此書撰著於景帝一朝的後期，而於漢武帝劉徹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進獻於朝廷。
後人讀此書，無不以為此書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訪道博採黃老言的道家之書而已。而黃老道則為漢初文景以來所尊之官學。殊不知，此書乃是建元初年間激烈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辯論的產物。
漢初意識形態論爭的焦點是主張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學派），與主張因循舊制、「蕭規曹隨」無為而治的黃老道家之爭。從現代的觀點看，前者主張國家主義，後者主張自然放任，即自由主義。
2.漢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劉徹登基，時年僅16歲。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張加強王權的儒士出任將相。準備採納文景時期大為失意的賈誼、晁錯一派的政治主張，即對內削弱諸侯、加強中央，對外則抗禦匈奴。劉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針對的，就是初登基的漢武帝劉徹。劉徹志在尊王攘夷，削諸藩，破匈奴，實施「大有為」之政。劉安則主張因循舊范，無為而治。由此引申為政策，也就是要堅持漢初舊制，從而保護劉氏諸王集團裂土稱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術訓」一篇，專講帝王之術。
而建元初年主導政治大勢的，並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輕人漢武帝，而是素好黃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竇氏以及諸竇、諸劉列王貴威。竇氏於建元二年臨朝干政罷免劉徹所任命的儒學將相，否定劉徹加強王權削弱諸侯的政策方向。這實際是一場未動干戈的宮廷政變。
在這場政治爭論中，甚至漢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劉安一邊。《漢書》淮南王傳記：劉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與私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宮車一日晏駕，非王而誰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賂武安侯。要知道此時之劉徹，年方十 七、八歲，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變，發生非正常死亡，怎麼談得上「宮車一日晏駕」？而身居高位（漢太尉領有兵權相當於國防部長）的國舅田蚡，竟然與劉安私下計議安排關於劉徹的後事問題，並屬望於劉徹這位老叔父作年輕皇帝的繼承人。由此可見當時劉徹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險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現彗星。劉安認為這種天象預兆著「兵當大起」，天下將要大亂。於是「治軍械，積金錢」，準備武裝起事。於此而又見當時政局之險惡矣！
3.人文學術難以完全超離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竇氏駕崩，劉徹終於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間，他召見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漢武帝決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漢史中值得大書一筆的「元光決策」。新政的首要方針是改革國家意識形態，即「罷黜 百家，首尊儒術」。而所罷黜的百家言中，重點一為主張搞陰謀政治的縱橫家言，一為黃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後，劉徹才知道了他與劉安的那次密謀。劉徹說：如果田氏仍在，當滅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劉安積蓄已久的反謀終於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殺身死。漢武帝取得了最終勝利。
這一段史事表明，歷史中的人文學術難以完全超離於政治。但是，後人已超越了這場歷史鬥爭。今人談論漢初黃老之道，無為而治，常稱嘆稱羨。然而，若不參照漢初及建元年間之大形勢，漢初儒道兩個學派這場大論爭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讀《淮南子》無不以為其僅是一部學術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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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建元新政之失敗(1)
我在「《淮南子》與漢初政治鬥爭」一文中，曾談到武帝「建元」年間發生了一場宮廷之變。刊出後，有友人對此提出質疑。此事淹昧在史料中，古今論漢武帝者皆未見論及。
1. 漢初「無為而治」並非太平天下
前人之論劉徹，多以其為太平天子，也有認為他是揮霍無度之敗家子者。認為劉徹上承文景盛世，國庫充盈，因而對外大規模用兵，「內窮侈靡，外攘夷狄」，致使「天下蕭然，財力耗盡」。《漢書》作者班固對漢武帝功業基本肯定，但也說：「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 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認為漢武帝的失誤，在於改變了文景時代無為而治的黃老路線。
實際上，文景之世並不是太平時代，而是潛伏危機的時代。
漢文帝時產生了兩位具有宏觀戰略眼光的傑出政治家。一是賈誼，一是晁錯。賈誼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傳》的專家。20歲從政，33歲早逝。生前曾多次問文帝提出富國強兵的改革建議，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對。文帝忌憚朝野輿論的壓力，雖然重視賈生之論卻不敢採納。晁錯是研治《尚書》的專家。在擔任太子家令時多次向文帝上書，提出削藩限制諸侯的政議，重農主義的經濟政策和擊胡備邊的對外戰略，文帝均明確表示欣賞但也不敢採用。
文帝時「匈奴連歲入邊，殺掠人民及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敝甚。」文帝六年，匈奴兩路攻漢，「烽火逼於甘泉、長安」，兵鋒直逼距長安不遠的皇帝行宮甘泉宮。（宮址在陝西淳化縣西北。）而文帝也只有以外嫁公主納幣和親一策作為應對。景帝初即位之第三年，以吳王、楚王為首的劉姓七國諸侯即聯兵造反，其口號是「殺晁錯，清君側」。景帝不得不殺掉晁錯作為安撫，但諸侯並沒有退兵。兵連禍結，內亂一年後才被中央平定。景帝在位僅十六年，其間匈奴五次入邊，殺掠人口，動以萬計。
景帝時代，國政糜爛，法制荒疏。王公貴族囂張，官制世官世守。「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當此之時，「網疏而（豪）民富，役財驕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國，公卿大夫以下，爭奪奢侈無限度。（《通鑒》卷16）
2.劉徹不是坐享其成的太平天子
劉徹於建元元年16—17歲時繼父位成為皇帝。上台後即任命信奉儒學的竇嬰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蚡主持兵政為太尉，任命他當太子時的兩位儒學老師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他毅然實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內容，則本於其祖父漢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賈誼向漢文帝的建議，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禮樂，更秦法以立漢制。」但是漢文帝當時對這種改革「謙讓未遑」，而年輕的劉徹則決心大刀闊斧實施之。
這種制度的改革，最終目的是落實在要規範和限制諸侯及權貴無禮無法的亂妄之行，加強國家的權力，以便對外禦侮。因而涉及到當時政治制度的核心內容，即權力與資源的重新分配，從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
劉徹於即位的當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詔要各地舉薦「直言敢諫之士」。各地推薦上來一百餘人，劉徹一一召見，親自策問「古今治亂之由，長治久安之道。」從平民中擢撥了董仲舒、嚴助等一批後來的名臣。但劉徹所注意的，並不是應付一時的對策，而是統籌全局和長遠的總體戰略思想。
他的老師王臧推薦宿儒魯申公作皇帝顧問。這位申公曾作過楚王劉戊的賓客，七王之亂時由於反對楚王叛亂一度被楚王罰為奴隸。劉徹派人以安車駟馬恭敬迎接，向其「征問古今治亂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論，只說：「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這種見解令 劉徹大為失望，因為他當時更為關注的是要設計一套全新的國家戰略和理論。
3.建元新政及竇氏政變
為了抑制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響力，劉徹命令當時駐在京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時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國、諸侯領地開放城門，不得私設關卡限制往來出入。這是打破地方割據的重要舉措。還下令對貴族子弟橫行不法者實施懲戒，削除其貴族屬籍。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貴族們的強烈不滿，「毀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竇氏周圍告狀詆毀。於是太皇太后要劉徹廢棄儒學而採行黃老之道，恢復文景時代的「無為之治」。
但劉徹拒絕聽從，反而讓趙綰上書，建議皇帝對於國事不必報知請示於「東宮」即太皇太后。竇氏大怒，派人訪察趙綰、王臧莫須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責劉徹。終於下令逮捕趙綰、王臧，迫使二人於獄中含冤自殺，而漢武帝當時竟無力保護自己的老師。其後，竇氏罷免了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將申公逐回老家。轟轟烈烈的建元新政被迫偃旗息鼓了。
轟轟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敗。當時在列王貴族及諸竇宗室中無疑發生了欲廢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現了田蚡與劉安密議的一幕。這一點還可以從以下一則史事中得到旁證。
據《資治通鑒》記：當初武帝被立為太子，靠的其姑母長公主劉嫖。條件是劉徹娶長公主獨女陳阿嬌為妻。劉徹即位後，陳阿嬌成為皇后。長公主自恃擁立皇帝有功，向劉徹請求利益無厭。武帝深患之。而陳皇后驕悍，於是劉徹疏遠阿嬌。而劉徹的母親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說：你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現「又忤怒長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謂「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權貴中反對劉徹的暗流。所謂「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當不成了。
漢武帝建元新政之失敗(2)
劉徹是極其聰明之人，馬上轉而「恩禮」長公主、陳皇后。從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間，他四處游浪射獵，不再過問大政方針，「無為而治」。由於長公主的保護與劉徹的韜光養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竇氏死後，劉徹的帝權得到恢復。他再度改元，將年號命名為「元光元年」。所謂「元光」，這一年號顯然是具有象徵意義的。此後數十年間，劉徹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
年號；表明建元六年之間的失敗記憶對他留下的印象是多麼深刻！
元光元年以後，劉徹遂開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把漢朝推上了全盛的時代。在歷史和政治中，時間也是一種力量，劉徹是懂得這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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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與武帝之元光決策
1
中國秦漢時代，發生了兩件對此後二千年歷史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一是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秦的建立。二是漢武帝確立儒家政治思想為國家意識形態，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項措施是根據董仲舒的建議而採取的。但是，對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其背景和原因何在，歷來一直沒有講清楚。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漢武帝在主導了對漢帝國的政治控制權力後，再次詔舉賢良對策。在這一年，他作出了對內外政策進行「更化改制」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在將親姊妹隆慮公主遠嫁匈奴的同時，漢武帝也作出了準備大舉反擊匈奴的決定。在這一年夏，他派名將李廣和程不識率軍屯駐雲中、雁門，準備大規模對匈奴用兵。在內政上，則銳意發動一場新的改革。史稱這一系列新政為「元光決策」。
而從理論上和戰略上為這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基礎的是一位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董仲舒。
當劉徹初次召見董仲舒時就對他說，自從受命登上帝位以來，自己日日夜夜睡不好覺。「今朕獲承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任大守重，夙夜不寧。」劉徹向董仲舒提出的問題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欲 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子大夫其盡心，莫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由此可見，武帝當時所欲求解的，不只是某些具體的政策措施，而是帶規律性普遍性的歷史哲學和指導戰略。也就是要尋找一個既能總結以往歷史教訓，又能解決現實問題，從而保證未來穩定和繁榮的長治久安之道。
2
劉徹對董仲舒的征問一共三次，董仲舒連上對策三篇作答。由於對策的首篇專談「天人關係」問題，因此這三問三答以「天人三策」為名而載入於史冊。
總體而言，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了五項重大建議：
（1）建立明堂禮制，約束貴族行為；
（2）建立培養官吏的國家太學，從民間選賢良，為平民知識分子開闢通仕之途；
（3）提出一套天人學說，用以約束警策皇帝；
（4）限制豪民占田，節制土地兼并；
（5）以儒家經典統一政治思想，建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
董仲舒上述對策中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是建議進行意識形態改革，確立以儒家的政治和歷史思想作為漢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二是建立一套考試選賢的文官制度。「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漢書》）
對董仲舒的對策劉徹極為重視，親自批覽，召見面談。他懂得，一個國家要走向強盛，首要之舉是維護社會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會組織。而政治意識形態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動員和組織工具。為了保持社會安定內部團結，必須抑制豪強兼并，也必須構建一套傳承有序的政治意識形態。歷來論者多將董仲舒看作「地主階級思想家」。而我則以為未必然。董仲舒反對豪民兼并土地的思想，代表了當時社會中依附於國家土地的自耕小農的利益。 《漢書·食貨志》記董仲舒上武帝書云：「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利，刑戳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罪徒）充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他的建議是，必須抑制豪強與豪商兼并田地。 「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田業僮僕，皆入之於官」。「以塞兼并之路」。
我認為，董仲舒是漢代庶民知識分子（士）的政治思想代表。而漢武帝出於加強王權鞏固國家的需要，也有意要扶植從庶民中出身的一個「士」階層，以他們作為一種新生的政治力量，用以貶抑和削弱橫行不法的諸侯貴族、大地主（豪強）和大商人。其政策傾向也具有庶民政治的明顯色彩。
3
天人關係的核心是天人感應理論。董仲舒的這一理論過去一直被指責為「神學目的論」。其實，天人感應論是一套約束皇帝的理論，是中國古代獨特的民權理論。概括言之，董仲舒指出：
政治統治的根本基礎在於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民心、民意的支持與否，體現了帝王政德的好壞。政德壞則導致濫刑，酷刑生成冤厲之氣，影響天象。天象以災異示警，警誡帝王必須改良政治。如果多次示警無效，即會導致天命的改變，導致王朝的滅亡。此學說之流弊是西漢後期盛行的讖偉神秘主義。而其本義，則是建立一個以天象示警約束帝王政治任意性的制約系統。以限制帝王肆意妄行的無上威權。
這一理論對此後兩千年中國政治的影響是巨大的。在某些情況下，大臣經常以「天象示警」的災異理論對帝王進行告誡。表明這個理論工具在兩千年中國政治中，是有效的。
漢武帝重視董仲舒的對策，基本採納了其全部建議。但是對董仲舒其人，劉徹卻並沒有重用。原因就是不喜歡這一套「天人」理論。
漢祖廟發生火災，董仲舒認為是由於皇帝不修德，導致田蚡、淮南王劉安等權貴橫行。主父偃盜竊其講稿報告劉徹。劉徹閱後以妄言誹謗罪將其下獄，幾乎殺頭。
但數年後，淮南王與田蚡政變的密謀暴露，證明董仲舒對田蚡的指責是對的。武帝表示歉疚，又派董仲舒的兩位學生根據《春秋》經義審治劉安之案。董仲舒一生梗直，始終是一個直言快語不識時務，認為原則比現實更重要的迂夫子。
董仲舒是孔子以後，自秦漢至清代二千年間，對中國政治宗教思想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之一。西漢學者劉向指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劉歆亦云：「仲舒遭漢承 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但是，在現代，他所受到的誤解似乎也最多，至今仍未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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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晚年的巫蠱之亂
1
發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蠱案，是西漢時期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此案引起了漢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轉變。但是，為什麼會發生此案，則一直撲朔迷離，異說紛紜，成為武帝一生歷史中的一個巨謎。宋洪邁《容齋續筆》即云：「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 有不可曉者。」
什麼是巫蠱？「巫蠱」二字歷來不見達詁。說者或牽扯《易》之蠱卦，（易卦之蠱，乃故老之故的借文，與巫蠱並不相干。）皆妄不足論。蠱，即蠱惑。蠱之古音通鬼，（《說文》：「臬桀死之鬼亦為蠱。」）又通詛，是一種詛咒之術。所謂「巫蠱」，即巫鬼之術或巫 詛（咒）之術也。《漢書》謂巫蠱起自胡巫。巫蠱之術，其源實來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薩滿巫術。（薩滿，女真語，指巫師巫術。《三朝北盟會編》：「珊蠻（薩滿）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變通如神。」其來源則甚古老，為北狄、東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巫蠱之術的具體方法，就是以桐木製作小偶人，上面寫上被詛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後施以魔法和詛咒，將其埋放到被詛咒者的住處或近旁。行此術者相信，經過這樣的魔法，被詛咒者的靈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攝取。
戰國晚期及漢代，由於民族的遷移與混合，巫術之風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層流行至上層。戰國後期著名的鄒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時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書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術。儒家一向以理性見稱，但漢儒則多信巫術。可見其時巫風浸潤之廣。武帝元光年間，皇后陳阿嬌失寵，曾使用巫蠱之術詛咒其情敵衛子夫。武帝覺知後將她廢黜，女巫楚服及宮人牽連被誅者三百餘人。（《史記·外戚世家》記載，「（陳皇后）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所謂「挾婦人媚道」，司馬貞《索隱》：「《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咒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人。』」）但其案影響尚較小。
而起於徵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蠱之禍，則延綿數年，牽連誅死者有皇太子、衛皇后，公孫賀及劉屈氂二丞相，諸邑、陽石二公主及三皇孫，還牽涉到許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韓說、章贛、蘇文、石德、趙破奴、任安、暴勝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張富昌、李壽、馬通、馬何羅、景建等，都城長安在這次政治動亂中致死者數以萬計。其結果，導致了漢帝國統治上層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釀成武帝後期政局空前之巨變。
2
巫蠱之亂的發生，包括四個階段：
（1）醞釀和準備
（2）事件的觸發
（3）矛盾激化為京城動亂
（4）平反與清洗
武帝天漢年間，國內流行疫病。這種疫病最初可能來自匈奴發動的生物戰。由於漢武帝不斷對匈奴發動大規模戰略進攻，匈奴王庭遠遷漠北。為阻擋漢軍，匈奴使用「胡巫」的薩滿巫術。這種巫術的「詛軍」方法之一，是將疫馬、牛、羊埋到漢軍經過的水頭水源上，或將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馬施放給漢軍，使漢軍人畜染疫。（《漢書·西域傳》及注）疫病隨歸師傳回長安。一代名將霍去病在28歲的青壯之年早夭，肯定是由於染上了不治的疫病。（元狩年後，匈奴連續數位單于均以青壯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於疫病。漢昭帝也僅二十一歲就病死。）
武帝中後期以後疫病流行國中。（張華《博物志》記：漢武帝時，弱水沙土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輿聞，並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漢宮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惡」，又 「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懷疑自己中了巫蠱之術。
《漢書·武帝紀》記：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謂「大搜」，臣瓚以為：「『搜』，謂索奸人也。」晉灼註：「搜『巫蠱』也。」
巫蠱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這樣一種背景上發生的。
3
巫蠱之案的第一個受害者，是戰功卓著的名將公孫敖家族。公孫敖是衛青好友，參與過多次對匈奴遠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斬。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舉報丞相公孫賀的兒子公孫敬聲以巫蠱之術詛咒皇帝。
公孫賀武士出身，青年時代是衛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隨衛青征伐匈奴，以戰功封侯。他娶衛子夫之姊君孺為妻，與漢武帝有連襟之親，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為太僕，太初二年（前103年）繼石慶為丞相。而他的兒子公孫敬聲則接替了其太僕的職務，父子並居公卿位，一時寵貴莫比。
但公孫敬聲「將家族親貴之勢」，「驕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軍錢千九百萬」，案發後被捕。公孫賀向武帝請求以立功贖子罪，自請追捕早被通緝但一直未歸案的陽陵大俠朱安世以交換兒子。
朱安世被公孫賀捕得後，仰天大笑，說：你殺我一個，我滅你一族。於是自獄中上書首告，「舉報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詛上，於皇宮甘泉馳道埋偶人，祝詛皇帝有惡言。」
根據舉報，武帝詔公孫賀全家「下有司案驗於皇宮，窮治所犯。」
這就是巫蠱之案的緣起。受公孫賀之案牽連的有諸邑公主、陽石公主以及衛青的兒子長平侯衛伉。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父子死獄中，全家滅族」。（《漢書 公孫賀傳》）公孫賀妻是衛皇后之姊、是衛青的姐夫。陽石公主是武帝與衛皇后所生的女兒。數月後，衛皇后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
公孫賀一案，遂成為點燃巫蠱大案和長安政變的導火索。
4
在糾治公孫賀案時，武帝已染病。「時上疾，避暑甘泉宮」，長安「獨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卻不信任他們，而把糾治公孫賀案的責任，全權委託給了新任丞相劉屈氂和御史章贛。具體察辦此案的則是一個政治背景複雜可疑的寵臣江充。
江充是趙國邯鄲人，本出身於市井無賴。年輕時他將貌美的妹妹嫁給趙太子劉丹而成為趙王的座上客。後又與趙太子發生齷齪，即入長安詣闕舉報太子丹有種種不法事。
武帝劾治劉姓諸王及家屬極嚴，根據江充的舉報，趙太子獲罪死獄中。漢武帝讚許江充，任命他以謁者的官職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問他出使時作何計劃，他說一切隨機應變。江充在匈奴中活動了近一年。歸後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擔任欽差無定所的檢查官「直指綉 衣使者」，負責京師治安，「督三輔盜賊，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嚴厲劾察親王貴戚及其子弟，敢於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賞識。「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將在馳道中賓士的武帝之姑館陶長公主的車騎「盡劾沒入官」。又曾懲辦在御用馳道中疾馳的太子家使。太子親自出面說情，江充也不給面子。
公孫賀案結束後，武帝為疫病所困，長居遠離長安的甘泉宮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後太子繼皇位報復自己，在丞相劉屈氂的支持下，決定借公孫賀一案羅織陷害太子和衛皇后。《漢書·江充傳》記：「（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 治巫蠱。」他面見武帝，說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於遭受巫蠱。於是武帝授權江充成立專案，對「巫蠱」作進一步調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江充乘機指使胡巫檀何欺騙武帝說：「皇宮中大有蠱氣，不除之，上疾終不差（病不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宮窮治，又派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宦者）蘇文等協助江充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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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接受在長安大規模調查「巫蠱」一案的指令後，「知上意」久已不滿衛氏集團，於是任用了一批來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胡巫多來自漢朝的敵國匈奴。「胡巫」與江充相勾結，羅織陷害，株連牽引數萬人，通過查「巫蠱」，把一個長安城搞 得烏煙瘴氣。最終，則將調查矛頭引向皇宮中的衛太子和衛皇后。《漢書》記：
「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視，視鬼，染污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江充親自帶領胡巫入宮搜查。「入宮至省中，壞御坐掘地。」「充先治
結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宮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寫有咒語的帛書，他得意洋洋地宣告：「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
其實，太子宮及皇宮中所發現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宮人所預先設置。《漢書》顏師古注引「《三輔舊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張晏曰：『（江）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輟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漢書·武五子傳·戾太子劉據》記：
「（江）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王先謙《漢書補註》：「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針刺之。」）
6
眼看冤案就要羅織到自己和母親衛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徵求左右幕僚的意見。太子少傅石德勸劉據誅殺江充。他說：
「先前的公孫賀父子、兩位公主及衛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殺。現在胡巫又來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會知道這是胡巫所設置，會認為我們真在詛咒他，我們無法自白洗清。我們與其坐而等死，不如動手殺掉江充和胡巫。難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胡亥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嗎？」
［「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已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上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江）充等系獄，窮治其奸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石德用秦太子扶蘇的悲劇警告劉據，並指出衛皇后及太子都已失去武帝信任。太子回答師傅：「我是皇上的兒子，不能這樣擅自去做。我還要見皇上陳情。吾人子，安得擅誅；不
太子仍想面見武帝，陳情辯白。但是，太子晉見武帝的途徑早已被江充封堵。而江充則通過他們不斷誣陷太子，向武帝報告太子要造反且「反形已具」。
當發現自己已無可能面見皇帝後，面臨生與死的選擇，劉據不得不採信了石德的話，下決心除掉江充。「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江）充等。」發使前，太子調動了宮廷衛隊，「具白皇后，以皇后印信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髮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太子命客詐稱武帝使者，帶兵將江充逮捕，江充的助手按道侯韓說拒捕被殺死。
太子將全部怒火集中於江充，親自監臨，將其斬首。「乃斬江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臨刑前，他責斥江充：「趙虜！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邪！」與此同時，又將協助江充製造巫蠱案的胡巫燒死於上林苑中。（顏師古註：「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 也。炙，燒也。」「胡巫受（江）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使毒痛耳。」）
匈奴背景的胡巫在巫蠱一案中扮演了一種神秘而重要的角色。他們是否具有政治背景，史未明言，我們今日也難以深考。但是，通過胡巫所帶來的具有神秘主義特徵的薩滿巫術，介入上層權爭，乃是巫蠱之案的顯著特色。
江充的另一個助手御史章贛在混亂中受傷突圍，逃到甘泉宮向武帝告變。
太子殺掉江充後，並沒有就此罷手。他派兵攻入丞相府，去捉拿幕後指使江充的丞相劉屈氂。
但是，劉屈氂逃脫了。他派右丞相（丞相長史）乘驛站車馬直奔甘泉宮向武帝告變。
7
整個事件的最高潮，是衛太子、皇后衛子夫母子遭遇的悲劇。
武帝在甘泉宮起初聽到章贛等來告變，尚不認為是太子發動叛亂，而認為可能是江充逼太子過甚，所以太子殺掉了江充。直到丞相劉屈氂來報，他才相信太子實際是謀反叛亂，可能要篡位奪權。
於是，武帝下令丞相劉屈氂率正規軍殺回長安，討伐太子。武帝為此賜璽書說：「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接著，武帝本人也由甘泉宮來至長安城西的建章宮，親自指揮對太子的軍事行動。武帝下詔發三輔近縣兵馬以及朝中二千石以下官員，統由丞相統帥，討伐太子。並遣使收繳衛皇后璽綬，迫使皇后衛子夫含憤自殺。
太子除長安宮中衛隊外，手中並無正規軍隊。他曾派人調任安指揮的北營軍馬，但任安接受調令後卻緊閉營門，拒絕出兵。（任安也是衛青舊部將領。由於他接受了太子的調令，儘管沒有出兵，武帝認為他首鼠兩端，後來還是殺了他。臨死前他曾寫信給好友司馬遷求救，司馬遷回信即著名的《報任安書》。）太子手中無軍隊，只能以皇帝名義「矯制」釋放長安中都官獄中關押的數萬罪徒，散給武庫兵器，命石德統帥，與劉屈氂指揮的正規軍對戰。
衛太子以仁善知名，在民間是比較得人心的。他殺江充的舉動得到長安市民的支持，許多市民參與了太子的軍隊。太子軍與丞相劉屈氂率領的政府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漢書·劉屈嫠傳》），一時間，長安城內，刀光劍影，殺聲震天，血肉紛飛。經過五天的動亂和廝殺，太子被擊敗，不得不逃離長安。漢武帝下旨嚴令各地緝拿。
太子帶著家人逃亡至湖縣（今河南靈寶西），藏在泉塢里一戶友人家。主人家貧，讓家人織草鞋，「賣屨以給太子。」為了生計，太子使人去尋覓一個富裕的故人，結果被朝廷派出的密探發覺，太子遭到地方官吏的圍捕。縣卒張富昌破門而入，太子不願被捕後遭受小吏的欺辱，「入室距戶自經」。其友人與來兵格鬥而被殺害，跟隨太子的兩個皇孫也在混亂中被殺死。捕太子的地方官新安令史李壽及張富昌皆因此立功封侯。
此一事變的結果，是整個衛皇后家族及其與武帝所生的幾乎所有兒女、孫子，除太子之孫劉病已被僥倖隱藏獲救外，盡皆死於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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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蠱之亂背後的外戚集團鬥爭
1
導致巫蠱之亂爆發的因素極為複雜，略言之有以下五端：
1．武帝晚年多病，孤立，多疑。
2.朝中形成了分別以武帝為中心和以太子為中心的兩個政治中心、兩種政治勢力。
3.為監督和制約劉姓及衛姓親貴，武帝扶植了以江充為代表的超常規監察勢力。
4.朝中還出現了試圖取代衛太子、衛皇后的劉屈氂（丞相）、李廣利一派新興外戚勢力。 5.匈奴背景的胡巫。
巫蠱之禍發生的根本原因，則是由於漢武帝與太子劉據不僅存在政治理念的分歧，而且在朝中形成了兩個政治中心。
衛太子是衛皇后所生。元狩元年（前122年）劉據被立為太子。當時他是武帝下詔預立的法定繼承人，布告天下，在全國臣民中有著廣泛的影響。
此時衛子夫貴居皇后，太子之母，其弟衛青在太子出生前已任車騎將軍，全面主持對匈奴的軍事。元朔五年（前124年）衛青升任大司馬大將軍，不僅掌有重大兵權，而且成為武帝新設立的朝廷最高決策機構中朝的首領，衛氏權傾一時。
在武帝和太子並存的長時間裡，朝延中存在著兩類官僚。一類是積極追隨武帝的開邊、興利、改制、用法即「大有為」路線的一派朝臣，如桑弘羊等。一類是擁護「守文」的太子主張溫和路線的所謂「寬厚長者」一派。
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們的關係就超越了宮廷生活中的父子關係和個人關係，而具有兩種相矛盾的政治勢力和政治路線的性質。
這兩種政治勢力的矛盾，在形勢變化的時候，有可能激化起來。
2
在武帝執政初期、開邊攻伐匈奴的戰爭中，衛青立有大功。但隨著其權勢的加重，也引起武帝的猜忌。十多年的對匈奴戰爭，使漢皇朝取得了開疆拓土的巨大勝利，也造成了以衛青、霍去病為代表的軍人權勢集團的崛起。
衛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一千三百戶，並之二萬三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漢書·衛青霍去病傳》。）
霍去病「凡六齣擊匈奴，其四齣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漢書·衛青霍去病傳》。）
在衛青、霍去病兩位名將周圍聚集了一批戰功卓著的軍人，包括：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朔、蘇建、李息、公孫敖、李沮、張次公、趙信、趙食其、郭昌、荀彘、路博德、趙破奴等，皆有名於時。他們或出將入相，或為九卿郡守，成為朝廷政治中的股肱之臣。
而這一軍事集團，通過衛青與衛皇后及太子以母系血緣紐帶而相聯形成了特殊的關係。（西漢政治中母權影響甚重，表現為后妃干政，如呂太后，竇太后，王太后，衛皇后。）
有這樣的權力集團為後盾，劉據作為
但是，衛氏親屬皆擁重權，且多跋扈，早已引起武帝警惕。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破格擢拔年輕的霍去病任驃騎將軍。不久又擢升二十歲的霍去病與衛青並列大司馬、大將軍，分掌兵權。雖然霍去病是衛青的外甥，但此舉顯然也有制衡和牽制大將軍衛青之意，分其軍權，防止軍權集中於衛青一人之手。「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才為校尉。已而皆為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
但對於衛太子，霍去病則也是其舅表兄弟，仍屬至親。
衛霍集團的勢力都環繞聚集在太子周圍，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核心。這個集團中還包括部分劉姓諸王，權貴子弟。因此，在元狩、元鼎、元封年間，以太子為中心，事實上形成了足以牽制影響武帝一些重大決策的以衛霍集團為後盾的一種新興政治力量。
3
圍繞在衛皇后周圍的衛氏集團之所以遭到武帝的疑忌和翦除，根本原因是由於這個集團與衛太子具有特殊關係。
對此，謹慎而聰明的衛青並非全無知覺。有一次衛青部將蘇建（蘇武之父）勸衛青召士養客。衛青說：「過去魏其、武安侯多養士，上為之切齒。我作為臣下，只應當恭敬侍奉皇上，召士養客何為？（實際上，衛青對於這樣一種權勢集團的形成，是存有顧忌的。蘇武的父親，蘇建曾告司馬遷這樣一件事：「吾常責大將軍至尊重，宜擇賢。」大將軍謝曰：「自昔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帶常齒。彼案附干大夫，招賢屈不肖者，人在之柄也。人臣奉法尊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仿此意。」）
惟名器與位不可久居。元狩六年（前117年），衛青的長子衛伉「坐法失侯」。五年以後，衛青的另外兩個兒子，陰安侯衛不疑、發乾侯衛登，「皆坐酎金失侯」。這顯然是武帝對當時權勢盛大的衛氏的一種警告。
衛青死後不久，其內親、老部下公孫賀即被滅族。武帝對公孫賀將取先予，先揚後抑。公孫賀對此似也已有所察覺。當公孫賀被武帝任命為丞相時，他不喜反哭，拒絕受印，說：這下我家完蛋了。（太初二年，公孫賀被任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苛嚴。公孫賀大 哭，不受印綬。頓首涕不旨起。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受。」出曰：「我從是殆矣！」）後來果然巫蠱獄興，「衛氏悉滅」，而事因起於公孫賀。在武帝殺公孫賀後曾說：「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勢而為邪。佔美田 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谷，貨賂上流，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
公孫賀之獄與衛太子之獄，實際都是針對削弱衛太子及衛氏集團而發的。所以《漢書》記江充之所以敢無所顧忌地侵犯衛皇后和太子，正是因為他已預先「知上意。」
4
衛、霍四人對武帝元光以後的新政影響極其重大。他們的去世令劉徹感到孤獨和失落。
天漢年間，武帝再次下詔辟徵才士，謂「名臣文武欲盡。」他在詔中說，馬有性烈奔踢不服人者卻能馳聘千里，士有背俗特行而有奇才者可立奇功，他要求舉薦這樣的人。「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踢而致千里，土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 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云云。
這一求賢詔，顯示了武帝試圖再次拔擢新人的雄才大略，但也表明了他對已存在於朝中的舊官僚權貴集團的不滿意。
武帝感到需要更新一批新的政治血液，來繼續完成尚未完成的徹底消滅匈奴的宏圖遠志。對朝中已存在的舊權勢集團，漢武帝則決心不斷任用酷吏，劾之以峻法，力求加以抑制。 武帝一朝，始終大力拔擢重用來自下層社會平民出身的文法酷吏，利用這種人對貴族勢力的嫉恨，來抑制朝中的權臣、貴戚和王侯。
天漢年代以後，武帝重用江充，首先是看重他敢於出首舉劾趙王，不畏諸侯權貴。同時也是為了讓他能作為鷹犬來抑制太子周圍的親王、列侯、貴戚。因此他授予了江充很大的信任和權力。
5
天漢年代以後，隨著漢帝國疆土的不斷擴張，由於對外不斷用兵，國家財力匱乏，人民的負擔加重，社會中的不滿在上升。
元封四年，黃河水災，關東流民二百萬，流離失所，天下不安。天漢二年，山東流民暴動，群盜蜂起。
與匈奴的長期戰爭，漢軍節節勝利。特別是元狩四年漠北大戰後，匈奴王庭遠遁貝加爾湖。漢軍已控制過去在匈奴境內的大片地域，漢對匈戰爭由此已由自衛戰爭變成侵略性的。 持續不斷的對匈奴戰事和開拓西部新疆域的屯戌運動，已變得日益勞民傷財，其意義開始受到質疑。在天漢年間匈奴單于向漢庭示好以後，朝中要求停戰和綏靖的呼聲也高漲起來。 隨著朝野上下內外批評聲音的上升，衛太子周圍的軍功封侯集團也已厭煩艱苦的遠征。他們的呼聲無疑影響到太子的政治傾向。
在這種內外形勢下，衛太子提出對內與民休息，停止酷斂，對外與匈奴和解，停止征伐四夷的新政方針。迫於輿論和形勢的壓力，武帝一度也開始考慮是否有必要作出調整。
6
天漢以後，武帝乃以「征和」為新年號。征和，有息征和平之義，也有政通人和之意。以「征和」為年號，顯然表明武帝也有轉變內外政策之意。此時劉徹已年逾花甲，他將部分權力和政事授予了太子。特別是在他外出巡狩期間，由太子監國。
《資治通鑒》記「征和二年」後，武帝「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而太子劉據「性仁恕溫謹」，「寬厚」「守文」，與漢武帝政治風格多有不同。在其主持政務時，對漢武帝「用法嚴，多任深刻吏」的做法「多所平反」，於是「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
「及太子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顯然，劉據身邊當時已經聚集了一批具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而政治觀點與主流觀點不同的人士。
「上每行事，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對此，了解劉徹性格極深的衛皇后知道是不行的。故她常對太子有所規勸，不願他立即改變武帝的既定方針。但武帝知道後，反而說皇后錯，太子做得對。
武帝「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武帝堅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則主張用懷柔之策緩和彼此的關係。武帝已意識到太子政策與自己的分歧。但他反寬慰太子說：「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資治通鑒》卷二二。）
7
實際上，正是由於與太子政治方針和理念的分歧不斷擴大，武帝晚年以後明顯地疏遠於衛皇后和衛氏集團，轉而移情於其他寵妃
衛子夫皇后的名位雖仍一直保持，但貴為皇后想見武帝一面則日漸困難。
征和二年（前91年），漢武帝已是67歲高齡，太子也近不惑之年，連孫子都有了。然而，他能否繼承皇位的不確定因素卻越來越增多。
太子與武帝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意見分歧，使朝臣中也分成了擁太子和反太子的兩派。「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羽，故太子譽少而毀多。」
隨著時間的推移，武帝與太子間的分歧與矛盾日漸加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開始重新考慮衛太子的繼承權問題。衛青臨死前，顯然已感覺到這一點。對此，武帝與衛青曾有這樣一番談話：
「漢家諸事草創，加以四夷侵凌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
「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資治通鑒》卷二二。）大將軍頓首謝，衛
武帝還親自安撫太子，「我為其難，你為其易」，你就安心等著做一個守成之主吧！「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太子乃有不安之意。
也就是在這種極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江充為代表的反對衛氏集團的一派新興政治勢力看到了機會，乘機挑撥離間。
政治權力的轉移，對於最高執政者本人來說，是非常嚴重的事。即使是由他自己選定的繼承人，也難免面對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政治理念有重大不同的情況下，心理裂痕最終轉化為政治危機。於是，具有敏感的政治嗅覺和投機之心，又一度受到漢武帝特殊信任並賦予重要權力的江充，利用這種矛盾而製造了「巫蠱」變亂。
8
這個時期還有一個引人注意的情況，即武帝的寵
武帝對
霍去病、衛青死後，李廣利逐漸取代了衛青的大將軍地位。與主張改弦更張的衛太子不同，李廣利積極支持武帝的對外擴張路線，成為武帝後期對外用兵的主要統帥。
但是，隨著李廣利軍事地位的上升，新的李氏集團開始興起。
太始元年，衛青舊部宿將公孫敖因妻子從事巫蠱連坐被腰斬。征和二年，族滅丞相公孫賀。而公孫賀是衛青和衛皇后的姐夫，衛太子的姨父。這實際是對太子身後的衛氏貴戚集團沉重打擊的開始。與此同時，武帝則擢拔與李氏家族有姻親關係的劉屈氂出任左丞相。
劉屈氂是巫蠱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武帝的侄子，其父為中山靖王劉勝，是武帝的庶兄。但是，劉勝「好內」，夫人眾多，生有一百二十多個兒子，劉屈氂僅是諸子之一，原來只任涿郡太守的小官。在公孫賀遭巫蠱案被罷相後，劉屈氂卻平步青雲由涿郡太守被調任中央，擔任左丞相。他之所以能獲得這一任命，關鍵原因是因為他與李廣利的關係，「貳師（李廣利）女為屈氂之子妻。」因此必然是出於李廣利的引薦提攜。
對這一牽涉裙帶的任命，漢武帝實際仍是有所保留的。（「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勢而為邪。公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谷，貨賂上流，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乃以邊為援，使內郡自省作東，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事傷耗武備衰減，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作為詔書，以奸傳朱安安，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賢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他認為這種任命只是臨時的安排，同時決 定對丞相一職分權為兩，「分丞相、長史為（左、右）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
《漢書》記：「武帝末，衛皇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其實，江充只是一個打手或鷹犬而已。利用巫蠱推倒衛氏集團的真正幕後操縱者，其實正是這位新丞相劉屈氂和背後的李廣利。
衛太子的平反與輪台罪已之詔
1
巫蠱亂後，武帝曾對田千秋反省說：「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武帝的這番話古今之研究巫蠱事件者幾乎都沒有予以注意。所以過去一直認為巫蠱之亂的禍首隻是江充，而不是劉屈氂和李廣利集團。相反，甚至認為劉屈氂是站在劉徹一邊受命平定了這場動亂的功臣。
實際上，劉徹檢討這個事件的始末時還曾說過：「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儔、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
今丞相親掘蘭台蠱驗，所明知也。至今（令）余巫頗脫不止，陰賊及身，遠近為蠱。朕愧之甚。」
史料中這一段話的交代不是很明白。但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明確指出：正是由於「左丞相與貳師謀逆亂，巫蠱之禍才流及士大夫。」武帝又指出，巫蠱之案的最高行政負責人實際並不是江充，而是親掘蘭台（即太子宮）驗蠱的左丞相劉屈氂與御史章贛。而江充又曾陷害公孫賀之子敬聲及部屬李禹與匈奴有勾結（「謀入匈奴」）。所有這些大案，並未經有關檢察執法機構舉證核查（「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問也」）。因此，武帝不再信任這些執法機構，而只信任劉、章、江組成的專案小組。
還值得注意的是，「巫蠱案之初，廷尉所治未及九卿。」本來廷尉是沒有權力直接審治公卿的。只有丞相得到皇帝授權，才可能審理王公大臣們。那麼正是劉屈氂指使江充（拋開了「廷尉」），然後才與胡巫設謀，而把椒房中的公主們、公孫敬聲及李禹之屬牽連陷害，甚至誣陷他們與匈奴勾結。又是劉屈氂親自去蘭台掘地，尋找證驗，才製造了這起大禍亂。 由此可見，正是李廣利身後的劉屈氂所代表的新興李氏集團（丞相御史），夥同江充以及來自匈奴背景的胡巫勢力，形成了某種形式的默契與合作，才能以非常手段摧毀以衛太子為代表的「守文」政治勢力。
而對於李氏集團來說，搞垮衛氏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廢除衛太子，改變繼承皇位的人。這是巫蠱之變之所以引發的重要原因。
2
在衛氏集團被粉碎後，李氏集團開始著手籌謀奪取皇位繼承權。征和三年（前90年），在李廣利受命率兵出征匈奴的前夕，劉屈氂與李廣利合謀立昌邑王為太子。史載：
「征和三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尚（長）何憂乎？』（此言頗耐尋味。屈氂時任丞相，本來又有什麼憂慮呢？只能是擔憂陷害太子的陰謀被皇帝醒悟發現罷？）） 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
然而，這一密謀卻被內者令郭穰聽知並密報武帝。郭穰又舉報丞
這一事件徹底暴露了李氏集團製造巫蠱事件的真正目的。因此，王夫之《讀通鑒論》謂：劉屈氂對衛太子「必出於死戰，此其心欲為昌邑王地耳！太子誅，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結李廣利，徇姻婭而樹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積矣。」
王夫之的這一見解是深刻的。在李廣利與劉屈氂陰謀暴露後，武帝可能由此意識到，巫蠱之亂背後實際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陰謀。
征和三年，劉屈氂「坐謀立昌邑王及使巫祝詛。」武帝毅然將李氏家族全部消滅了。劉屈氂被腰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同時李廣利的妻子亦被收入獄，「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貳師將軍李廣利是武帝寵
但是這個叛徒被匈奴所輕蔑，不久就被衛律、閼氏找理由殺死。而曾積极參与江充陷害衛太子事件的武帝近侍馬何羅，在江充被滅族後，又試圖行刺武帝而被誅殺。
征和四年（前84），漢遣使入匈奴，單于使左右以巫蠱亂事難漢使者。曰：「漢，自以為禮義國也。然貳師將軍降匈奴言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與太子爭鬥，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干。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而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還。
此事對武帝的震動是極其巨大的。
3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漢武帝 「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臣子中雖有不少人認為太子無罪，但不敢向盛怒中的武帝陳明，只有并州壺關（今山西屯留東）的三老令狐茂最早上書，說：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
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所生也。
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小，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奸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
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
這位三老的上書，使盛怒中的漢武帝回歸於理性思考。但是，當時劉屈氂、李廣利的陰謀尚未徹底暴露，因此武帝仍未下定為太子平反的決心。
直到李廣利叛變，馬何羅謀刺，江充胡巫陰謀集團陷害太子的罪案逐漸一一暴露出來後，武帝重新反思，終於知道巫蠱事件是一場大冤案。
恰在此時，高廟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武帝以此為契機而徹底感悟。於是，武帝親自召見這位人微言輕的田千秋，說：「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即晉陞他為大鴻臚。
緊接而來的就是為衛太子徹底平反昭雪。於是，他「族滅江充家」，將江充同黨蘇文焚死在橫橋上。他開始「憐太子無辜」，在劉據自殺去世的地方築作「思子宮」與「歸來望思之台」，以示哀念，「天下聞而悲之」。
不久，武帝即任命田千秋代替已滅族的劉屈氂為丞相。
其後，武帝開始重新思考衛太子曾經諫阻過的停止對四夷的用兵征伐以及轉變政策的問題。
馬通、商丘成、景建等在巫蠱事件中以迫害衛太子得功封侯者，包括當年積極搜捕逃難中的衛太子，將其父子逼死而立功封侯的新安令史李壽及縣卒張富昌，在漢武帝統治的最後三年內，全部一一被殺或被逼自殺，以至滅族。
他們之死，史籍中記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來看一看，就知道其實都是出於為衛太子昭雪和復仇，同時也為轉變大政方針掃清道路。
4
問題更複雜的一面還在於，除此之外，還有一批始終忠實於武帝路線的重臣如桑弘羊等，他們也反對太子與匈奴議和的新政理念。因此，他們雖然並未參預江充的陰謀，甚至與李氏集團有矛盾，但是，在政治上是一直支持武帝的開邊征戰路線的。
武帝臨終前的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曾建議在西域輪台擴大屯戌，修建亭障，將開拓西域戰爭向前推進。修亭障，包括修成以後置卒戍守，這兩者本來都是剪除匈奴右翼西進方略中的大計。但是漢武帝卻斷然拒絕了桑弘羊的建議。他由此而發布了歷史上極其著名的「輪台罪已詔」。
在這個詔書中，武帝公開對天下人作自我譴責：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由此詔可見，武帝已決意把施政重心轉移到和平與生產方面來。為了推行親民政策，武帝冊封謹慎溫和的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曾經這樣評價漢武帝的晚年：「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
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罰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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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千秋就任丞相以後，決心改變君臣、君民，尤其是統治集團內部關係緊張的局面。他委婉地在一次酒會中借祝壽向武帝進言，提議武帝退到二線去「玩聽音樂，養志和神。」
「乃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
面對這一寓勸於頌的祝禱，武帝並未憤怒，相反，他再次作了如下自白和反思：
「朕之不德……朕日時時棄食者累月，乃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
他拒絕了大臣們的頌賀之辭。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封泰山時，又一次對群臣譴責自己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後元元年（前88年）七月，武帝準備立劉弗陵為太子。但是，在武帝下詔公布天下之前，他卻下令將其生母、年輕的鉤弋夫人賜死。此一舉措又一次將朝野驚得目瞪口呆。
面對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的疑惑，武帝解釋說：「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表明武帝對未來身後之局是有深謀遠慮的。
後元二年二月乙丑，七十一歲高齡的武帝病卧五柞宮，自知不久於人世，於是正式下詔冊立劉弗陵為皇太子。同時任命車騎將軍霍光任大司馬、大將軍，授予了軍國大權。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位霍光乃是衛青的外甥、霍去病的異母兄弟。
一天後，武帝崩逝。臨終遺命，命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田千秋四人為監護小皇帝的託孤大臣。這四個人的安排也是作了精心選擇的。
在這四個人中，被授予主要軍政實權的霍光是衛霍集團的代表，田千秋是新進大臣，桑弘羊是一直忠於武帝軍政路線的老臣。
而金日磾則原是匈奴休屠王王子，而休屠部則是匈奴右路之大部落。東漢末（公元202年），曹操逼降南匈奴末代單于呼廚泉，收編匈奴王部，其中最大一支即是「休屠胡」，這一支匈奴的首長當時已被賜漢姓「劉」。此事表明，直到東漢末年休屠部匈奴仍是南歸匈奴中的一支強大勢力。因此漢武帝在臨終前安排休屠前王子金日磾為託孤大臣，顯然寓有安撫強大的南匈奴部落的深刻用意。
6
漢昭帝劉弗陵八歲即位，在位僅十三年，在二十一歲的青年時期病死。他沒有後嗣。主持朝政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倡議推立故昌邑王劉髆之子劉賀繼位。
霍光在諸王中提出這一人選是頗為奇怪的。劉髆是
霍光招劉賀入京的方式也是極為奇怪的。名義上是讓他進京當皇帝，但採用的是武裝徵招的方式，「乘七乘傳詣長安邸。」由宗王劉德、光祿大夫丙吉、中郎將利漢等陪伴，實際形同武裝押送。半夜朝命宣到，日中即起行離國，下午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 死相望於道。」實際在途中劉賀已
失去行動自由。（「大奴善以衣載女子入侍王，郎中令龔遂入問王。即責善，交衛士長行法。」）
這個新皇帝僅在位二十七天，實際是在皇宮中被軟禁了二十七天。僅二十七天，霍光就指責其「淫亂不孝」，召集群臣廷議，向孝昭皇后奏廢賀「歸昌邑」，但已撤銷其王國，改為山陽郡。
消除了昌邑王劉賀這一政治隱患之後，霍光尊立衛太子唯一的遺孫劉病已為宣帝。（這位新皇帝的命運也是頗為奇特的。他是衛太子家族中唯一存活的遺孤，被獄吏丙吉所救，自幼變換姓名而匿藏生長於民間，至霍光主政時方得復出。於昭帝夭死後被立為皇帝。）
「大將軍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大將軍）心內（仍）忌廢帝劉賀。元康二年霍光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敝璽書曰：『謹備盜賊，察往來賓客。毋下所賜書。』」即要當地官員密切監視劉賀。為此，張敞給朝廷寫了一個詳細的彙報，表明劉賀已無能作為，「 上由此知賀不足忌。」
在改弦易轍的昭帝一朝，在朝主政者中以霍光為一方，以桑弘羊、田千秋等武帝舊臣為另一方；前者是衛氏集團中人，後者是追隨武帝多年深受信任的重臣。二者同為武帝臨終受命託孤的股肱大臣，武帝顯然是希望他們能捎棄前嫌而合作的。
7
但是，巫蠱事變中兩大集團的對峙和積怨已經太深。這種矛盾終於在宣帝一朝徹底爆發。先有對桑弘羊直接發難的鹽鐵官營政策的質疑和辯論。始元六年（前81），舉行了包括鹽鐵問題在內的擴及全部國事問題的政策性大辯論。
《鹽鐵論·輕重》記述文學言曰：「大夫君（案指桑弘羊）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東郭）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楊可之（按即楊可）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縷毫。」
桑弘羊是為武帝理財的財政專家。江充曾任水衡都尉，協助從事財政事務。所謂江充「言利末」，是指他准許犯罪的貴戚子弟入錢贖罪，因而「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十萬」。在昭帝臨朝霍光當政之時，文學之士出來揭髮指證桑弘羊與已伏法的江充曾屬於一個團伙，這即暗伏了桑弘羊後來被昭宣時代的首席執政霍光清除而殺頭的原因。（昭宣二帝的謚號是頗耐人尋味的。昭，昭雪也。宣，光宣也。）
支持辯論的丞相田千秋「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實際是支持桑弘羊但又不敢公開表態。 鹽鐵辯論的最後結果是霍光推翻了武帝的這一政策。接著，就發生了撲朔迷離的燕王旦、上官桀與蓋長公主等陰謀反叛事件，桑弘羊牽連被殺，罪名是「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 ，怨望霍光」。
在武帝朝中，桑弘羊自少年入宮，從十三歲為侍中，自武帝即位初年起，長期侍從在武帝身邊，作為一個經濟奇才而深受武帝信任。由搜粟都尉遷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治績顯著，使「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對武帝忠心耿耿的興利開邊之臣的代表人物。
清洗桑弘羊、上官桀以及燕王，實際是霍光走向大權獨攬的一次政變。通過這次政變，衛太子之孫得以繼大統成為宣帝。通過徹底為衛霍集團昭雪平反，霍光主持了昭宣兩朝的大政。這些後繼事件都可以視為巫蠱事件的餘波。
8
但直得注意的是，在霍氏柄政的宣帝時代，霍光繼續推行屯田、開拓西域打擊匈奴右翼的路線，並最終實現了武帝所經營而未能完成的這一戰略目標。
翦伯贊先生在分析「巫蠱之禍」前後的歷史過程時指出：「歷史動向向我們昭示，漢武帝作為早期的專制皇帝，實際上是在探索統治經驗，既要儘可能地發展秦始皇創建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又要力圖不蹈亡秦覆轍。由此開啟了昭宣兩代的國家安定和中興局面，表明漢武帝的探索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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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抗擊匈奴之十五戰役
漢匈戰爭，是漢武帝一生中最輝煌壯烈的史篇。自元光二年的馬邑之戰始發，至征和三年發起最後一次燕然山遠征，四十餘年之間，武帝傾全國之力，發動了對匈奴的十五次遠征。其規模之大，氣魄之雄偉，在世界軍事史上是罕見的。其中尤以元狩四年漢匈漠北大戰最為慘烈。此戰後迫使大單于向西方遠遁，匈奴內部發生分裂。由此開始了古代史上一次重大的自東向西的民族大遷徙。
西去的匈奴人，匯合蠻族入侵，最終衝垮了西羅馬帝國。但今人對此次偉大的漢匈戰爭之了解甚少。原因不僅在於史料語焉不詳，有些記述錯亂矛盾。還在於學術界至今缺少對此次戰爭有深度的研究。
1
匈奴，其種源據說與華夏本屬同族。（《史記·匈奴傳》：「匈奴者，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匈奴者，夏後也。夏桀敗，其子熏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遷徙，中國謂之匈奴。（樂彥《擴地譜》）夏人拜龍，匈奴亦拜龍，故名大會處為龍城。
秦漢之際，匈奴在北狄諸族中最為強大。建立了強大的部族和部落聯邦，匈奴成為盟主。分為三大部，大單于居中，控制蒙古高原和大草原。左賢王居東，控制中國東北部、朝鮮半島及西伯利亞。右賢王居西，控制新疆及西域。漢高帝劉邦擊匈奴，被匈奴困於平城。自後用劉敬建議，對匈奴和親。匈奴由此輕視漢。漢遺單于書，辭甚謙曰：
「漢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贈物及言語云雲。牘長尺一寸。而匈奴來書長大於漢文書，尺二寸，語氣倨傲，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
2
文帝14年，匈奴14萬騎大舉入朝那、蕭關（今寧夏固原東南），殺北地都尉，虜人民畜產甚眾。轉至彭陽（今甘肅鎮原東），燒回中宮（在今陝西隴縣西）。後騎至甘泉（今陝西淳化西北）。單于留塞內月余乃去。漢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擊胡。尾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驕，歲入邊，殺略甚多，雲中遼東最甚。
漢患之，遣使復言和親事。文帝死前一年，軍臣單于立四歲，復絕和親。匈奴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殺掠甚眾。
漢使三將軍：（燕）屯北地，代屯勾注，趙屯飛狐口（今河北蔚縣東南），各置守以備胡。又置三將軍，駐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
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公主和親。終景帝世，匈奴仍時時小入盜邊。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時往來長城下。
3
建元三年（前138），武帝招摹能出使絕域者，張騫應招出使西域。在外歷十三年，至元朔三年（前126）歸。「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經）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不失。」
此次出使，乃漢尋求盟友、戰略偵察，為實施大迂迴戰略夾擊匈奴所作的戰略準備也。
4
漢軍對匈奴反擊戰爭之始，即元光二年的馬邑之戰。（一擊）
元光二年，武帝開始籌劃對匈奴之戰。
元光三年，武帝命朝臣議漢匈關係。朝中有和、戰兩派。大行五恢是積極的主戰派，提出設計誘匈奴入塞，漢軍伏擊的戰略方針。武帝採納，王恢遂安排馬邑（今山西大同）商人聶翁壹走私貨物赴匈奴。
漢馬邑下人聶翁壹奸關出物，與匈奴交，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山西左雲縣），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來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牧者，怪之。乃攻障，捕尉史。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乃引兵還。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
自此，匈奴絕和親，攻盜路塞，往往入盜漢邊，不可勝數。
［漢紀：於是上議伐之。大行王恢曰：「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匈奴輕疾之兵也，至如飈風，雲如流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卷甲親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徐行則後利，疾行則糧絕，難以為功。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故高帝始結和親，孝文遵其約，二聖之跡足以為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各因時宜也。且言擊之者，固非發兵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選驍騎羽林壯士陰為之備。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必可擒也。」上從恢議。夏六月，護國將軍韓安國、驍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公孫賀、屯騎將軍王恢、材官將軍李息襲匈奴。陰使雁門馬邑豪聶壹詐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以降，則物可盡得也。」單于愛信之，令歸為間。壹乃詐斬死罪囚頭，懸邑城上以示單于使者。使者邊，單于乃將十萬騎入武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伏馬邑旁草中，王恢、李息約從代出擊輜重。單于未到馬邑百餘里，雁門尉吏行徼，單于大驚而還，曰：「吾得尉吏，天也。」以為天王。乃遠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罷。上大怒，恢首謀，不出兵擊單于輜重也，恢自殺。時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勝必殺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
燕人徐樂上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秦之末世，天下大壞，是謂土崩。吳、楚七國之時，是謂瓦解。今關東比年穀不登，民多困窮，不安其處，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明主之要，其在於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臨淄人嚴安上書曰：「今天下奢 侈，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夫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范民之道也，是以天下逐利無已。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富貧不相以和其心。心和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
此三人同日上書。上皆召見，謂之曰：「公等家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而偃一歲四遷，至太中大夫。上自即位，好士。既舉賢良，赴闕上書自者甚眾。其上第者見尊寵，下者賜帛罷。若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忌等皆以材能並在左右。每大臣奏事，上令助等辨論之，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秋九月，令民大甫五日。］
5
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匈奴入上谷，殺掠吏民。
（元光六年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二擊）。遣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此次為漢軍改變戰略的首次主動出擊。）
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衛青奴隸出身，被拔擢重用為車轅將軍。首戰小捷。
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
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
漢囚敖、廣，贖為庶人。
［漢紀：衛青者，
冬，匈奴入邊報復。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
6
元朔元年（前128）秋，匈奴二萬騎攻入漢，殺遼西太守，掠二千餘人。
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韓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
又入雁門，殺掠千餘人。
於是（元朔元年冬），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
將軍李息出代郡，擊胡。（三擊）此役得首虜數千人。
7
元朔二年（前127），遣將軍衛青、李息復出雲中以至隴西，西至符離，擊胡之樓煩玉、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人、牛羊百餘萬。
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城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四擊）（「河南」地是秦漢與匈奴爭奪的第一焦點。
其地包括河套，「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乃趙武靈王所首開。（《匈奴傳》：「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正義引《括地誌》：趙武靈王長城在闕州善陽縣北）。
造陽在今河北懷來（河北赤城北獨石口），襄平在遼陽。
「河南地，其地則張掖之南，隴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為號。（《梁書·諸夷傳》）指黃河第二曲之南伊克昭盟諸旗，以及榆林靖邊綏德諸縣之地。朔方，在今內蒙烏特拉前旗東南。）
封衛青為長平侯。校尉蘇建有功，封平陵侯。校尉張次公有功，封岸頭侯。
（此役為河南之戰，第一階段。）
漢亦放棄上谷之什（音斗/擔）辟縣（漢書作「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漢擊匈奴，除由傳統的車步軍團改為騎兵團作戰外，為反制匈奴之擅長弓箭，而使用大量強弩、連發弩箭，以高射速之密集矢箭壓倒匈奴騎兵。此種新弩，工藝複雜先進，非匈奴所能製造，是一種新的軍事技術。其戰術是以騎兵集團奔遠襲擊，以車步重兵運送後援及後勤輜重補給。由此遂取得了對匈奴的優勢，轉變了戰場之主動權。李陵以五千步兵屢戰匈奴數萬騎兵，即靠此技術。後弩箭用完，遂被俘。］
元朔三年（前126）冬，軍臣單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邪自立為單于，攻破太子於單。於單降漢。封涉安侯。
（三年）夏，匈奴數萬騎入邊，殺代郡太守恭及，掠千餘人。
秋，又入雁門，殺掠千餘人。
元朔四年（前125）春，匈奴大入代郡、定襄（今內蒙和林格爾）、上郡，各三萬騎。殺掠數千人。右賢王怨漢之奪河南地而築朔方城，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攏朔方，殺掠甚眾。
（欲奪回河南地。匈奴發動反攻）
8
元朔五年（前124）春，漢以車騎將軍衛青擊胡。將六將軍、十餘萬人。（五擊）
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
驍騎將軍公孫賀，游擊將軍蘇建，強弩將軍李蔡出朔方，將軍李息，將軍張次公出右北平，凡十萬騎，擊匈奴右賢王。
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長途奔襲。夜圍右賢王部，右賢王大驚，乃將數百騎馳，潰圍北遁，僅以身免。
漢得右賢王部眾男女五千人，畜數千、萬，裨小王十餘人。還師屯塞上。
詔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封青三子為列侯。青固拜讓諸子封，上不聽。
諸將公孫賀、李蔡，護軍都尉公孫敖、校尉李朔、趙不虜、戎奴都尉韓說，皆以功封列侯。衛青貴為大將軍，貴寵甚盛，自公卿以下莫敢不拜。唯汲黯無禮，或責之，對曰：夫以大將軍之尊而有揖客，反不重乎？大將軍聞而賢之。（河南之戰經此役而告一段落）
秋，匈奴萬騎入邊，殺代郡都尉朱英，掠千餘人。
9
元朔六年（前123）春二月，大將軍衛青擊胡。（六擊）
此役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長奔數百里擊胡。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蘇建、趙信）。
右將軍蘇建得以身脫。
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並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漢紀：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凡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虜三千級。還，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雁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出，將六將軍逾絕漠北，大克獲。蘇建、趙信以三千騎獨遇單于，戰敗。信遂降匈奴。建獨以身免，歸。大將軍議其罪，議郎周酣等曰：「自大將軍出，未曾斬一裨將，建棄軍，可斬，以明軍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擒也』。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余，士盡死，無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返意也。 」青曰：「善。青幸得以待罪行陣之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軍威，甚失人臣意。且以臣之尊寵不敢擅誅於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於是以諷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將吏皆善。遂囚建至長安。上赦之，贖為庶人，憂死。校尉張騫從衛青有功，封博望侯。騫者， 漢中人也。初為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凶奴。騫行，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漢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月氏歲余，乃還，並南山，從羌中來歸，復為匈奴所得。留之歲余，會單于死，國內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為太中大夫。初，騫行百餘人，十三年乃歸，唯騫與邑氏奴二人得還。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國名，具為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
南北有大山；東則接漢，厄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嶺。中央有大河，其河有兩源：一出嶺，一出於闐。于闐在南山下，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陽關三百餘里，廣長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雲。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道：行從善旁出南山，西行至莎居，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旁北山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鄢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異俗，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之，取給焉。］（漠北之戰由此始發）
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二號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絕北漠，以誘疲漢兵，相機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
元狩元年（前122），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10
元狩二年（前121）春，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擊胡。（七擊）
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元狩二年夏，驃騎將軍霍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澤，攻祁連山，大破胡，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千餘人。（八擊）
（由此開始霍去病統帥指揮的漠北之戰，此為第一階段。奔襲作戰，距離長安達一千里至二千里。騎兵軍團實施無後方深入敵後的遠途。）
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
渾邪王殺休屠王，並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
於是漢得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徒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即「河南」地。）而減北地以西戌卒半。
（此戰乃衛青指揮的河南戰後，漢軍對於匈奴的第二次決定性打擊。經河南戰役，匈奴右部遭受重創。大單于怒，欲責河西部渾邪王、休屠王，乃召二王赴龍城（今蒙古鄂爾渾河、和碩柴達木湖附近）。二王乃降漢，中途渾邪王殺休屠王，漢遣霍去病率部迎之。漢遂盡得河西走廊地。）
秋，匈奴左賢王部入代郡、雁門，殺掠數百人。
漢使博望侯張騫及將軍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
左賢王圍李將軍，率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將軍救至，李將軍得脫。
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敖後驃騎將軍期，公孫敖與張騫皆當死，贖為庶人。
元狩三年（前120），匈奴大入右北平及定襄各數萬騎。
殺掠千餘人而去。
11
元狩四年（前119）春，漢（武帝）與諸將謀曰：「翕侯趙信為單于計，居漠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以粟喂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計其數焉。
令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從東西二分軍擊胡。（九擊）
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會於絕漠，夾擊匈奴。
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漠北。與漢大將軍遇，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北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杭愛山）趙信城而還。
單于遁去，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不隨單于。
李廣兵失路失期，自殺。
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直單于復得其眾。而右王乃去其號，復為右谷蠡王。
驃騎將軍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左大將皆遁走。
驃騎封於狼居胥山（今烏蘭巴托東之肯特山脈），禪姑衍山，臨翰海（貝加爾湖）而還。
（此為衛霍聯合統帥的漠北大戰，此役完成第二階段。漢匈大戰經此役後，漢朝取得決定性勝利。）
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肅永登西），往往通渠置田官，設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至此，漢兩將軍大出圍（即大迂迴）單于，所殺虜萬，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
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
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怒，留之不遣。
漢方復收士馬。會霍去病死。（霍去病死於元狩六年，前117年。）其後多年，漢久不北擊胡。
（本年再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游烏孫，副使到大宛。武帝開始考慮實施第二個大迂迴戰略。）
元鼎三年（前114），伊稚邪單于死，子烏維立為單于。
12
元鼎六年（前111），漢滅南越國。遣公孫賀（太僕）將一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擊胡，至浮且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十擊）
又遺從驃侯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杭愛山南）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
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以見武節。而使郭吉諷告單于。郭吉至匈奴，單于見吉，吉曰：
「南越王頭已懸漢北闕。今單于能，即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也。不能，即南面而臣，何但遠走？亡慝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
單于怒，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於漢，為辭言甘，求請和親。漢使王烏、楊信窺匈奴。
漢東拔穢貉、朝鮮立郡。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
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趙信死於匈奴。
元封三年（前108），漢遣趙破奴攻破樓蘭國，漢使者王恢（又一王恢）助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此乃河南戰役、漠北及河西戰役後的開闢西域戰役。）
元封四年，漢自酒泉至玉門始築玉門障。（元狩二年築令居以西障，終點在酒泉，至是漢邊西延至玉門矣。）令居至酒泉，再至玉門的亭障皆連以長城，即古「西塞。」
元封五年（前106），大將軍衛青死。
13
元封六年（前105），匈奴烏維單于死，在位十歲。子詹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
烏孫與漢和親。
單于益遷西北。立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
兒單于初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左賢王，以乖（睽）其國。兒單于扣漢使。
14
是歲（太初元年，前104），匈奴左大都尉欲殺兒單于，使人間告漢。漢使貳師將軍李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待之。
冬，大雨雪，匈奴畜多饑寒死。
太初二年（前103）春，浞野侯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居延北，今杭愛山南）而還。（十一擊）
左大都尉欲發兵襲大單于，單于覺而誅之外，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擊敗之，還兵，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重兵八萬騎圍之。斷漢軍水源，浞野侯夜出求水，為匈奴捕獲，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喜，縱兵攻受降城，不能下。
（西域之戰之第二役。）
太初三年（前102），單于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子年少，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句黎湖單于立。
漢使光祿勛（光祿大夫）徐自為（徐息）築五原塞（榆林）數百里，外列城，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蘆溝山。（在今包頭市西北，固原之西南。）
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衛青子）將兵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築障於居延澤上（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東）。
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殺掠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障。
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掠數千人。
將軍任文率兵至，盡復失所得而去。
（時漢之戰略為北守、西攻也。）
太初四年春正月，李廣利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
［漢紀：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
初，廣利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西至郁（成）城，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食乏而還。往來二歲，到敦煌，士卒十遺二三。上書請罷兵。
上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牛十萬，馬二萬，驢騾駝以萬數，多齊糧。轉運奉軍，天下騷動。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廩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餘日。
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寡），奉其首，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擇取其善馬十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與）立宛貴人察為王，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遺子弟從入獻見，因為質焉。
還玉門關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將吏貪，不愛士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為海西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王為新寺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數百人，千戶以下千有餘人。
廣利者，
其冬，兒單于病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乃立為單于。
漢既滅大宛，威震西域。
太初四年，武帝復下詔動員擊胡。
且鞮侯單于立，恐漢來襲。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得歸。單于致書卑詞自謂：「我兒子，漢天子，我丈人也。」漢乃遣蘇武為使，遭張勝之變，匈奴拘留而扣之。
其明年，趙破奴逃亡歸漢。
15
天漢二年（前99年）五月，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十二擊）（此乃西域之戰之第三役。）
匈奴大圍廣利部，幾不脫，漢兵物故十之六七。
［漢紀：天漢二年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鞮汗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陵者，李廣孫，敢兄當戶之子。
上使陵為貳師將軍督輜重。陵稽首曰：「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陵至峻稽山，與單于相遇，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弦皆倒。虜還走上山，陵追擊之，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賢王，馳兵八萬騎攻陵。陵且戰且卻，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三千餘級。遂引兵東南，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燒陵部，陵亦令軍縱火以自救。
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自步斗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發連弩射，單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單于曰：『此漢精兵也，晶夜引吾南行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軍長皆曰：『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勝，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
是日，漢軍與匈奴力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退去。會陵軍中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漢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趨降！」
遂諸道並進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即棄車去。
士卒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乃先入遮道，從山上墜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
「兵敗，吾死矣！」軍吏或勸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嘆曰：「使人猶有數十矢，足以免矣，今無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火米，一片冰，令各散去遮虜鄣相待。
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僅餘數十人。虜驅千騎死追之，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以報陛下矣！」遂降。
士卒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邊塞僅百餘里。單于以大女妻陵，立為右校王。
武帝聞陵投降，大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馬遷上言陵已立功，以陵若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遺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李廣利竟無功。上以司馬遷欲沮貳師，為陵遊說。後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李陵聞之曰：「教單于為兵者，乃李緒也（漢軍降將），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
秋，漢復使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與路博德會涿邪山，毋所得。（十三擊）（公孫敖屢次出兵不利，築受降城死傷士兵甚多，下獄，為部屬所救，匿民間。後被舉報，再下獄。太始元年死。）
以匈奴降將成娩為將，率樓蘭國兵擊東師。匈奴右賢王往援，漢兵不利，引去。
（此乃對西域之戰役之第四役。）
16
天漢四年（前97年）春正月，漢使貳師將軍將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將軍會師。
游擊將軍韓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武帝乃命因杅將軍公孫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十四擊）
匈奴聞，悉遠其輜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自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
漢軍與單于相持連戰十餘日，傷亡略相抵。匈奴不勝，皆引還。
游擊將軍韓說無所得。因杅將軍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
（此西域之戰之第五役。）
太始元年（前96），且鞮侯單于病死，在位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
［初，且鞮侯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且病，言立左賢王。左賢王來至，貴人以為有病，乃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遂立為狐鹿姑單于。遂以弟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單于命其子先賢撣轉任日逐王，賤於左王，而自以單于子之子為左王。］
新單于既立第六年（征和二年，前91），匈奴左部大入上谷，五原，殺掠。
征和三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
17
三月，漢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十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馳千餘里擊胡。至浚稽山，多斬首虜。（十五擊）
單于聞漢兵大出，悉棄其輜重，徙趙信城北抵郅居水（色楞格河，在今杭愛山北麓，流入貝加爾湖）。左賢王驅其人民渡余吾水六、七百里，退居兜衡山。單于自將精兵渡姑且水（杭愛山東南）。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
匈奴乃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與李廣利部會戰（今杭愛山東南），轉戰九日。漢兵陷陣卻敵，殺傷胡虜甚眾。至蒲奴水，匈奴不利，還去。
［貳師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邀擊貳師將軍於夫羊句山峽（今蒙古達蘭札達加德城西）。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
重合侯馬通軍至天水，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邀擊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
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歸道，乃遺闓陵侯成娩（原是匈奴人）將兵圍車師國。馬通至天山，虜引去，因招降車師，引還。盡得其王、民眾而還。
李廣利部歸漢途中，會貳師妻子坐巫蠱及劉屈耗案發，全家被收。李廣利聞之憂懼。其掾胡巫夫亦避罪從軍，乃遊說貳師降匈奴。貳師狐疑，欲深入立功自贖，乃旋師北至郅居水上，匈奴兵已去。
李廣利遣護軍將二萬騎渡水追擊，逢匈奴左賢王、左大將，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終日。漢軍殺左大將，胡虜死傷甚眾。
廣利軍長史與都尉、輝渠侯共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立功，恐必敗。」乃謀共執貳師。謀泄，貳師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杭愛山）
大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道擊漢軍，相殺傷皆甚眾。匈奴乃夜挖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漢軍陣亂敗，貳師將軍被俘，投降。（河西戰役，第五役）
大單于素知李廣利乃漢之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武帝下詔捕太醫令隨旦，以其泄言貳師妻子事，促使廣利降匈奴也。）
貳師入匈奴歲余（征和四年），衛律害其寵。會單于母閼氏病，衛律飭胡巫言欲激單于怒，曰：「胡戰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祠社，今何故違誓？」於是命收貳師。貳師恨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會連雨雪數月，畜產多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單于恐，乃為貳師立祠社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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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無力復出重兵。
是時下民疲於兵革，國內方經歷巫蠱之亂，創痛甚深，上悔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 「故輪台以東皆故國處，有既灌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黃鐵綿繒，可以易谷。
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輪台，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鳥孫，為便。」
奏上，上乃下詔拒之，深陳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台。
曩者，朕之不明，興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群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星氣，大卜蓍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貳師最吉。
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略盡，悲痛常在朕心。
今有司請遠田輪台，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
由是此後不復出軍。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而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
《漢書》曰：「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漠南無王庭。」
後元二年（前87年），武帝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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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時，漢匈復和親。
宣帝地節二年，漢軍出車東師。
匈奴擊烏孫，欲復收漢兩翼。漢乃救烏孫，破匈奴。
匈奴力衰，丁零，烏桓皆反。人民死亡三成，商戶亡失過半。匈奴大困。
元帝神爵二年（前60年）時，虛閭單于死，匈奴分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稽侯珊據單于庭，歸降漢為藩臣。漢以昭君嫁呼韓邪。郅支單于部西遷中亞，漠北空虛。
（前46年），單于輿死，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匈奴境大旱，大疫，人畜多死。烏桓復叛胡，匈奴北徙。公元48年，遂王比自立為單于，率部至五原（今包頭西北崑崙召一帶），歸降漢朝。東漢冊立其為南單于，北部匈奴另立單于。從此匈奴分裂為南北部。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漢與南匈奴出擊北匈奴，北單于大敗，三年，北單于部西遷烏孫，又徙至中亞，遂入歐洲。151年，漢滅西域匈奴自立不服諸殘部。
自此後，曾經作為中國北部一個強大草原帝國和聯邦體的匈奴遂告滅亡。
匈奴對漢朝的生物戰爭及其歷史後果
21世紀，人類可能面臨的戰爭形態是不對稱戰爭。利用某些種類的新、危病毒進行生物戰爭，可能成為這種戰爭中的一種重要手段。這種戰爭手段可以在隱秘的條件下採用，並可以在短時期內，給對手造成經濟、政治和生命的嚴重破壞。對此，善良的中國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進行的戰爭，起源於漢武帝後期的漢匈之戰，是匈奴人所 最早使用。對中國造成了嚴重的禍害。此事件關係西漢後期，以至兩漢魏晉數百年歷史，影響至為深遠。但迄今從未被史家所論及，茲綜括史料，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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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編製《漢武帝年表》時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中說：幾年前匈奴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對漢軍說：「秦人（按此即西語china即「秦人」之稱的起源），（希臘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諸國風土記》：希臘稱中國為秦尼策國（ Tlinitza），又稱秦尼斯坦（Tzmista）。長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敘利亞文稱中國為秦尼斯坦（Tzinsthan）。數名皆同一語源，由海道傳播至西方者。（見《中西交通史料彙編53—54頁）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語源。）你 們要馬，我送你們戰馬。」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所謂法術，當時莆白紜被頡骯啤薄Ｊ導示褪僑舊喜菰賾小⒑旱廝揮械牟《鏡拇唄砥ァ：喝私寺硪牘睾螅熘氯巳靜 ＊?br />
在武帝時代漢匈戰爭之後期，由於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
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屍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 資料參看何新《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第428頁。）這種生化戰的後果，《史記》、《漢書》未作詳述。但《通鑒》記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規伐羌之戰，「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對當時軍隊戰鬥力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後，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
「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後，部屬必多染疾疫。這位年輕將領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後，突患暴病而夭折。現在看來，很可能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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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後期，國中已數起大疫。由於當時人認為，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是發生於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但由於擴大化，株連甚多，引發了激烈的宮廷政爭，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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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胡巫）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黃帝內經》熱病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一是患者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所謂「瘟疫」，即瘟病，瘟也是發熱 的意思。）
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後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覆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以及醫學上，均對中國歷史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變化。東漢末名醫張仲景總結治 療疫病經驗寫成名著《傷寒論》，就是從中醫學上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治療方法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爆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說，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
特別是東漢桓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變亂。這一預言不到二十年就應驗了。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於公元171年、173年、17 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發流行。
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 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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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綿延持續八十餘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覆發作不已。
東漢末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悲沉地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經年以 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意謂「我的家族人多，二百餘口人，自建安元年以來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
戰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統計全國人口五千六百五十萬。僅八十年後，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統計，全國人口僅有一千六百餘萬，銳減去四分之三）。毛澤東曾注意到漢末三國時期中國人口的銳減情況，雲「原子彈不如劉關張的大刀長矛厲害」。其實，導致這一時代中國人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並不僅是戰爭，而是饑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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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當時人稱為「傷寒」的這種流行瘟疫究竟是什麼疫病，這一點過去史家無所論及。但從有關史料看，這種疫病發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徵是高熱致喘，氣絕而死。一些患者體有血斑瘀塊。（故稱為「傷/瘍」。）
根據史料所記述的疫情特點：（1）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2）起病急猛，高熱，（3）患者體有出血瘀點，（4）具強烈傳染性；似可以推斷當時流行的這種「傷寒」可能是兩種與嚙齒類動物有關的烈性傳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熱。筆 者竊以為當時東北中國流行的主要是後者，但此病基本未過長江。蓋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熱（EHF）又稱病毒性出血熱，是一組由動物性蟲媒病毒（特別是鼠類）引起的傳染病。以高熱、出血（體有出血斑點）和休克為主要臨床特徵，病死率相當高（40%—50%）。（「出血熱由漢他（灘）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稱為漢灘病毒肺綜合症，英 文縮寫為HPS。」）
現代醫學認為出血熱的宿主動物和傳染源，主要是小型嚙齒動物（包括家鼠、田鼠、倉鼠）。但臨床上已查出30種以上動物可自然攜帶本病毒，除嚙齒動物外，一些家畜也攜帶EHFV，包括馬、家貓、家兔、狗、豬等，證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為病 毒載體的宿主動物本身染疫後，卻很少發病，而只是通過接觸將瘟疫傳給人類。
我們可以設想，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屍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詛」、「蠱」）後，將動物或動物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其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覆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公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覆發作的「傷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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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疾的流行引起東漢末民間道教與王室貴族中佛教的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道和長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於戰國後期東齊海濱方術士的民間信仰。（陳寅恪觀點。）西漢時期與黃老哲學及導引吐納養生方術相結合，僅流行於貴族中。漢武帝尊儒而貶黜黃老，黃老之術降入民間。在東漢後期，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張陵、左慈、張魯等以符水方術 為人治病，傳布「太平清領書（《太平經》），使其逐步發展為道教。與黃巾的「太平道」一樣，其在民間的流傳與當時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關係。
浮屠（佛教）於戰國末已傳入中土，但其立教並開始流行於上層精英中，或始於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遠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獲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認為是金佛象。帶到長安後，武帝詔於甘泉宮中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繪畫）。後漢明帝時期。東漢後 期，精英貴族中（當時稱為耆舊俊彥）已流行崇信佛教。當時人認為，「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也是一種養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詔書：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潔齋即潔靜服素守齋，是一種養生保健之道。在東漢末桓靈時代的疾疫流行時期，漢桓帝亦於宮中設立黃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來，臣民已多有習浮屠術者，至桓帝，方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漸盛。」
我們應注意到，早期佛教的傳入，不僅包涵著經、教、學、法的傳入，也包涵著古印度醫學和醫術的傳入（湯用彤曾論之）。桓帝時在洛陽傳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學大師，也是一位醫術高超的名醫，所以信徒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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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割據時的建安正始時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僅平民，當時的名士貴族，多夭折短壽。例如所謂建安七子、正始七賢（即竹林七賢），以及一時名士王弼、何晏諸輩，多數死於壯年（四十歲左右）。善養生的阮籍，也僅活了五十餘歲。貴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 知。當時人多數死於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吳質書》中曾悲嘆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裴松之也說：「自中原酷亂，至於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
戰亂兵災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時代成為一個色彩陰暗悲愴的時代。
難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詩作常以「七哀」為題，作悲苦之音，充滿蕭殺之氣。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台。身盡氣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王粲「七哀」亦哀嘆曰：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長安，悟彼林下泉，喟然傷心肝。」
由此引致中國哲學及文化主題，由兩漢時代本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的討論，轉變到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偽的問題討論，導致清談和玄學的興起。
晉宗懍《荊楚歲時記》：「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艾蒿和菖蒲有明顯的醫藥作用。艾，俗稱艾蒿，家艾，散發出一種清黍的氣味，是一味中藥。南朝陶宏景《名醫別錄》載：「艾，主灸百病」葉入葯，性溫味苦，有和營血、暖子宮、祛寒濕的功能。艾葉油有明顯的平喘、鎮咳、祛痰及消炎作用，葉加工如絨，稱「艾絨 」，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複製成艾片，中醫學上用於芳香開竅葯；也可用作殺菌、防腐、興奮劑。
菖蒲，生於水邊，又名「劍水草」、「白菖」俗稱蒲草。《本草綱目》說，菖蒲，乃蒲類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氣，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藥，具有開竅、行氣止痛、祛風濕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劑。用菖蒲浸制的藥酒，傳說飲後可避瘟氣，延年 益壽。《荊夢歲時記》：「端午以菖蒲一雨九節者，泛酒以避瘟氣。」宋代歐陽修在《端午貼子詞》中寫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壽萬春。」在民間常將菖蒲葉與艾葉結成束，或燒以花序，以熏蚊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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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談」一詞，源之於曹丕詩：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
清談談玄之風始於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如葯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與疾病的救治有關。）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號放縱之論盈於朝野。（晉書·言傳）
魏晉時期哲學中流行崇尚虛無與放達的存在主義，文學中充滿慨嘆人生苦短，生死無常的空曠、悲涼、清脫、玄虛的氣氛，構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點。此不僅與當時的社會動蕩不安有關，也與人類在瘟疫面前的無能和無力感有關。
時孔門儒家正統（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漢室。而曹丕乃倡導清談，尚通脫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漢後，玄言清談由曹丕等之提倡而成為學術主流。晉室廢魏，司馬氏復以推崇名教為標榜。當時崇尚名教者擁漢、擁晉。反名教者則擁曹氏。阮籍說：「汝君子之禮 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晉書，阮傳）古今論魏晉清談者多，但對上述社會背景及意識形態特點，則鮮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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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漢末的動亂，連年的戰爭及瘟疫殘害了無數人的生命，生存問題遂成為尖銳的問題，貴族、士人為躲避疾疫，延長生命，多親自入山採集藥石。如名士「（嵇）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晉書·嵇康傳）又如著名貴族、書法家王羲之「與道士許邁， 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晉書·王羲之傳》）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們在採藥與浪遊之中發現的。當時士人所練導引吐納，服藥采煉之法，名為求仙，實仍是求現世的祛病健身之術。
針對「傷寒」的流行，當時士人流行服用一種能致人發熱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鍾乳、石硫黃。（余嘉錫對此有詳考。）用這些原料煉出來的藥物，服用之後，據說能散寒氣，補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寒食散發候篇》云：「近世尚書何晏，耽好聲色，始服此葯，心 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翕然，傳以相授，歷歲之困，皆不終朝而愈。」
所謂「歷歲之困」，應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換句話說，五石散在當時之流行，是由於被認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自何晏用後，在士人中逐漸流行。「寒食散之方雖起於漢代，而用之者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導也。」書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薦，服後說：「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全晉文）服藥後生幻覺，稱「散心」，生幻力，狂走發散，稱「散步」。這些語言創自當時之服散者，一直流傳到今天。
［關於寒石散祛治傷寒的藥效，史料中有所記載：「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恆發熱，冬月猶單揮衫，體更肥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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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瑤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指出長服五石散者，因藥性的作用，會影響人的性格，使人變得暴躁、狂傲。服藥使人的容顏會有所改觀，服藥還使人的行為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魯迅有一篇名作曾論及藥酒及魏晉文化風氣之關係，他注意到當時貴族士人多服藥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晉風度。魯迅說：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了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
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服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
除此之外，為避疫疾傳染，當時許多士人遠避人世，尋找乾淨土，於是又有回返尋找大自然的風尚，遂導致山水詩及山水文學的興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為餌，而且藥力必須借酒力發散。因此當時士人亦多縱酒。《世說新語》記：「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世說新語·任誕》)
飲酒後嗜睡，可以拒客絕交遊，成為當時名士的處身之道，即所謂「閉關」。例如「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顧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石林詩話》說：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於酒，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凈，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漁隱叢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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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世昌說，魏晉名士習尚服藥、飲酒、清談、放蕩、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樂、好享樂和自暴自棄的頹廢。近時文壇論及魏晉風度，猶有人推崇魏晉時士人之服藥、飲酒、山水遨遊，認為魏晉士人崇尚「自由」。卻殊不意識到這實際是根源於一種大不自由的背景— —當時社會動蕩，民生艱難，又時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奪人性命。因此，對於士人來說，魏晉時期乃是充滿憂患的痛苦悲哀的時代。所謂通脫、放達的存在主義，不過是精神上尋求解脫的一種自慰的表達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雖是漢代這場生物戰的最初發動者，但其本族後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史載自武帝征和年代後，匈奴部亦屢遭大疫，導致人口銳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隨著北匈奴的西遷，在公元2世紀後，這種瘟疫爆發於中亞，2—3世紀流行到羅馬。公元 6世紀中亞、南亞、阿拉伯半島、北非，傳布到幾乎整個歐洲。其間反覆發作，對中古歐亞歷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世紀晚期著名的文學作品《十日談》，就與當時在義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熱有關。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了。
［加文·漢布里（Gavin Hambly）《中亞史綱要》：
公元165年，在帕提亞戰役中發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當阿維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領的羅馬軍隊進入泰西封時，他們遭受了一種毀滅性的流行病的襲擊，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時期在南阿拉伯地區，也發生了一場大災難，這場災難只可能是一場可怕的流行病。而這種流行病開始於貴霜帝國，又沿著貿易通道流傳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區。］
附：
漢武帝年表及大事記
http://www.hexinnet.com/documents/z...i/hanwudi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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