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慈禧、康有為的兩面性

百日維新，百年滄桑。百年前的戊戌變法既是系統改革的英勇嘗試，又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啟蒙運動(維新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影響深遠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運動仍有不少問題有待深入研究。竊以為甚至當前的一些思想文化爭議亦可從當年的成敗中得到有益的啟示。從誰是罪魁禍首談起是誰斷送了戊戌維新?這是史家們至今仍聚訟不已的問題。政變是慈禧的斷然措施，老佛爺自然難逃罪責。不過，百年來不斷有人為她辯解。史家們認為，沒有慈禧首肯，光緒皇帝根本不敢幹這麼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國是詔》在內的不少「聖旨」，下達前都曾送慈禧審定。康有為呈遞的變法條陳和《俄彼得政變記》、《日本變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均曾由光緒帝「恭呈慈覽。」（孔祥吉：《百日維新失敗原因新論》，《戊戌維新運動新探》，360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曾12次專程赴頤和園朝拜慈禧，這些會見絕不僅是禮儀性的。越來越多人認為，把慈禧說成完全因反對維新而發動政變，最少是把複雜的歷史事件看得過於簡單了。康有為是戊戌維新的領袖和主要策劃者。除了堅決反對變革的頑固派訾之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維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辦壞了的也大有人在。對康氏的指摘集中在這麼幾點：1.不顧客觀條件，不分主次，冀圖短期內「全變」。百日維新期間發出有關的「上諭」竟達110多件，絕大部分成為各級官員奉而不行的具文。2.重符號，輕實質，重形式，輕內容，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輕率地侵犯傳統的神聖符號，授人以柄。他認為，只要皇帝駕臨乾清門，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令群臣簽名具表，咸去守舊之謬見，力圖維新。……重罰一人以懲其後……一日之間，風雲俱變，更月得數詔頒下，則海內皆動色奔走矣。」（康有為：《請御門誓眾摺》，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292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服式、髮式、紀元都是無足輕重的形式，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卻一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種神秘意義的象徵。清帝國建國之初，便有「留髮不留頭」之說，那條辮子，尤其敏感。時至9月，維新事業已岌岌可危，康有為偏偏鄭重其事上書，請求「皇上先斷髮易服，詔天下，同時斷髮，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並「大集群臣誓於天壇太廟，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為維新元年」!（康有為：《請斷髮易服改元摺》，《康有為政論集》，369頁。）他甚至鼓動皇帝，把國號改為「中華二字」。（康有為：《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同上，342頁。）這些雖未被光緒皇帝採納，已流言廣布，徒增阻力。諸如此類稚拙言行，無非表明他缺乏一個政治家應有的駕御全局的才能。3.在康氏「以皇上之聖武行之，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時的言詞鼓動下，光緒皇帝在條件不成熟之時，匆忙裁減和嚴厲處理官員，四面樹敵。沒有通盤籌劃和妥善安置、耐心說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閑散衙門和冗員。有知情者寫道：「戊戌變政，首在裁官，京師閑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一)，48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員面臨被裁的威脅，一下子把眾多官員推向反維新陣營。與此同時，因禮部主事上書受到壓制，把該部滿漢尚書和其他主要官員全予革職，新舊矛盾更加激化。本已勢孤力單的維新派，陷於日益孤立的困境4.熱衷於軍事政治投機，沒有切實做好基礎工作。任何有顯著成效的改革，必然以思想變革為先導。甲午戰敗後，辦報、辦學、組織學會的熱潮雖然有助於一些官僚、士紳特別是年輕士人的覺醒，但這個基礎非常薄弱。康有為等人沒有以轉變觀念特別是「開官智」為中心環節，而把力氣花在無益大局甚至極其有害的事情上去了。首先是混淆學術與政治，在並非必要的情況下主動去觸犯主流社會的大忌，嘩眾取寵地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說、「偽經」說，疏遠了一大批有可能參與維新的大臣和士紳，引起革新派的衝突和分裂。（汪榮祖：《論戊戌變法失敗的思想因素》，《晚清變法思想論叢》，台北聯經出版社1983年。）再則致力于軍事、政治投機，開創了近代中國的惡劣先例。與一些人的指摘相反，康有為及其追隨者也在積極組織武裝鬥爭。通過譚嗣同、畢永年，他們與三合會結合，冀圖運用這一民間秘密組織的武力為政治鬥爭的手段。利用民間秘密組織在中外歷史上屢見不鮮，問題在於是不是以思想教育為基礎，把這些民間會社作為組織下層民眾的手段。如果缺少切實的思想教育，這些舉動就不過是政治權謀。就現有史料看，康有為不過是打算利用他們作為拘禁慈禧的工具。最足以體現康氏軍事活動性質的是他們對待軍事將領的態度。在改革遲滯不前之際，康有為等人不是冷靜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歸結為慈禧一人。於是，一個鋌而走險的密謀付諸實施：勾結武將，兵圍頤和園，捉拿慈禧。民間武裝則作為輔助力量。拉攏的對象有三：淮軍首領聶士成、甘軍頭子董福祥、新建陸軍督練官袁世凱。要是說袁世凱參加過強學會，與嚴復時相過從，有過同情和支持改革的表現的話，董福祥可是忠實的頑固派。拉攏的手段是許以高官和其他利益。這些情況充分表明，他們已把賭注壓在軍事投機上了。實施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譚嗣同與袁世凱談判，袁氏虛與蛇委。慈禧接到密報，發動政變，悲劇結束。（畢永年：《詭謀直紀》，《近代史資料》第83號；胡思敬：《戊戌履霜錄》；王照：《關於戊戌政變之新史料》；《戊戌變法》(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不能輕視康氏這些作為的影響。翻一翻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史，人們不難發現康有為等人的這些活動方式(包括他們後來組織的自立軍和暗殺活動)一再為包括孫文、蔣介石等在內的後來者所仿效。不少「起義」靠的是綠林好漢或會黨，而在「國民革命」旗號下的頗多活動(不是全部)不過是縱橫捭闔的遊戲。結局是一再高喊革命，一再「尚未成功」。這些觀點不無道理，且認同者越來越多。不過，我們還應進一步追問：這些歷史現象背後蘊藏著什麼?人們可以從中得到哪些不應忘懷的啟示?愚昧吞噬了生機無論怎麼說總不能抹煞一個基本事實：政變是慈禧發動的。那麼，慈禧究竟是維新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歷史作全景式的觀察。19、20世紀之交的清帝國接連發生了四件大事：甲午戰敗、戊戌維新、義和團、新政。這是密切相關的四件事，也可以說是一條因果鏈。史家們已注意到，維新不是從戊戌開始的。（閭小波：《論「百日維新」前的變法及其歷史地位》，上海《學術月刊》1993年第3期。）甲午戰敗，人們痛定思痛，紛紛提出何以自處的問題。應向西方學習的呼聲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最有代表性的說法出自順天府尹胡燏棻：「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之術。」（《順天府尹胡燏棻條陳變法自強之道》，《光緒政要》卷21，16頁。）這個奏章比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稍晚一些。但「公車上書」的各項主張在同時期好些大臣的奏章中也提出來了(如劉坤一、袁世凱、盛宣懷等)。更值得重視的是清政府對這種主張不以為忤，且發出「上諭」，把應興應革各事歸納為16項，連同胡氏及張百熙、陳熾、康有為等人的七份奏章發給各大臣，要他們「悉心妥籌」、「實力講求」。（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廿七日上諭，《光緒朝東華錄》，3631頁，中華書局1958年。）儘管有種種不足，但從甲午戰敗至戊戌變法前的三年間，清帝國在學習西方，除舊布新方面確實邁出了切實的一步。著重發展私營工商業開始成為朝野共識。與歐戰使列強無暇東顧才使中國資本主義乘機發展的流行多年的觀點相反，1894-1913年間中國的民族資本工礦業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長。（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682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1897年，商營的中國通商銀行經清政府批准成立，中國從此有了國人自辦的現代銀行。各地正在逐步設立促進工商業發展的商務局。在文化教育領域，九十種報刊破土而出，並出現了舉辦新式學堂的熱潮。1895、1896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懷先後在天津、上海創辦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中國人開始有了自己的現代意義的大學。科舉制度的改革日益成為大臣們議論的焦點之一，連以保守著稱的榮祿也說：「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習非所用，與文科舉時文試帖之弊略同。」（《光緒朝東華錄》，4015-4016頁。）要求逐步廢止原有武舉考試，以新式的武備學堂和京師大學堂取代。這個建議很快就被採納了。（同上，4044-4048頁。）大體說來，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項改革措施，除政治體制(如帶國會雛形的開勤懋殿、准各級官員和百姓給朝廷上書)和政府機構改革等內容外，大都已著手進行。同甲午戰爭前連要不要修鐵路都辯論十多年的狀態比，朝廷明確地把學習西方作為國策，主流文化正在悄悄地起著非同小可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是在慈禧卵翼下實現的。作為兒皇帝的光緒親政不久，對「聖母皇太后」奉命唯謹，大事都及時請示報告，沒有留下什麼對抗的記錄。在和戰問題上兩人態度一致，說甲午戰爭中有帝黨主戰、後黨主和之爭的論斷，不過是特定歷史時期人們熱衷於編造路線鬥爭史的又一案例。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變化莫過於本世紀最初十年的新政。認真研究過這一段歷史的學者大都認為，戊戌維新的各項未能實現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諸實施，有些方面且已遠遠超過當年的預期，影響最為深遠的有兩項：一是穩妥地廢除了科舉，為現代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政治的發展準備了必要的條件。二是開始系統地進行現代法制建設。《刑律》、《民律》、《刑事訴訟律》、《民事訴訟律》都已編成，《刑律》且已頒布實行，加上《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的實施，中世紀的行政兼理司法的體制終於廢棄，邁出了司法獨立實行現代法制的第一步。這些法律包括已編好而尚未頒布的法律為辛亥革命後的政府長期沿用，影響極為深遠。更引人注目的是，《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商會簡明章程》、《大清銀行條例》、《商標註冊試辦章程》等等商事單行法律的實行，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這些新政是慈禧「垂簾聽政」的成果。它意味著大清帝國古老的中世紀社會制度正在向現代社會蛻變。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認可的預備立憲的有關措施包括在內，則困擾20世紀中國的最大問題——政治體制改革，也在設立資政院、咨議局及有關的請願活動中露出曙光。這有力地表明，如果措施得當，慈禧可以支持向西方學習，促進國家的現代化，把她說成是維新變法的天敵沒有足夠的根據。可是，還有另外一個慈禧。這個慈禧在發動政變後雖然在「實事求是」的口號聲中，仍然准許學習西方的「實學」——科學技術，批准把部分書院改為新式學堂，在經濟領域繼續支持發展資本主義甚至主動開放一些口岸，但是禁止言論自由，查封報紙；不準集會結社；不準一般官員和老百姓上書；不準改革科舉考試辦法，在思想文化領域大發專制主義淫威。也是這個慈禧居然支持用最愚昧的神術「扶清滅洋」，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主動圍攻使館，主動向列強宣戰，把敢於非議其蠢行的五大臣立即斬首，闖下八國聯軍入侵，首都再次被占，賠付巨款，幾乎亡國的大禍。後面這個慈禧逆歷史潮流而動，扼殺改革，殺戮志士。兩個慈禧都是真實的。老佛爺為何有副陰陽臉?這既有社會制度性的原因，又有個性因素。前者是決定性的，但必然與偶然交錯，非常複雜。慈禧不是孤立的個人，她是傳統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來的社會上層人士的代表。與稗官野史的描繪相反，她生長在一個富有的滿族官僚家庭，養尊處優，入宮後也一帆風順。（徐徹：《慈禧大傳》，29頁，遼瀋書社1994年。）雖然少年時代沒有受到足夠的文化教育，執政初期出現過錯別字連篇的笑話，但通過學習臣子為其編寫的總結歷代統治經驗的《治平寶鑒》，學習書畫，閱讀小說、聽說書和看戲，到了晚年，她居然敢自告奮勇給貼身女官補習中國文化了。無論在經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方面，她都具體而微地體現了中國士紳階層所傳承的中國文化。與此同時，在她身邊還有一大批大臣和親貴具體參與決策和施政，他們都是傳統文化孕育出來的官僚。這些都是制約慈禧言行的決定性因素。當時的傳統文化已形成僵硬的體系和制度。知識內容固定化、信條化，自我更新機制非常薄弱，且缺乏與異文化平等交流的傳統。而它又是士階層榮辱沉浮的基本憑藉，令他們不敢越雷池半步。於是，整個國家必然出現制度性的群體愚昧。在這樣的文化制度下，了解和吸收外來的先進文化通常是少數人的行為，且往往伴隨著或大或小的風險。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甚至用義和團式的暴力去對抗，都是這個制度的必然產物。癥結在制度，但制度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變的。慈禧在她執政的大部分時間裡沒能扮演這樣的角色，那就要從個人品格中去尋找答案了。她同中國歷代多數帝王一樣，把維護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享受放在首位。為了享受不惜犧牲海防，這是眾所周知的。而為了維護個人的權威，她也幹了幾件貽誤國家的大事：一是挑選幼兒做皇帝，二是既違反清代不讓女主垂簾的定製，又違反不準宗室參政的祖制，攫取最高權力，並把軍機處的大權接連交給幾位王爺，不管他們如何昏庸貪墨，只要忠誠恭順就行。戊戌政變的直接動因與其說是政策之爭，毋寧說是她察覺了康氏有針對她個人的舉兵奪權的計劃。事關最後決定權，她無法冷靜地區分少數人的輕舉妄動和關乎國家盛衰的改革。她大權在握，本來非常容易一面採取措施讓這幾個狂妄書生安靜下來，一面穩妥地繼續推進已經來得過遲的改革。她不是安份守己之輩，不然就不會兩次發動政變奪權了。但權力到手後，她卻寧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運作。當臣下把意見比較一致，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請批準時，她會點頭批准。從辦同文館、派幼童出國留學、建造船廠到清末新政都屬這一類。於是，一個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可是，就個人品格而言，她是不思進取的人物。她掌握最高權力近半個世紀，既沒有主動提出重大的施政措施，也沒有認真更新和補充自己的知識(在她那個位置上，有很多可供利用的渠道)。於是，她便不能不在歷史上留下一連串因愚昧無知而貽誤國家大事的記錄。從60年代開始，有識之士一再呼籲要修鐵路，但在破壞風水等愚蠢的反對聲中，慈禧不敢支持。直至1881年才修成長約7英里的用於運煤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鐵路。而且「慮朝議禁駛機車，乃聲明以驢馬拖載，始得邀准」。（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一冊，121頁，中華書局1963年。）最初也確實是用馬拖著車廂在軌道上跑，留下了世界鐵路史上令中國人臉紅的又一記錄。70年代初，一些大臣已發現，官辦企業不在市場上求生存，是財政無法填滿的無底洞，一再建議走西方的道路把這些企業交給私商去經營。這個建議如被接受，19世紀中國史可能隨之改寫，不幸卻被束之高閣。多年來不少有識之士都痛切地指斥過科舉考試內容的陳腐和不切實用。明治維新前一年，丁日昌在應詔陳言中談到士人「所用非所習，所習非所用」，建議把科舉考試改為八科：「一曰忠信篤敬以覘其品；二曰直言時事以覘其識；三曰考證經史百家以覘其學；四試帖括詩賦以覘其才；五詢刑名錢稻以覘其長於吏治；六詢山川形勢、軍法進退以覘其能兵；七考算學格致以覘其通，問機器製造以盡其能；八試外國情事利弊、語言文學，以視其能否不致辱命。」（《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5。）這個建議既照顧了科舉考試的原有基礎，又有適應時代要求的重大改進。一旦採納，晚清教育和人才選拔制度將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對整個社會的運作機制也會產生深遠影響。慈禧對這個奏章卻無動於衷。智慧之光一閃而過，愚昧的頭腦沒有留下任何痕迹。在進一步探討之前，不妨再看一段慈禧召見盛宣懷的記錄：「上(慈禧)問：何謂學堂?奏對：是教習洋務之學堂，曾經奏過在天津、上海兩處開辦的。」（盛宣懷：《己亥年(1899)九月初二日奏對自記》，《盛宣懷未刊信稿》，279頁，中華書局1960年。）1895、1897年，盛宣懷先後創辦了天津大學堂和南洋公學，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兩件事都曾奏請朝廷批准，也就是說得過慈禧認可的。這次召見時在1899年10月6日，政變已一年多。這一年全國已有中國人自辦的學堂175所，遍布全國17省，且通常都曾上奏朝廷批准或知悉。此時此境老佛爺居然不知道「何謂學堂」!這不是把國事當兒戲嗎?從幾次奪權鬥爭的情況看，慈禧頗為果敢機敏。但從國家和歷史發展的全局看，她又非常愚蠢。她隨著潮流搖擺，沒有主動駕馭全局。她的心思主要用在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尊榮上去了。如果生在承平年代，她可以成為不壞的最高統治者。她的私慾也不比以「風流天子」著稱的丈夫(咸豐帝)和兒子(同治帝)更厲害。可是，她生不逢時，大轉變的年代要有觀念和知識的大更新，要有敢於衝破傳統思想文化羈絆並有足夠膽識的人物去開拓未來。她沒有成為這樣的人物。她的愚昧貽誤了民族生機。為什麼不願孜孜求知?專制制度的最高權力不受監督，沒有經久不息的挑戰，喪失了不斷改進自己的內在動力。決定統治者個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沒有強大的外在壓力，很難改變專制統治者通常具有的不願打破陳規、不求上進的惰性。對慈禧說來是每10年一次的外來戰爭，惹下八國聯軍入侵這樣的彌天大禍，才走上推行新政的道路。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人為擺脫傳統文化體系帶來的愚昧所付出的代價。康氏要建立的是與現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專制制度。它不但不能祛愚掃暗，反而要扼殺生機，閉目塞聰。這是與歷史行程背道而馳的。再從實踐的後果去看看這套理論吧。利用傳統典籍資源，無非是尋求合法性的依據，減少阻力；或是尋求智慧啟迪，弘揚民族原創精神。在康氏那裡，後者失敗了，前者又如何呢?他宣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儒家主要經典都是不可信的「偽經」。這等於把整個士階層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立即炸毀。反對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實，攻擊康氏離經叛道，是當代少正卯，要求連同康氏的其他正確主張立予禁毀。一般的守舊者也視若寇讎。而損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堅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甚至「背盟」。翁同龢作為光緒皇帝的老師和軍機處大臣，是連結維新派與朝廷的重要樞紐。康氏《新學偽經考》給他留下的印象卻是「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翁文恭公日記》第33本，43頁。）管學大臣孫家鼐「頗言變法」，曾面請康氏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也「上摺劾《孔子改制考》，並謂康某才氣可用，以為宜如漢文之待賈生，老其才折其氣而後大用之。」（《康南海自編年譜》，48頁，中華書局1992年。）地方大員中，維新不遺餘力的湖南巡撫陳寶箴亦「奏薦我(康氏)而攻《改制考》。」湖廣總督張之洞曾多方聯絡維新人士，強學會的活動和《時務報》都曾得到他強有力的支持。但張氏「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康南海自編年譜》，31頁，中華書局1992年。）並堅決反對康氏用孔子紀年，康氏不聽，最終「以論學不合背盟」，（同上，52頁。）從而使維新派失去了最具實力的支持者。在民間，康氏的這些言行也導致本已薄弱的維新勢力的分裂。章太炎與康氏門人相遇，「論及學派，輒如冰炭」。（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42頁，中華書局1979年。）「章太炎不同意康有為『倡言孔教』。康有為門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憤而離開《時務報》」。（同上，43頁。）此事發生在1897年上半年。作為維新領袖的康有為與裝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為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前者是宣揚先進思想的啟蒙者。後者卻把人們引向蒙昧。康氏是介於傳統士紳與現代知識分子之間的過渡型人物。當他以當代孔教教主自居時，西方的耶教是他模仿的對象。可是，牢固的傳統專制思想，使之成了逾淮之枳。他和洪秀全殊途同歸都在模仿耶教中走向思想文化專制王國。人們也許會感到奇怪，為什麼康氏在維新中會兩眼只盯著沒有實權的皇上?為什麼他會那麼魯莽滅裂?說到底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他頭腦中作怪。他不是現代政治家，沒有想到改革的最可靠的基礎是民眾的覺醒。按照傳統文化的思維模式，只要皇上「乾綱獨斷」就能使全國面貌大變，妨礙皇上攬權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謀圍捕。按照傳統，他的位置是國師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謀畫策的，於是，頻頻上書就成了他推進維新的主要手段。康有為的維新事業被落入傳統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個康有為親手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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