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傑：授勛嘉獎與爭權奪利(南方都市報 2015-2-15)

史鑒散照

●張耀傑歷史學者

包括張振武、方維、蔣翊武、湯化龍在內的一大批首義元勛，沒有犧牲在辛亥革命的戰場上，反而倒在了革命勝利後爭權奪利的血泊中。

1912年10月10日即中華民國周年慶前後，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陸續頒布一系列授勛嘉獎令。受到嘉獎的孫中山、黃興，是同盟會及國民黨的最高領袖。黎元洪是武昌首義的軍政府都督。孫武、蔣翊武、蔡濟民、鄧玉麟、何錫蕃等人，是武昌首義的組織發動者。唐紹儀、伍廷芳是南北和平談判的甲乙雙方首席代表。滿蒙回藏的王公大臣，也得到不同層級的晉陞封賞。從這些授勛嘉獎令中可以見出，當年的袁世凱確實是依據《清帝遜位詔書》所規定的「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並且「定為共和立憲國體」的憲法性契約，從事五族共和、南北統一、民主立憲的制度建設的。

在舉國同慶的祥和氛圍中，作為辛亥革命首義之區的湖北武昌，卻出現了一份黨同伐異的《咨湖北稽勛局調查會請轉呈中央稽勛局指撥湯化龍得二等嘉禾章考語由》，其中寫道：「為咨請事：元年十月二十七《中華民國公報》載大總統政令：上年鄂中建義，人心未定，湯化龍從容籌畫，維持秩序，並首先主持通電各省，遂收反正之效，厥功甚偉。湯化龍著給予二等嘉禾章，此令。側聞之下，不勝駭異。」

這份咨請公文的落款處，加蓋有湖北革命實錄館的關防印章，時間為1913年1月10日。所謂「不勝駭異」，指的是該館對於湯化龍在武昌首義中的表現另有以實錄自居的相關考評：

「查去歲民軍起義，湯以議長潛匿私室，迨經數次強迫，始出任事。雖隨諸志士後循例敷衍，而究非其本心。初任都督府秘書，垂頭喪氣，毫不事事。後見大局稍定，串通宵小由運動而得政事部長，更改《鄂州約法》。後復謬充編製部長。及漢陽失陷，乃鼠竄而去，經前各部總稽查處呈請都督除名，有案可稽。化龍藉此時會，圖攬政權則誠有之，從容籌畫、維持秩序，則未之聞睹。鄧玉麟、蔡濟民、牟鴻勛、梅寶璣等用化龍等名義以通電各省則有之；化龍主持亦未之聞睹。」

湯化龍在武昌首義之前的正式身份，是經過權為民所賦的選舉程序正式當選的湖北咨議局議長，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民意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湯化龍即使當真「藉此時會，圖攬政權」，也是符合以人為本、主權在民、權為民所賦、權由法所定的現代法理和地方民意的。所謂在「化龍主持亦未之聞睹」的情況下，「鄧玉麟、蔡濟民、牟鴻勛、梅寶璣等用化龍等名義以通電各省」，也充分證明了革命黨高層的鄧玉麟、蔡濟民、牟鴻勛、梅寶璣等人，是完全明白湯化龍所代表的合法民意的含金量和影響力的。

在辛亥革命已經成功一年之後，把持湖北革命實錄館的一部分革命黨人，竟然用這樣一套與以人為本、主權在民、權為民所賦、權由法所定的現代法理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話語邏輯，從事黨同伐異的派系之爭，其初衷是為了抹黑敗壞敵對一方的湯化龍，其實際效果卻反過來抹黑敗壞了革命黨人的正面形象。

1912年6月，中華民國臨時副總統兼鄂都督黎元洪，依據孫武、張振武等人的呈請，批准設立湖北革命實錄館，任命革命黨人謝石欽、蘇成章為正副館長，王葆心為總纂。該館以「發潛德之幽光、演民族之進化，表彰忠烈、誅伐姦邪」為宗旨，致函湖北各商會、商團、共進會調查會、日知會調查會以及各省臨時議會，徵集各種文獻資料；在此基礎上編寫出八冊《湖北革命實錄長編》。從殘存下來的第一冊來看，湯化龍在武昌首義中的相關表現，與前述咨請考語恰好相反，與大總統政令中的評語卻基本一致。

據該實錄長編介紹，武昌首義倉猝爆發的第二天即1911年10月11日黎明，「革軍齊至咨議局，據為總司令處，派遣軍隊渡江，攻擊漢陽。午後，總司令處十人具名發出請帖，廣召官紳。……旋革黨向官紳等宣布黨綱四條，大旨以建立共和為主，並推湯化龍為文督，協統黎元洪為武督，勸業道高松如為參謀。」

另據上海《時報》報道，在10月11日下午軍政府成立會議上被推舉為總參議和民政總長的湯化龍，會後在已經改為軍政府都督府的前咨議局台階上發表演說：「本局為國民代表，原有復興責任，既經諸君推舉，事已成局，自當盡死報命。成則共圖勛名，敗則生靈塗炭。我漢人從此揚眉吐氣，在此一舉；我漢人萬劫不復，亦在此一舉。但願諸君嚴守紀律，不可自相殘害，方為義師。」

武昌首義爆發的第四天即10月13日，「民國既得武漢三鎮，敦請地方紳耆組織軍政府大綱。分司令、軍務、參謀、政事四部。都督總其大成。並於教育會公同議決，推舉各部部長。湯化龍、舒禮鑒、胡瑞霖、呂逵先、沈維周、萬聲揚、黃中愷、張國溶、阮敏嵩等，一時聲望素著之士，咸與其列。」

10月14日，湯化龍以湖北咨議局議長名義通電全國，公開表示「清廷無道，自召滅亡……友邦領館，來問宗旨，告以政治革命，極表同情。中外騰歡，大勢已定」；呼籲各省有識之士「見義勇為、當仁不讓，立舉義旗，爭先恐後」。湖北軍政府的影響力能夠擴大到全國各省，並且被漢口各國領事館承認為交戰團體，湯化龍的這份電報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湖北軍政府也因此一度形成由黎元洪主持軍事、由湯化龍主持民政的權力構架。

10月17日，鄂軍都督黎元洪頒布實施由湯化龍、居正等人主持起草的《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條例》，該項條例具體規定了都督府及其軍令部、軍務部、參謀部、政事部的許可權所在。據馮天瑜、張篤勤著《辛亥革命首義史》介紹，湖北軍政府依據「暫行條例」所做出的人事安排中，四個部長中只有一個是革命黨人，七個局長中沒有一個革命人，這樣便引起革命黨人的強烈不滿。

10月25日，軍務部長孫武傷愈到職，立即聯合掌握軍隊的革命黨人另行制訂《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把軍政府由原來的四部改為九部，加上其他新設機構，革命黨人開始佔據壓倒性優勢。原本總攬民政大權的湯化龍，被降格為沒有實權的編製部長。

10月28日，黃興、徐宗漢、宋教仁以及日本浪人北一輝等人趕到武昌前線，遭受排擠的湯化龍通過與宋教仁一起執筆起草《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及官制草案》，加盟到具備全國性影響力的革命黨首領黃興的黨派陣營當中，從而與武昌當地的革命黨人逐漸疏遠，以至於成為黨同伐異的敵對雙方。

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湯化龍被任命為陸軍部總長黃興的秘書長，隨後又兼任法制局總裁宋教仁的副總裁，他的弟弟湯薌銘被任命為海軍部副總長。遭到黃興一派人排擠打壓的武昌首義領導人孫武，卻連陸軍部次長的職位都沒有謀到。官場失意的孫武，聯合湖北黨人張振武、劉成禺、張伯烈、孫發緒以及軍界要人藍天蔚、朱瑞，在上海組織擁戴黎元洪為黨魁的民社，在他們的輿論陣地《民聲報》上極力攻擊黃興為逃跑將軍，攻擊湯化龍為叛逃官員。與湯化龍一起出任黃興秘書的福建籍立憲派人士林長民，還在南京遭受過一次未遂暗殺。

迫於種種恐怖威脅，湯化龍、林長民避居上海，專門致力於議會性質的政黨活動。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之後，湯化龍以參議員身份來到北京，於1912年4月當選為臨時參議院副議長。接下來便發生了因湯化龍榮獲二等嘉禾獎章而引起的一場只論黨派不論是非的黨同伐異的派系之爭。是包括張振武、方維、蔣翊武、湯化龍在內的一大批首義元勛，沒有犧牲在辛亥革命的戰場上，反而倒在了革命勝利後爭權奪利的血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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