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的衍生物 第四十五章:元朝番僧,怎一個狂字了得!(41)元與番僧 篇
元朝實現大統一之後,形成了多民族的新格局。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因為其統治是軍事暴力征服,在很大程度上王朝帶著奴隸制和早期封建制度的落後。
和早期的中原統治一樣,藉助「君權神授」的宗教思想成為了統治者鞏固民心的基本做法,蒙元為了進一步加強統治,採用對各種宗教兼容並蓄的政策,大力扶持和保護各種宗教,從而使各教僧侶享受了與眾不同的待遇。
因此,元朝的皇權的統治保護下,出現了中原統治下最特殊的一批皇權的衍生物——僧侶。
八斯巴和忽必烈
我們先看看元朝時期僧侶的地位——
《蒙古史》記載:
「成吉思汗法令,殺一回教徒者,罰黃金四十巴里失;而殺一漢人者,其償價僅與一驢相等。」
這也從地位的不平等衍生出元朝四等人劃分的依據。建元後,忽必烈就賜給八思巴居住的後藏地區的僧院和僧人作了不受侵害的保證,特別是13世紀中期,蒙藏「涼州會談」後,奠定了西藏併入中國版圖的基礎。
為了對於漢人、南人的麻痹,其宗教團體的地位高於了種族而存在,從而出現一種:「出家奉教,亦不因種族不同而有去取難易之殊。「
由此可見,元朝時對於各教的僧侶優待,不同常人。
其次,僧侶的任官特權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峰。
元代從中央到地方,僧侶之間的統治管理都是專門設立專司統領,官職屬於僧俗並用的狀態。
中央設立宣政院、集賢院、崇福司三個機構管理宗教,集賢院專門提調學制和道教事物;崇福司管也里可溫(即景教徒)的宗教事物;最牛逼的要屬宣政院,由帝師直管。《元史·釋老傳》記載:
「(世祖)乃郡縣吐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
從元初開始,就把帝師作為全國最高的宗教領袖,從忽必烈是把藏族僧人八思巴任命為帝師之後,後期的統治者皆跟著效仿此舉,不僅有帝師之高位,還有其他教派的也受到統治者的尊敬。授權吐蕃之地,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從而形成了僧貴僧官多在扼要之地擔任要職的局面,僧侶在國家官職中佔據著特殊地位。
不僅如此,在經濟上和法律上的特權也可見一斑,蒙哥統治時期,曾下令免除僧侶的徭役,使臣不得在僧舍和寺院住宿以及所有僧人之事均由薩迦派掌領的詔書。大量的西僧湧入中原,或是從事翻譯工作、或是從事宮廷的佛教祭祀活動。。
在金庸武俠小說中,同時可以看到其地位的不同,金庸筆下主要有這些喇嘛:
鳩摩智、靈智上人、金輪法王、桑傑、血刀老祖,還有這些人的徒子徒孫。他們都是作為反派出現的。並且這些喇嘛往往不是作為普通的武林中人出場,而是作為政治勢力的代言人出場。
圖片發自簡書A
比如鳩摩智、金輪法王、桑傑,他們都有著很重要的政治身份,分別代表著覬覦中原的吐蕃國、南宋死敵蒙古、地方民族分裂勢力,這就反映出什麼從南宋末到元建立的天下統治格局,對於僧人喇嘛的重視。
從根本上說,元朝除了皇親國戚之外,就屬僧人地位最高。
早期的宗教僧侶對於傳教和地區間的關係起到了積極的橋樑作用,但是隨著政權的腐化,濫竽充數的僧侶利用皇權便利,在各種制度的維護和保護下,可以想像得出僧侶飛揚跋扈,為非作歹,大肆干政,豈止是一個狂字了得。
根據1291年宣政院的奏報:
天下寺宇42318區,僧侶213148人,但實際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這些僧侶佔據了大量的土地,寺院的大量財富均來源於國家的賞賜,私人捐贈和各種巧取豪奪方式獲得,僅國家賞賜一項,數量就大的驚人。
如元世祖時期,賜大聖萬安寺京畿良田15000畝,大德五年(1301年),賜昭應宮興教寺地各500頃。仁宗初立,賜大普慶寺寺田8萬畝。
由此可見,僧侶實則是披著袈裟,富比王侯的大地主。甚至到了泰定帝時期有「江南民貧僧富」的局面。在皇權的護佑下,僧侶等勢力出現惡性膨脹。
元朝並沒有成型的司法系統,導致司法混亂和腐敗。史料記載:
帝師則薦番僧知樞密院事,國師則保釋有罪之行省右丞;僧官則凌轢(li,四聲)官府、侵理民訟等等。
僧侶恣意干預司法,元朝佛教中有所謂的「脫魯麻」,就是西僧做佛事,請釋罪人以祈福。這種釋囚活動在元朝成為了普遍現象。《元史》記載:
世祖時,帝師奏釋京師大辟30人,仗以下百人;
成宗時,帝師又奏釋大辟3人,杖以下47人;
由於奏釋情況泛濫,有識之士對此進行了抨擊,元朝統治者意識到這樣的弊端,開始採取措施限制。但終元之世,這種現象一直未曾斷絕。
不只如此,元代僧人還營私壞法,危害四方。《元史》載:
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焰熏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盛言。
世祖時期楊鏈真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入獻美女寶物無算;等等暴行。
並且在上一章曾經提到過元順帝時,哈麻曾向順帝」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演揲兒法。「
部分僧侶出入宮闈,醜聲四布,導演了宮闈內部以荒淫著稱的」演揲兒法「及其他醜事。
當時順帝還選了十六名宮女,稱之為「十六天魔」,身披纓絡,頭戴佛冠,赤腳露臍,表演擺臀扭胯的天魔舞。此種亂舞皆是受到佛教僧人影響。
泰定帝
比如,泰定皇帝也孫鐵木兒,每天上朝啥也不幹,一門心思求佛拜佛,每次做佛事,光來混飯吃的僧人就有幾萬人,賞錢數以千計。
不僅如此,為了表達一心向佛的誠意,還拜番僧為帝師,帝師手下的番僧大都稱為司空、司徒、國公。你看,遇上這樣的皇帝,想不狂,都難。
當然,這些番僧也很懂得「知恩圖報」。成宗帝的時候,有個番僧作佛事為皇帝祈福。怎麼祈呢?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叫犯罪的人穿上皇帝和皇后的衣服,坐著黃牛車,從宮門裡慢慢地走出去。另一種是直接請求成宗帝釋放罪犯。說這樣就可以增福消災。
所以,有錢有勢的人犯了法,都去賄賂番僧,請他設法免罪。無論什麼樣的罪人,只要番僧答應了,入獄沒幾天,一道赦免令就出來了。
這種祈福方法後來幾乎成了慣例。這樣的王朝,怎麼可以長久?或者可以這樣說,元朝的滅亡,立下最大功勞的應該是他們!
整個元朝社會的僧人「寺院僧侶,盡同俗裝,不習經典,亂受灌頂,不知戒律為何事。
本來宗教和皇權本身就屬於相輔相成的關係,元朝時借用宗教來鞏固統治,宗教也需要依附在皇權下發展。早期的宗教代表人物不遠萬里前來投靠新興政權,隨著統治階級的貪婪和腐化出現,這些宗教的僧侶不僅沒有為其糾正引導出正確的治國之路,反倒是不斷幫襯著統治者愚弄人民,推動統治者的腐朽之路。
在皇權的護佑下,僧侶不僅得到了法律的優待券,同時大肆運用宗教的教義麻弊皇權,對於元朝的加速衰亡,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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