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希羅多德《歷史》的札記(之二)
07-22
導言二.希羅多德和荷馬的異同 「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憤怒——∕他的暴怒招致了這場兇險的災禍,給阿開亞人帶來了∕受之不盡的苦難,將許多豪傑強健的魂魄∕打入了冥府,而把他們的軀體,作為美食,仍給了∕狗和兀鳥,從而實踐了宙斯的意志,∕從初時的一場爭執開始,當事的雙方是∕阿特柔斯之子、民眾的王者阿伽門農和卓越的阿基琉斯。∕是哪位神祗挑起了二者間的這場爭鬥?」(《伊里昂紀》一卷1行至8行[1]) 「在這裡發表出來的,乃是哈利卡那蘇人希羅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出來,是為了保存人類的功業,使之不致由於年深日久而被人們遺忘,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讚歎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它們的光采,特別是為了把他們發生紛爭的原因給記載下來。」(《歷史》一0) 如何?傳說中的「繆斯鍾愛之人」和我們的「歷史之父」在其著作的開頭,都把衝突、「爭執」、「紛爭」作為主題,這決不是偶然的。任何一個古希臘聽眾,在聽了希羅多德的這段開場白之後,都明白他們下面將要聽到的肯定是《荷馬史詩》般宏大、龐雜的故事了。很有可能,在當時的希臘大眾看來(聽來),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希羅多德,和作為一個游吟詩人的荷馬,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希羅多德自己可能也在有意無意間模仿那位已經和神話融為一體的老前輩。《歷史》後面的許多細節將證實這一點。 《伊里昂紀》二卷講到宙斯為了讓阿伽門農蒙羞,故意用一個夢去鼓動他進攻特洛伊人,以便在戰場上擊敗他。同樣地,在《歷史》七12以下,我們看到一個類似的夢降臨到波斯王薛西斯頭上,鼓動他去進行一場侵略希臘的戰爭,雖然其結局將是徹底的失敗。沒有理由相信薛西斯真地做過這樣一個夢,但在當時的讀者∕聽眾心中,這種虛構卻又是太熟悉了(因為荷馬早已講過類似的故事嘛!),所以他們絕對不會去懷疑這夢是否真地存在。當然,在更年輕一輩的聽眾中,由於受「智者派」的影響,對此肯定是不滿意的。修昔底德肯定就是其中之一。 也許有人會提出異議:歷史中怎麼能有虛構的成分呢?這其實是所有民族剛開始研究歷史時共有的情況。所謂「合乎情理的虛構」其實充斥著各種早期歷史記錄。不光是希羅多德,修昔底德雖然是以「求真」為目的的,但也聲明了他在處理各種演說詞時「一方面盡量保持實際上所用詞句的一般意義;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他們說出的話來」[2]。中文史籍也不例外。開中國史學之先河的《史記》,裡面就有不少太史公自己的創作。比如有名的「張良遇黃石公」、「霸王別姬」等場景,你能說完全沒有虛構的成分嗎?最典型的例子是項羽在垓下被「十面埋伏」所困,突圍出來,身邊只剩二十八騎。這個時候項羽和他手下人說過些什麼話,司馬遷是如何知道的呢?要知道,這些人,包括項羽自己,最後全部戰死了,當時又沒有其他人在場做記錄。不過我們在讀《項羽本紀》這一段時,絲毫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對勁,這就是「合乎情理的虛構」的魅力,也是當時文史尚未完全分家的結果。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對希羅多德的虛構也應該寬容一些。 回到主題。還是在《伊里昂紀》二卷中,有著名的介紹兩軍陣容的一長段詩句。因為希臘方面幾乎全部是海軍,所以介紹希臘聯軍的部分又叫「船名表」。這一段按地域介紹各分艦隊的文字,歷來被認為是研究「荷馬時代」之前希臘地區政治、地理情況的重要文獻。同樣地,在《歷史》七61至七98,希羅多德用幾乎同樣的格式介紹了波斯軍的組成——地域、裝備、統帥。而這一段也被後來無數歷史、地理研究者視為指南針。另外,在八43至八48,在決定性的薩拉米海戰之前,他又為希臘聯合艦隊寫了一張新的「船名表」,雖然要簡短得多。 在《伊里昂紀》中,我們經常能看到介紹某位英雄時,附帶會回溯他的祖先、家世。在《歷史》中,希羅多德對於書中重要人物也是如此處理的,比如在溫泉關犧牲的斯巴達王列奧尼達(見七204),比如波斯王薛西斯(見七11)。 《伊里昂紀》十七卷一整卷的主題就是雙方爭奪戰死的帕特洛克羅斯(阿基琉斯的摯友,被赫克托爾殺死)的遺體。《歷史》七225同樣寫到斯巴達軍和波斯軍為了爭奪列奧尼達的遺體,混戰了4次。也許這樣的戰鬥確實發生過,但為什麼這麼巧,是4次呢?要知道,《伊里昂紀》十七卷中希臘人和特洛伊人也混戰了4次。 《奧德修紀》的主題是奧德修斯的長途歷險,歷經磨難後返回家鄉。而荷馬對他旅途上那麼多陌生、新奇的國家、民族、風俗的描寫,又讓我們聯想起《歷史》中的類似章節。當然,前者想像的成分更重些,但是這種風格的類似也是明顯的。 前面提到希羅多德有插話的習慣,其實荷馬也有這個習慣。這一點也不奇怪。和希羅多德不同,荷馬是個真正的、職業的游吟詩人,他進行即席創作、改編內容、加進新的插敘、倒敘的機會比我們的「歷史之父」要多得多。如果說希羅多德是個在「logos流」上隨心所欲航行的舵手的話,那麼他這門手藝無疑是從荷馬那裡學來的。而他的聽眾們,由於從小就在《荷馬史詩》的影響下長大,自然也不會覺得這樣的敘述方式有什麼不舒服。 如果以上這些還不能讓你相信希羅多德在模仿荷馬的話,那麼最重要的證據就是語言本身。荷馬的故鄉,據最流行的說法,是在愛琴海東部、面對今天土耳其大陸的一個島——奇俄斯上。當時這裡人說的是古希臘語的一種方言——伊奧尼亞方言。而希羅多德的家鄉,正如本導言開始引用的《歷史》一0的聲明那樣,他是哈利卡那蘇人。這個地方在今天的土耳其西南部海岸上,現名博德魯姆。哈利卡那蘇和奇俄斯島直線距離大約200公里。當時這裡人使用的是古希臘語的另一種方言——多利斯方言。而且希羅多德在其書一142至一151介紹小亞細亞沿海的各個希臘城邦的時候,也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伊奧尼亞方言和多利斯方言之間的區別,大致可以用漢語里廣東話和上海話來類比。可問題是他偏偏沒有用自己最熟悉的家鄉話來寫《歷史》,而是用了伊奧尼亞方言,即荷馬的語言來寫它。這種捨近求遠、避簡就繁、自己給自己找麻煩的行為,如果不用仿效來解釋的話,就很奇怪了。後人所記的希羅多德的墓志銘是:「他是用伊奧尼亞方言寫作的歷史學家中最優秀的」。看來,後人對他在語言上的選擇十分注意。 但是,僅靠仿效是寫不出一部劃時代、開風氣的作品的。希羅多德確實模仿了荷馬,但是《歷史》仍然是他自己的創作。最明顯的區別還是在文體上,荷馬寫的是有韻的詩,希羅多德寫的是無韻的散文。不過最本質的區別還不在於此。 回到前面所引的那兩段開場白。荷馬以向「詩歌女神」提問作為全詩的開頭。當時的聽眾很清楚:荷馬後面的敘述本質上全是在轉述女神的回答。但希羅多德一上來就聲明這是我的「研究成果」。注意:這成果是屬於「我」的,是「我」在思考後得出的結論。神的痕迹蕩然無存。同樣是講述過去發生的事情,「史詩」和「歷史」的分水嶺就在於:到底誰在主宰logos?是神?還是人?只有當人成為logos真正的掌握者之後,真正的「研究」才有可能開始。而「研究」,又是一個對於「歷史」特別重要的概念。 可能有人不知道,「哈利卡那蘇人希羅多德的研究成果」中的「研究成果」四字,對應的希臘文就是historiês。而本書的題目historia和這個historiês,其實只是一個詞的不同形式。也就是說,我們討論的這本書,其題目如果被翻譯成《研究報告》,比翻譯成《歷史》更符合當時希臘人的理解。畢竟,是希羅多德自己開創了「歷史」這門學問。如果在他之前,希臘人已經把historia理解為今天我們大家都明白的「歷史」,那麼歷史學不就已經存在了么?「歷史之父」還去開創什麼?別以為這種問題好象很無聊。比如法國人就故意沒有把希羅多德的這本書譯為les Histories——《歷史》,而是譯為les Enquêtes——《研究報告》,或曰《考察報告》。 (各位不嫌麻煩的話,我可以稍微回顧一下historia的演變。當然,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完全跳過這段括弧中的討論。Historia最初的形式是histor,最初的意思是「仲裁」、「判斷」。它在《荷馬史詩》中就出現過。比如《伊里昂紀》十八卷502行,「兩人於是求助於審事的仲裁」。再比如《伊里昂紀》二十三卷487行,「請阿伽門農,阿特柔斯之子,見證仲裁」。兩處的「仲裁」詞根都是histor。到了公元前8世紀上半葉,第一位「查有此人」的希臘詩人赫西奧德,在其長詩《工作與時日》寫到:「這樣的人最有深謀遠慮」[3],「深謀遠慮」的詞根也是histor。我們可以大致推想histor向historia的演變過程:從「仲裁」、「判斷」到「公正的判斷」,到「正確地辨別是非的能力」,到「深謀遠慮」,然後到「理智地研究、考察」。接下來,它要接受全新的含義了。) 現在我們知道,在希羅多德之前,historia的意義是「研究」、「考察」。可能他自己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可能他心中,這本書的題目就是《研究報告》的意思。但是他的這本《研究報告》卻和以前眾多類似題材的著作大有不同。 世間沒有什麼事情是從真空中誕生的。「歷史之父」也有其前輩。他們就是所謂「記事散文家∕logographer」。他們是第一批走出荷馬的陰影,要去探求事物真相的人們。這些人的革命主要有兩個方面。1.不用詩的語言,用散文。避開了格律的束縛之後,寫作更自由了。這不單是文體問題,還標誌著思想的解放。諸位有心的話想想「白話文運動」和文言文傳統的關係就明白了。2.走出去。記事散文家們都是些遊歷極廣的人,他們大量地記錄下沿途所見、所聞的地理、風俗、傳說。這種腳踏實地的作風絕對地影響了後世各類學科的希臘學者們。 最初的記事散文家大約在希羅多德之前100年開始出現,他們之中最著名的代表是一位我們將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經常遇到的學者——米利都人赫卡泰烏(Hecataeus of Miletus,550?-476? BC)。古希臘學術的另一座巔峰——哲學就創始於米利都,而赫卡泰烏可能就是哲學創始人泰勒斯的再傳弟子(有點類似於孟子和孔子的關係)。此人大概寫過兩本書,一本叫《大地旅行記∕Perêgêsis》,記錄了他遊歷希臘、小亞細亞、埃及各地的見聞,重點在於各地的地理情況,後世因此稱他是地理學的創始人。另一本叫《譜代記∕Genealogiai》,在這裡他收集了大量有關各地民族起源、城邦建立者的傳說、神話。很有趣的,這本《譜代記》在古代有時也被叫做《研究集∕Historiai》。這仍然是historia的含義尚停留在「研究」時的事。因為我們絕不能將赫卡泰烏的這本書稱為《歷史》,因為他的「研究」和希羅多德的「研究」有本質的不同。 從現存《譜代記》的殘篇來看,赫卡泰烏主要的研究對象是神話。從所謂「人類始祖」丟卡利翁造人的神話開始,接著敘述所謂各城邦創建者的傳說。而希羅多德卻沒有這樣做。在《歷史》,或曰《研究報告》一0的聲明之後,他先引用了幾個傳說來解釋希臘人和異邦人是怎麼起糾紛的,其中還提到了《荷馬史詩》。但是,注意這個但是,他在一5馬上就聲明:「這兩種說法中哪一種說法合乎事實,我不想去論述,下面我卻想指出據我本人所知是最初開始向希臘人鬧事的那個人」。如果說後面要說的才是他真正確信的糾紛起因,那麼前面幾個傳說算什麼呢?希羅多德引用了傳說,但又不相信它們。這就是他和赫卡泰烏不同的地方。他不僅僅是簡單地copy下各地的傳說、記錄,還要用自己的思考、判斷去分辨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有疑問的。他盡量不讓神話影響到自己的研究。要知道。對任何一個現代的歷史學家而言,分辨資料的可信度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務,是進行任何研究之前首先要做的事,甚至可以說這是歷史學的基礎。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歷史之父」的尊號確實不是浪得虛名。 希羅多德的這種態度並不是僅此一見。全書中他還數次提到自己的這種態度。比如「以上所述都是我個人親自觀察、判斷和探索的結果」(二99)、「我是按照我自己所相信的來講的」(二120)、「但是我以為這不是由於上述的原因,而是還有另外的原因」(七133)。遇到有問題的地方,他也強調說「然而我個人覺得不可索解」(四30)、「我說不確實了」(七152)。你很難想像赫卡泰烏會去懷疑他收集到的傳說,更難想像荷馬會懷疑詩歌女神的回答。從這個角度上看,希羅多德和荷馬的差距又何其大啊! 只是因為加入了個人的思考、判斷,原來的含義泛泛的「historia∕研究」終於有了全新的含義。作者必須要把自己的判斷、自己的取捨加進去,必須看透傳說的迷霧,去尋找背後的真相,而不是像記事散文家們那樣只是簡單地收集、堆砌資料,在神話的迷宮中越陷越深。只有這樣,historia才能被稱為「歷史」。 還是可以和中國的史家傳統聯繫起來。《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他自己「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其《五帝本紀》中又說自己的寫作原則是「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你能說司馬遷只是單純地收集資料,沒有他個人的取捨嗎?「史」和「史料」的區別從清末的章學誠到民初的王國維,已經講得很明白了,我不多重複。這裡只是提醒大家:只是由於希羅多德一人一書的貢獻,一種標準被設定下來了,historia這個詞從此便特指一種特殊的「研究」,一種特殊的學術。在他之後,那些研究過去發生的事件的人、那些研究社會演變的人,必須要把自己的判斷、自己的見解加進去,必須擺脫神話的控制,才能被稱為historia。就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人的這些「研究」,才可以被100%放心地稱為「歷史」。 類似的例子,即由於一個人或者一小群人的貢獻,一個詞從原來的泛稱變成一種特稱,從原來的泛指名詞變成專有名詞的情況,還有不少。比如「數學」,就完全得益於古希臘哲學中第二個興起的大派系——畢達哥拉斯派(第一個興起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米利都派」)。畢達哥拉斯派研究的重點是萬物的和諧,以及萬物背後的「數」的關係。只是因為他們在這方面作得太出色,而在他們之前完全沒有人以這樣的熱情來研究「數」,再加上他們派系中最頂尖的研究者組成的小團體自稱「mathematicos」,於是mathematicos後來就演變成了「數學」[4]。要知道,這個詞的原義也僅僅是「研究」而已。只是因為這些人的這種前無古人的「研究」成了一種標準,於是後來的人再想用這個詞,就只能在這個標準下使用。後來的人再進行類似的研究,也都自覺地歸之於這個詞之下。在這個詞下逐漸彙集起來的這種特殊的研究,也就是這門學問成長、發展的過程。 一門學科的建立,往往是從學科名稱的被確立開始算。那麼希羅多德以自己的思考,為「historia∕研究」賦予了一個新含義,建立起一門新學科,就意味著他和荷馬之間有著決然的不同。無論我們在前面列舉了多少他模仿荷馬的地方,甚至他講述的方式仍然和游吟詩人一樣——在「logos流」上泛舟,但只要他確立了「理性」為自己的原則,那麼以上所有的相似性就全然是表面的東西了。就這個意義上說,他和荷馬之間的異,絕對地大於他們之間的同。 回顧這兩人之間的異同,其實就是回顧「歷史」是如何從「史詩」發展出來的。 然而,正如任何一位上小學一年級的孩子不可能像大人那樣熟練地計算一樣,第一個嘗試用「理性」來作為區分資料真偽之原則的希羅多德,他的嘗試註定是不成熟的、有缺憾的,有時甚至是幼稚的。他自己對這個原則也沒有貫徹始終。我們雖然在前面看到了他用自己的判斷去分析傳說和神話、去分辨真相,卻也會時常讀到這樣的句子:「我的規則是我不管人們告訴我什麼,我都把它記錄下來」(二123)、「我的職責是把我所聽到的一切記錄下來,雖然我並沒有義務來相信每一件事情」(七152)。看來,很多東西他確實是不相信的,但是他仍然不加區分地記了下來。看來,對於「理性」的原則,他並不視之為至高無上,並不要求自己隨時遵從之。那些記事散文家們的態度在他身上仍然沒有完全蛻盡。所以,後人對他的批評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後來幾乎所有的希臘-羅馬歷史學家都批評過希羅多德。修昔底德不點名地批評過他;「一般人相信斯巴達王每人有兩個表決權,而事實上他們每人只有一個表決權」[5],這裡就在暗指《歷史》六57。針對希羅多德「聽到什麼就記什麼」的聲明,修昔底德也特別聲明:「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裡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6]。普魯塔克曾專門寫了一篇長文《論希羅多德的惡毒》來大罵他。西賽羅,這位首次以「歷史之父」來稱呼他的學者,同時也稱他是「謊言之父」。這些人,由於不再有希羅多德當初建立「歷史」時手頭毫無前車之鑒可以參考、完全只能靠自己的經驗去摸索的經歷,以這種「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態度批評他,我是理解,但不完全贊同的。 另外,恰恰是由於希羅多德不加分辨、或者略加分辨地記錄下的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廣大區域內的各種傳說和風俗,而這些資料雖然不能算是經過批判之後的歷史,卻是不可多得的史料,這樣就為後人重建當時各古老民族的生活狀態,特別是心理狀態提供了極難得的素材。再加上他遊歷的範圍之廣,可能只有公元後的地理學家鮑桑尼阿斯、斯特拉波等人能夠相比[7],所以這些資料就更是彌足珍貴了。所以現在西方學術界給他新加了一個「人類學之父」的稱號,也算不過分。 很遺憾,我對希羅多德的讚揚就到此為止了。因為在下面的札記中我將用現在的歷史學、地理學知識來重新評價《歷史》。看看他到底有哪些事情是說對了,有哪些事情是說錯了,還有哪些東西他甚至自己都還沒弄明白就寫了下來。很明顯,下面的內容大多是批評他的,因為他弄對了的事情,我沒有必要多說什麼,大家去看他的書就行了。他弄錯了的內容,以及他為什麼會弄錯,才是我感興趣的。當然,我的這些重新評價絕對不是完整的,僅僅是我個人感興趣的一些方面。而國內對於這本書的研究、批判,應該說還是很不夠的,是和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不相稱的。我寫這些札記,只是想喚起大家對這本書的關注。這也就是我不顧自己學識淺薄,硬著頭皮寫它們的原因。──────────[1] 本札記引用的《荷馬史詩》參考了陳中梅的中譯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2]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卷1章,17頁。[3] 《工作與時日》793行,張竹明、蔣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4] 《希臘哲學史》第一卷252頁,汪子嵩、范明生等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5]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卷1章,17頁。[6]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卷1章,17-18頁。[7] 在東方,遊歷之廣度能和希羅多德相比的大概只有張騫一人。可惜張騫本人沒有留下什麼詳細的記錄,我們只能從《史記·大宛列傳》中讀到一點梗概,這確實是我們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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