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悲劇對中國的警示

近期埃及衝突事件，導致數百人喪生及國家陷入混亂，印證了很多專家長期以來對阿拉伯偽民主化的擔憂。美國、歐洲、中國對此表示高度關注並作深入分析。有觀察家認為，不排除埃及重返獨裁統治、並陷入長期的內部暴力鬥爭的局面，這使得阿拉伯世界民眾對民主美好憧憬，投下濃重的陰影。那麼，埃及民主運動的失敗對亟需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國而言，又有何重要的警示意義呢？這一事件會不會給中國的保守派又提供了「不惜代價維護政治安定和社會穩定」的口實？從埃及悲劇的成因、危機的處理方式來看，有以下幾方面值得中國的決策者深思。

首先，政治家的智慧、境界和魄力對於國家政權的穩定至關重要。穆爾西上台後，只注重自身小集團及一黨的利益，不僅未能解決埃及政治、經濟存在的諸多問題，反而不顧特殊的歷史因素和特殊的國情，急速削減軍方的權力；在外交上，也未能妥善處理與歐美及中國的關係，以至危機爆發時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從過去一年的經歷來看，穆爾西總統並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沒有真正為埃及國家的千秋萬年思慮國策。這種以個人或組織的思想意識為標準去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其政權的穩定性在轉型時期就一定要受到很多的局限性。因此，中國在政治改革過程中，必須要有為萬民謀利的大政治家，而不能把政黨與民眾的利益對立起來，更不能把一黨利益置於國家和民眾利益之上。因此，政治遠見、政治胸懷和政治魄力，對未來中國政治家而言，至關重要。

其次，政治改革必須贏取民眾的支持。在全球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恐怖襲擊運動中，埃及穆兄會本來是代表和平理性參政的重要對立面，其目標是參照土耳其伊斯蘭黨的經驗，在一個世俗的國度里適當地推行帶有伊斯蘭精神的政策。但是，穆爾西政府執政後非但沒有重視基本的民生需求，在內政方面建樹並不多，並沒有改善大多數埃及國民的生活狀況，沒有振興埃及經濟，沒有提高埃及國民的收入和解決年輕人的就業問題。面對這樣的經濟形勢，埃及人當初推倒穆巴拉克的前因沒有得到解決，其不滿的情緒再次釋放，而且由於有前一次的成功，以及剛剛獲得的自由社會秩序，這樣就會讓他們的激進比前一次更狂熱。更嚴重的後果是，日後的埃及有可能會重演泰國的歷史，軍隊時常以發動軍事政變來干預民選政治，從而開創一種軍隊制衡民主選舉的政治遊戲。因此，對當前的中國而言，政治改革雖勢在必行，但不能超越現階段的經濟基礎和生產力水平，而政黨、國家與軍隊三者的關係要確保穩定；更重要的是，政治體制改革一旦實質性推進，就必須高度重視民意。當然，強調這一因素，並不等於政治體制改革要大大落後於經濟發展和生產水平。

再次，政治改革不能落入意識形態爭鬥的悲劇。穆爾西上台後，他不是把重心放在發展經濟、推動自由市場上，而是放在意識形態上，致力推動伊斯蘭主義。新憲法寫入傾向伊斯蘭主義的條款，並在由穆斯林兄弟會掌控下的議會通過。埃及評論家說，穆爾西試圖「用穆斯林兄弟會的思想改造埃及民眾……把穆斯林兄弟會的利益和事業置於埃及之上」。這些都加重了埃及人民的恐懼。在時下左右社會思潮對抗激烈的中國社會，高層的改革動作稍有不慎，也存在引發意識形態鬥爭之虞。對於中國而言，要看到在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意識形態對民眾思想的控制約束力越來越脆弱，任何組織及個人的價值思想，都很難強加於民眾的精神世界，民眾最關心的不是怎麼說，而是做么做。

第四，政治改革應該協調好各方的利益，達成一定共識，盡量使社會變革的成本最小化。此次埃及政治危機，涉及到埃及軍方、政治集團和廣大民眾的利益衝突。而穆爾西總統首先保護的是其所在的穆斯林兄弟會的利益。穆爾西應該尊重埃及的歷史經驗，即埃及自納賽爾將軍主導「埃及自由軍官行動」以來，埃及軍隊就是埃及的支柱。同時要重視日益廣泛而強烈的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但是，穆爾西主觀獨斷、急功近利，忽視了各個階層的利益訴求，並加劇了相互之間的利益矛盾，而且穆爾西和穆斯林兄弟會積極爭奪軍方的利益。因而，衝突在所難免，同時也凸顯了穆爾西和穆斯林兄弟會的政客色彩。由於埃及民眾首先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滿，由此導致軍方藉機發難，從而扼殺了埃及的民主果實。現在，中國民主化呼聲日趨強烈，雖然軍隊牢牢掌握在執政黨手中，但是一旦民眾不滿情緒發生爆裂，這個全球第一人口大國就會頓然陷入混亂。因此，高壓控制不合適，迴避矛盾也不妥，放任自流更不合適。

最後，一個國家的政治改革需要穩定的外部環境。埃及倒穆巴拉克民主運動發生以後，由於穆爾西總統所在穆斯林兄弟會的宗教色彩強烈，這就影響了美國對埃及的全面支持，特別是埃及與伊朗緩和以後，埃及與美國的暗鬥必然加劇。於是，內政與外交就自然要陷入困境中。埃及的危機就必定發生。

埃及新動蕩已經發生，埃及的政局或許會走向更加難以預料的悲劇中，是否會重演泰國的軍隊干預民主政治怪圈，也難以預料。但是，其中的教訓對中國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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