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話的中國傳統

現在人們經常說，官員要講真話，要講人話。這種觀點是對官員們講假話、講模稜兩可的話、講冠冕堂皇的套話的反感。套話、假話、空話的現象，不光在官場上出現，也在不少媒體上出現。因此，要求講真話、講人話是非常應該的。但是，基於某種錯誤認識，有些人常常把講假話、講套話視為中國一貫的傳統，認為中國人的文化就是不講真話、愛講假話。這種從說假話的現象找出來的根源，是很值得商榷的。不說真話說假話的現象到處都有，但是，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者，從很早開始，就把說真話當成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從孔子作《春秋》，讓「亂臣賊子懼」 開始，儒家就非常重視歷史。歷史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為現實和未來提供借鑒。歷朝歷代的「史官」，幾乎都是儒家知識分子。講真話從來都是儒家史官最重要的品格。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事例，為了保持講真話的權利和品格，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戰國時期，齊國的大官崔杼殺害了國君齊莊公。齊國當時的史官名叫太史伯，負責記錄歷史事件。崔杼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命令太史伯在史書中將齊莊公的死因記為得病而死。太史伯不肯，堅持寫下了「崔杼殺其君光」。崔杼大怒，殺掉了太史伯。太史伯有三個弟弟仲、叔、季。老二仲又在史書上寫下了同樣的字句。崔杼於是又將老二也殺掉。老三叔繼任史官後，還是如實寫下了同他的兩位哥哥一樣的話，結果也被崔杼殺掉了。為了一句真話，兄弟三人先後赴死，慷慨凌然，沒有任何畏懼。老四季繼任史官，他明明知道自己的三位哥哥為何而死，但是，他拿起筆，還是寫下與三位哥哥一樣的文字記錄。面對絕不屈服的史官們，崔杼問老四季：「你的三位哥哥都為了這個被殺死了，難道你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嗎？如果你答應我改寫這句話，我就饒了你。」老四從容回答說：「據事直書，是做史官的職責。如果為了求生就做失職的事情，那還不如死！……即使今天我不寫這句話，天下也肯定會有這樣記錄的人，不這樣寫也不可能真的保護你的面子，只不過就是讓那些了解真相的人嘲笑而已。正因如此，我寧死也要這樣寫，希望你三思！」 正是因為這些為了講真話而不惜付出生命的儒家知識分子，中國的歷史書里，才記錄了很多「壞人壞事」，目的就是讓後人引以為戒。講真話的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始終延續著。史書記載，宋太祖趙匡胤喜歡在皇宮的後園打鳥玩。有一次，幾個大臣聲稱有急事，要求面見皇上，宋太祖便召見了他們。但是召見之後，幾個大臣們說的都是很普通的事情，並非所謂「急事」。宋太祖很不高興，問大臣們為什麼說謊？一個大臣說：「我認為這些事情再普通，也比打鳥更緊急。」宋太祖頓時來了火氣，順手抄起邊上東西，打掉了這位大臣的兩顆牙齒。這位大臣慢慢彎下腰，把牙齒撿起來，放在懷裡。宋太祖怒不可遏地罵道： 「你收起兩個牙齒，難道想保留證據告我？」這位大臣說：「臣是不會告陛下的，但是，負責記載歷史的官員，會把這件事情寫進史書。」宋太祖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轉而高興起來，賜這位「犯上」的大臣以黃金作獎勵。這兩個故事說明，儒家的知識分子，不管面對怎樣的權威，都有堅持講真話的優秀傳統。而且，這一講真話的傳統，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加上中國傳統還注重死後的名聲，連皇帝也非常在乎，因此，這種傳統對現實、對未來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皇帝們面對「死腦筋」的儒家知識分子，也很害怕自己死後被人稱為夏桀、商紂、秦始皇贏政、隋煬帝楊廣那樣的暴君。也不願自己像某些政績表現不佳的皇帝，死後留下哀帝、愍帝等不光彩的稱號。

在這些故事裡，我們還看到，堅持這一講真話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都堅信，不管怎樣，真相一定會被保留，不會被湮沒。這種堅定的心態，不是某一個人單獨就能產生的，而是儒家知識分子群體的共識，使得這一講真話的傳統得以延綿不絕。即便有個別人因為種種原因，違背良心而不願說真話，儒家的群體意識也完全能夠抵禦這種個別人的「失職」。而且，古代儒家知識分子，不僅在現實中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還將這種影響力，一直發揮到人死之後很久很久的歷史深處。這就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品格和骨氣。昨天的文章講到，文革期間，最有勇氣講真話的，很多都是受中國傳統極大影響的儒家知識分子，例如梁漱溟、吳宓、陳寅恪等。那麼，講假話、講套話的傳統是從哪裡來的？多讀讀歷史就知道了。歐洲教會有這樣明確的規定：為了維護教會的利益，必要的時候可以不說真話，甚至必須不說真話。說假話、不說真話的現象到處都有，但是，變成維護集體利益的正式規定，則比較少見。歐洲教會的這一傳統，至今都沒有取消。前幾年，美國一些孩子和家長起訴某些神父猥褻、強姦青少年時，很多當事人以及教會負責人都依照這條規定，拒絕向法庭、向社會說真話，從而保護了一批品行很差的神父，為教會保留了顏面。但是，這種不說真話的做法，能夠保證此類事件不再發生嗎？為什麼人們提出要講真話時，還要捎帶上要求「講人話」？因為宗教有一大堆常人聽不懂的理論，最容易說「非人話」。歐洲教會的這一不說真話的傳統延伸到世俗社會，一種就成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正當權利：有權利不說真話，除非你有證據。在這裡要區分一下「不說真話」與「說假話」的不同。在法庭上，「說假話」如果被證據戳穿，會有「作偽證」的風險。但是，「不說真話」沒有風險，而是個人權利。「不說真話」又不說假話的時候，必然只能說套話、虛話、空話，貌似高深、貌似正確地胡扯。對於官場來說，說假話如果被揭穿，可能就要付出下台的後果，不說真話說空話，可能就會躲過去。從西方開始流行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其實就是對講真話、講空話、講假話的靈活運用。

歐洲的宗教是一個以共同信仰為基礎的團體組織，團體利益與個人利益衝突的時候，個人服從團體，就造成了說假話的必然土壤。中國的儒家很早就有一個行為原則，叫做「君子不黨」。這個「不黨」不是今天人們說的政黨，而可以泛指利益共同體。「君子不黨」的意思是說，君子不會結成利益小團體。儒家知識分子追求的是特立獨行，這種獨立性是說真話的必要前提。即便儒家知識分子希望做官，但是「道不同，不相為謀」，隱居不出，辭官而去的現象也很常見。如果一個人加入了某個利益團體，當自己的團體與其他團體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就不得不面對是否說真話的選擇。雖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君子不黨」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利益的衝突。即使面對普通朋友，儒家也主張「君子之交淡如水」，這種關係能夠保證，當朋友做錯事的時候，自己不會因為情面而袒護。

因此，中國歷史上，始終都有明確的「說真話」的傳統，歷代儒家知識分子也確實是這樣做的。我很尊敬的高耀潔老人，在這個問題上，與我有同樣的看法。高耀潔老人說：在中國古代，說假話是要冒生命危險的，「欺君之罪」是可以被判處死刑的。當然，高耀潔的這番話是從另一個角度來闡釋中國人對於說真話的重視，這個角度就是頭腦清楚的皇帝。如果皇帝頭腦不清醒，這種自上而下對於說真話的要求就會降低。但是，由於儒家知識分子的存在，自下而上說真話的傳統，從來沒有消失過。直到儒家學說被拋棄之後，這個傳統便少見了。而明確規定可以「不說真話」的，是歐洲教會的傳統。希望看過這篇文章的朋友，以後再提到這個問題時，不要把說假話這一不良現象的根源，隨便栽贓到中國傳統的頭上。

我知道每當我發表這種言論的時候，有些人就不能接受，甚至很生氣，還會罵人。但是，我還是要說，當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成為一種錯誤潮流的時候，跟隨這一潮流的人，往往不能正確認識中國傳統裡面真正有價值的內涵。我試圖糾偏的作用也許不大，但不能沒有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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