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雜談』 副教授超生被解聘續:網上募捐養孩子(zt)點擊:161 回復:14 作者:楊支柱 發表日期:2012-2-22 13:16:00 回復

『天涯雜談』 副教授超生被解聘續:網上募捐養孩子(zt)點擊:161 回復:14

作者:楊支柱 發表日期:2012-2-22 13: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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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支柱按:「社會撫養費」按立法解釋不是「罰款」而是「收費」;還有「公民的房子在中國得到保護」不是我說的,是電話採訪的南方周末記者2010年4月沒聽清楚自行加上去的,我校對的時候已經提出來了,但由於報社操作失誤,最終出來的報紙卻是沒校過的,因此一直在以訛傳訛。        2012年02月22日 03:29  來源:法治周末 作者:戴蕾蕾 尹 麗     超生副教授上網"要飯"    存款被凍結、教職被解除,超生副教授楊支柱陷入絕境,他上網「要飯」,讓社會撫養費再度引發關注    法治周末記者戴蕾蕾尹麗    2月13日,備受爭議的超生教授楊支柱發了一條名為「楊支柱要飯啦」的微博,向社會公開募捐。    很快,該條微博被大量轉發。    此前,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下稱青政)法律系有著近十年教齡的他,因為超生被學校解聘。他拒絕繳納24萬元超生罰款,並將北京市海淀區計生委告上法庭,兩輪訴訟下來,楊支柱敗訴,法院強制執行罰款。    「去年12月8日海淀法院蓋章的『社會撫養費』執行通知書2月8日送到我家了。24.06萬,加上罰息和執行費用估計少說得27萬,因我妻子陳虹35萬元的賬戶被凍結,交不交已經由不得我了。生計確實很快將陷入困境。」楊支柱博文如此寫到。    募捐養孩子    雖然標題是「楊支柱要飯啦」,但看博文內容,他並非真正的要飯,而是「借錢」。「每份100元,多了不要,少了不要。將來用我自己寫的或編的定價100元左右的書還。」    博文的最後,楊支柱附上了自己的銀行賬號和電子郵箱。並稱,自己不會公開捐助人的姓名、捐助金額和捐款具體用途。    「我沒到沒飯吃的程度,我也可以去另找工作,因為凍結存款後計生委沒有理由再去扣工資了。我只是想把精力投入到批判計劃生育的事業,才募捐給自己發工資。在校學生和家庭困難的網友絕勿捐款,非親非故的有錢也請只捐1份。我需要的是支持,不是同情。」楊支柱說。    早在他因為生二胎被罰款24萬元時,曾有朋友勸他向社會募捐交罰款,可他一直拒絕。現在,他改變了主意,終於肯公開募捐,但他聲明,這是為了撫養孩子,而不是為了交罰款。    早先,楊支柱起訴北京海淀區計生委的官司輸了,而且海淀法院蓋章的「社會撫養費」執行通知書已經送到了他手中。    他妻子35萬元的存款賬戶被強制凍結。海淀法院和計生委於本月8日給他們送來了賬戶凍結的執行裁定書。    「有一段我在新浪微博叫『2黑楊支柱』,養黑孩(二姑娘沒戶口),打黑工。現在我要變成『3黑楊支柱』了。我太太說交黑錢買戶口是恥辱,拒絕法官許諾的給孩子上戶口。目前的情況下學校不可能給我平反,我也不可能承認自己『改正了錯誤』,因此恢復工作無望。但願我將來不會變成『4黑楊支柱』。」楊支柱說。    自從因超生被學院解聘,楊支柱就斷了主要的收入來源。雖然能夠靠寫稿賺些錢,但「目前的稿費收入大概只夠應付一半家庭開支,需要老本補貼,更需要老本應急,所以生計很快陷入困境。」於是,他就想出這個「要飯」的方法。    因為妻子現在並未工作,楊支柱被解聘後,家裡的生活來源主要依靠以前的積蓄和楊支柱不多的收入。而他目前的收入,主要是為一些報刊寫評論專欄,但也不太穩定,「很多地方都沒譜,第一是發不發沒譜,第二是發了什麼時候給錢沒譜」。他已經懶得去看工資卡了,「反正從去年11月份開始,應發600多元,實發幾十元。"    發完博文後,他又將文章轉到微博。截至2月19日23時,捐款總額已略超8萬元。    註定失敗的官司    從2009年12月21日,二女兒若楠降生那天起,青政副教授楊支柱就開始成為公眾人物。因為超生,學院作出決定,以違反計劃生育的原因給予他留校察看處分,並責成繳納240642元的社會撫養費。楊拒絕上交,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學校的解聘通知。    但麻煩並沒有就此結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區計生委向楊支柱夫婦出示了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指控他們「違法生育第二個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徵收「社會撫養費」240642元。    24萬元,對於一個要撫養兩個孩子的大學教授來說,是一個無法承受的巨額負擔。    2010年年底,他決定起訴海淀區計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里規定的是「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並不是「強制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而且相關法律法規中都沒有「違法生育」這個詞;如此高額的「社會撫養費」,顯然有失公平。    在《訴海淀計生委行政起訴狀》中,楊表達了自己的懷疑:海淀區計生委之所以對他開出高達24萬元的罰單,正是因為自己多年來一直堅持批判計劃生育實踐中的野蠻「執法」,而對自己進行「打擊報復」。    「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護,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卻沒有生育自由?」這位曾撰文力挺重慶「最牛釘子戶」    的學者,如此發問。    這起官司由曾是他同事的律師免費代理。「主要是技術上來切入,比如說行政處罰程序上合不合法,處罰數額上合不合理,並沒有想根本上否定計劃生育的合法性。」    他的律師認為,楊支柱被學校解聘後只發給他600多元工資,扣除有關規定項目後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職帶孩子無收入,被上訴人海淀區計生委,按2009年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楊支柱夫婦徵收240642元社會撫養費,顯然違反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款「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徵收的規定。    2011年1月,海淀法院判楊支柱敗訴,理由是海淀區計生委作出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決定,認定事實清楚,符合法律規定,徵收額度也無不當。5個月後,一中院終審維持原判。    對於這個結果,楊支柱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不接受也沒有辦法,程序上是合法的,「但是判決的法律依據有問題」。    其實,楊支柱沒有指望通過這起官司改變什麼,這是一場註定要失敗的官司。    「賣身」交罰款    在2010年,楊支柱也曾有一次同樣引得廣泛關注的行動。2010年10月的一個周日,楊支柱「行為藝術」了一把,地點是中國人民大學西門的過街天橋。    這個地點的選擇是楊支柱精心考慮的:既不會引發交通堵塞,也有足夠大的人流量,在警察來阻撓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時間「撤退」。    倚在天橋欄杆上的楊支柱,身前擎著一張巨大的綠紙,上書「賣身交罰款」幾個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罰的經歷:「考慮到賣身之後不能照顧孩子,我希望多賣40萬元補償她們,一口價64萬元。誰買我,我就給誰當奴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很快,網上就出現了他「賣身交罰款」的照片。楊支柱看後,索性把朋友拍攝的全程視頻也放到了網上。    「身」沒賣成,卻再次在社會引發了對其二胎事件的又一輪關注。    楊支柱說:「社會撫養費這塊,處理結果比我這個更荒謬的比比皆是。」    根據他的調查,目前各地社會撫養費的收取十分混亂,收法複雜,彈性極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標準是6至40倍。」    按照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在出生行為發生地、經常居住地、戶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兒發現地,都可以徵收這個撫養費。儘管管理辦法規定:當事人在一地已經被徵收社會撫養費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實再次被徵收社會撫養費,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釋:「有的省市以夫妻為一個單位收,有的是夫妻兩頭分別徵收……不同省市加起來有上千種可能性。這樣一個東西,那你說他收了多少錢,除非你每筆錢都記賬,否則你沒法估算。」    據楊支柱說,這次行為藝術過後,北京有關部門的人到他家裡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負責人甚至還特地請他吃了頓飯,一起喝了兩瓶牛欄山,目的只有一個:別再上街。    如果不是因為「二胎」,楊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樣子:寫論文、當教授、出席各種學術活動。在外界看來,二胎終止了他的學術生命。但談起這些,他絲毫沒流露出後悔之意。「那些學術論文有什麼好寫的,又沒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學術。」    對楊支柱夫婦來說,孩子的未來,是個敏感話題。    雖然經歷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兒若楠還是不能上戶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時機給超生孩子上戶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給上的。」楊支柱說。    楊支柱也明白,這是一個無證寸步難行的國家,以後孩子要上學,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證。    但他對法治周末記者說:「孩子還小,我會等到上戶口那天。」    「我很正常」    楊支柱並非國內首位超生的老師,但由於他教授民法,又並不願意「管好自己的嘴」,才一下子讓自己的家事走入了公眾視野,引得輿論的不斷聚焦。    與楊相熟的學者丁東斷言說,「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說是楊支柱策劃已久的」。他認為,無論是在懷孕前、懷孕中還是生孩子後,楊支柱夫婦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推動人口政策調整。    丁判斷的理由是,作為學者的楊支柱,以前關注的領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權等問題。楊支柱還曾創辦過問題與主義、學而思網站,「孫志剛事件」發生時,他是取消收容的積极參与者和推動者。「但是三四年前他開始收縮戰線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計生政策上來了,不但在網上寫文章發表意見,而且還想通過自己的個案來推動人口政策的調整。」    2010年4月12日,中青政竇英才等五名教師就楊支柱生二胎受處分一事上書校領導,支持楊支柱「以言論和行動推進公共政策的改變」,並建議取消對他的處分。從而「為國家的人口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科學作出獨特的貢獻」。    不過,質疑、批判的聲音也不少。    有人在他博客上留言,表示如果對法律表示不滿,應該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議,而並非「以身試法」,更何況他還是法律系的副教授;也有學生對他受到的處分表示理解,「誰讓他犯法了呢?」    在法治周末記者替旁觀者拋出上述言論後,楊支柱說,作為一名法學老師,自己一直尊崇「法的精神」,而不會去理會與之相悖的規定。「我就是個普通人,我很正常」,他如是說,並幾次把與他深有同感又不願站出來說話的人比喻為「老鼠」。    楊支柱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其實他從小就很愛說話,並且經常在大人說話時插嘴,發表一翻銳評,為此挨了父親不少罵。不過,他一直保持著這個其他人眼中的壞習慣,並且屢教不改。    儘管成績優秀,自己的父親又是小學校長,但小楊支柱也沒能和一些老師搞好關係,不時惹她們生氣。不過,他和大多數同學的關係還比較好,可同時,又會常常和一些霸道、強悍的孩子發生衝突,「生產隊長的兩個兒子就各把我痛打了一頓」。    對於發微博要飯一事,楊支柱說妻子其實是不支持的,原因主要是擔心自己的處境會更加尷尬,「也擔心我以後不去掙錢,靠施捨過日子。」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楊支柱說。    與丈夫稍有不同的是,妻子陳虹最希望在若楠6歲的時候,不再是個帶著「特殊標誌」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樣,以普通中國人的身份進入學校。「希望那時候這場由她而起的爭論,都成為歷史的塵埃,消散在光陰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這樣寫道。    來源:法治周末     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2_02/22/12677891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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