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血腥入華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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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南朝佛教的流行。

　　其一，也與社會大環境相關，兩晉十六國時期，長期的分裂與戰亂，連年的大饑荒，使生產力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壞，社會更是動蕩不安，無論孺民還是王公貴族，都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時刻遭受著死亡的威脅，即便南遷江南，大小戰亂也一直沒停過。西晉安逸奢靡的生活基本一去不復返了，什麼王石鬥富、人乳蒸肫，早是昨日黃花，代之的是米貴如金，飢啖人肉。

　　在這種情況下，追求思想的麻醉，已不分任何階層。

　　再者，這與士大夫尚談「玄學」有關。

　　這個卻又和羌族政權——後秦的統治者姚興有相當大關係。

　　羌族是漢化頗深的胡族，姚興自即位以來，廣羅人才，極度推崇儒學和佛學，與其他胡族政權推崇佛教不同之處在於，其注重義學理論，把它作為爭取賢才，贊助 「政化風俗」的「玄教」來倡導。長安一度成為北方文化重鎮，影響波及江南、西域，甚至天竺。從而使江南醉心「玄談」的貴族士大夫競相以僧侶為師，蔚成風氣，而這些知識僧侶成了玄談的理論創製者，佛籍譯場成了理論的策源地。

　　須知南北方佛教的傳播是不同的，北方偏重興辦福業、禪行神異，義學側重宣揚律己禁慾，不僅僅為上層社會倡導，最重要的是在下層貧民中普及，淪為麻醉精神和胡人鉗制漢人的思想工具。

　　在南方，則重視佛教義學、佛教理論。佛教找到了在南方盛行的契合點，那就是玄理，佛教依附於玄理，承襲西晉盛行的玄談風氣，且晉宋以來，僧侶們多擅長文辭，博通世典，為南方士大夫之友、之師，所以南方士大夫多兼習佛理。這為佛教在南朝的風行提供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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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喇嘛教淫行紀事

喇嘛教，在西藏社會既是文化觀念上的教義崇敬信仰，又是具有宗教色彩政治統治權力的象徵，形成寓政教一體的社會特徵。

喇嘛教，在西藏發展中曾產生過紅帽系、黑帽系、花帽系和黃帽系之間的激烈鬥爭。進而由於宗教派別勢力之爭，引向政治權勢之爭。

13世紀初，成吉思汗征西夏時，曾與西藏的高僧有過接觸。其後涼州王闊端將喇嘛教引入蒙古社會。忽必烈成為元朝開國皇帝後，尊薩迦派高僧八思巴為帝師，建立了蒙古統治者與喇嘛教首領之間的密切關係。其後宗喀巴創建格魯派（黃教）後，漠南蒙古部首領俺答汗與格魯派以達賴、班禪為首的喇嘛教首領，建立了「施主與祭司」的密切關係。

元代，喇嘛教高僧來蒙古地區弘揚、傳授佛教哲理和普渡眾生的佛法理論，使喇嘛教戰勝了蒙古人原始皈依的薩滿教等阻力，成為蒙古社會宗教文化的主流而發揚光大。喇嘛教以慈悲濟世，普渡眾生教義，使蒙古人虔誠地匍伏在神佛面前頂禮膜拜，形成蒙古社會從王公貴族至平民百姓，虔誠崇敬喇嘛教的巨大影響。

喇嘛教在蒙古地區建立大量寺院，蒙古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男性出家當喇嘛，在寺廟裡聆聽高僧宣法、誦經、傳藝，學習宗教哲學、天文、地理、繪畫、藝術和藏醫、藏葯等技術知識，並對蒙古文字創造、宗教哲學、醫學、藝術等發展，產生過不容忽視的影響。精通蒙、藏、梵文的高僧，把大藏經、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經典，譯成蒙文，在蒙古社會廣為傳播。因此，喇嘛教成為啟迪蒙古人思想，獲得文化知識的園地。

自元初，蒙古統治者將喇嘛教引入蒙古社會，它不只是一種宗教信仰，而更重要的是通過喇嘛教的教義，來肯定他們統治地位的合法性。清代統治者，更深知蒙古人對喇嘛教崇信的觀念，大力扶持鼓勵發展喇嘛教，以利用喇嘛教來麻醉人民的思想，鞏固其對蒙古各部和邊疆民族的統治地位、使其成為維護安定社會秩序的重要支柱。

元朝順帝時，右丞相哈瑪爾偷偷引進西天僧人，以運氣術向順帝諂媚。順帝非常喜歡跟西天僧人學習運氣術，稱為「延徹爾法」，漢語就是「大喜樂」的意思。哈瑪爾的妹夫、集賢學士圖魯特穆爾也很受順帝的寵信，他也向順帝推薦西番僧人策琳沁，此僧善秘密法，對順帝說：「陛下雖尊居寶座，富有四海。只不過保有現世而已，人生能有幾何？應該接受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順帝又向西番僧人學習秘密法。其法又叫「雙修法」。所謂延徹爾法、秘密法，實際上都是房中術。順帝每天都操練這些法，又廣取民間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女子，恣肆淫戲，稱為「採補抽添」，其方法甚多，僅舉其中的九種如下。

一曰：龍飛勢。女子仰卧，男子伏其腹上，據股含舌。女子疊起陰戶，受男玉莖，刺其琴弦，和緩搖動，行八淺五深之法。陰熱陽硬，男悅女歡。二曰：虎行勢。女子低頭向前跪倒，男子從後抱腰，握玉莖投入陰戶，行五淺三深之法。陰戶開張，陽氣出納。男舒女樂，血脈流通。(以下皆類似道家御女採補之法,略去)。

順帝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又詔西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大元國師各選良家女數十人供其淫毒。民間女子遭其害者，巷哭里嗟，不計其數。巴朗是順帝的弟弟，在順帝面前褻狎不諱，還聚集少壯男子和女子裸處一室，不拘同姓異姓，不分尊長卑幼，任其自相淫媾，稱為「事事無礙」。西天僧又與西番僧迭相輪轉，出入禁中，夜宿宮闈，姦淫年輕美麗的公主和嬪妃。雖有女子畏縮難堪，二僧仍然淫媾不止。順帝只知道習法為快，從不禁止。喇嘛僧人濁亂天下、淫污朝廷，沒有比元朝更嚴重的。凡境中大小女子，先以冊藉申報姓名，至出嫁之日，不論美惡必先迎至僧人府中，強行淫媾，取其元紅，然後發歸夫家完婚。世人皆曰：不禿不毒，不毒不禿。惟其頭禿，一發淫毒。

密宗的教規，就是性開放的典範，而且密教的經文、繪畫和雕刻中，都有十分突出的性表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歡喜天」。 歡喜天」大多是密宗中作男女裸身相抱交媾的「佛像」，即密宗佛像，俗稱歡喜佛，或者「歡喜天」，又稱「大聖歡喜天」。佛教講戒淫，但密教為了達到成佛的目的，也可以不受某些佛教戒律的約束。如密宗則可以利用女性作修法的伴侶（通稱「明妃」）。「歡喜天」 的形象多變，常見的有金剛、明王、觀世音菩薩等，大都擁抱「明妃」作交歡狀。「歡喜天」雙體擁抱，男天代表方法，女天代表智慧，即所謂方法與智慧雙成之意。還有一種含義，說「歡喜天」是佛教中的「欲天」、「愛神」，雙體擁抱是男女通過性交以「合煉」、「雙修」。

到了元朝，喇嘛教興起。成吉思汗和元世祖忽必烈大力提倡密宗，於是密宗佛像（「歡喜天」）也就普遍地供奉於許多喇嘛寺廟之中。「歡喜天」在滿清的前期，有過一個較大的發展，最著名的例子是改建雍和宮。雍和宮裡放置了許多「歡喜天」。民國初年《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一書描述道：北京的雍和宮，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賜名，奉有歡喜佛。或婦人裸體與鰥魚交媾，或作惡鬼狀裸體屹立擁抱美婦人，或形似牛，其上有露出陽根之菩薩騎之，或婦人裸體自背割開，注以馬尾，如是狀；又有惡鬼手持兇器，閃閃有光，足下踏有裸體男女。是何等不可思議之佛像，屬喇嘛教，究其旨趣，淫殺二字而已，然內廷供奉，喊聲不絕。

「歡喜天」的雕像與壁畫，在我國許多地方都可以見到，如著名的有拉薩的布達拉宮、北京的雍和宮、承德的外八廟、甘肅的敦煌拉卜楞寺、四川甘孜的一些藏族寺廟等。封建帝王之所以設置「歡喜天」，主要是因為它強烈地表現了男女之道。《雍乾異人傳》里有一段記載，把滿清宮廷中設置歡喜佛，皇帝借歡喜佛為媒與妃嬪交歡，宮中喇嘛僧推波助瀾，以房中術固寵，並藉機淫樂的情形，都作了生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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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統治者崇信喇嘛教和道教，許多宮廷生活都與宗教有關。例如元順帝時以宮妓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十六人所表演的著名的《十六天魔舞》，表演的就是密宗的思想內容。據《元史·哈麻傳》載，西蕃僧人伽嶙真善演揲兒法（即房中術），禿魯帖木兒將伽嶙真推薦給元順帝，帝習而喜之，「乃詔以西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

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於外」。可見，當時的宮妓，不僅要表演歌舞，侍奉統治者，還要充作君臣和僧徒們施行房中術的工具。

　　元代還有一個怪現象是喇嘛公開地蓄妓納妾。如《元史·星吉傳》載：「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寵橫甚，數以事凌轢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女樂十有八人。」又元世祖曾命楊璉真加為江南釋教總統，他竟然「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更有甚者，當時的西番和尚竟敢公開入民宅姦汙婦女，「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曾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汙女婦。』」這當然是元代統治者崇信喇嘛教，縱容番僧的結果。

歷代向皇帝進獻房中術的人，不過是為了投皇帝之所好，求取自己的名、利。

秀色宮娥足療飢，殿廷行樂少人知。番僧運氣多神術，秘戲新傳演揲兒。]

元代末年，西域僧人到宮中向皇帝傳授房中運氣之術，號稱「演揲兒法」。

由於喇嘛教在元朝得到寵遇，蕃僧在元朝國內的地位日益提高。這些人自恃能為蒙古帝王祈禱行願，恃恩恣行，成為「色目人」中勢力最大的一夥兒。忽必烈即位不久即頒詔書，下令各級官員、軍隊對藏僧「皆不準欺凌，不準攤派兵役、賦稅和勞役」。密宗的殿舍，金牌使者也不能占宿，更不準向喇嘛廟「索取飲食和烏拉差役」，並且詳細列明密宗寺廟不能佔用的財產名目。

至於施捨賞賜方面，元朝皇帝對密宗僧人的濫賞，數目之巨，駭人心目。僅忽必烈對八思巴一人的賞賜，就令當時的漢人大臣感慨：「國家財賦，半入西蕃。」而且，元朝基本上每位皇帝即位前，都要接受形式繁瑣的藏傳佛教儀式，「先受佛戒，方正大寶。」由此，元朝皇帝對藏僧賜物賜田，不計其數。舉例來講，據「虞集大護國仁王寺恆方碑」記載，這一處寺廟，就在大都城外擁有水地近三萬頃，陸地三萬五千傾，並佔有山林湖泊魚盪竹場等二十九處；泰定帝時，大天源延寺在吉安、平江二地就有一千多畝田為「永業」；元文宗時代，川地的大承天護聖寺，一次就獲賜十六萬九千多頃土地為「永業」。與之相較，雲南一地，建孔子廟為學校，元廷僅拔地五頃。沒過幾年，這五頃地仍為當地的大德寺所侵奪。

由於地位尊崇，有地可圖，藏僧來內地也絡繹不絕。元朝大德年間，藏地每年平均有千名僧人來內地，其中除一些奉召為帝王宗室做佛事外，不少人是來中原和江南販運貨物求財的。他們往返的巨額費用不僅元Z.F要「報銷」，連交通工具都是元朝Z.F全程提供。由於販運貨物數目巨大，每年都累死驛馬無數。為此，元朝的漢臣痛心疾首地講：「佛以清凈為本，而僧徒貪慕貨利，一事所需，金帛無算。生民脂膏，縱其所欲。（此輩）又復畜養妻子，行不修法，適足以褻慢天神。比來佛事愈煩，累朝享國不永。」特別可惡的是，不少藏僧身佩金虎圓符，「絡繹道路，騶騎數百，驛舍至不能容。」氣焰囂張之外，還常常霸佔民房，逼淫婦女，沒有一點佛家子弟氣象。

可笑的是，元朝統治者，不僅帝王宗室男子受戒，妃主及貴臣妻妾，也常常延詔帝師入家中「受戒」。「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閉戶不入。」如此，「受戒」竟成為貴族婦女與番僧淫亂的絕佳借口，蒙古王公往往戴大綠帽也不悟。八思巴見忽必烈壁畫

「妃王寡居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往往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草木子》）。這些大和尚平日酒肉不離口，營養豐富，吃嘛嘛香，身體特棒，自然踴躍興奮地「為淫民服務」，滿足那些寡居久曠的貴族婦女欲求。由此，他們又會得到更多的物質回報。「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焰薰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最囂張時，不僅藏僧敢從監獄搶人，連宗王王妃也敢因爭道而拉之下馬，痛打惡罵，膽大包天。「事聞，詔釋不問」。喇嘛受到形勢的鼓勵。他們在街上很少買東西，只徑行奪取。一個柴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長官（留守）李壁伸訴，李壁正在處理時，眾喇嘛已手執木棍，呼嘯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毆。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元文宗時，還頒旨令：「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罵）之者，斷其舌」，對藏僧回護至極。

番僧中最惡者，當屬楊璉真加。忽必烈時代，此人被任命為「江南釋教總統」。這位楊璉真加「怙恩橫肆，勢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他最大的「功勞」，是在元世祖默許下，發掘南宋諸帝陵寢。窮刨深掘後，楊璉真加盜盡南宋陵墓內的珍寶，然後把諸帝屍骨混在一起，又雜置牛馬枯骨埋於地下，上築一塔，名曰鎮南塔。而且，密宗習俗，「得帝王骷髏，可以厭勝致富」，所以，南宋諸帝的頭蓋骨，均被楊「總統」挖出鑲金嵌銀當成潔器和酒器。特別是宋理宗屍體，由於傳說中他嘴裡有大粒夜明珠，被楊璉真加派人倒懸於樹上，瀝干水銀後，遍剖胸腔頭部，探找那隻大珠子。除南宋諸帝陵外，楊「總統」連南宋舊臣的墳墓也不放過，共掘墳一百一十一處，徹頭徹尾一個「掘墳賊」。杭州任上，楊璉真加「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十有一、雜寶貝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賦稅直接交他）……」這些「罪狀」，只是他貪瀆的很小一部分，「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對此，元廷的處理也只是「籍其妻孥田畝」，抄家了事，沒過多久就把楊璉真加放了。現在，杭州靈隱寺內那些山上不倫不類的石佛像，皆是當年楊「總統」的傑作。

胡教的極端詭辯術

　　佛教有著極端的相對主義的理論基礎，可以非常容易地偷換概念，乃至因需要而可以任意顛覆既有價值觀念。它可以把一切惡說成善，只需要一秒鐘,不需要任何邏輯過程，也可以把一切善說成惡，也只需要一秒鐘，仍不需要任何過程，這就給那些擁有某種程度的話語權，而又需要對自己行為進行辯解的人，提供了最佳的理論武器，佛教這樣一個在其原生地都被不屑一顧，而幾近滅亡的宗教，在中國卻得到如此的發展，不能說不是一個異數。而之所以如此，最終的決定因素還是：社會需求。今天的中國人習慣於為自己的錯誤行為辯解、缺乏責任感甚至推卸責任、妄自尊大等等方面的問題，加大了對佛教的需求，而同時，佛教也正在把中國人帶向一個更加沒有原則，更加沒有責任感，更加沒有對自己錯誤行為的罪咎感的方向去。

　　因為，只要大家深信佛教，深信佛教宣揚的因果報應，那麼山西的黑煤窯中的悲慘奴隸，其生命價值與人格尊嚴就不再是一個問題，甚至其溫飽與否生存與否也不再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很快就會想起「那隻不過是因果報應」，而那些黑煤窯的富得流油、奢華得嚇人的老闆或幕後老闆，也不再是受指責的對象，他們就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心滿意足、毫無愧疚地去享受其「經濟成果」，因為「那隻不過是因果報應」。而如此再繼續下去，我們很快就將無權對社會上存在著的不公表示任何異議，那怕是提出一點建設性的改進的意見，還是因為 「那隻不過是因果報應」。而嘗試去改變某種不公的現狀，那就是妄想打破「因果報應」的鐵律，背離了「偉大的絕對真理的佛法」，而背離「偉大的絕對真理的佛法」則將是不能被容忍和接受的。

　　佛教誕生於古印度社會的極度黑暗的時代：小國林立，征戰不斷，強權就是絕對的公理，那時人民的困苦可想而知，而即使是那些小邦的貴族，也在強權的打壓下惶惶不可終日，兼之以印度酷熱的氣候，我們不難想像那是一個怎樣的充滿了怨毒的社會。釋迦牟尼本人是當時一個小城邦的繼承人，而據考證，這個小城邦的面積約為百餘平方公里，且在事實上已經成為另一個較大國家的附庸，至少那時「凈飯國」絕沒有後來的佛經所描述的那麼富足並充滿詩意。在那種情況下，準確地說，釋迦牟尼是逃避了那個費力不討好的繼承人腳色，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果然「英明」。不久，「凈飯國」這個小城幫就滅亡了，同時釋迦族也被滅族。據記載，釋迦族在遭遇侵略戰爭的時候，曾經請求正在帶著一大群乞丐到處遊逛的釋迦牟尼施以援手，但卻被釋迦牟尼以奇特的理由，奇特的方式在事實上拒絕。

　　我不知道釋迦牟尼是否如文學作品中的哈姆雷特，是擁有某種憂鬱氣質而內心矛盾的王子，但是我知道哈姆雷特至少抗爭過，只是因為懷疑自己做法的真正價值而滿懷痛苦地放棄了，但是我寧願相信：如果哈姆雷特遇到的不是篡位，而是滅國滅族的災難，那麼他將沒有任何猶豫，更不至於無恥到為自己的逃避找一個涉及「宇宙真理」的充分理由。

　　釋迦牟尼放棄其繼承人的地位，常常被其自認自稱（其實釋迦牟尼並不認識他們，也聽不懂他們說什麼）的中國佛教弟子認為是一個全宇宙中的最偉大的行為、無與倫比的壯舉。而認定這種偉大的理由，是這個舉動本身顯示了釋迦牟尼具有豐富而高尚的感情。但是，很少有中國佛教徒去告訴人們一個真相：釋迦牟尼放棄其繼承人位置，實際上是因為這個位置已經充滿著危險，而且最大可能是生命危險。但是中國的很多佛教徒卻非常樂意維持這個謊言，實際上是因為他們沒有勇氣承認自己跟錯了導師，而對於作為一個外國人的釋迦牟尼，在中國的佛教徒可以較好地把握關於他的信息資料，並按其需要來供給人們，按照他們可以任意想要的樣子來嚇嚇其餘的中國人，這是佛教在中國逐漸被神話，而釋迦牟尼逐漸在中國被神化的最深層的原因之一。

　　佛教在釋迦牟尼的時代，其影響還僅僅只限於印度很小的一隅，佛教的傳播得力於阿育王。阿育王是個著名的殺人魔王，也許在印度傳統的價值觀支配下他會有一些道德上的內疚或自責,但是佛教最大的特色，也就是對古印度神話體系，以及建立在這個神話體系上的社會傳統來了個徹底的大顛覆，因此阿育王和佛教，相互都找到了對方的利用價值。相信是佛教運用它的相對主義詭辯,很快就幫阿育王了那種心理負擔？（我們可以想像，只要一句「那是因果報應啊」，阿育王先生因自己的種種暴行，種種亂倫行為帶來心理不安很快就可以降到最低點。於是佛教和阿育王皆大歡喜，阿育王成為聖王，佛教成為聖教而大大傳播。

　　佛教在中國的發跡史，大致與佛教在印度遇到阿育王先生的情況相同。在中國的統一時期，在正統王朝統治時期，佛教很少受到重視，有時甚至被等同於邪教，它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和影響力就限於小小的一隅，唯一的例外是武則天，她一反李唐皇朝的道教傳統，極力打壓道教而推崇佛教，甚至自己的男寵就好幾個都是和尚。但是，就象前面說到的，這又是一個顛覆與顛覆的結合。武則天以女子稱帝，顛覆了李唐皇朝，更顛覆了帝王傳統，她必須要有一個能使得這一切顛覆行為均能得到合理解釋的輿論工具，而這個工具，在以往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找不出來，於是，她看中了佛教。佛教也很知趣，來了一招「因果報應」，於是什麼事情都好解釋了，再來一招謊稱武則天是某某佛轉世，就再次皆大歡喜，「大圓滿」了。　

　　但是，武則天一下台，佛教也就沒有了市場，唐朝的時候，人們對本身中華文化的自信力還沒有任何減退的跡象，還真是有點看不起佛教那樣的賭死人咒說大話的玩意兒，皇帝自稱是老子的後人，人家信道教不吃佛教那套。佛教真正深刻地影響中國人的觀念，應該是在「五胡亂華」與後來的兩次外族入主中國之後，中國南北朝時代的動蕩，以及兩次被外族全面征服，其共同特點都是外族以絕對人口劣勢和文化劣勢，來對擁有絕對人口優勢和文化優勢的漢族進行高壓統治，因此那些異族的統治者，不得不採取毀滅漢族文化傳統，毀滅漢族人心目中文化優越感的方式來動搖其恢復祖國的意志，那些異族的統治者，最希望看到的結果，就是漢族人對其傳統深惡痛絕，把一切過錯皆歸咎於祖先，如此一來則漢人必喪失其文化發展的活水源頭，成為一精神上深具奴性而盲目崇拜外來強力的民族。而佛教這一深具顛覆本能的宗教，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成為異族統治者、以及後來那些效法野蠻專制的統治者的法寶，被反覆祭起。

　　野蠻民族征服文明民族，以其罪惡的強盜行經，造成了人口銳減，文化退化，生產大幅倒退。這些在任何一個文明健全的時代，都是應當受到譴責的行為，而受此荼毒的文明民族，無一例外地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抗，他們不僅僅是在反抗侵略，而更重要的是在捍衛文明。在中國，那些真正肩負文化使命的團體，不論是道家還是儒家，他們都在精神上，都拒絕承認這樣一種野蠻對文明顛覆行動的合法性。然而,我們 「偉大的佛教」又以其無原則性，及時體現出它的"包容精神"。也許這些野蠻民族殺人魔王，在開始的時候還是有一點基於人性的內疚，但是佛教又讓很快讓他們消除這些顧慮，於是原來的皇帝至少還需要敬畏天，只能自稱「天子」，而異族的皇帝在這些這些佛教人士的誘導下和幫助，則終於成為了天不怕地不怕，不用匍匐於昊天之下，而是能凌駕於其上的「佛爺」。人民對民族壓迫的各種反抗，再一次被異化為不遵守「因果報應」鐵律，而做螳臂擋車之行的笑料，進而為某種觸怒佛教神明的不可饒恕之舉。佛教之對於這些異族的血腥極權統治的建立，功勞是非常巨大的。

　　在世俗方面，佛教出於自私的考慮，以毫無實效的謊言誘惑人們。比如，它說供養僧人的功德是非常大的，這種好處的比例，是普通好處的「萬倍」「億倍」的遞增，同時又說不相信它們那套的壞處，也是普通壞處的「萬倍」「億倍」的遞增。佛教常常以此類無良手段來誘騙愚眾和恐嚇愚眾，這些手段，因人性之卑劣與貪婪，常常獲得巨大的成功，並同時加劇人性的卑劣與貪婪。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中國南朝的粱武帝，粱武帝原本是一個很英武的人，他對北方異族的戰爭取得了不少的勝利，同時對內的文治也很有一套，至少當時江南的百姓還是過了一段好日子。但不巧，這時候佛教的人來了，他們不負責任地天花亂墜了一通，於是墚武帝「大徹大悟」了，心想：只要供養佛教的僧人，就有那麼多「不可思議」的功德，就可以有遠遠超過國泰民安的「果報」，那我還那麼還用每天那麼早起床，那麼晚睡覺，那麼辛苦那麼危險去打仗、去搞政治幹嗎呢？我以前是不是太傻啊？或許是為了治國安民的理想，或許是為了成佛後就可以叫玉皇大帝當車夫，梁武帝成為了一個堅定的佛教徒，他下令全國修建寺廟八萬四千，供養中外僧人數十餘萬計，自己也學足了釋迦牟尼，捨棄皇位(釋迦牟尼只不過是一個岌岌可危的個小城邦負責人的繼承人，他是想逃避責任啊，情況不可同日而語，蕭大哥明明被這些禿驢騙了)，拋棄後宮與朝廷眾臣，跑到寺廟認真的「修行」起來。就這樣折騰了幾年，國內經濟因為供養那那麼些僧人給拖的難受了，矛盾也激化起來。這時，又不巧有北方一個少數民族的戰敗部落(這支部落以前是屠殺北方漢族的主力之一)想來江南，學了佛教就是不一樣，梁武帝 「慈悲為懷」，完全糊塗得失去了是非觀念，大筆一揮說：成！誰知這些蠻夷們根本就不領情，來到首都建康(即今南京)，吃飽了就立馬搞動亂，燒殺搶無所不為。也不知道蕭大哥在當時是不是發生過關於「果報」疑問，反正他也是給軟禁了當成誘餌，最後是給活活餓死了，反正這種學佛而不得好死，是明擺著的。

　　後來的歷史，就象我們知道的那樣，江南經過這樣的動亂，人民死傷數百萬計，經濟上文化上就象挨了（美)國轟炸的南聯盟。於是人們對佛教產生疑問：他們說的果報在哪裡呢？在這個時候，佛教的詭辯家又及時出現了，臨時編了個道理來證明說：「梁武帝修建寺廟再多，也沒有功德，因為他有有心去做的，所以是有私心，而有私心，就不是真信正信佛教的，因此也得不到佛教許諾的果報。」反正人死無對證，他老哥是真心的還是假心的去相信人們已無法考證，只有隨得人說了。

　　但這個歷史事實里，還有一個更大的疑問：江南的人民沒有一個是有意要想供養那麼多佛教徒，修建那麼多寺廟來得好處的，他們要那麼做都是出於不得不去做而做了，難道他們的「功德」也可以一筆勾銷嗎？但是他們又是「因何因果」，以如此「功德」換來來如此的「果報」呢？他們妻離子散，他們家破人亡，他們流離失所，他們生活大幅度倒退，他們痛苦萬狀。這難道需要解釋為：是釋迦牟尼他哥老倌提前請人們去了佛國？或者是釋迦牟尼他哥老倌要提高人們修行，所以要給人們 「消消罪櫱」？如果不是，那麼所謂佛教的「因果報應」鐵律，佛教所謂供養僧人有「大功德」的神話，就只好破產了。那麼釋迦牟尼豈不是謊話連篇，豈不是學他的賢徒孫李某人長大的么？這種事情就有點當真科幻、跨越時空，與發愣功的事迹何其相似乃爾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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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愈：諫迎佛骨表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台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

　　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雲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膨，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膨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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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承載著漢族的血腥和恥辱

佛教(Buddhism)：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由公元前6-前5世紀古印度的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王子所創，他的名字是悉達多 (S.Siddhārtha, P. Siddhattha)，他的姓是喬達摩(S. Gautama, P. Gotama)。因為他屬於釋迦 (Sākya)族，人們又稱他為釋迦牟尼，意思是釋迦族的聖人。廣泛流傳於亞洲的許多國家。西漢末年經絲綢之路傳入我國。

佛教傳入我國，來做什麼來了？西漢末年佛教傳入我國並未興旺，到了五胡亂華的時候佛教才算是正式的進入中華大地；後來鮮卑人來了，鮮卑人魔鬼啊！鮮卑人是一個吃肉的民族，他們信奉的是佛教，由此看來佛教並不是不殺生不吃肉的啊！他們認為人就是吃肉的，糧食是草籽，是牛羊吃的，鮮卑族軍隊進來從不帶軍糧，漢人是兩腳羊，所以他們把漢人抓住是要吃掉的，女人更就慘了，晚上姦淫，白天在殺掉。

這些鮮卑人一手拿著佛經，一手拿著屠刀，那時漢人管鮮卑人叫胡人，管佛教叫胡教；釋迦摩尼叫胡神。佛教就是這樣進來的，他們也懂得從文化上，從思想上，侵略漢人的思想，被鮮卑人當時殺死或吃掉的漢人無計其數，剩下了幾乎十分之一都不到，就差一點種族滅絕了。

後來鮮卑人統治了中國，皇帝是石勒石虎父子，石虎繼承皇位後更加荒淫無度，所有16歲以上漢家女子不經他選秀一律不準出閣，於是他就選了很多有些姿色的少女，你想啊；難道這些女子不用吃飯，不用穿衣嗎？幾千甚至幾萬人那也是不小的一筆開支啊；有人給石虎出了個主意，把這些女子分放在全國各地的廟裡，養著。石虎走到哪；寺院都是他的行宮，這些尼姑都是他發泄獸慾的對象，凡是他用過的女子別人不準碰，怎麼辦呢？立馬殺掉。這也是為什麼只有中國才有尼姑的原因。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只有中國才會有尼姑的吧在，佛教進來以後始終是教化人們做順民愚民，不爭取，不自強，安於現狀，安於安逸，為什麼呢，思想上精神上統治人們。再就是極端的崇拜，說白了 還是為政治服務。

佛教還在文化上侵略和腐蝕中華文化，你看；觀音菩薩和關聖人這一文一武本來都是我們漢人的神，怎麼都跑到他佛教去了呢？而且凡是到了佛教的都給降了一級。這就是佛教人的齷齪之處，關羽在道家那是聖人；到了佛教雖然也是伽藍菩薩但也僅僅是個護法；說起這個故事更讓人啼笑皆非；說佛教天台宗的一個老僧夜裡做夢，夢見關羽向他請教佛法，拜丫挺為師。從此佛教便有了關羽，佛教這是用關羽抬高自己。我也曾戲言；我也做了個夢；夢見釋迦摩尼拜我為師要學拳，所以釋迦摩尼也是我的弟子了，你們佛教從此都是我的傳人弟子。我就是你們的祖師。為什麼他們可以我就不可以呢？

你再看看佛教這些人吧，坑蒙拐騙偷之徒都剃光了頭跑到廟裡去當和尚了；所以我說和尚沒一個好東西，好人誰去當那玩意？

所有的佛教信徒都是傻逼。別人吃你祖先，淫你祖先，殺了你祖先，差點滅了你祖先的基因，你倒好反過頭來還去頂禮膜拜，那你說你不是傻逼是什麼？還有；很多和尚所謂化緣其實就是坑蒙拐騙，大忽悠，利用善男信女的慈悲心懷，滿足自己的私慾，還有的利用別人的迷信；糊塗淫人妻女的也不在少數。

所以我說整個佛教上下只有兩種人，騙子和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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