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的槍聲：老歐洲的墓志銘

就在2月14日這個西方最浪漫的節日中，童話王國丹麥被蒙上了恐怖襲擊的陰影。當天，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接連發生兩起槍擊事件，造成2人死亡5人受傷。當地時間15日上午，丹麥警方稱，兩起襲擊案疑犯應該是同一人，已經被擊斃。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的嫌疑犯和巴黎恐襲的嫌疑犯一樣，都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從一方面來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迅猛抬頭，另一方面來說，這一而再、再而三的恐襲，也是歐洲社會內部矛盾大爆發的一種表現。

近十年以來，歐洲恐襲從未間斷過。從2004年馬德里連環爆炸案、2005年倫敦爆炸案、2011年造成上百人傷亡的挪威爆炸槍擊案和烏托亞島大屠殺，到2015年法國血案，這一樁樁恐怖襲擊案已經為歐洲蒙上了一層恐怖陰雲，從最根本來看，歐洲的大門已經破損老化，根本頂不住侵略者的鐵蹄。

然而，文明的對立只是表面的現象而已，這固然是歐洲的病因，卻不是病根，恐怖分子如此猖獗的根本原因卻是歐洲內部的社會矛盾在不斷地放大。

哥本哈根的槍聲驚醒了老歐洲

近年來，歐盟的經濟數據盡顯疲軟，歐元區滑向通貨緊縮的風險加劇，歐元對美元匯率一路狂跌；在蘇格蘭，去年「獨立公投」事件讓世人再次注意到，從歐洲國家不少於10個地區存在此起彼伏的分離勢力；在希臘，債務危機一再爆出脫離歐元區的可能，折射出歐盟和歐元區推進一體化進程中的困境；在法國，《沙爾利周刊》遭恐怖襲擊，凸顯歐洲本土安全的脆弱性，深層次上則體現了歐洲深刻的政治、社會、文化、宗教、種族衝突。而此次恐怖分子引起的丹麥槍擊案再在歐洲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歐洲的麻煩事兒不斷，給人以疾病纏身、萎靡不振之感。難道歐洲真的氣數已盡了嗎？總體來看，在這幾次事件背後，體現了以下根源性因素：

第一，西歐病夫。西歐國家國際地位相對下降，產生了複雜影響。首先是社會心理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下降。國際地位越高，民眾自豪感越高，心態就越好。當前西歐相對衰落，自我保護意識上升，很多國家都開始討論一些針對外來移民的排斥性政策和相關措施，因此增加了社會以及種族之間的矛盾。

第二，社會因素。當前歐洲很多國家出現社會極化現象。一頭是各種右翼組織和政治勢力，如法國國民陣線、英國獨立黨、瑞典民主黨等，反外來移民，反伊斯蘭主義勢力的「擴張」，認為伊斯蘭是歐洲面臨的最大威脅。這些政黨和政治力量，在歐洲各國的影響都呈上升趨勢。另一頭是伊斯蘭極端分子。這些人往往有受害者心理，認為自己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都受到打壓。他們雖然以新舊移民的身份生活在歐洲，但認為這是一種自然補償，很少有感恩之心，無意接受當地價值觀、融入當地社會。在這種情況下，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群體之間的相互接受度和容忍度都在下降。

第三，生育率的下降。歐洲經濟滯緩，人口下降，德國人平均每年工作的時間比美國人少441小時（等於每年少工作55天），法國的付薪假期長達近50天（一年有幾個五十天）。歐洲人不願要孩子，這和政府從「搖籃管到墳墓」的福利政策有關，因此，歐洲人的低生育率也間接導致了歐洲文明的延續性出現了危機。

第四，統領之爭。長期以來，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一直存在三駕馬車，即英國、法國和德國。尤其是歐洲的政治與安全事務，基本上由英法主導。但金融危機之後，「三駕馬車」悄然變成法德兩台發動機。如今，又似乎就只剩下一根主心骨——德國，或者乾脆說是默克爾，她不僅被認為是如今歐洲最強勢的政治家，也被認為是歐洲的實際領導者。不僅如此，當前德國政壇無人能與默克爾相頡頏，她的執政地位十分穩固。默克爾及時抓住了歐債危機與烏克蘭危機這兩個「天賦德國」的重大歷史契機，不僅逐漸掌握了歐洲經濟的主要話語權，更是成了美國在歐洲最重視的政策協調夥伴以及俄羅斯與西方的溝通橋樑。德國的一家坐大導致了歐盟內部的不再穩定。

歐洲的這駕馬車已經走向了最黑暗的時期，然而歷史是有周期的：國家也好，帝國也罷，運數皆是浮浮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