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儒家之禮

07-22

◎ 夏海

中華民族素以禮儀之邦聞名於世，創造了燦爛的禮儀文明。禮是儒家重要的思想範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具有悠久綿長的歷史。《禮記》標題疏曰：「禮事起於燧皇，禮名起於黃帝。」燧皇即燧人氏，是中華民族可以考證的第一位祖先，這說明在遠古石器時代就有了禮的行為，而軒轅黃帝時期已有了禮的概念。禮產生於遠古社會，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戰國時期對原始的禮儀和宗教行為進行了不間斷的整理和改造，主要是淡化宗教感情和色彩，增加倫理情感、人文因素和政治意識。儒家承續上古禮學傳統，形成了完善的禮文化和儒家之禮，這就是「定親疏、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以維護傳統社會的人倫關係和宗法等級制度。

禮的精神是別異

所謂別異，就是區分人在社會關係中不同的角色、身份和地位，制定出相應的禮儀規範供人們遵循踐行，進而形成社會關係之網和人倫秩序。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尊卑貴賤長幼親疏是最重要、最廣泛的社會關係，禮就是別異、確認和維護這些社會關係，誠如荀子所言：「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序，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尊卑貴賤似乎不是人格意義上的不平等，而是社會角色的等差和道德境界的高低。社會角色等差，意指居上者為貴，居下者為賤；道德境界高低，意指賢者為貴，不賢者為賤。古今中外任何社會都存在著社會等差和道德高低的問題，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和改變的存在。儒家承認這一存在，規範這一存在，孔子在回答魯哀公問禮時指出：「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儒家把所有的社會存在區分為君子、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種人倫關係。不同的人倫關係有著不同的分等標準，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庭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意思是，天下最尊貴的東西有三樣，一是爵位，二是年齡，三是道德。朝廷中，沒有比爵位更尊貴的了；鄉村鄰裡間，沒有比年長更受人尊敬了；輔佐君王管理社會，沒有比道德更尊貴的了。換言之，就是在政治方面，官位是尊卑的標誌；在宗族家庭方面，年齡輩分是尊卑的標誌；在社會交往方面，道德是尊卑的標誌。

別異不僅要區分社會角色的等差，而且要規範不同社會角色的禮儀、禮容和禮節。周禮的規定可謂詳盡備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意指禮的大綱有三百多條，細目有三千多條。對於祭祀之禮，《禮記·曲禮》明確社會角色不同，祭祀對象和祭品也不同。祭祀對象是「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遍；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遍。大夫祭五祀，歲遍。士祭其先。」這說明只有天子才能祭天地，諸侯不能祭天地，大夫既不能祭天地又不能祭山川，士人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祭品是「天子以牲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意思是，天子的祭品是用毛色純一的牛，諸侯用精心飼養的牛，大夫用經過挑選的牛，士人用羊或豬。凡庶子不可主持祭祀，如遇特殊情況需要主持，要先向嫡長子稟告。同時，禮儀是繼承發展變化的，而不是僵化凝固的。對於尊老之禮，《禮記·祭義》指出，虞舜、禹夏、商湯和周朝都有尊重老人的禮俗，「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而尊老的具體做法卻有著貴德、貴爵、貴富和貴親的差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後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意思是，虞舜尊重有德中的年長者；夏朝是有功則有爵，爵高者位尊，同爵者中以年長者為尊；商朝是富乃貴之，貴者之中以年長者為尊；周朝重人倫親情，故親者貴，親者之中又以年長者為尊。

禮的主旨是敬讓

禮的實質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孤立的一個人，不會發生禮的問題，只有在與他人相處、交往和比較時，才會發生禮的要求和行為。禮儀源自於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而交往只有在互相對等和自願自覺的條件下進行，才能充滿魅力和人性的光輝。美國學者芬格萊特指出：「禮儀有力地顯發出來的東西，不僅僅是社會形式的和諧與完美，人際交往的內在的與終極的尊嚴；它所顯發出來的還有道德的完善，那種道德的完善蘊涵在自我目標的獲得之中，而自我目標的獲得，則是通過將他人視為具有同樣尊嚴的存在和禮儀活動中自由的合作參與者來實現的。」禮儀本身是有差等的，不可能做到互相對等，那就要從內心情感和交往形式上去尋求互相對等的因素，孟子指出：「恭敬之心，禮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內心情感的對等表現為恭敬；交往形式的對等表現為辭讓，從而使人們自覺自愿地踐行禮的要求和規範。

所謂恭敬，「在貌為恭，在心為敬」，分別屬於容貌和內心情感的範疇。然而，對於同一踐禮主體而言，無論是貌恭還是心敬，都只能在主體與客體的交往中呈現出來，都是主體指向客體的行為；況且，對於一般人而言，面貌與內心是統一的，內心敬重，面貌總會好看；內心鄙棄，容貌就會不那麼好看。恭敬名為兩個概念，實為一個內容，那就是敬的感情，即發自內心的尊敬和敬重。孔子十分重視敬在禮行為中的意義，他從人與禽獸之別，指出為孝必敬，「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意思是，現在所謂的孝，說的是能夠養活父母。可是，人們連犬馬都能夠養活，如果沒有虔敬之心，那與飼養犬馬又有什麼區別呢？孔子重視祭禮和喪禮，卻更在乎敬的內涵，《禮記·檀弓》記載弟子子路的回憶，「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敬有餘也」。孔子甚至認為，敬是為政之本。魯哀公問政，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至，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這段話的大意是，在各種禮儀中，敬的情感最為重要，而國君的婚禮又最能體現敬的情感。國君親迎新娘，既是愛慕又是敬重，把這種愛與敬的感情推而廣之，就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敬不僅是治國之本，而且也是禮之根本，馬一浮指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言以蔽之，曰：勿不敬」。

所謂辭讓，亦稱退讓，「應進而遷曰退，應受而推曰讓」。辭讓是與恭敬緊密相連的德性行為，其本質是厚人薄己、尊人卑己，也就是謙遜低調。這在禮的迎送、授受儀式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具體為三揖三讓。揖是拱手致意，展示主人對客人的尊重和關注，三揖是凡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揖，當碑揖；三讓是凡升階，賓主尊卑相同時，一同升階，賓主尊卑不同時，則尊者先升。三揖作為迎送規定，有利於養成尊重他人的習慣；三讓並不改變主客體的實質行為，辭讓之後仍是尊者先升階，該先升階的人還是先升階，其意義在於給對方、他人、賓客以被尊重的心理感受，賓主正是在辭讓中體現出教養與風度。孔子認為辭讓既是君子遵禮的表現，又是君子人格的組成部分，「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意思是，君子沒有什麼可爭的事情。如果有的話，那一定是比賽射箭吧。彼此作揖謙讓，然後登堂比射。射畢，彼此作揖，然後下座；最後重又上堂，彼此作揖，勝者罰負者飲酒。這樣的競爭是君子之爭。無論贏者還是輸者，辭讓使君子之爭變得風度翩翩，真是令人神馳往之。從這個意義上說，辭讓並不在於結果，而在於儀式，能夠使弱者、居下者、失利者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和感情上的認同。

禮的目的是和諧

嚴格地說，儒教是禮與樂相結合的「禮樂之教」，禮與樂分別發揮著不同作用。禮主不爭，調節和約束人的情慾和行為；樂主無怨，讓人歡欣鼓舞，有所興起而達性情之和諧。《禮記》曰：「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這說明和諧原由樂教而不是禮教主導的，「樂者，天地之和也」。可惜的是，作為經書之一的《樂》早已佚失，儒家「六經」由此而成為「五經」；重要的是樂教的經義亦已散失，後世的音樂和歌舞難以發揮教化作用，權且以禮代之，既發揮禮教的作用，又發揮樂教的作用，進而促進全社會的和諧。好在《論語》說過：「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因而以禮代樂促和諧，也不是沒有道理。

在儒家看來，和諧的關鍵是人人都要學習禮義，踐行禮儀，遵守禮制。只要大家各安其位、各守其禮，整個社會就能和諧穩定。和諧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首先是人自身的和諧。學習禮義是自身和諧的重要內容，孔子對自己的兒子孔鯉強調：「不學禮，無以立」。這六個字很簡單，卻含義深刻。儒家認為，學是學做人，真正的學問就是學做人，追求道德的完善、人格的成熟及精神的升華，「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而學做人先要學禮，沒有禮，怎麼來做人呢？！孔子總是把禮與仁聯繫在一起，仁是禮的精神內容，更多強調親親的情韻；禮是仁的表現形式，更多表現尊尊的意蘊。當顏淵問克己復仁的具體內容時，「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就要求人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要符合禮的要求，才能保持身心的統一和自身的和諧。否則，就會身心紊亂，甚至傷害他人，「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意思是，恭敬而不知禮則會疲勞，謹慎而不知禮則會膽怯，勇敢而不知禮則會闖禍，直率而不知禮則會傷人。

人自身的和諧推而廣之，遇到的社會關係，第一個層面的要求是家和，家和的核心是孝敬父母，這和禮有著密切關係。《論語》記載，魯國大夫孟懿子向孔子請教孝道，「子曰：『無違』」，實質是不要違背禮制；具體是「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第二個層面是人和。在儒家看來，一個人能盡孝，就能愛人，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愛人不是一團和氣，沒有矛盾，而是講原則、有規矩，既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又不否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需要用禮來調節和約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意思是，為了和諧而一味地追求和諧，卻不知道用禮加以節制，那也是行不通的。第三個層面是政和。政和最為集中地體現了儒家積極進取的入世態度和人生價值。孔子認為，政和的最高境界是德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最好方式是禮治，「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用政紀來教導民眾，用刑罰來規範民眾，民眾往往會為了僥倖得到逃脫而不顧忌恥辱。用道德來教導民眾，用禮義來規範民眾，民眾就會有明確的是非之心而真心歸附。最後一個層面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人在浩瀚的宇宙和神秘的大自然面前是非常渺小的，孔子強調畏天命，「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提倡節儉的生活方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要求人們「釣而不網，弋不射宿」，意思是，釣魚時只用一個魚鉤的釣竿，而不用大漁網；打獵時，只射飛鳥，而不射在巢中歇宿、哺育之鳥，這就是要保護自然界，而不要向大自然過度索取。

禮的功能是教化

禮的教化觀念是董仲舒首先提出來的，「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禮樂教化是傳統社會治國安邦的重要手段，有著悠久的歷史。周禮設地官掌握教化職能，「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辯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春秋戰國仍然重視教化功能，《國語》記載，楚莊王詢問教太子之道，申叔時回答：「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諸子百家對待禮樂教化作用及其存在意義，大多態度比較曖昧，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卻自覺地選擇了維護周禮的立場，堅定地繼承和發展禮樂教化傳統。孔子以仁為核心，以培養和塑造君子人格為目標，強調詩教、禮教和樂教，「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能啟迪性情，為化民之先；禮能約束性情，規範人的舉止，為化民之要；樂能陶冶性情，完善人格，為化民之本。在古代社會，禮儀都是教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禮的功能就是教化。

禮的教化功能主要集中在社會倫理道德和個體人格修養兩個領域。在儒家看來，通過禮的教化，可以把人從動物界區別開來。人作為人不同於動物的地方，就在於人具有道德需求和價值追求，《禮記·曲記》指出：「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故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父子聚麀，意指父子共妻。通過禮的教化，可以促進個體培養君子人格。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而禮是君子品格的重要組成部分，「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對於君子人格的養成，一方面禮有文飾的作用。「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意思是，一個完美的人，除了知、勇、藝等品質外，還需要用禮樂來加以文飾。孔子還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另一方面禮有約束的作用，「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意思是，君子廣泛地學習文獻和知識，再用禮來約束自己，那就不會離經叛道了。通過禮的教化，可以推動統治者實行禮治。禮治要求正名，子路問孔子，假如衛國國君讓你去治理國家，你將先從哪裡入手，「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的內容就是讓不同的社會角色各歸其位、各安其分，「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禮治還要求統治者守禮，既要對臣子守禮，「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更要對老百姓守禮，「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子認為，統治者如果能對老百姓好禮、好義、好信，那麼「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即其他地方的老百姓都會背著小兒女來歸附。

無論古今，禮對於規範人的行為和促進社會秩序穩定，都具有重要作用。現代社會仍然需要禮儀文明，我們要重視儒家之禮這一傳統文化資源，傳承創新禮文化和禮儀文明，融合於現代化建設的大趨勢和大格局，進而重續禮儀之邦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