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墓前的沉思：當傳統文化遭遇階級鬥爭理論

2016-04-12 14:27:42來源：共識網-作者賜稿　作者：張廣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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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環遊世界曾是很多人的夢想，他們在年逾六旬開始這樣的旅程。在瓦拉納西的恆河邊看生死輪迴，在巴爾幹半島感受蒼茫歷史，在佛羅倫薩追憶文藝復興，在南美大陸上陷入文明的迷思。品嘗了各地的不同風土人情，回到中國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後，對她開始了重新的一番審視。經「花甲背包客「——張廣柱先生授權，共識網將在接下來的幾天陸續發布他在旅行中所寫的《歷史彎道上的中國》系列文章。

張廣柱：背包客，文化觀察者。已出版著作：《花甲背包客》、《讀享世界:花甲背包客眼中的各國文化性格 》

本文為：《歷史彎道上的中國》系列文章之一

　 在一個祖先崇拜的文化中，挖人祖墳、掘墓鞭屍，是最極端的詛咒，是不可饒恕的暴行。褻瀆孔子對於中華文明，如同褻瀆耶穌對於基督教文明、褻瀆先知對於伊斯蘭文明一樣，是想毀掉一個古老文明的核心價值。但從全球文明演進的視角看，「文革」時紅衛兵砸孔廟、毀孔林、掘孔墓事件，不過是源自西方文明的階級鬥爭學說對中華文明進行猛烈撞擊、上演宏大樂章的一段小小插曲。

　　1、萬世師表

　　早春二月，一個陽光明媚而空氣清冷的上午，我來到山東曲阜，參觀孔府孔廟孔林，拜謁孔老夫子。我站在孔子墓前，久久凝視著墓碑上那七個描金陰刻篆書大字——大成至聖文宣王。

孔子墓

　　孔子是中華傳統文化最重要的開創者，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居功至偉。歷朝歷代，帝王將相、名流雅士，沒有任何人能擔的起「大成至聖文宣王」 的封號。這七個字承載著千年中華文明的主流文脈。

　　然而，眼前的孔子墓碑，碑體布滿裂痕，明顯是由若干碎塊拼接起來的，雖經修復，卻掩蓋不住累累疤痕。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五十年前的「文革」和「破四舊」那段歷史。

　　1966年11月，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總負責人譚厚蘭，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等人授意下，率領200多紅衛兵到山東曲阜造反，聯合當地造反派成立「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萬人誓師大會，開始了瘋狂行動。

　　紅衛兵在曲阜造反29天，燒掉珍稀古書2700餘冊，砸碎歷代石碑一千餘座，搗毀孔廟、破壞孔府、打爛孔像、刨平孔墳，掘開第76代衍聖公孔令貽及其家人的墳墓棺槨，拖出骸骨曝屍批判……

　　想到這裡，我心潮澎湃、思緒混亂，無法宣洩鬱積心中的憤怒。我實在想弄明白，譚厚蘭帶領紅衛兵喪心病狂，極盡破壞之能事污辱孔子，究竟為什麼?是要斬斷中華文明的千年文脈嗎?

　　世事滄桑。40多年後，復興儒學的呼聲越來越高，源自國學智慧的心靈雞湯到處流淌。我曾參加過一次國學講座，講者慷慨激昂，主張全面恢復儒學在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然而，孔子學說真能再次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嗎?

　　中國歷史上有所謂「正統」和「道統」，正統是皇權帝脈的世襲，但隨著王朝更迭而更迭，中斷了又重新接續。靠什麼接續?靠道統。道統就是以儒學為主導、儒釋道融為一體的國學思想體系，自古以來一脈相承，從未中斷。無論哪個政權上台，包括蒙元、滿清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都要尊孔崇儒，這才確保了中華文明源流一體、未曾中斷地沿襲下來。

　　春秋戰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中國思想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儒學只是其中一家。但由於儒家思想與中央集權君主制高度契合，因而受到歷代統治者追捧，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終使儒學上升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文脈。

　　孔子是萬世師表，是世世代代中國人的老師和表率。孔子去世後，歷代皇帝為表示敬意，給孔子加封了各種頭銜名號。據我看到的資料，從漢平帝元年(公元1年)至清康熙帝的一千六百多年，孔子共獲得十多個不同的 「國家級」封號。

　　漢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文聖尼父

　　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581年)：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先聖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宣父

　　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太師

　　武則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隆道公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玄聖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至聖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二年(公元1307年)：大成至聖文宣王

　　明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至聖先師

　　清世祖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大成至聖文宣先師

　　歷代帝王為何要尊孔崇儒?因為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體系，與中央集權君主制度相輔相成，不僅有利於皇權統治，而且有利於形成穩定的等級秩序和道德規範的社會。

　　從秦到清的中國社會制度，根本不同於歐洲歷史上教權統一、政權分散、四分五裂的封建制度。中國傳統社會是兩個系統的合一：一個是皇權至上金字塔權力配置的政治制度體系;一個是儒家學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道德倫理體系。兩大體系高度契合、相互依存，共同構建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度，形成了超穩定、大一統的中國傳統社會等級秩序。

　　認為舊中國是「封建社會」，純屬死搬硬套歐洲教條，但這種錯誤觀點至今未被徹底清算。

　　中國古代，王朝興替、政權更迭，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的一次又一次生死輪迴，卻沒有制度創新，難以擺脫興亡周期律。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衝擊，中國傳統社會的壽命還不知會延續多少年。其中的奧秘，究竟在哪裡呢?

2、造反文化·儒家學說·興亡周期律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是文革時最流行的口號。然而，中國歷史上只有「造反文化」，沒有革命理論。

　　造反，就是破壞等級秩序，犯上作亂。中央集權的頂端是皇帝和皇權至上文化，以下是逐級官僚及相應的官本位文化。在這個世俗社會的等級秩序中，人生目標就是做人上人，過得比別人更好。

　　官場上人人都想向上爬，做更大的官。科舉制度提供了中下層精英向上流動的管道，如果循此向上爬，並不破壞等級秩序;如果以造反方式改變自身地位，則屬大逆不道;如果觸犯了皇權，就是滅九族的罪行。

　　歷史上甘冒滅九族危險而奮起造反的事件層出不窮。小規模的造反是反對貪官污吏，所謂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最大的造反是打倒皇帝，所謂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造反的依據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目的是打倒皇帝做皇帝：「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造反的原因，是中央集權等級制度內在的權利不平等、貧富懸殊矛盾突破了臨界點。

　　乍一看去，造反是對中央集權等級制度的反叛。然而，造反卻不反孔，因為無論什麼人當皇帝坐江山，都需要治國理論。以儒學為主導的國學，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統治和國家治理思想體系。所以，無論誰當皇帝，都會把儒學加以推崇和發展，雖然犯上作亂造反不斷，卻鮮有掘孔墓、砸孔廟一類事件。

　　太平天國是個例外。太平天國不僅是農民造反，而且是西方基督教進入中國的早期，與本土造反文化的一次粗劣、淺層次結合。

　　洪秀全起事之初，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傳到中國。洪秀全、馮雲山創立拜上帝會，意在借用上帝的力量發動起義;而從西方視角看，則是基督教文明進入中國並試圖本土化的嘗試之一。

　　太平天國崇拜上帝為唯一神，對儒釋道及本土其它神一律斥之為「妖」，因而在局部地區砸孔廟、毀佛寺、搗道觀，也曾引進諸如四海兄弟、平和博愛、平等自由等西方觀念，吸引了大批底層民眾，沉重打擊了清王朝統治。但從文明演進方面看，太平天國並沒有推動思想觀念的創新和進步，它先是把基督教演變成了裝神弄鬼的迷信，後來又回歸了皇權至上、等級秩序的傳統文化。

　　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的頭領紛紛稱王，很快出現了王權腐敗、官民對立、貧富懸殊問題。所以，曇花一現的太平天國政權，終究沒有脫離打倒皇帝做皇帝的農民造反文化窠臼。

　　總之，中國古代王朝更迭興亡周期律，其實是造反文化與儒家學說共同作用的結果，因為二者對中國社會的理解及訴求，基於一個共同前提：即在認同皇權至上中央集權的前提下，反對暴君昏君貪官污吏、擁戴仁君明君清官廉吏、期盼仁政善治天下清明。

　　舊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則是依附於皇權和造反文化「皮上的毛」。如果有人打到老皇帝當上新皇帝，士大夫最大的理想就是按照儒學的理想，幫助新皇帝治理國家,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造反文化與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一個硬幣的兩面，二者相互依存，形成了特殊的「問責」功能。其積極意義在於，以「忠孝仁義禮智信」為最高道德標準，限制、約束皇權及官本位的無限膨脹，划了一條道德邊界、品行底線，即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的「天理」「良心」。皇帝雖號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卻不能逾越道德底線，也必須「存天理、滅人慾」，否則一定天下大亂。

　　實際上，由於儒家學說、造反文化的約束，皇帝有所為、有所不為，由此才產生了「社稷為重君為輕」「民為邦本」的思想，這是中國歷史上之所以會出現 「好皇帝」和「清官」、從而國家能力強大並數次出現盛世的原因。而評價「好皇帝」「清官」的標準，也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準繩的。

　　但是，作為觀念形態的道德力量，造反文化與儒家學說只是一種「軟約束」，缺乏法治和分權制衡那樣的制度約束。一旦「軟約束」失效，皇帝昏庸無道、貪官魚肉鄉里，造反文化就會醞釀出造反行為，引發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往往被宮廷內鬥、權臣軍閥、外族入侵所利用，燃起烽煙，結果是天下大亂、秩序破壞、生靈塗炭、舊王朝垮台，然後是新王朝興起，再來一次輪迴。所以，制度和文化的缺陷，是舊中國無法擺脫「興亡周期律」的原因。

　　造反文化沒有形成完整的學說和思想體系。除《水滸傳》一類文學作品外，並沒有留下多少經典文獻。造反文化的傳承，大多以蘊藏在民間的不滿情緒，發牢騷、說怪話、罵皇帝、罵貪官、口口相傳或者以沉默抵制的方式而存在。這種潛藏於民間的無形文化，導致社會下層不滿情緒不斷累積，一旦達到臨界點，假以天災人禍，就會爆發動亂，時勢造英雄，出現陳勝、吳廣、李自成、洪秀全那樣的人。

　　然而，文革時紅衛兵造反，其精神武裝不是來自中國本土的造反文化，而是來自西方舶來的階級鬥爭學說。

　　3、造反文化與階級鬥爭學說同台共舞

　　與土生土長的造反文化不同，具有完整思想體系和浩瀚經典文獻的階級鬥爭理論，源自西方文明。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人說送來的是蘇聯式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又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於是，土生土長的造反文化就提升到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高度。

　　不同於打倒皇帝做皇帝的農民造反文化，階級鬥爭理論對「封建主義」的舊中國，既要革「正統」的命，也要革「道統」的命;既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也要斬斷舊制度賴以維繫的精神命脈。所以，根據階級鬥爭理論，紅衛兵砸孔廟毀孔墓批儒學，完全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與此同時，本土造反文化與舶來的階級鬥爭理論，又以一種怪異方式相結合，孕育了紅衛兵這樣的怪胎。文革初期，年輕狂妄的紅衛兵以「封建血統論」為依據，把社會人群分為「紅五類」和「黑五類」，要把「黑五類」統統「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包括孔子在內的一切「封資修」都在被打倒之列，社會上到處瀰漫著「紅色恐怖」的暴戾之氣。

　　紅衛兵的出現並非孤立偶然現象，而是階級鬥爭理論與造反文化交媾並經過歷史積累的一次爆發。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自五四時期就開始了。刨挖孔墓時，譚厚蘭曾給北京發電報，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親自下達指示，批准平墳行動。顯然，這一事件得到了當時高層政治力量的支持。

　　然而，紅衛兵與孔夫子沒有私仇。紅衛兵批孔反孔，是基於強烈的「階級感情」。

　　文革時我正上高中，也做過紅衛兵，親身體驗了當時政治氣候的冷暖，深知「紅衛兵小將」的心態，是那個時期政治生態在年輕人身上的投射。紅衛兵內心或許夾雜著個人私心雜念，但也不乏打碎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崇高使命感和革命激情，頗有英雄氣概、自以為是英勇無畏甚至是道德高尚拯救人類的行為。

　　人類歷史上，因意識形態或思想變革引發暴力衝突，並非罕見，有的還十分血腥，如歐洲的宗教改革引發三十年戰爭，啟蒙運動引發法國大革命。其實，每一種文化在某種特定歷史條件下，都可能孕育一群喪失理性的瘋狂年輕人：基督教十字軍士兵、納粹衝鋒隊和黨衛軍、義大利法西斯、日本神風特攻隊、基地組織和ISIS自殺式人體炸彈，等等。歷史一再證明，年輕人是最容易受到極端主義特別是用理想主義包裝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蠱惑的社會群體。

　　所以，紅衛兵不是偶然冒出的一群年少輕狂、愚昧無知、被人利用的瘋子。驅使紅衛兵瘋狂行為的動能，植根於文革意識形態，從這種意識形態中去探尋根源，才能正確認識和評價紅衛兵，找到其準確的歷史定位。

　　我想強調的是，滋生紅衛兵的土壤不是中國本土文化，紅衛兵現象並不符合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發展邏輯。在中華文明演進的歷史上，之所以會發生紅衛兵砸孔廟、掘祖墳這樣的逆天事件，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外來異質文明和離經叛道思想的入侵。

　　西風東漸。基督教與農民造反文化相結合造就了太平天國，對中華文明發起了一次攻擊，但並沒有動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根基。同樣是來自西方文明的馬克思主義，則以摧枯拉朽之勢、無可逆轉地推倒了孔孟之道大廈，在中華文明史上開創了全新的政治文化之先河。

　　從全球文明演進的視角看，近代以來，發端於西方文明的階級鬥爭學說，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撞擊和改造，這一過程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土化的宏大社會實驗過程，並由此發展出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革和紅衛兵，則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付諸實踐的產物。

　　（下一篇 新中國前30年(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宏大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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