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檢察官手記：從輟學到犯罪有多遠

文／王蘭

前言：

天津兩孩墜樓太過慘烈，令人唏噓扼腕，各方聲音如潮而至，犯罪立法懲處自罰各說，雖於事件本身幾乎無補，卻也彰顯了公道人心。而輟學的未成年人犯罪這事，似乎不那麼引人注目，筆者之所以喋喋不休一說二說三說，是以為這是只要稍稍用心就可以解決的問題，甚至妄想著這微弱的喋喋聲，或能成為壓垮駱駝的那一根草，也未可知。

須說明一下，這題目和主題沒變，但老瓶中裝的可是新酒，所述案例和思考是與時偕行的喲。

2016年，某市犯罪的未成年人近半數是在義務教育階段輟學，這些輟學後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顯示，其輟學大致有4類情況：

一是未成年人本身不愛學習，學習成績不好。二是父母不盡責，聽之任之，甚至愛管不管。三是學校不作為，來上課就教育，不來拉倒。四是監管落空，有關部門未落實監管措施。

這些原本應該坐在明亮教室里讀書的孩子，卻站在了審判席前。其個體的原因不一而論，縱觀這些少年犯的成長軌跡，便會發現他們有著一個驚人相似的經歷：上學—輟學—在社會閑逛—犯罪。

輟學成了這些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一個重要路徑和階段。隨著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原來因貧困而輟學的比率已大大降低，在經濟發達地區也已幾近絕跡。那麼，這些本該完成義務教育的孩子為什麼會在義務教育階段輟學？九年義務教育由誰監管？從輟學到犯罪距離有多遠？

現列舉4個典型案例：

大營鎮任村的小林，今年17歲卻已經有了「3年的社會經驗」。他因盜竊被泰州公安局收容教養一年。因盜竊被宜興法院判刑八個月。令人吃驚的是，明傑在刑滿釋放的第二天即又入室行竊，被當場抓獲於是案發。釋放次日即犯罪，此種情形在所有刑案中不算多見。

通過社會調查得知，小林未讀初中，13、4歲即開始學做裝潢生意，在他的頭腦中是非觀念混亂，榮辱辨析不清。案件處理過程中從公安訊問，到檢察審查，至法庭判處其有期徒刑6個月罰500元時，竟都無法通知其法定監護人到場。

張郭鎮歐家村的俊偉，今年滿16周歲。他是超生得來的兒子，爹親娘愛，然而他喜歡上網遊戲，卻不喜歡上學讀書。經常曠課逃學，讀初二時成績太差根本聽不懂老師的課，後來乾脆不到校，待混到初三時領畢業證書完事。輟學後身無牽絆，更泡網吧，甚至不回家睡覺。終日泡網也需要財力支撐的，在手頭拮据卻又想購買遊戲設備、充值時，俊偉多次鑽窗入室盜竊，終至構成犯罪。

檢察官詢問其父母為何讓其輟學，其父母答：俊偉不喜歡上學，上了也沒用。俊偉最後被判處拘役三個月，緩期六個月，罰金800元。

垛田鎮張庄村的志凱，學習成績不好，他的父母也不以為意，因為他們認為賺錢最重要。於是初中一年級的志凱即輟學外出打工，然而以他14歲的年齡很難在外立足，沒多入便淪為小偷。

後因聚眾鬥毆罪而案發時，他的盜竊行為已11次，數額1萬多元。志凱以聚眾鬥毆罪、盜竊罪，數罪併罰，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11個月，並處罰金1萬元。他的父母在替其交1萬元罰款時，不知有何感想。

落空的監管

安豐鎮萬耿村的鑫鑫，初中二年級輟學。父母離異後，他便居無定所。因其經常打架鬥毆，也沒能力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公安部門曾多次聯繫其父母，但父母均不願意做他的監護人。於是他更加有恃無恐，於今年2月1日下午，爬牆入室盜竊，被發現後咬被害人的手，掐人脖子，並揚言「我從派出所出來殺你全家」。

鑫鑫被以搶劫、盜竊罪起訴到法院。在法庭上，審判長讓他作最後陳述，他說：我想爸爸媽媽，我想回到學校。然而他的後一個願望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綜觀上述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從輟學到犯罪距離很近很近。九年義務教育有強制性，強制性又叫義務性，即讓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是學校、家長和社會的義務。誰違反這個義務，誰就要受到法律的規範。

在這些輟學的、犯罪的未成年人案件中，承擔責任的是未成年人本人，他們為各自的犯罪行為承擔了相應的法律責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然而辦案檢察官認為，他們未滿十八周歲即違法犯罪，家庭、學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家庭管教不力是這些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首要因素。

第一個案件中的小林，小小年紀即輟學，被收容教養，回來後又犯罪，釋放後再犯罪，自始自終我們都沒有看到其法定監護人的身影。第四個案件中的鑫鑫的父母親竟然不願意承擔監護職責。

令人遺憾的是，對這些不履行監護責任法定監護人，我們沒有看到他們被訓誡的記錄。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威懾需要人去施行。

二、學校、老師未盡職責是這些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不容忽視的一個因素。

我們走訪了部分未成年犯當年的老師。老師們對當年的學生除了惋惜之外，更多是對其父母親不負責任的譴責。這些父母確實不負責任，應該受到譴責乃至處罰，但老師和學校的所作所為亦難究其責。

僅僅從法律上來看，第二、三兩個案件中的老師和學校就已經存在不作為的過錯。

輟學是這些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那麼在學生逃學乃至輟學後，在這些學生義務教育權利被剝奪之後，他們的老師做了什麼？學校做了什麼？

如果老師將有限的精力，放一些在這些差生、這些問題少年身上，如果學校不是將畢業證書發放給那些未在班未在讀的學生，以示完成了義務教育，或許他們不至於犯罪。

未滿十八周歲系只有部分刑事責任能力、民事責任能力的人，相關法律法規對他們有特別法律保護。

但我們遺憾地看到，這些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權利被侵害後，並沒有任何機構任何人站出來捍衛他們的這種權利。那些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不盡責時，公安部門也未對這些失職的監護人予以訓誡、責令，以致於辦案部門在辦案全過程不能見到其監護人，以致於未成年犯站在法庭上想念他的爸爸媽媽。

「養不教父之過」，當「父」有過錯的時候，誰來管這些「父」？法律的強制性很強，然而現實是很難落到實處。不能落實的規定，事實上就如一紙空文。

今年是《義務教育法》實施的第十三年，然據不完全統計，不算中途輟學的學生，某市每年都有近百名初一、初二年級學生，保有學籍，卻並不到校上課，捱到初三也能順利領取初中畢業證書。

這期間學生因為各種原因而輟學，家長聽之任之，校方不管不問，這些都是義務教育中部分責任的表現，結果都將家長、學校應當履行的教育義務推向了社會。輟學不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必然結果，卻是其犯罪的一個重要契機和路徑。

真正落實義務教育的精神，目前還有很大的現實距離。

在此呼籲兩點：

一、真正落實《義務教育法》，讓每個適齡孩子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對輟學的學生，其家長、老師、學校及相關部門各盡其責，戮力協作，敦促返校。一個都不能少。

二、相關部門要將監管未成年人的法定監護人、老師、學校事項，落到實處。對未盡職責的父母、老師、學校等，予以訓誡責令，至其改正。一個都不放鬆。

倘因此阻遏哪怕一個未成年人犯罪，善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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