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速亡的教訓
兩千多年前,秦王嬴政「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呑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從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僅用十年時間就完成統一大業,建立起多民族、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封建國家。秦王嬴政自稱「始皇帝」,盤算「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然而事與願違,秦朝只傳至二世,便被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軍推翻了。那麼,秦朝速亡給後世留下什麼教訓呢?
筆者以為,秦朝速亡的教訓主要有兩條:
一條是秦朝統治者未能居安思危,忘掉古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篇》),對人民實行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激起人民的猛烈反抗,讓「水則覆舟」的預言應驗。
《漢書·食貨志》記載:「至於始皇,遂並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農民一年到頭辛勤勞動的果實,三分之二被秦朝統治者掠奪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當時人們用「頭會箕斂」(《史記·張耳陳余列傳》)形容秦朝賦稅的苛暴,結果,出現了「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的嚴重局面。秦始皇還大興土木、連年用兵,徭役、兵役「三十倍於古」。當時全國人口約兩千萬,每年被徵發的丁壯不下三百萬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這個數字相當驚人!《漢書·嚴安傳》記載:秦始皇用兵南越,「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上吊)於道樹,死者相望。」酈道元《水經注》引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徭役、兵役,簡直就是人民的災難!秦二世統治時期又變本加厲,「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秦廷徵發安徽、河南一帶的貧苦農民九百人到漁陽(今北京密雲)戍守,陳勝、吳廣也在徵發之列,並被指定為屯長。這批戍卒屯駐蘄縣大澤鄉,正趕上滂沱大雨,道路斷絕,不能按期到達漁陽。秦朝法律規定:「失期」處死刑。嚴刑峻法把戍卒逼上絕路,陳勝和吳廣商量,決定起義。在陳勝、吳廣率領下,九百戍卒「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奮起造反,贏得四海響應,竟然成了貌似強大的秦朝的掘墓人。這條教訓十分明顯,不必多說。
另一條是秦朝統治者文化建設失誤,導致軟實力喪失。所謂「軟實力」,是指一國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是靠吸引而非強制的方式達到期望結果的能力。秦朝軟實力的喪失,給六國貴族從意識形態上瓦解秦朝以可乘之機。
戰國七雄,秦與全面繼承周禮樂傳統的東方六國,在文化上存在明顯差異。起初,中原諸侯會盟,不許秦參加,「夷翟遇之」(《史記·秦紀》)。秦孝公因為「諸侯卑秦」,感到羞恥,下令求賢,立志圖強。公元前356年(一說前359年)秦孝公任用法家衛鞅為左庶長,開始變法。衛鞅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戰,秦國日益富強。公元前340年,衛鞅攻魏,大破魏軍,俘虜公子卬。秦孝公以於商(今陝西商洛)十五邑封衛鞅為商君。商鞅死後,秦法未敗。到秦昭王時,秦成為戰國七雄中最強大的國家。
戰國前期,儒法兩家的政治主張勢如水火不相容。儒家政治尚「智」,著眼於管理「人」,主張通過「仁義」誘導的途徑,塑造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格,從而實現自家的政治理想。法家政治尚「力」,著眼於完善「物」,即富國強兵,主張通過「刑法」強制的途徑,規範社會,從而達到自家的政治目的。然而,諸子百家在長期辯論爭鳴中,相互取長補短,吸收借鑒,到戰國後期出現學術融合趨勢。學術融合是政治統一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反映。那時候,三次擔任稷下學宮祭酒的儒家巨子荀況,肩負起學術融合的使命。荀子的學說博採諸子精華,開創儒學為「百家總匯」的先河。特別是荀子以「儒」統「法」,提出德主刑輔,禮法並用的社會政治主張,是為建設新興封建大一統秩序服務的。他呼籲當時的君主,重用大儒,實現「天下為一」的理想。
秦相范睢曾邀請荀況訪秦。秦昭王會見荀況,提出「儒家對治理國家有沒有好處呢?」荀況回答:「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儒效篇》)昭王稱「善」。范睢問荀況:「入秦何見?」荀況說:秦國的治理差不多達到最好的程度,「殆無儒」,「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強國篇》)
眾所周知,自秦孝公以來,秦國獨尊法家,造成荀子所謂的「無儒」局面。「無儒」,一是指秦國沒有儒家人物,再是指儒家思想在秦囯政治生活中沒有地位。荀子的意見肯定會引起秦國統治者的深刻思考。因為秦國「無儒」的局面在秦昭王以後,特別是呂不韋當政時發生了根本改變。
商人出身的呂不韋是個干大事業的人。他把奇貨可居的商業策略移用到政治領域,不惜重金結交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國公子異人;又用重金遊說被安國君寵幸的華陽夫人,使其收異人為嗣子,改名子楚;最後設計讓異人離趙返秦。秦昭王駕崩,安國君即位,史稱秦孝文王。一年以後,秦孝文王去世,子楚即位,史稱秦莊襄王。作為對呂不韋投資的回報,秦莊襄王上台伊始,發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隨後,他沉溺在綉帳錦被溫柔鄉里,根本不問朝政,國家大事全由丞相呂不韋獨斷專行。
呂不韋善於審時度勢。他預見到天下「定於一」的歷史發展趨勢,由秦滅六國,統一天下,結束諸侯割據紛爭的局靣,是呂不韋夢寐以求的政治抱負。為此,他不僅從軍事、經濟、科技等方面進一步強化秦國的硬實力,而且著手從文化上構建秦國的軟實力。
公元前249年,就是呂不韋初登政治舞台的時候,苟延殘喘、不自量力的小國東周竟出面聯合東方各國圖謀伐秦。呂不韋認為,無緣無故地討伐東周,道義上會受到各諸侯國的譴責,如今東周的舉動,給了秦國一個討伐的絕好借口。他果斷派兵一舉殲滅東周。東周君又稱周公。他雖不是「天子」,但畢竟是周王室的餘孽,滅掉東周,就徹底掃除了統一天下的心理障礙。滅掉東周后,呂不韋將東周君遷往陽人(今河南臨汝西),讓他奉其祭祀,延續周人香火。消滅東周,卻不絕其宗祀,這是儒家「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政治理想的具體落實。這一招顯示出呂不韋超越秦國前代統治者的深邃政治眼光。一百多年來,秦國一味憑藉武力征討東方各國。東方各國都斥之為「虎狼之國」、「仁義不施」。居四民之首的「士」,因秦國不尚仁義,大都站在反秦立場,與其為敵。呂不韋「興滅國」、「繼絕世」的舉措,贏得士人的讚賞,為大批士人投奔秦國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死,十三歲的嬴政即位。就從這年起,呂不韋招致賓客三千人,使其人人著所聞,開始編纂《呂氏春秋》。三千賓客來自諸子百家各個門派。他們各有傳承,嚴守家法,互相攻訐,冰炭不容。要把他們的著述編成一部書,這是前所未遇的難題。對於這個難題,呂不韋早已深思熟慮。根據黃帝對顓頊的教導:「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呂氏春秋·序意》),他提出「法天地」的指導思想。「大圜」表示蒼天;春夏秋冬四時按順序巡天運行,每時各有孟、仲、季三紀,共十二紀。書的第一部分以十二月令作為組織材料的綱領。「大矩」表示大地。八覽為矩的長邊,六論為矩的短邊。八覽和六論是書的第二和第三部分。
《呂氏春秋》總共一百六十篇,因為先有綱領,後擇內容,所以,從形式上看整齊劃一,紀、覽、論篇數都有一定;從內容上看,既保存著各派學說自身特點和原本分歧,又自成體系。有學者說這部書「真如『雜花生樹,群鶯亂飛』,雜中有序,齊而不純。」這是很有見地的。因為花再雜,終究開放在樹枝上;鶯再亂,畢竟穿梭在枝葉間,完全是有聯繫的,沒有脫離根本。它的「雜」,絕不是簡單拼湊,而是按照一定的思想博採眾長。在圖書編輯史上,呂不韋創造了兩項紀錄: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私人集體修書;第一部「雜家」著作問世。
那麼,呂不韋為什麼要組織人力編輯這部雜家著作呢?
史學家司馬遷認為,呂不韋編纂《呂氏春秋》是與戰國四公子魏信陵君、楚春申君、趙平原君、齊孟嘗君攀比。這是被表面現象所蒙蔽的浮淺之見。作為政治家,呂不韋能夠突破學術派別門戶的限制,在預見統一趨勢即將來臨的同時,又清楚地看到單獨任用諸子任何一家的思想為指導,都不能建立起幅員遼闊大一統的封建帝國。他編纂這部雜家著作是為實現秦國一統天下的政治願望奠定文化根基。這種意圖在這部書《孟夏紀·用眾》中透露得很清楚:「故善學者,假人之長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夫取於眾,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這部書系統地闡述了呂不韋的思想路線和政治主張。在實現統一的方式上,他既採取法家注重耕戰,武力進取的主張,又利用儒家講究仁義,誘敵歸順的策略;在治國馭民的方法上,他既主張嚴刑峻法,又施行禮義教化,同時強調道家的「無為而治」;在君主個人作風上,他既肯定君主專權,又反對君主獨斷,主張在大權獨攬前提下,垂拱無為;在物慾追求上,他既不贊成禁慾苦行,又反對奢侈縱慾,而提倡「任天性」,滿足人身生理需求。綜合起來看,這部書是不折不扣的一整套治理天下的大綱!
《呂氏春秋》的命名頗費心思。「春秋」原指各國的史書。列國「春秋」都由史官撰寫,是代表公室的著作。孔子整理魯國《春秋》來教學生。後來,經孔子整理的《春秋》成為各國太子必讀的近代史教科書。取這層含義,再配上「呂氏」這個代表私家著作的標記,合稱《呂氏春秋》。公元前239年,《呂氏春秋》最主要的部分十二紀剛編完,呂不韋就迫不及待地公佈於咸陽市門,「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史記·呂不韋列傳》)。因為秦王政即將行冠禮,親政,呂不韋這樣做是暗示秦王政,要接受他的思想路線和政治主張,不許改弦易轍!
呂不韋當政時還以秦王的名義封孔子的八世孫孔鮒為「文通君」,藉此肯定儒家思想在治理國家上的價值,向世人表達秦國對儒家思想的尊崇。另外,秦國博士制度建立於何時?史籍失載。筆者推測,它理應出現在呂不韋當政期間。因為呂不韋招徠天下賢士,總要給人家一定的地位和待遇,所以仿效東方魯、宋、魏、韓等國建立博士制度。但是,東方各國的博士制度來自尊賢傳統,博士與國王的關係猶如師友;而秦國博士制度出於政治需要,已納入官僚系統,秦博士是奉常的屬官,秩比六百石,員額七十,與國王是純粹的君臣關係。七十秦博士涵蓋了諸子百家各門派的代表人物,因為當時儒家是顯學,所以儒生占多數。秦博士制度的建立,使知識分子官僚化,得以參政;來自諸子百家各門派的博士同殿為臣,學術上的對立情緒會逐漸泯滅,這自然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有利於實現九州四海「定於一」政治理想。
總之,呂不韋竭盡所能,努力改變秦國「無儒」的局面,為秦國構建起從前缺少的軟實力,奠定了消滅六國,一統天下的文化根基。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秦王嬴政僅花費十年時間就掃蕩六國,統一四海,這既得益於幾代前輩積累的硬實力,又得益於呂不韋構建的軟實力。
可惜,秦始皇親政後,沒有完全按照呂不韋制定的路線走,在文化建設上一再失誤,很快將呂不韋辛苦構建的軟實力喪失殆盡,為秦朝速亡埋下禍根。
秦王嬴政在滅六國的時候,放棄了呂不韋體現仁義的政策,對六國貴族實行嚴酷鎮壓手段:殺戮、流放、遷徙。這種不給出路的政策,無法化解六國貴族的亡國恨,使他們跟秦國徹底決裂。
張良「以大父、父五世相韓」。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史記·留侯世家》)張良足智多謀,後輔佐劉邦,推翻秦朝。項梁和項籍叔侄是楚將項燕之後,「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史記·項羽本紀》)陳勝起義後,項梁迅速響應。秦軍的主力就是被項羽殲滅的。齊人田儋也召集豪吏子弟,說:「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
張耳曾是魏公子毋忌的賓客,與好儒術的陳余為刎頸交。「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余乃變名姓,具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史記·張耳陳余列傳》)張耳、陳余為魏之名士,在民眾中有相當大的號召力。秦始皇本應對他們採取懷柔政策,加以籠絡,利用他們的影響力,化解魏國民眾的亡國恨。重金購求二人的錯誤辦法,把這二人徹底推到秦國的對立面。陳勝起義後,這二人毅然投奔起義軍。
秦始皇可以憑藉強大的武力量滅掉六國,卻無法憑藉強大的武力征服人心。六國貴族不斷製造謠言,動揺秦朝的統治。秦始皇統一天下的第十年,星墜東郡,至地為石,有人在石上刻寫「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更激化了矛盾。還有人裝神弄鬼,自稱「吾遺滈池君」,攔秦使曰:「今年祖龍(指始皇帝)死。」「滈池君」指周武王。這是將秦始皇比作荒淫無道的商紂王,號召人們奮起討伐。
秦建立博士制度原本是為體現政治決策民主化的,博士的建議往往重在體現仁義的政治訴求。而秦始皇追求專斷獨裁,總想讓博士成為順從的吹鼓手,為其主張錦上添花,可博士們大都有獨立人格,恥與曲意奉迎,這樣就產生了裂痕。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天下後,舉行第一次廷議,秦始皇提出:「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說苑》卷十四《至公》)本來秦始皇想借博士們的嘴,說出找不出可以接管天下的賢良,那樣他就可以落下一個想禪賢的好名聲。可是,七十位博士都看透了秦始皇沽名釣譽的心思,沒人開口講話。後來,鮑白令之忍不住了,站出來列舉事實揭穿了秦始皇的鬼把戲。儘管鮑白令之仗義執言沒有受到處罰,可是秦始皇的心裡畢竟不高興。
《史記·封禪書》記載: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至泰山下,就「封禪」事諮詢齊魯儒生博士。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上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秦統治者有注重實用的傳統,秦始皇聽到齊魯儒生那些食古不化、難於施用的建議,把他們一律罷斥,不許參加封禪典禮。秦始皇上山行禮,中途遇暴風雨,儒生藉此譏笑秦始皇。秦始皇與儒生博士之間的矛盾加深了。
公元前213年,在咸陽宮的一次宴會上,僕射周青臣頌揚秦始皇推行郡縣制,讓百姓安居樂業,避免戰亂之苦,這樣的功績亘古以來無人能比。秦始皇非常高興。這時候,博士淳于越提出:殷、周統治持續一千多年,原因就在於分封子弟功臣為枝輔。如今陛下雖擁有四海,但子弟卻為平常人,一旦有田常、六卿一樣的亂臣,將會出現無人相救的局面。並危言聳聽地說:從來就沒有聽說過,不效法古代的辦法而能統治長久的。丞相李斯立即反駁淳于越。他指出:時代不同,治理國家的辦法也應該不同。如今皇帝一統天下,已經制定出統一的區分黑白是非的標準。而那些儒生死抱著自己的私學攻擊國家的法令,標新立異抬高自己,煽動百姓造謠誹謗。照這樣下去,如不禁止,則在上危及皇權,在下形成朋黨,統一的大好局面就會遭到破壞。他建議請史官將秦記以外史書都燒掉。除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以及官府所藏《詩》、《書》、百家語之外,凡私人所藏儒家經典、百家語,一律上繳官府焚毀;有敢相聚談論《詩》、《書》者處死,以古非今者滅族,官吏知道而不檢舉者與之同罪;三十天還不燒毀禁書者,臉上刺字,罰作修築城牆的苦役;嚴禁私學,如想學法令,就拜官吏為師。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下達了焚書令。
雖說秦始皇禁書焚書是為了統一思想,打擊異己勢力,結束文化上的戰國局面,鞏固中央集權,然而手段錯誤,將先秦許多文獻古籍付之一炬,使春秋末葉以來蓬勃發展的自由求索的學術精神遭受致命打擊,製造了中國古文化的一場空前浩劫。另外,嚴禁私學,以吏為師的政策,讓「學在官府」的舊制度復辟,這是歷史的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焚書令下達後,奪掉諸生的飯碗,連秦始皇封的文通君孔鮒都感到「秦非吾友」。(《資治通鑒》卷七·《秦紀二》)知識界跟朝廷離心離德。秦朝的軟實力喪失殆盡。陳勝起義後,孔鮒竟攜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昔日諸侯皆反秦自立。貌似強大的秦朝在革命浪潮的衝擊下,頃刻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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