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冷西：《憶毛主席》（8）

吳冷西：《憶毛主席》（8）

第十章報刊宣傳要轉變

　　1959年5、6月，北京外松內緊。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會議一個接一個，國務院的總理和各位副總理都全體出動到外地調查、研究，並反覆討論，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標，特別是「以鋼為綱」的鋼產量的指標。

　　本來，從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起，中央即開始糾正1958年工作中「左」的錯誤，主要是糾正當時已經發現的人民公社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至於工農業生產中高指標的錯誤，雖然也降低了一些指標，但很不徹底，因而整個國民經濟的困難日趨嚴重。

　　當時整個國民經濟計劃是「以鋼為綱」的，但1959年鋼產量的計劃指標一直不能落實。1958年12月的武昌會議，鋼的指標從8月間北戴河會議確定的3000萬噸降到1800—2000萬噸，4月的上海會議再降到1650－1800萬噸。但上海會議剛開過，又發現1650萬噸的指標仍然難以完成。首先發現這個問題的是陳雲同志。他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肯定當年鋼的指標只能定為1300萬噸，而且要完成還得克服許多困難。

　　從西樓到頤年堂

　　5月11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樓會議廳召開政治局會議。陳雲同志在會上詳細說明了他的意見。周總理認為，一年時間已過去近半年，整個經濟計劃由於鋼產指標一變再變，一直落實不了，整個工業生產非常混亂。現在是「人心思定，生產思常」。希望趕快把鋼的指標定下來。他完全同意陳雲同志的意見。小平同志也認為，現在急需下決心退，退到可靠的陣地再前進。少奇同志贊成能搞到多少就算多少，不能勉強確定明知完不成的指標。由於此事關係重大，周總理建議先由他會同國務院各位副總理分頭到各個重點產鐵地區去調查，然後再向毛主席彙報並由政治局最後確定。會後，他和八位副總理分頭到九個地區去了。

　　一個月後，6月12日到13日，毛主席在頤年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主席在會議開始就提出，1959年的計劃指標曾多次開會調整。這次會議還要決定降低指標。因此應當各抒己見，應當左思右想。不管過去說過什麼大話，都允許翻來覆去。周總理根據他和各位副總理下去調查的情況，在會上詳細分析了與時的經濟形勢，認為陳雲同志建議把鋼產指標降為1300萬噸是實事求是的。富春同志、先念同志也就計劃和財政、市場問題作了說明。廖魯言也提出1959年糧食指標從8000億斤降到6000億斤。

　　毛主席在兩天的會議上講了兩次活，並多次插話。他說，去年的大躍進，對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講時間、空間和條件，主觀主義大為發展，沒有把主觀的能動性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只講主觀能動性，而且無限擴大，這點必須堅決糾正。

　　毛主席還說，他過去沒有摸工業，只抓了農業。去年才開始接觸工業。在這種情況下，犯錯誤可以說是必然的。人的認識要經過多次反覆才能找到比較正確的道路。他強調要總結去年的經驗。他認為去年的經驗對於今後搞經濟建設是十分寶貴的。他指出：去年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一，計划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係，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幹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是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

　　毛主席說，多快好省還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們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麼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現在鋼的指標降到1300萬噸，仍然是多快，因為去年只有810萬噸好鋼，今年增長60％，這樣的速度在蘇聯也從未有過。綜合平衡我們講過多次，但還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經過不知難啊。權力下放過多的情況要扭轉過來。人權、工權、財權、商權都應該收回來，由中央和省幣兩級專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則就亂了，沒有辦法控制了。今年糧食生產可以訂600O億斤的計劃，能收到500O億斤就很好，因為估計去年只有4800億斤。但糧食消費計劃只能按4000－4500億斤的收成來安排。

　　第一仗打了敗仗

　　毛主席還說，大躍進本來是好事，但四大指標（鋼、鐵、糧食和棉花指標）訂高了，結果天天被動。經濟工作我們究竟有沒有經驗，群眾路線究竟怎麼樣，都值得我們重新考慮。過去一年頭腦發熱，現在冷靜下來就是了。人不要不如豬，撞了牆就要轉彎。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一定會出現許多新問題，應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我過去只注意人和人的關係，沒有注意人和自然的關係。過去搞民主革命，忙不過來，打仗佔了大部分時間。後來搞社會主義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階級鬥爭。去年北戴河會議才開始搞經濟建設，特別是抓工業。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現在不是互相指責、互相埋怨的時候，而是要認真吸取經驗教訓，趕緊把過高的指標降下來，儘快把生產計劃落實。

　　毛主席在會上的兩次講話和多次插話，表明他對去年工作中的錯誤考慮得比較多，並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評。我特別注意到他講到第一次抓工業像秋收起義時那樣，頭一仗打了敗仗。他詳細地講到他在秋收起義時在田裡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因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團」，第三天才找到了起義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據我記憶，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到上海會議，毛主席曾多次作過自我批評，但像這次會議上這樣的自我批評還是第一次。這兩天會議開下來，大家心情都比較舒暢，而且開始有一種感覺，認為毛主席已經做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我們自己也得承擔自己那一部分的責任，周總理和富春同志發言時就有這樣的表示。

　　毛主席在會議上還談到報紙宣傳問題。他說，現在我們宣傳上遇到困難。去年是那樣講的，今天又怎麼講。現在《人民日報》和《內部參考》是兩本經。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搞兩面派。公開報道盡講好的，《內部參考》講不好的。當然，《內部參考》還是要辦，不好的事情還是有個地方講。但公開報道老是這樣只講好的，不是辦法。去年說了許多大話、假話，應該逐步轉過來。自己過去立的菩薩，現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現在計劃已經確定，方針已經明確。宣傳有準繩了。過去報紙上說的虛誇的數字、過高的指標，現在根本不去理它，轉過來就是。關於如何轉，這個問題請中央書記處研究。

　　報刊宣傳要轉

　　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彭真同志14日召集書記處會議（小平同志在五月間摔傷了腿，住院治療）。會上大家議論了宣傳上怎樣轉的問題。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宣傳上應該轉，但要逐步地轉，不能急轉彎，而且報紙公開宣傳也不能把工作中的問題全盤托出，還要內外有別。最後決定，由喬木、周揚和我準備一個文件，書記處再討論決定。我們三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討論和修改原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於宣傳上如何轉的問題的通報（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這個通報（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後就準備以中央名義下發。彭真同志把修改後的通報送給少奇同志審批。少奇同志認為，通報本身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此事關係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6月20日，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宣傳上如何轉的問題。少奇同志在會上比較系統地講了幾點意見：

　　第一，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台應當認真總結去年宣傳工作的經驗教訓。他說，報紙上去年放了許多「衛星」，失信於人。我們去年浮誇風颳得厲害，下面怎樣講我們就怎麼報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聯繫實際」，其實是跟著下面走，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結果走向反面，完全脫離實際。人民日報宣傳虛誇，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個時候的思想和作風，所以不能完全怪報紙。但是，報紙也有責任，記者、編輯加油加醋，以致錯上加錯。因此報紙編輯部自己應當總結經驗教訓，不能只怪人家。反右鬥爭之前，有人曾要求報紙「獨立負責」，不受黨組織的領導。這些人發表了許多右派言論。同時還有另一種傾向，就是太死板，沒有生氣，教條主義。這也不是中央的意見。半年來報紙對工作中的許多問題不報道，不宣傳，這是有意識這樣做的，是中央決定暫時不要說的。但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

　　第二，目前宣傳要轉變過去一個時期的狀況，但也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地轉，而是要逐步轉。這裡有兩條戰線鬥爭的問題。報紙要講一些事情，又要不講一些事情，就是要有計劃地講，既不要浮誇，也不要泄氣。基本上講正面的，也講一部分缺點，講一些困難。講困難也是為了鼓勁，動員群眾去克服困難。所以宣傳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現在宣傳上的困難在於過去公布了一些虛誇的數字，因而一直很被動，要變被動為主動，得有一個過程，因為實際工作的轉變要有一個過程。政策方針和計劃指標已經確定，這是轉變的前提，但還得有時間落實和貫徹。所以我們在宣傳上只能逐步地轉，逐步地講，不能一下子和盤托出。從對外宣傳上說，還要考慮一些兄弟黨過去一直為我們說了許多好話，如果我們一下子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會使兄弟黨很被動。1956年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黨被動，又被敵人利用，我們不能那樣干。中央報紙也好，地方報紙也好，在宣傳中要有對敵鬥爭觀念，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什麼都在報紙上捅出來。

　　第三，關於工作中的缺點，在宣傳上應該講這些缺點已經或者正在怎樣改正，從這樣的角度上宣傳。不能把所有缺點都講出來，只能講百分之一，講典例的、有教育意義的。這是我們歷來的做法。因為我們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點只是支流。比方說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的關係，過去強調數量是必要的，沒有數量，質量無從說起。我們從無到有，開始只能著重數量，有了數量以後就要抓好質量。過去我們的缺點是只抓數量不抓質量。報道缺點不能用糾偏的態度，不能泄氣。不能給群眾潑冷水。當然，在講缺點過程中，一點不泄氣也困難，泄了以後可以再鼓。從全局來講，主要還是鼓勁。

　　第四，根據過去10年的經驗，經濟建設是波浪式地發展的，這可以說是一條規律。發展的速度不可能年年一樣。因為人們做計劃、訂指標不會一下子就完全客觀實際，不可能那麼準確，總會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上半年慢了，下半年就快一點。上半年快了，下半年就慢一點，這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我們搞的是計劃經濟，應該預先估計到可能出現的問題，儘可能預作安排，這樣就可以避免大起大落、大波大浪，避免經濟工作的嚴受失調。去年大躍進是史無前例的，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一般說，當時估計增長19％是可能的，但再高的增長究竟能夠達到多少，這就心中無數。經過去年的大躍進及其後的大失調，我們就可以認真地研究所謂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速度究竟怎樣才適當。平衡是運動中的平衡，運動的幅度究竟有多大才比較合適，這是我們今後需要研究的問題。犯了錯誤，可以取得教訓，可以把事情辦得好一些。去年的經驗教訓是全民性的、非常豐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寶貴的。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就是最大的成績，沒有理由悲觀失望。

　　少奇同志的講話，主要是談宣傳問題，也涉及對去年工作中缺點錯誤的總的分析。

　　不要務虛名得實禍

　　會議結束前，毛主席也講了話。他說，現在我們名聲不大好，別人看不大起我們，這也有好處。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敵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而且還有我們的一些朋友，都對我們有些害怕，現在不大怕了。還是不叫別人害怕為好。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我的感覺，去年北戴河會議後，從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動的。去年11月開始發現問題。這是在鄭州會議的時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個15年（1958－1972）建設綱要，目標是年產4億噸鋼。我當時就問，要那麼多鋼幹什麼，有什麼用，能不能生產那麼多？那個時期就發現大家喜歡高指標。後來又發現陳伯達起草的一個文件，絕口不講商品交換，甚至連「商品」兩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對社會主義經濟究竟要不要商品經濟，是只搞產品交換還是有商品交換，都糊塗了。於是建議大家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目的是想使大家對社會主義經濟有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看法，知道社會主義經濟還是商品經濟。但是，當時許多同志思想並沒有轉過來。武昌會議還是高指標，還沒有認識平調農民是剝奪農民。第二次鄭州會議才解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問題。高指標從武昌會議、北京會議到上海會議，一降再降，都沒有降到實處。可見認識錯誤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做到的。人們的思想符合實際要有一個過程。現在人家說我們去年成績沒有公布的那麼大。這不要緊。我們現在不要同人家爭論成績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講了大話，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開，究竟如何，現在不必爭論。

　　毛主席在談到宣傳問題時說，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總的說，反右鬥爭起，人民日報比過去好，老氣沒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現在的問題是改正缺點錯誤。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我看人民日報，只看一些新聞和一些學術文章，對其他的東西不大有興趣，它們吸引不了我。不過《參考資料》和《內部參考》我每天必看，這兩種刊物，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記者協會辦的《新聞工作動態》也不錯，反映了新聞界的一些思想動向，可以看。但公開的宣傳，不論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或廣播電台，都要來一個轉變，不能像目前這樣王顧左右而言他。

　　毛主席提出，關於當前報刊宣傳的通報，可以不用中央通報的形式，而用喬木、周揚、吳冷西他們三個人的意見的形式，再加上一個中央通知，說明中央同意他們的意見，並且提出6月底前召開一次報紙宣傳工作會議，要各省報總編輯、新華分社社長和中央一級報刊、新華總社、廣播事業局的負責人參加。會議同意毛主席的建議。

　　毛主席最後還說，報紙辦得好壞，要看你是政治家辦報還是書生辦報。我是提倡政治家辦報的，但有些同志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優柔寡斷。袁紹、劉備、孫權都有這個缺點，都是優柔寡斷，而曹操則是多謀善斷。我們做事情不要獨斷，要多謀，但多謀還要善斷，不要多謀寡斷，也不要多謀寡要，沒有抓住要點，言不及義，這都不好。聽了許多意見之後，要一下子抓住問題的要害。曹操批評袁紹，說他志大智少，色厲而內茬，就是說沒有頭腦。辦報也要多謀善斷，要一眼看準，立即抓住、抓緊，形勢一變，要轉得快。

　　會議結束後，大家先後離開頤年堂，毛主席叫我留下，同時招呼少奇同志過來一起談話。毛主席對少奇同志說，你剛才講報紙宣傳的意見很好。人民日報去年出了很多亂子，要加以改進，是不是請你抓一抓人民日報。少奇同志說，現在我管的事情很雜，也很少接觸人民日報，管不了，還是請主席直接管好。毛主席看少奇同志這麼講，就對我說，以後有事情要請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總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們兩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管。談到這裡就散了。我離開頤年堂，少奇同志在門口對我說，人民日報要辦好，要多聽各方面的意見。毛主席說的多謀善斷，你們首先要多謀，然後也要善斷。對於比較重要的問題，你們可以而且應該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最後還是中央來斷。這樣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錯誤。

頤年堂會議可以說是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的整個糾「左」進程的頂點。這次頤年堂會後，中央各部門即重新安排1959年的計劃，實事求是，認真落實。關於報刊宣傳，會後也將中央的通知和我們三人的意見發出。但是，後來中央考慮到時間緊迫，7月初即召開廬山會議，決定暫緩召開全國報刊宣傳會議。而廬山會議的結果，不但這個宣傳會議沒有召開，連那個關於目前報刊宣傳的意見，也無疾而終。更重要的是，從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進程中斷了，比1958年1月南寧會議更為嚴重的反右傾鬥爭展開了。

第十一章從學術討論到「文化大革命」多登學術文章

　　1964年1月7日，元旦剛過，毛主席在頤年堂西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七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在會議過程中，毛主席提出人民日報的問題。他說，人民日報要發表學術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學。現在報上政治新聞太多，儘是送往迎來，這個會議那個會議。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難，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兩個版，多登學術力面的文章。

　　毛主席提出這個問題，我當時感到是完全正常的，加強學術宣傳是很必要的。我向人民日報編委會傳達了毛主席的意見。編委會認真討論並決定採取措施增加學術文章。為此編委會給中央寫了一個關於加強學術討論的報告，並請求中央幫助增調搞學術理論工作的幹部。

　　毛主席2月3日在人民日報的報告上寫了批語：「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報歷來不重視思想理論工作，哲學社會科學文章很少，把這個陣地送給光明日報、文匯報和新建設月刊。這種情況必須改過來才好。現在他們有了改的主意了，請書記處討論一下，並給他們解決幹部問題。」小平同志主持書記處會議討論此事，責成中宣部和中組部幫助人民日報增調幹部。人民日報即著手籌備開闢《學術研究》專刊。

　　3月21日，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八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稿時，我趁機談了人民日報籌備《學術研究》專刊的情況。毛主席又一次強調，人民日報要抓理論工作，不能只搞政治。毛主席問到史學方面的情況，我彙報史學方面的爭論頗多。毛主席說，不要怕爭論，把爭論雙方的意見都發表出來，讓大家討論。不少學術問題（他舉出關於中國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分期的問題）爭論多年，還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結論。

　　我們當時理解，毛主席要人民日報抓學術理論工作，就是要我們組織學術問題的討論。為此我們在4月間召集了有各方面著名學者參加的座談會，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請大家幫助人民日報辦好《學術研究》專刊（3月26日開始）。會上大家發言踴躍，贊成開展學術討論。

　　抓階級鬥爭

　　但是，出乎我們的理解，到了五六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不久，毛主席6月21日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我到達會場時陸定一同志已經在座，少奇同志、周總理、小平同志陸續來到，彭真同志也參加。會議一開始，毛主席就對著我說，今天找你來是要批評你，批評人民日報提倡鬼戲。他說，人民日報1961年發表了讚揚京劇《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沒有檢討，也沒有批判「有鬼無害」論。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就提出抓階級鬥爭，但人民日報對外講階級鬥爭，發表同蘇共領導論戰的文章，對內不講階級鬥爭，對提倡鬼戲不作自我批評。這就使報紙處於自相矛盾的地位。毛主席指著我說，你搞中蘇論戰文稿，一年多沒有抓報社工作。你一定要到報社去開個會，把這個問題向大家講一講，也同新華社講一講。毛主席還說，人民日報的政治宣傳和經濟宣傳是做得好的，國際宣傳也有成績。但是，在文化藝術方面，人民日報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報長期不抓理論工作，從報紙創辦開始我就批評這個缺點，但一直沒有改進，直到最近才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你們的《學術研究》專刊是我逼出來的。過去人民日報不抓理論工作，說是怕犯錯誤，說報上發表的東西都要百分之百正確。據說這是學蘇聯《真理報》。事實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也沒有不犯錯誤的報紙。《真理報》現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錯誤，而是犯最大的錯誤。人民日報不要怕犯錯誤，犯了錯誤就改，改了就好。

　　毛主席這裡批評人民日報宣傳鬼戲的文章，是人民日報1961年12月28日發表的題為《一朵鮮艷的紅梅》讚揚京劇《李慧娘》的文章、該文認為這齣戲改編得好，並批評那種把鬼戲一律看作迷信的觀點。後來報社文藝部收到一篇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我審看時認為不必由人民日報出頭大張撻伐，而且毛主席指定袁水拍（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編輯的《不怕鬼的故事》才出版不久，也不宜此時發表批評鬼戲的文章，於是把此文轉給《文藝報》處理了。因此人民日報一直沒有認為發表讚揚《李慧娘》是錯的，也沒有批評「有鬼無害」論。編輯部一直認為，不能說一切鬼戲都是壞的，禁止一切鬼戲也是不對的。

　　毛主席這次批評，比前幾次批評人民日報不重視學術理論要嚴重得多。很明顯，毛主席這時已開始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了。但是，我當時對此沒有領會。因為，從1961年初起，中央全力抓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工作。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前後，更強調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同時在政治、文教、科技、民族、統戰等方面的工作也有計劃地作了一系列的調整。1962年夏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但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提出調整工作不受階級鬥爭影響，毛主席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也同意不要干擾調整工作。因此1961年特別是1962年以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按照這個精神，全力宣傳國民經濟以及其他方面的調整工作，沒有宣傳階級鬥爭。人民日報先後開闢了農業和工業的知識專欄以及《長短錄》雜文專欄，宣傳學雷鋒、幹部參加勞動、比學趕幫等等。1963年秋起更大力宣傳國民經濟開始好轉。在這段時間內，毛主席主要精力放在中蘇關係和中印關係，國內調整工作主要由少奇同志、周總理、陳雲同志和小平同志負責。

　　現在回想起來，毛主席一直是注意抓國內階級鬥爭的。就在1963年5月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他一面主持討論起草《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一面又主持起草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第一個《十條》。到了1964年五六月間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農村社教運動時，他過分嚴重地估計全國基層中有三分之一的地方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在這次會議期間，毛主席6月3日在一份會議簡報上寫下了一段批語給我。批語說：「你應當下決心在今冬明春這段時間內，在北京地區或天津近郊去『蹲點』，至少五個月。家裡工作可以抽時間回來處理。從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抽出一批人，同當地幹部合組一個工作隊，包一個最壞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後，就作為你們經常聯繫的一個點。還要在另一個冬春，在城市參加『五反』。千萬不要放棄參加這次偉大革命的機會。」從1964年冬起，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照主席的指示辦了，只是我因起草和修改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1964年12月在人大會議上）和隨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訪問朝鮮而遲到早退。

　　文藝批判與「降溫」

　　就在6月21日福建廳批評人民日報不抓階級鬥爭之後一個星期，毛主席6月27日在中宣部一份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材料上寫了批語，說這些協會的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到了7月2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文化部和全國文聯以及各協會重新整風，並決定成立一個五人小組（組長為彭真同志、副組長為陸定一同志，成員有康生、周揚和我，後來叫做文化革命小組）領導這一工作。這就是說，號稱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首先從文藝領域開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7月間，中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大論戰接近尾聲。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7月14日發表。毛主席從中蘇論戰中越來越強烈地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修正主義並非是偶然的現象，而是有深刻社會根源的規律性的事件。因此他到1964年就更加肯定地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加強反修防修的鬥爭，從國際鬥爭聯繫到國內鬥爭。也正在這時，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調整與恢復的任務預計1964年底可以完成。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從農村基層發起的「四清運動」，就擴展為上層建築的「文化革命」。

　　從1964年夏天起，逐漸形成新的形勢。從人民日報到全國各地報刊，錯誤的批判從文藝領域批電影《北國江南》和《早春二月》、京劇《李慧娘》開始，逐漸擴大到其他意識形態領域。楊獻珍的「合二為一」、周谷城的時代精神、馮定的共產主義人生觀、孫冶方的價值法則觀等等，都成了吹毛求疵、顛倒是非的批判的對象，而根本不是什麼學術討論。這些錯誤的批判，都同康生有關，他當時是中央理論小組組長。

　　1964年底，江青約中宣部5位副部長（周揚、許立群、林默涵、姚臻和我）座談，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國報刊批判10部影片。我記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鋪子》、舞台姐妹》、《紅日》、《逆風千里》、《兵臨城下》以至《白求恩》等。當時大家都沒有同意，認為要慎重考慮。事後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報紙就陸續批判這些影片，全國其他地方也相繼仿效。在這樣壓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報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鋪子》。

　　鑒於這些錯誤的批判有大泛濫之勢，中央書記處於1965年3月初開會討論此事。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都主張趕快「剎車」，學術討論要「降溫」。之後，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編者評論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學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點的現代文藝作品。

　　在這期間，人民日報先後開闢了許多專欄，繼續宣傳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如設計革命、為革命做生意、組織工業生產高潮、半工半讀和半農半讀、學習毛主席著作、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學王傑、學習焦裕祿、縣委革命化等等，都收到比較好的效果。

　　發難的信號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甚至連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事先也毫不知情，上海文匯報突然於1965年11月10日拋出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由於姚文的後半部武斷地認為該劇借古喻今，聯繫1962年的所謂「單幹風」、「翻案風」，對吳晗同志進行政治攻擊，而且還提到吳晗同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海瑞的文章。我不同意姚文元的這些觀點，不同意在人民日報上轉載，認為這樣聯繫就把文藝評論變為政治問題。我請示彭真同志（當時小平同志去西南三線視察，中央書記處由彭真同志主持工作）如何處理，他說要商量商量。我陪斯特朗去上海參加為慶祝她八十壽辰的活動時，在毛主席給她祝壽的宴會上，也沒有向毛主席請示如何處理。因為我當時認為此事與毛主席無關，既已請示中央書記處，就無須打擾主席了。直到周總理在為斯特朗祝壽後從上海回到北京，才決定人民日報轉載並加編者按語，經彭真同志和周總理審改後於11月30日發表。編者按語措詞比較緩和，基本傾向仍然是作為學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處理。

　　以後發展的情況表明，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信號。這篇文章是江青策劃、毛主席看過的。從此大批判愈演愈烈，有的報刊已點名批判郭沫若、范文瀾等著名學者。

　　以彭真同志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966年2月初開會研究當時學術討論的情況，認為要把這場討論置於黨中央的領導下，要降溫，要真正做到「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的提綱。當時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開會討論並認可了這個提綱中提出的意見，同意在學術討論的文章中不涉及廬山會議，並且要五人小組去武昌向毛主席彙報，最後由毛主席作決定。2月8日我們飛武漢，從機場直去毛主席住處彙報。彙報後毛主席同意以中央名義批發這個彙報提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

　　後來才知道，差不多與此同時，江青受林彪的委託，在上海起草要徹底摘掉所謂文藝黑線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在4月初中央批發全黨之前經毛主席看過。而毛主席在這之前，在《二月提綱》之前，1965年12月在杭州同陳伯達等談話時就說，姚文元文章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這些情況，不僅我們，而且連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都被蒙在鼓裡。人民日報還是按照《二月提綱》的精神組織學術討論，凡是涉及廬山會議的文章都被刪改或不發。

　　「半馬克思主義」

　　人民日報這樣做，又招致毛主席的嚴厲批評。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比較特別，到會的常委除主席外只有少奇同志（他正在準備出訪巴基斯坦等國）和周總理，沒有過半數。小平同志在西北三線視察，請假，未到會。其他參加會議的有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會議議題事先沒有通知，只在開會時說要討論我黨是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23大，還有什麼其他問題也可以談談。18日下午，毛主席在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劉庄召開一個小會，到會的有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彭真、康生、陳伯達和我列席。會議結束前，毛主席突然批評我說，人民日報登過不少污七八糟的東西，提倡鬼戲，捧海瑞，犯了錯誤。我過去批評你們不搞理論，從報紙創辦時起就批評，批評過多次。我說過我學蔣介石，他不看中央日報，我也不看人民日報，因為沒有什麼看頭。你們的《學術研究》是我逼出來的。我看你是半馬克思主義，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台。批評你是希望你進步。我對一些沒有希望的人，從來不批評。毛主席又說，你們的編輯也不高明，登了那麼多壞東西，沒有馬克思主義，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不犯錯誤的報紙是沒有的。人民日報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可能以後還會犯錯誤，說從此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問題在於錯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報還是有進步，現在比過去好，我經常看。但要不斷前進。

　　從會議廳出來，我向周總理說，主席這次批評很重，我要好好檢討。總理對我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回到西冷飯店，我又對彭真同志談了這事，他也說，主席的批評不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他們兩位的話可以說是安慰我，但我隱約感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毛主席這次批評，是我最後一次直接聽到他的談話。距離我在1956年春初進頤年堂，剛好10年。

　　回想起來，毛主席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內問題上來，實行他稱之為防修反修的部署，是在赫魯曉夫下台（1964年10月）之後，也是在國民經濟全面恢復之後。當然，在這之前，6月在批評人民日報的同時，他也在1964年五六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但是，下決心大搞防修、反修是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起草《二十三條》的過程中。毛主席在會議的最後階段，同少奇同志發生爭論，認定社教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還指責中央機關有兩個「獨立王國」（當時沒有點名。後來在人數很少的常委會上說，一個是中央書記處，一個是國家計委）。

　　密鑼緊鼓的前奏

　　姚文元的政治誣陷文章發表的同一天，中央發出通知，把楊尚昆同志調離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這不是偶合。一個月後，1965年12月，又發生林彪向毛主席誣告總參謀長羅瑞卿同志「篡軍反黨」。為此毛主席從杭州到上海，緊急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各兵種和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都參加，我也列席了），其後中央軍委又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錯誤地「揭批」羅瑞卿同志。隨著這樣的形勢的發展，鬥爭已從意識形態領域完全轉入政治領域。

　　中國政局密鑼緊鼓地進入1966年。3月的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3月底毛主席指責彭真同志和中宣部的談話，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林彪對陸定一同志的誣陷，批判《二月提綱》的《五·一六通知》，這一系列事件，無中生有地製造一個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其後又上升為「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無論如何也跟不上形勢。人民日報1966年4月在突出政治問題上同解放軍報的論戰，很難說究竟是政治家辦報還是書生辦報。

　　在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5月31日，經過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陳伯達帶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實行奪權。用陳伯達自己的話來說，他在人民日報搞了一個「小小的政變」。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從此，不僅人民日報，全國新聞界大難臨頭，遭到空前浩劫。所謂「文化大革命」從此開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獄。

　　1968年9月1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了題為《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反革命惡文，大肆污衊攻擊「中國的赫魯曉夫」在新聞界的「狐群狗黨」和「代理人」，給全國新聞界捏造種種莫須有的罪狀，全盤否定新聞戰線的17年。可惜至今還沒有看到有哪篇論文系統批駁姚文元這刀筆。

　　回顧這段往事，可以看到，在國民經濟調整恢復時期，以人民日報為例，我國新聞界雖然受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左」傾指導思想越來越嚴重的影響，但畢竟仍然對國民經濟以及其他方面的全面調整做出了貢獻。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大批判中，雖然總的走向是亦步亦趨，但也不是沒有抵制。這一段的評驗教訓，正反兩面都包含帶有時代特色的諸多內容，亟需加以分析總結，既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

　　（全文從1990年12月至1994年6月陸續完成）

來源：http://zlk.wyzxsx.com/Article/shushe/2009/09/595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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