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一個可敬的「個」

王開嶺：梁漱溟：一個可敬的「個」 發信站：天益社區（http://bbs.tecn.cn），版面：學問人生本文鏈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19950 梁漱溟：一個可敬的「個」 王開嶺來源：《王開嶺文集》　　在對梁漱溟先生的人生素描中，看到最多的詞兒往往不外乎「自負、固執、清高，不群……」之類，似乎他身上最惹眼的即那股儒家遺老的傲慢和孤僻勁兒。其中，最能顯示他「不群」、也是史家最津津樂道的，恐怕即1953年公開頂撞毛澤東、放言「九天九地」的那件事了。從那副偏向虎山行的「驢脾氣」中，人們算是見識了士大夫的迂腐和可愛，此事流傳甚廣，幾成了梁先生的一尊「名片」……雖然，這種對「螳螂揮臂」的打量透著一股激賞和敬嘆之情，但很大程度上，人們還是漏解梁先生了，因為這激賞只能算是一種對其敢於「逆流」「犯上」之道德勇氣而作出的反應，也就是說，人們在津津樂道該故事時，大都是把梁漱溟作一性情中人而非思想中人來推崇的，在誇大其個性魅力和道德光芒的同時，卻往往忽略了他身上那種最可貴的理性素質：相信自己的眼光，運用常識理性以判斷事物的能力，乃至自由表達己見的習慣和決心——也正是大批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後來紛紛褪掉的那種素質。 　　　　事情的全貌大抵如是—— 　　　　1953年9月1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一次擴大會議上，作為政協委員的梁漱溟，以被邀者身份走上主席台，稍事應景後，他話鋒一轉，矛頭直指自己所關心的農村和農民問題： 　　　　「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不料，這副「農民代言人」的姿態觸怒了一個人，搞了半輩子農***動的毛澤東，反應出奇地激烈—— 　　　　「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梁漱溟隨後寫信，要求向領袖澄清事實。但對方頻頻潑過來的話卻是：「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你提出所謂『九天九地』……這是贊成總路線嗎？否！完全是徹底的反動思想，這是反動派的建議。」 　　　　18日，在一片洶洶攘攘的批駁聲中，梁漱溟犟硬的嗓門又一次震動了會場： 　　　　「各位說了那麼多，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 　　　　毛當即回答：「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梁仍不甘心：「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 　　　　「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 　　　　「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以後的事。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黨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 　　　　當然，場上的那些觀眾不會無動於衷或保持中立，梁的聲音被一陣陣狂憤的吶喊所打斷：「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來！」 　　　　（嗚呼，真是太不諳新世了！大鳴大放慣了的夫子，還以為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從前呢，還以為是遍布權力真空和自由之隙的國共逐鹿時期呢！可惜，此非竹林清議的「春秋」，亦非潑墨成旗的「戰國」，甚連名士放浪的「魏晉」都不是……如今乃盛世，乃天下已定四海歸一的盛世，在寂靜太平的殿堂上，一絲針落地的聲響，都顯得那麼突兀、刺耳。） 　　　　無論從哪個角度，歷史都不該忘記這驚心動魄的一幕。這是建國以來，在黨外人士中，敢於當眾直諫犯上的第一人。就其激烈與尖銳程度而言，也許將是本世紀最後一位！ 　　　　撇開具體話題暫不論，其實爭論到最後，梁漱溟爭的就是一道權利：發表己見——尤其不同意見的權利！「九天上下」已變成了有無「言權」之爭。 　　　　這道「發表己見」的籲請，讓我猛然想起了34年前同樣發自梁漱溟的另一支疾呼，另一道「權利」，不過，那縷聲音在當時的鼎沸潮勢下，實在太微弱太不相宜了。其時少有理會，其後也少有重視，時間一長，便也真的給人忘了。但有一點卻是相同：它們都涉及到了「權利」，都那麼孤獨，那麼「不識時務」！除了自個，幾乎找不到一個「同志」、一個響應者。 　　　　1919年，以「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為標誌的「五四」事件爆發，全國嘩然，輿論揭竿，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發出了一個聲音，擺出了共同的姿態：「五四」萬歲！青年萬歲！可就在這部絕對一邊倒的大合唱中，卻有一支刺耳的「逆音」獵獵作響—— 　　　　5月18日，《每周評論》公開發表了一篇《論學生事件》，其觀點是：「五四」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其動機無疑是好的，但其行為畢竟觸犯了法律，理應自願接受相應的制裁。因為從法律上講，縱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惡極，但在罪名未正式確立前，作為公民，其安全是受法律保護的。學生上街縱然乃愛國之舉，但也不能藉此侵犯他人權利，對他人施暴…… 　　　　唱此反調的正是北大哲學教授梁漱溟。梁雖同情學生，但他反覆強調，若中國要有希望，每個人都必須有公民意識，不可以任何理由超越於法律之上，只有起碼的公民權有所保障，方可談進步與發展。 　　　　可以說，在「五四」所有輿論中，鼓吹所謂「公民權」的，梁乃絕無僅有。同時必須看到，梁決非在替賣國賊的罪行作何袒護，他為之申辯的是「法律」，是「公民意識」。你可以指責那法律的「非法」，那體制那權威之「不仁」，但誰又能一口咬定梁漱溟所操的乃體制邏輯、官方話語呢？即便法律是有「階級性」和歷史性的，但誰又能否認任何法律中都含有一些最日常最普泛——適用於基礎民眾的合理部分呢？ 　　　　（這讓我想到了另一個人，美國19世紀著名的超驗主義者亨·戴·梭羅。眾所周知，梭羅乃一個處處同政府作對的「個人主義」者，他有一篇著名的檄文《論公民不服從的責任》，其宣稱：「我一刻也不能承認那個政治組織就是我的政府，因為它也是奴隸的政府。」「我有權承擔的唯一義務就是在任何時候做我認為是正確的事。」他甚至鼓勵世人「犯法」，以讓政府「這部機器停止運轉」……但同時，他強調這「犯法」必須是一種和平方式，不能使用暴力。他曾因拒絕向政府繳稅而被捕，但有意思的是，他絕不逃避懲罰，據說他公開抗稅之後就坐在家裡，一心等警察前來。也就是說，他一方面既要表達與政府不合作的態度，另一方面又採取與法律「有限合作」的立場。或許，「違法」的真實含義與力量即於此。這種「有機」的反抗，後來的列夫·托爾斯泰、聖雄甘地、馬丁·路德·金等人都深受其影響。 　　　　另一個同法律「有限合作」的著名例子即蘇格拉底。他雖蔑視不義的權力，但還是拒絕了逃走的勸告，甚至主動放棄被赦免的可能。可誰又有理由譴責他的「迂腐」呢？） 　　　　在民族立場上，梁漱溟絕不會糊塗到不辨是非之境地。顯然，他關注的是另一個問題，另一種思路，乃超越「道德眼光」的「理性邏輯」，乃超越「道德審美」的「理性審視」。既非通常意義上的「道德評價」和「政治評價」，亦非什麼「歷史評價」。 　　　　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若只有道德激情而無理性資源，只有集體話語而無「己見」、不容「己見」，這怎麼行？這正常嗎？有何前途可言？ 　　　　退一步講，即使梁之結論是錯的，但他的思路、他挑起的那個問題卻震聾發聵。在所有人都在忙於作同一種「道德觀察」時，他想到的卻是另一角度——而這個角度，在接下來的多少年裡，又將被中國人一再地錯過，一再地失之交臂，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將一再地拖後……他觸摸到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東西，一個幾乎為所有人都忽略、遺漏的東西（而這個東西，將為後來歷史一再證明：只注重「革命」而不顧人權、自以為真理在握便隨心所欲的做法，將會把積弱累愚的中國帶入怎樣的災難和盲區！恐怕再沒有比1966年群毆之中的劉少奇所舉起的那冊瑟瑟發抖的《憲法》更令人心寒的了……沒辦法，因為你是「敵人」！誰告訴過那些年輕人「對敵人也要講人權」？誰向他們佈道過「打人是犯法的」？幸好「五四」尚非一個絕對「統一思想」的年代，要是攤上了「文革」，攤上了「揪斗批」，梁漱溟恐怕即要淪為和章宗祥同樣下場了。）哪怕他暫時還無法很好地使用它、搬動它，但他畢竟觸到了，意識到了它的價值和份量！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更像一個發現者，其貢獻在於提出問題——而非急切地回答或解決問題。到了1953年的大會上，他要求公開為自己辯護、與領袖平等對話，內心依靠的也正是這股「人權」衝動，其與30餘年前的那股衝動應該是一脈相承的。 　　　　總體上說，梁漱溟是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和信仰躬行者，既兼傳統士人的清風傲骨和大道治世的聖儒意識，又披覆西方知識分子獨立不遷的自由秉性和理性覺悟。雖推崇國學儒理，但他同時更指出：「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於『個人』永不被發現上。」翻閱一下樑的履歷便會發現：無論建國前後，無論為人為文，無論一生如何流徙於同盟會員、佛教徒、「新村」實驗者、儒家嫡傳……等各種複雜的信仰角色間，他都算一個固執的「另類」，一個不隨勢不媚時不跟風不入伙的「邊緣人」。人們往往把此歸於士大夫的耿直秉性，歸於其恃才自標的清儒風骨，其實，這種不合時宜的「寡人」之舉，所折射出的正是現代知識分子最有價值的一面：獨立品格和理性原則！僅憑士大夫的「耿直、不阿、無畏、清正」之道德儲備，是絕奏不出「人權」「自由」這等現代聲部的，在傳統理學思想資源中，也絕找不到「公民」「法律」諸等話語。（至於他本人如何以儒家嫡人自居，那是另一回事）。某種意義上，梁算得上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精神特徵的有力承擔者之一。這也正是胡風、馬寅初、張中曉、顧准等人身上最為閃光、最富價值的靈魂要素。難怪在自由知識分子們紛紛易轍更幟的五十年代，他那種依然故我、不媚新世的執拗表現，連遠在美國的胡適都大為激賞，敬嘆不已。 　　　　一個多麼寶貴的「異數」！敢於「不群」，敢於「逆流」，這種不為勢所挾、堅持己見（哪怕事後被證明是偏見）——在群沸合唱中敢於發出自己獨立聲音之表現，在深受幾千年封建浸淫的中國文化心態中，確屬罕見！亦是熱衷於「道德審美」、集體意識形態和「統一思想」的中國政治文化中最稀缺的元素！而「人權」意識，對於正姍姍起步的中國現代啟蒙來說，又是何等珍貴的營養！就像「唯他命」之於人體一樣貴重！實際上，查閱一下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們的大腦，無論自由派還是保守派，無論「革命黨」還是「保皇黨」，無論「左」亦無論「右」，你都很難找到「公民」「人權」「法制」這樣理性的字眼，而這，恰恰乃現代社會和西方文明中最具本質性和生命力的精髓之物。 　　　　（「人權」一詞，對中國人來說，確實奢侈得近乎「烏托邦」了，在中國政治文化中，這也是招致誤解最多、附加條件最多——最易被沖淡、擠掉，被偷梁換柱的一個詞。諸如「時局」「生存」「救亡」「國情」等大概念，都可輕易將「人權」的含義剝蝕、消解掉。） 　　　　正因「獨立」是那麼罕見、那麼稀有，所以才孤僻，才落落寡和。正因「人權」距中國的國情民意實在太遠了，所以才顯得那麼無力與虛弱，甚至荒誕迂腐、古怪可笑。可以說，無論1919，還是1953，梁漱溟的悲劇意義早就註定了。也正是這種理性的悲劇，使得「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鬥爭史呈現出另一種沉重而慘痛的命運。乃至在今天的語境下，我們也拿不出更多的為梁辯護的勇氣和依據。 　　　　建國後，無論此前在反對強權鬥爭中表現再決絕不阿、再獨立不移之人，也紛紛「脫胎換骨」，少有例外地放棄了「故我」，選擇了「新生」，選擇了明哲保身的「變色龍」式的染身和粉妝，似乎也只有梁漱溟、儲安平和張東蓀等極少數仍在「不識時務」、「不明就裡」，走著一條被他人視為畏途的老路。（這一點，也與陳寅恪不同，前者是自始至終的「入世」「拯世」，而陳乃自始至終的書齋生涯。）和那些深諳玲瓏之道、乖巧可人的「時令人物」相比，梁漱溟顯然是一個對政治節氣不敏感的人，算得上一位「獃子」，於那些在政治皮筋下順勢團團轉的「陀螺們」眼裡，他僵硬得簡直就像「木樁」，幼稚得像個痴童。就此理想氣質和一以貫之的作風來說，梁確為地地道道的「守舊」，和那些濃烈嗆鼻的「新生」味道相比，亦確顯得「老派」、「過時」、「落伍」。其生命步履也像那些瀕臨滅絕的稀有動物一樣：凄苦、遲滯，緩慢、笨重、稀稀拉拉…… 　　　　這樣悲愴的情景，這樣的涸澤中的掙扎，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只逗留過罕見的幾個瞬間：揭批「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會上，呂熒搖晃著站起來：「胡風不是政治問題，是認識問題……」。十三年後，在另一個會場，在宣布將「叛徒、內奸、賣國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的隆隆雷聲中，一位叫陳少敏的女性默默攥緊了一張反對票…… 　　　　那是怎樣的一份承受？ 　　　　孤獨而凄涼，屈辱而悲寒…… 　　　　這一個個「個」！正因為「個」，正因為它那麼勢孤，討伐它圍剿它的力量是那麼強大，它才顯得珍貴而悲壯！ 　　　　正是這種「個」的品格，這種邊緣化的生命類型和靈魂氣質，使得1974年「批孔」運動中，梁漱溟又成為了公開反對批孔的人極少數之一（另一個是吳宓）。 　　　　從1919到1953，再到1974……三次「不識時務」，三次「冒天下之大不韙」，梁漱溟都是本色的、真誠的（甚至包括他在很多問題上的「認錯」，皆為真誠所致），是始終按照信仰對生命的提示來做的。這真誠很像他的父親，1918年11月，當新文化新國風愈吹愈烈之際，一向保守的梁巨川先生自沉於北京靜業湖，且不論該行為多麼值得商榷，但至少說明一點：生命和信仰不分家……儘管與父親有著巨大的理念衝突和文化差異，但有一點他們卻相同，那就是：苦苦捍衛一個普通生命最起碼的尊嚴和獨立，絕不割讓理想與權利，骨頭要硬！……「吾父是一秉性篤實的人，而不是一天資高明的人……不肯隨俗流轉，而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梁漱溟《我的父親梁巨川》） 　　　　「正常」變成了時代眼裡的「反常」、「異常」，說明了什麼？ 　　　　並非他腦子有病、「寡人」有恙，而是眾人有病，眾人出了問題，是環境和氣候出了問題。在這樣的氣候下，多數人的精神體質和靈魂器官都發生了微妙的病變，早早地放棄了自己，投靠了主流、強勢，將顫巍巍的肉軀縮作卵狀，蟄伏在「大同」「統一」「集體」「標語」的巨翼下。龐大的喑啞和緘默……與其說它襯托出了當事人的人格魅力，倒不如說更折射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匍匐和「個」的喪失。 　　　　然而，這樣一些驚人的「反常」妄舉中，又包藏著多少令人欣慰的「正常」？ 　　　　若沒了這些「個」的閃光，若沒這些以卵擊石、螳臂擋車的「獃子」，中國的現代文化史、人物和思想史該會多麼的乏味、多麼的萎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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