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雞湯：我們每個人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水桶

文／湯姆·拉思　唐納德·克利夫頓我們每個人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水桶。取決於別人對我們說什麼和做什麼，我們的水桶每時每刻都在放水和加水。當我們的水桶加滿時，我們興高采烈。當我們的水桶放空時，我們垂頭喪氣。一隻盛滿水的水桶使我們精神抖擻，意氣風發。但是一隻空水桶卻使我們萎靡不振、精疲力盡、裹足不前。因此，我們每時每刻都面臨一個選擇：我們可以為各自的水桶加水，也可以從各自的水桶舀水。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選擇——它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人際關係、工作效率、健康和幸福。著名心理學家埃德·迪納指出，我們感受快樂的能力有一條底線，就像我們的體重一樣。有的人天生就瘦，無論他們怎麼吃。同理，有的人天生就比其他人快樂。但是，取決於我們一生中的遭遇，我們的積極情感會大幅度地漲落。如果我們大多數人像關注飲食一樣，多一些積極情感，少一些消極情感，肯定有好處。無論一個人天性如何，經常為水桶加水都能增加他或她的積極情感。為了說明其長期作用，我想與大家分享一個自己的故事。一個生日禮物我和唐開始合作寫書後不久，唐的生日快到了。鑒於我們在合寫一本關於積極情感的書，我決定給他寫一封信，描述一下為水桶加水對於我自己一生的重要性。我想，這樣的生日禮物肯定比一般禮物更有意義。我還想，鑒於唐正在與癌症作鬥爭，現在是一個好時候來表達我的謝意。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唐說過，我們應當在一個人還活著的時候，聚在一起誇讚他的成就。他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他多次出席葬禮時，悲哀地發現，許多人一直等到他們所愛的人去世時，才開始慷慨地為他們的水桶加水。唐問道，「為什麼不在他們活著時這樣做呢？」於是，在唐79歲生日時，我與他分享了我自己的故事。他讀到我的信時，感動得熱淚盈眶。幾天後，唐問我，願不願把這個故事寫進書中。他覺得，這是一個持續為水桶加水的好案例。我同意了。以下就是我在唐生日那天告訴他的故事。它描述了持續地為水桶加水如何在我年少時影響了我的人生軌跡。搜尋才幹的蛛絲馬跡在我們的大家庭中，我是第三代的第一個孩子，從小就受益於一種獨特的、與當時的傳統智慧背道而馳的育兒方法。從我出生之日起，每個家庭成員都決心幫助我關注我的優勢。為此，他們持續提供了支持和鼓勵。我四歲時，我的母親和外祖母發現我酷愛讀書，便每天花好幾個小時教我讀書。她們的教導、培養和關注使我受益匪淺。每次有親戚來訪，他們都會問我在讀什麼書或喜歡什麼活動。現在我明白了，他們是在尋找我天生愛好和才幹的蛛絲馬跡。家人每次發現我對某個領域的強烈興趣，就會鼓勵我鑽研它。他們從不吝嗇表揚。只要看到我取得點滴成就，他們都會及時誇獎。我八九歲時，圍在身邊為我的水桶加水的親人發現我有一種創業的精神，並且喜歡在同齡的孩子中當頭。所以，我十歲時，我的外祖父唐建議我開辦自己的公司。我喜歡這主意，決定開一個零食鋪。一如以往，全家人都熱情高漲，大家集思廣益，紛紛幫助我開創新事業。幾個月後，我的「娃娃公司」發展順利。由於經營規模擴大，我們不再從當地的批發商進貨，而改與一家大型糖果分銷商合作，後者同意給我們批發價，並送貨上門。我們的經營後來超出了零食，開始銷售服裝和小商品。我12歲時，公司雇請了我的20多個同學，賺了幾千美元的利潤，由大家分享。公司成立幾年後，上了當地報紙的頭版，還被全國性媒體報道。所有這些關愛和真誠的加水行動對我的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我的水桶始終是滿滿的，而這使我能專註地為別人的水桶加水。每個月末，我都根據每個人的銷售量發獎品和獎金。在我的水桶加滿的同時，我的朋友、親人和每個年輕的同事都受到鼓舞，這真叫人高興。我上學的全過程中，家人繼續給予我積極的鼓勵。我的父母每天都問我喜歡什麼課程和課外活動。我的音樂課和美術課沒學好，他們卻從不從我的水桶舀水，而是鼓勵我花更多時間去學我喜歡的科目。他們發現，我很善於分析，喜歡數據和時事，於是建議我多花時間學習數學和社會科學。儘管我的這些課已經得了A，但我的家人認為，如果我在自己喜歡的科目上多下功夫，就會從我的教育中得到更多的回報。與我的老師和朋友的家長不同，我的父母並不期望我全面發展。鑒於我天生就沒有節奏感，他們明白，逼我上好音樂課是徒勞的。我至多達到平庸。我們家鄉有一句俗話：「別教豬唱歌。你白費功夫，豬還不高興。」作為一名小小年紀的學生，我發現這話具有解放性。沒人逼我琴棋書畫，樣樣在行。相反，我能專註於在我有天生才幹的領域出彩。一個安全而溫暖的家庭我記得小學時到一個朋友家裡去，那裡的氣氛與我自己的家相比真有天壤之別。我們放學後，興緻勃勃地走進家門，可他媽媽一見面總是這麼幾句話：「我讓你帶同學回家了嗎？」「你在學校又惹事了嗎？」「你可別考砸了！」也許她有時這樣說是有道理的，但是使我吃驚的是，他媽媽一出口總是這些消極的話。我的另一名同學每天回家都會在床頭看到一張手寫的條子，寫著「你必須改進態度」之類的話。這種氣氛實在不溫暖，而我習慣於回到家裡，聽這樣的話：「今天學上得怎樣？」「今天下午你想幹什麼？」「你願讓我看看今天的作業嗎？」「今天體育課上你和同學們打籃球(我們最喜歡的運動)了嗎？」起初，我以為這些朋友的家庭一定不正常。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我發現這很平常。回想起來，我似乎明白了，為什麼我小時候的朋友老到我家來。在我家，積極的支持和鼓勵不斷把我們的水桶加滿。我家就像某種「基地」，用積極情感給我們加滿油，幫助我們應對充滿消極情感的現實世界。應對一次嚴峻的挑戰我的生活就這樣積極而樂觀地繼續著——直到我16歲。到了那時，我的左眼視力突然下降，繼而遇到了一生第一個大障礙。醫生們在我眼中發現了好幾個腫瘤，隨即對我實施了數次大手術。一年後，我的左眼完全失明——而且是永久性的。不僅如此，我的病情表明，我患有一種「基因異常」，會階段性地導致全身出現腫瘤。經過一次DNA測試，醫生們確定，我患有一種罕見的疾病：von Hippel-Lindau 病。結果，我的胰臟、腎臟、耳膜、腎上腺、大腦和脊柱都可能無緣無故地長腫瘤。我聽到這一結果時，既吃驚又緊張。但是，在某個層面上，使我吃驚的倒是，我並沒有因此而沮喪。從那一天起，我的家人幫助我專註於為戰勝疾病而能採取的行動，而不是屈服於疾病無法控制的消極面。儘管我很恐懼，但我從未陷入抑鬱。在一個關鍵時刻，親人真誠的關愛和鼓勵對我產生了神奇的影響。在我的疾病確診一周內，我就開始四處了解如何控制和應對它。當朋友們問到我的左眼失明時，我會立即回答，我的右眼視力是20/10，遠遠超過一般人。回想起來，關鍵在於不把我的確診看成某種詛咒或死刑。相反，我把它看成一種機會，使我能行動起來，保持最佳健康狀態。通過不斷了解這一罕見的疾病，我發現大部分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的腫瘤是可以通過早期發現和治療來控制的。我決定，通過定期檢查來衡量我的進步。與此同時，我的生活一切照常。無論社交、運動還是學習，我的日常生活都沒有改變。在後來的幾年裡，只有到了6-12月一次的檢查時，我才會想到自己的病情。無庸諱言，我在等待每次檢查結果時，都會坐立不安。但是，我設法把這些感覺保持在可控範圍內。在許多方面，我的信心和精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我的訣竅是正面對待這些挑戰。我不敢說，當時的態度是完全自覺的，但是我從不讓這些問題壓倒我。十年後，我的好朋友承認，他們當時是多麼恐懼和擔心。但是，他們也會回憶，我的積極態度使他們大惑不解。他們雖然知道我沒有驚惶失措，但是不相信我沒有對自己的病情憂心忡忡。現在看來，我好像獲得了某種外人無法理解的神奇的精神免疫力。但是這並沒有什麼神奇或費解的。朋友和親人每天為我的水桶注入的水滴幫助我儲存了足夠的水，足以用來度過艱難時刻。充沛的積極情感我上中學時，親人們繼續向我指出他們發現的優勢，繼而幫助我確定重點，建立理想。早在初中時，我就決定上大學時學習心理學。我喜歡研究和了解人們行為的動機。於是，我開始查找並申請全國心理學領先的院校。無用贅言，我的親人對我出門求學異常支持。他們幫助我申請，還陪我訪問了好幾所院校。家人的積極支持幫助我迅速適應新的大學環境。他們雖然遠在千里之外，卻仍然設法定期為我的水桶加水。我在大學的頭三年，一切都進展順利。不幸的是，新的挑戰在等著我。大學高年級時，一次檢查發現我的腎上腺長了一個腫瘤。五年後，醫生髮現我的腎臟也有惡性腫瘤。我在寫這本書時，掃描檢查發現我的胰臟、腎上腺和脊髓都有新的腫瘤。每次結果出來，我都產生了恐懼和挫折感，但是獲知這些腫瘤在轉移到其他器官之前就被發現，又使我如釋重負。我對疾病的警惕有了成效。每個病灶都能進行手術控制。於是我針對每個病灶閱讀了大量的文獻，以求充分了解各種手術方案及其風險。我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能做什麼，而不是關注已經發生的或我無法控制的事。時至今日，我在自己的道路上從未停下來問一句，「為什麼這一切發生在我身上？」說真的，我雖然也有受挫感，但從沒有怨天尤人，而這兩者是十分不同的。從個人角度看，我沒有理由兩手一伸，坐以待斃，因為這無濟於事。再說，這樣沉淪只會瓦解我的情感和生理健康。雖然各種癌變每天都威脅著我，但我別無出路，只能關注下一步能幹什麼，走在疾病前面。而我可以誠實地說，要保持這種日常的心態並不難。為什麼？很簡單：在我近三十年的生活中，我的親人和朋友每時每刻都在為我的水桶加水。我們都需要滿滿的水桶我的故事無疑是給水桶加水的一個極端的例子。我如果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甚至會覺得牽強。但是我向你們保證，每個字都千真萬確。鑒於我還在與疾病鬥爭，這種高度的加水實際上是在救我的命。我們在人生道路上都會遇到嚴峻的挑戰。這種時候，我們往往會覺得「倒霉」，覺得世道不公。但是，我們無需受制於困難。我們對困境的反應和我們的心理狀態要重要得多。積極增強我們的自身優勢能幫助我們避免被消極情感所壓倒。面對困境，了解我們有什麼優勢不僅能幫助我們生存，而且使我們成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5月版）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