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良駿: 馮乃超和魯迅

　　今年是馮乃超同志誕辰100周年，也是魯迅先生誕辰120周年。兩位文壇前輩生前曾有過不期而遇的「合理衝撞」，但誤會消失後卻成了很好的戰友，這實在不愧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佳話。

　　1927年「4·12」大屠殺後，全國一片腥風血雨。這大大激怒了正在日本留學的愛國青年馮乃超、朱鏡我、彭康、李初梨等。在日本共產黨理論家福本和夫及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納普」）的影響下，他們決定棄學回國，參加並重振創造社，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年9月，創造社元老成仿吾專程赴日發展他們為創造社成員並接他們回國開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是之為後期創造社。1928年元月15日，他們出版了思想理論刊物《文化批判》，揭櫫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幟，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以蔣光慈、錢杏等為代表的太陽社也做出了積極的配合。

　　然而，創、太二社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熱情雖然可貴，但他們的理論主張卻受到了明顯的「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他們對革命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他們對革命文學的認識也是片面的。他們將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郭沫若除外）統統打成了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文學，從而極大地混淆了問題的性質和敵我界限。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馮乃超同志在《文化批判》創刊號發表了《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向魯迅發起了猛烈攻擊，說魯迅「常從陰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常追懷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甚至說魯迅是一個逃避現實的「隱遁主義者」。此外，文章對葉聖陶與郁達夫這兩位卓有建樹的新文學作家也做了基本的否定。與此同時，石厚生（成仿吾）、李初梨、彭康、錢杏等紛紛撰文響應，形成了一個批判魯迅的小小的高潮。魯迅當然不會接受這種錯誤的批判，他先後寫了《醉眼中的朦朧》、《文藝與革命》、《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均收入《三閑集》）予以反駁，這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學」論戰。

　　這場論戰，用一句俗話形容，就是「大水淹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創造社、太陽社拿魯迅開刀來掃清革命文學的障礙實在是找錯了對象。值得慶幸的是，這場《三岔口》只是一場虛驚，創、太二社很快認識了自己對待魯迅的偏激和錯誤。特別在他們於八、九月間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在黨組織的幫助下，他們主動向魯迅道歉，並與魯迅一道，籌備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在這個過程中，馮乃超同志的積極作用尤為明顯。

　　1929年冬，在柔石陪同下，馮乃超去景雲里魯迅住所第一次拜訪魯迅，三人暢談翻譯問題。次年初春，馮乃超與馮雪峰、柔石、潘漢年、李初梨等一起第二次去景雲里拜訪魯迅，商議「左聯」成立事宜。2月16日，與魯迅、馮雪峰、柔石、夏衍、鄭伯奇、蔣光慈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咖啡店召開座談會，決定成立「左聯」籌委會，馮乃超同志被推舉為《理論綱領》的起草人。2月24日，在《理論綱領》草成後，馮乃超同志第三次到景雲里拜訪魯迅，徵求他對《綱領》的意見。魯迅看後說：「就這樣吧。這種文章我寫不出。」3月2日，「左聯」成立大會召開，通過了《理論綱領》，成立了常務委員會，魯迅、馮乃超皆被選為常務委員，魯迅並發表了題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重要講話，這既是對《理論綱領》的支持和補充，也是對《綱領》某些過「左」提法的批評和匡正。會後，魯迅成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盟主，而馮乃超同志則擔任了「左聯」第一任黨團書記兼宣傳部長。自此，馮乃超和魯迅成了名副其實的革命戰友。

　　在共同的並肩戰鬥中，魯迅對馮乃超同志印象極佳，他曾對馮雪峰同志說：「乃超這人真是忠厚人」。當時，「左聯」的主要論敵是以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為代表的「新月派」。「新月派」主張「好政府主義」，反對揭露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梁實秋先生甚至誣衊左翼作家拿蘇聯盧布，做蘇聯走狗。這種為虎作倀的行為自然遭到了「左聯」的揭露和抨擊。馮乃超同志在文章中即指斥梁實秋為「資本家的走狗」。梁先生答辯中說：「是哪一個資本家的，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魯迅看後對馮雪峰說：「有趣！還沒有怎樣打中了他的命脈便這樣叫了起來，可見是一隻沒有什麼用的走狗！……乃超這人真是忠厚人……我來寫它一點。」於是魯迅先生便寫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收入《二心集》），狠狠揭露了梁實秋。文章發表後，魯迅又對馮雪峰說：「你看，比起乃超來，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可是，對付梁實秋這類人，就得這樣。……我幫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現在，70年前的論戰雙方都已作古，歷史的恩怨也都化作了煙塵，一般情況下已無必要再追溯這些往事。然而，講到馮乃超和魯迅的戰鬥友誼，這些往事便有了新的生命力。特別有些學者，或不明歷史真相，或有意歪曲史實，竟然肆意藉此貶魯褒梁，這就和嚴肅的文學史研究相去十萬八千里了。

　　1930年9月，馮乃超和馮雪峰、柔石等同志一起，代表「左聯」為魯迅舉辦了50壽辰紀念會，茅盾、田漢、葉紹鈞、傅東華等進步文化人士30餘人參加，美國友人史沫特萊女士則為會議的安全盡了很大的努力。在白色恐怖下召開的這次紀念會，不僅表彰了魯迅對中國文學事業、革命事業的貢獻，對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也是一個鞭策和鼓舞。

　　1931年初，白色恐怖加劇。元月17日，柔石、胡也頻等五位左翼作家被捕並被秘密殺害，一些進步書店被查封，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周報》也遭到了嚴重破壞。由於工作需要，馮乃超同志調離「左聯」，去從事《紅旗周報》的恢復工作，與魯迅先生的接觸少了。後來，他調離上海，赴武漢工作，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以致1936年10月魯迅去世他也未能參加追悼會。但是，當蘇雪林女士著文惡毒攻擊魯迅時，馮乃超同志立即作《唐吉訶德先生》一文予以駁斥。嗣後，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建國後的漫長歲月中，更曾多次撰文紀念魯迅，闡釋和弘揚魯迅精神。

　　這裡，有必要補充一點的是，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3月14日，北大、師大、師院（現首都師大）三校中文系在北大圖書館聯合召開了關於「兩個口號論爭」的學術討論會，馮乃超同志應邀抱病參加了會議。會上，有的老同志發表了長篇講話，對魯迅、馮雪峰都有欠公允。由於時間關係，馮乃超、李何林、王瑤、章廷謙等先生皆未能發言。但他會後表示：馮雪峰同志抗戰期間住在重慶姚蓬子的作家書屋，那是周恩來同志的意見，是黨的派遣，不能說他有立場問題，並請我們便中將他的意見轉告那位發言的老同志。這點小事再一次表現了馮乃超同志的公正無私以及對魯迅、馮雪峰的深厚情誼。

　　在紀念馮乃超同志百年誕辰的時候，我想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去年不幸病故的中山大學教授、馮乃超研究專家李偉江同志，我的文章得益於他編的《馮乃超文集》、《馮乃超年譜》、《馮乃超研究資料》等著作，我的文章也是對他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