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黨民族主義的困境與中國現代政治民族的建構

摘 要：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民族（nation）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理論有諸多可取之處[ 筆者以為霍氏民族與民族主義理論是比較科學和合理的，故本文主要是以霍氏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理論為支撐來對辛亥時期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做研究的。]，以其理論解讀近代中國革命黨的民族主義，將會帶來全新的認知，遺憾的是學界用現代民族主義理論來研究辛亥革民的民族主義還很少見。法國大革命時期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self-determination）、19世紀下半葉歐洲盛行的族群民族主義（ Ethnic group nationalism）、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極深地影響了1912年之前革命派的民族主義理論，使漢民族這一政治民族深入人心。推翻清王朝之後，邊疆地區由於列強的侵略以及辛亥革命的影響下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此起彼伏的獨立運動導致中國四分五裂的危機，以及「 單一建國 」訴求對民族建構的歷史進步之「 擴張原則（Expansion principle）」[ 「擴張原則（Expansion principle）」為霍布斯鮑姆在《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一書裡面提出，霍氏用民族的「擴張原則」為多民族國家辯護，這一理論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下文亦會用此理論來研究。]的違反，使革命派的漢民族主義走到了末路。為擺脫邊疆危機，革命派提出五族共和並為其所否定之後，終以美國為樣板重構其民族主義，是為（大）中華民族這一更為強調對國家的認同的政治民族的構建。中國民族主義成功地從民族主義發展的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過渡[ 霍布斯鮑姆的民族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的劃分，從重視血緣、語言、文化的民族主義原型到少數激進分子對建立民族的奔走努力，再到民族主義爭取民眾認可，這樣的很好地理順了民族主義發展的脈絡，筆者認為符合民族主義發展的規律，故采其理論作為研究中國二十世紀初革命黨民族主義的理論支撐。]，中華民族這一政治民族的成功構建，對之後的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鍵詞：民族；民族主義；政治民族；中華民族導言：華夷之辨、種族民族主義觀點的質疑及現代政治民族的內涵　　在討論本文的主題之前，有必要先對幾個與此主題關係密切的問題和概念做一番簡要的探討與梳理。革命黨民族主義之近代性是許多視其為傳統華夷之辨的中國大陸學界所忽視的，筆者認為，無論是1912年之前還是之後，革命黨人民族主義之理論與實踐都是極具近代（也可以說是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理論和革命；革命黨人在1912年之前所宣揚的民族主義，愚以為不是有的學者說的是狹隘、種族和愚昧的，以當時的中外歷史環境以及滿清征服歷史的考察來說，是極具正當性的，是當時世界，特別是歐洲近代民族主義思潮影響與滿清統治的產物，筆者在此強調其近代性與正當性；革命黨人1912年之前與之後的民族主義理論與實踐是極為迥異的，1912年前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與1912年之後的民族主義理論都是深受西方影響的、近代性的民族主義，只不過前者更強調民族的生物性，或者說對血統更為看重，而後者則是更為強調民族的政治性，血緣在現實主義訴求面前已經顯得微不足道了，而（大）中華民族則是這一轉變的產物。　　1912年之前，革命派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作為綱領的民族主義，中國學界雖然對此認知解讀不一，但是基本持批評否定的態度。典型的看法為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是中國傳統夷夏之辨的延續以及受歐洲影響的種族民族主義。[ 用夷夏之辨來研究革命派的民族主義，代表文章為：朱義祿.夷夏之辨與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中國政治文化研究之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6月,第13卷第3期.張韶梅.孫中山民族認同心理的歷史考察及當代價值.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9月 第39卷第5期此外論及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華夷之辨與種族問題的還有：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9. 徐立望.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史的考察——從民族意識到民族主義.求索，2001年五月. 龐廣儀1 郭艷紅2.再論辛亥革命時期的民族主義.宜春學院學報,2008年6月,第30卷第3期. 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02年12月，第三期，第49-119頁. [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鄭大華.論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思想來源及形成.浙江學刊,2007年第1期.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是學界研究的重點，研究成果頗多，在此不一一贅述。]同濟大學朱義祿教授通過對王船山、劉師培、章太炎、朱執信等的言論與著作的解讀[ 詳見：朱義祿.夷夏之辨與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中國政治文化研究之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6月,第13卷第3期.]，得出結論：「從政治思潮的角度看，堅持夷夏之辨不只是章太炎、劉師培這樣有系統排滿思想的學者，更是絕大多數革命者的共識。」[ 朱義祿.夷夏之辨與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中國政治文化研究之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6月,第13卷第3期.]此種看法不幸將族裔認同之「民族主義原型」[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54-97頁]與民族主義相混淆。　　明清之際的民間秘密會社都把反清復明列於目標綱領之上，「民間會社之所以致力於復明，是因為明朝不同於它的前朝和後代，（清朝——引者著）不是漢族朝代，」[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76頁(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支撐其基礎的是傳統華夷之辨、漢民族的族裔認同以及對政權的效忠，它與革命派之排滿、復國（中華國而非明朝）的民族主義是有本質區別的。「然而即使是這般明顯的族裔認同，對中國——引者著）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也只是非常小的貢獻」。[同上]　　王船山等人的華夏夷狄之大防只是民族主義原型而已，是一種基於當時中國民眾對滿清入關會造成宗族社會以及儒家新思想崩壞的擔憂的結果，是一種本能的反抗，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言：「在民族時代來臨之前，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抵禦外族的例子……然而若以當時的意識形態觀之，這種行為幾乎都是基於社會和宗教情感，而非民族主義」。[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85頁]清季大量反清復明思想的存在，是民眾（知識分子）對前朝的眷戀以及效忠感情的延續，「這種身為某個在歷史上曾經存在或依然存在之國家一員的成員感，很容易轉化為民族主義原型」[ 同上]，霍布斯鮑姆在此強調：「民族主義原型與近代民族主義之間，並沒有一脈相承的關聯，如果有的話，也一定是認為虛構出來的。例如猶太人的民族主義原型和現代的猶太復國主義，根本不具任何直接聯繫」。[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82頁]沒有學者會否認辛亥革命時期（廿世紀初）革命派的民族主義具有的現代屬性。革命派民族主義理論的奠基者，譬如孫中山、章太炎、汪兆銘、胡漢民等人，沒有不出過國的[ 1878年5月，12歲的孫中山受長兄孫眉接濟，隨母乘輪船赴日本，「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美國學者史扶鄰曾指出，孫中山在易受影響的青少年時期求學於夏威夷的意奧蘭尼書院。對於其政治思想的形成有很大關係。見[美]史扶鄰著：《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丘權政、符致興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二章，第11～12頁。戊戌政變後，章氏仍遭通緝，避地台灣，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1899年夏，東渡日本。1902年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之後多次赴日。汪精衛1904年和胡漢民等人一起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的公費留學生。1912年9月汪精衛和陳璧君結婚後，赴法國留學。　　胡漢民1902年留日，就讀東京弘文師範科。退學回國後，任教廣西梧州中學。後赴日就讀法政大學。後多次赴日。　　]，他們的青年時期都在日本或者歐美接受過高等教育，當時他們接觸的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前沿比較先進的民族主義理論，他們的理論與實踐不是漢民族歷史上與周邊少數民族在血緣、文化等方面有意識區別的族裔認同為其基礎的華夷之辨所能類比的。當時排滿風潮的主將章太炎就坦言，原來的華夷之辯「卻沒什麼學理」，自己是「自從甲午之後，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才有學理收拾進來」。[ 《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96頁。]　　華夷之辨是基於民族生物性與文化的族裔認同，其產生的歷史遠於漢民族產生的歷史，漢民族主義是近代的產物，「民族是民族主義的產物」[ 霍布斯鮑姆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採用蓋爾納的觀點，云：「我和蓋爾納都特彆強調：在民族建立的過程中人為因素的重要性，比如說，激發民族情操的各類宣傳與制度設計等」「簡言之民族主義早於民族的建立。並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在此筆者採用這一學說。]，把華夷之辨這一封建時代的族裔認同（民族主義原型）等同於中國資本主義博興時期的現代民族主義是不妥當的。　　另一種觀點認為1912年之前革命派的民族主義為種族主義（或者說種族民族主義），多數學者為其冠上狹隘、非理性等辭彙。這種以現代民族國家的語境對其進行解讀顯然是有問題的，因為這樣完全忽視了當時的革命派的民族國家觀，對此，把革命派的民族主義理論與訴求放在當時的歷史語境裡面進行解讀才比較妥當。　　蓋爾納（Emest Gellner）在《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 and Nationalism）開篇即云：「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 厄內斯特·蓋爾納著.韓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第1頁]其認為，一個民族就應該有自己的一個國家，違反了這一條原則必然會引起廣泛的憤怒情緒。對歐洲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早期民族主義轉型頗具洞察力的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亦指出：「曾是自由主義時期民族主義核心要素的『門檻原則』已遭揚棄。也就是說，任何一群人只要自認為是一個民族，便有權在他們居住的領土上享有獨立的國家主權，並擁有自己的政府，全權治理國家」[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123頁]「曾幾何時，『種族』與『民族』竟然變成同一件事，人們把他們視為同義詞，而且還漫無邊際地把種族（ethnic lines）特質等同於民族（nation）特質」。[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129頁]霍氏並引用一位法國觀察家把1904年的英法協約（Anglo-French Entente Cordial）所作的「英法這兩個種族」「遺傳天敵」之間無法訂立同盟協定的觀點，來對這一時期民族主義的轉型做出佐證。辛亥革命在中國醞釀與爆發時，同時代的歐洲正在經歷極為明顯的民族主義轉型，並在20世紀初完成這一轉型。把歐洲的革命理論作為精神支撐的革命派對此不會沒有察覺，事實是，歐洲這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種族」與「民族」界線不辨的民族主義對革命派造成了及其深遠的影響。　　由此來看革命派在1912年之前排滿建國的民族主義訴求，是基於當時世界主流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而作出的選擇。革命派極力宣揚排滿，是因為當時業已建立的漢民族（狹義的中華民族）認為它「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是不一致的，按照當時流行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原則，宣揚自己的民族主義（即與民族主義混為一談的種族主義），要求把侵略自己本部十八行省的滿人趕出去，以此建立一個單一民族（漢族）的中華國，這種要求有其正當性以及必然性。 　　若我們再結合新清史學派（The New Qing History）的研究成果來看待這一問題，革命派「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合理性以及法理基礎就更顯明朗。新清史學派的代表人物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認為「...... 中國是清帝國的一部分，由外來的侵略者滿人統治......中國人自己沒有軍隊，沒有確定的領土邊界，最重要的是沒有國家主權的概念。在19世紀晚期，在許多人進入這個領土遼闊的帝國的黃昏的時候，舉著民族主義大旗的中國領導人崛起了。他們對清帝國、大英帝國和法蘭西帝國的反抗足夠清楚。不清楚的是，一旦清朝倒台，諸帝國的侵犯隱退，這種民族主義的基礎是什麼。」[ Pamela Crossley.China"s Century-Long Identity Crisis:The Party tries to hide the 1911 revolution"s real legacy: a society open both at home and with others abroad. Wall Street Journal.On October 9.]清末，革命黨人對滿清的認知是與英法等列強的侵略是一致的，驅逐滿清殖民者是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先決條件。「新清史表明，在滿清的權力顛峰之際，它並沒有將中國看作是自己的核心統治區域，而僅僅是其更加廣袤得多的領土的一部分——儘管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統治還包括蒙古、西藏，東北（現在有時被稱為滿洲）和新疆等亞洲內陸地區。」[ 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Issue 88 (winter 2004): pp. 193]革命黨人把滿清的統治視為侵略以及殖民統治，而滿清亦只是把中國視為其龐大帝國的一部分，既然二者都不認為彼此屬於自己，那麼在革命時把排滿作為實現目的的手段之一怎麼能說它是極端的、狹隘的和愚昧的呢？所以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革命黨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是合理的民族主義訴求。　　再看現代政治民族。1912年之前的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理論是以漢民族為基礎，以推翻滿清的殖民統治、恢復漢族人的中國為目標的，他們的民族主義亦可以稱為漢民族主義，作為支撐這一理論基礎的漢民族，筆者認為是隨著列強入侵傳入中國的西方（主要是歐洲）近代民族主義影響之下，民族主義博興的中國內部由部分人構建出來的，簡言之，漢民族是近代中國民族興起的產物。這一觀點會遭到普遍的質疑，因為在歷史上有華夷之辨等，漢人這一名詞已經使用了兩千多年。[ 據學者考證，漢人一詞最早出現在漢朝，當時是用於稱呼漢朝周邊歸附或者被征服的少數民族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漢人就指稱當時的中原文化下的中原一帶生活的民眾。]對於這些質疑，華夷之辨在上文已經討論過，在此不作重複論述。漢人在中國歷史上使用極廣不能否認，但是這主要是強調文化認同[ 對於這一點，清朝雍正時期反滿的曾靜案之後，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對華夷之辨、華夷之防進行駁斥，其指出，華夷之區別不在於種族與文化，只是地域上的區別罷了。顧頡剛亦指出，民族融合時期的中國，是以文化來劃分族群的，少數民族認同中原文化，被中華文化同化，那他們就被認為是漢人，文化在族裔劃分上，在封建時期的中國是極其重要的。但是汪兆銘認為，在中國近古時期，入侵的少數民族確實被漢族文化同化，但是自清已降，漢民族面臨著被少數民族同化的危機日益加劇，清季之「剃髮易服」就是最主要的消滅漢民族特性的舉措之一。]，血緣的關係其實是很少在乎的。漢民族屬於政治民族，只是這種政治民族更強點民族的血緣與文化認同；中華民族（包含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一個新民族）更不用說也是政治民族，其本來就是政治的產物，其政治性不用多說，對血緣已經沒有觸及，強調的是生活在中國這個範圍之內的各個民族統一的必要以及對民族國家的認同，這一點美國的樣板作用是很明顯的。　　華夷之辨不適用於近代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即使有，華夷之辨所佔的分量亦是很小的，1912年之前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不是狹隘與反動的，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有其正當性和合理性，其遇到的困境只是當時西方民族主義困境的一種中國反應。困境之下，在尋其出路之時，西方在這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果，比如美國與英國，就成為了革命黨人1912年之後民族主義理論的來源以及學習的樣板，以政治的目的創造出來了一個新的民族——中華民族，或者說賦予了其新的含義。這個包含了中華民國境內的各民族的中華民族成為後世官方的主要民族觀，漢民族或者別的民族，據很少被提起了。在對上述問題與概念基本做出了論述之後，接下來，筆者就革命黨人的單一民族建國論（滿清政權合法性的危機：子民到公民轉換失敗、人權宣言之民族自決原則、漢民族主義與國史重建、處於霍布斯鮑姆民族主義分階的第二階段）、單一民族建國論的困境（邊疆危機之邊疆民族民族主義的興起、中華民國政權的合法性——政權轉移問題）、現代政治民族之建構（霍布斯鮑姆：擴張原則、困境之中尋找出路、處於霍布斯鮑姆民族主義分階的第三階段）以及對後世的影響做一番詳盡的探討。　　1912年之前革命黨的民族主義與單一民族建國論　　革命黨人在1912年之前試圖建立的是只包括漢民族的，以漢民族傳統生存之所謂本部十八行省為國土的一個單一民族的共和國。以下就對這一單一民族建國論之起因和性質做一個簡要的梳理。　　、滿清政權合法性的危機：子民到公民轉換失敗　　滿清對中國的統治持續了大約兩個半世紀，其在1895年至1912年這十幾年遇到的政治危機比以往兩百年加起來的還多。被列強打開國門之後，隨西方人進來的不只是炮艦和剝削，還有近代西方的各種先進知識，科學的社會的以及人文的，滿清統治下的中國人之民智正是由此開啟，特別是19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這一時段內，西方的大量社會科學學說被介紹到國內。當漢民族主義在此時期前所未有的爆發時，滿清的政權合法性遇到了空前的危機。而這一危機的後果就是滿清在中國的統治宣告結束。　　究其原因，滿清之所以覆沒，是因為在政治快速變遷的時期，「以前長久以來維繫人民效忠的力量，諸如王朝的合法轉移，君權神授，政治的悠久歷史，或宗教凝聚力等，都已告衰微」[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101頁]。在民智大開的時代，君權國家的政權的傳統合法性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更遑論作為異族統治中國的外來滿清政權。為了挽救革命帶來的危機，歐洲的君主國家，諸如德國、英國，亞洲的日本，都通成功地將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族」的基礎之上，即把民族主義成功地轉化為愛國主義。政權也在這一時期進行了民族化（至少是形式上的），即把子民（subjects of a feudal ruler）轉化成現代的公民（citizen）。　　在政權合法性轉化的過程中，我們沒有看到滿清政府的努力，而且還處處試圖阻撓其支持者的努力，比如，維新變法就是康梁等試圖通過政治民主化來確立滿清政權合法化以增強凝聚力抵抗列強侵略，把帝國的子民變為公民，滿漢平等共治，可是這一努力被滿清政府通過暴力殘酷地鎮壓了。另外，滿清在這一危機中也沒有試圖調和滿漢矛盾，建立一個政治性的民族來增強其凝聚力，滿清放縱滿漢民族間的差異與矛盾，導致了反滿的漢民族主義的興起。　　在漢民族主義興起之後，滿清以少數的異族統治占多數的漢族（當然也有別的民族），這一違反「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是統一的」的民族主義原則的現實，必然要引起漢民族主義者的不滿。誠如蓋爾納（Emest Gellner）所言：「違反民族主義有關國家和民族合一的原則，會深深傷害民族主義情緒……對這種情緒傷害最深的，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種裔差異。」[ [英]厄內斯特·蓋爾納著.韓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第172頁]　　故此，西方入侵傳入的政經思想導致了漢民族主義的興起，滿清在從傳統政權合法性向現代政權合法性之間的變失敗，以及身為異族統治者對「民族」這一現代政權合法性的基礎的漠視和無為，漢民族主義者必然會憤而主張建立一個單一民族的共和國。、《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與民族自決原則（self-determination）對革命黨人的影響　　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云：「各民族均享有獨立主權，無論其民族大小如何，人種為何，疆域何在。人民的主權是不能擅加剝奪的」。[ 轉引自[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22頁]這一宣言認為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有權獨立，建立自己的國家。漢民族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傳承的古老民族，必然有權獨立建國，即從滿清的殖民統治之下獨立並建立共和國。　　至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民族自決原則（self-determination）」主導了其和平協議。「根據這一項原則，歐洲在和會之後被劃分為二十六個國家」。[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34頁]從法國人權宣言到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從歐洲統一的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以及橫跨亞歐的奧斯曼帝國在一戰後相繼解體，其境內各民族相繼獨立建國，這一切，不能不給當時正在為革命尋求出路的中國革命黨人帶來影響，而且，這一影響筆者認為是極為深刻的，因為革命黨人的單一民族建國論，就是從歐洲各國各民族獨立建國的鬥爭中受到啟發和鼓舞，認為漢民族作為滿清帝國境內的一個被（殖民）統治的民族，當然可以從滿清境內獨立出去並建立自己的國家。這一點為新清史學派的代表人物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所提出，從當時世界視野來解讀中國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來說，此觀點是比較合理的。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美國獨立戰爭對革命黨人的影響亦不可小覷，孫中山1894在海外創建興中會時，他所訂立的秘密入會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就此指出：「所謂『創立合眾政府』，不消說孫中山是以中國的華盛頓自居」。[ 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9. 第197頁.朱維錚教授在此認為，朱元璋與華盛頓是孫中山的兩個形象，因為華夷之辨的「驅除韃虜」與聯邦制的「合眾國」是其民族主義的兩面。華夷之辨筆者之前討論過，朱教授的觀點實難苟同，至於「合眾政府」是不是其所云「全盤西化」，這有待進一步討論。]革命黨人認為，美國是大不列顛的殖民地，中國是滿清的殖民地，中國應當通過暴力革命從滿清獨立出去，所不同的是美國是由多民族多人種組合而成的美利堅民族，而中國則是單一的漢民族，而這一點，孫中山在1912年之後亦提出了「五族共和」，這便是完全參仿美國了。　　也應該注意到的是，辛亥革命爆發前，革命黨人的總部是在日本的，革命黨的諸多元老都在日本學習生活了很久，在日本建立了廣泛的人脈關係。日本作為一個單一民族的亞洲國家，並在民治維新之後取得與西方列強並列的地位，這一切都不能不對革命黨人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　　據此觀之，革命黨人的單一民族建國論不是其臆想與種族主義的固步自封，它的興起是有著世界背景的，它屬於世界民族主義理論與革命的一部分。　　、漢民族主義與國史重建　　對於漢民族主義的興起，汪精衛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漢民族主義理論的奠基人，雖然孫中山、章太炎等人亦極力宣揚排滿、漢民族的文明性，但是比較理論系統地用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理論對漢民族主義進行剖析的是汪精衛，這亦是革命黨的民族主義理論基礎。　　汪精衛《民族的國民》一文被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稱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性論著之一」[ [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王憲明 高繼美 李海燕 李點 合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23頁.]，汪精衛「借用伯倫知理的辭彙來定義民族」，並認為民族有兩層含義，即「一是法律實體，即由公民所組成的民族國家（國家），二是種族群體（族類）」。[ 同上]其認為單一民族國家比多種族國家好得多，比如民族內部的平等與自由，單一民族國家要比多種族國家要好得多。其也為革命排滿做出理論上的辯護，他以社會達爾文主義把世界上民族的演變分為四種，其以為「漢人現在有了民族主義覺悟，認識到在生存競爭中保種的必要，滿人將要麼被同化，要麼被消滅」[ [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王憲明 高繼美 李海燕 李點 合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24頁.]。杜贊奇對汪精衛的文章如此評價：「汪精衛的文章具有奠基性的意義，不僅因為它影響深遠，而且因為它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循環話語的三要素（種族、民族及歷史）重建成一個系統性的民族主義學說」。[ [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王憲明 高繼美 李海燕 李點 合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25頁.]漢民族主義從興起到理論化，說明其進入了較成熟的階段，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對持華夷之辨、認為其愚昧落後狹隘激進的觀點的駁斥。　　當然這一時期不同派別的梁啟超亦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其認為革命黨人的漢民族主義是「小民族主義」，而「在中世末期，亞洲諸種族已凝聚為一大種族，一致對外」[ 梁啟超.梁啟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第312頁]，這理論與汪氏之主要區別就是對滿清歷史的不同史觀解讀以及單一民族建國還是多民族建國的分歧。雖然如此，中華民國成立之後，革命黨亦吸收了梁氏的民族主義理論。　　在漢民族主義博興之時，國史問題被提出，革命黨人試圖在歷代正史的基礎上重建一部為其民族主義服務的國史，以此來喚醒國民對漢民族的民族認同，增強革命力量。　　為什麼革命黨人要重構國史呢？也許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在探討族裔認同時創建的族裔——象徵（Ethnic - symbol）這一概念可以給我們解釋。史密斯（Anthony Smith）認為，族裔一象徵包括共同體的名稱、共同體的起源神話與傳說故事為共同體而奮鬥的英雄人物及其事迹、共同體經歷的金色時光與患難時刻、共同體的政治制度、宗教、語言、風俗傳統以及思想價值觀念等。為了建立並增強民族的認同，需要挖掘族裔與民族的歷史。史密斯認為人們通過回憶自身民族以及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可以形成民族認同中的身份意識，並且通過回憶自身民族以及民族國家的歷史不僅激發了人們對於自身所在民族以及民族國家的忠誠與熱愛等心理情感，而且也激發人們對於所在的民族以及民族國家的責任意識。[ 詳見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Smith. [M]．0xford：0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一書。]民族歷史構建了民族認同，而民族認同正是民族主義的力量所在。[ 唐書明、劉鋒.不同視野中的歷史與民族主義關係——霍布斯鮑姆與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的差異.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1月.總217期，第一期.]史密斯充分強調了民族歷史對於民族主義以及民族國家的意義，以此視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革命黨人如此重視中國歷史就不會那麼奇怪了。　　南京大學王春霞博士認為，革命派的國史重建主要以漢族族體為中心「除了尋求漢族的起源、歌頌漢族的始祖之外，還宣揚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輝煌鬥爭史、湧現的英雄豪傑、以及漢族悠久燦爛的文化，等等。」[ 王春霞.排滿革命與國史重建.《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三十一期.其從漢族始祖——黃帝、漢族英雄譜、「漢奸」痛史、宣揚漢民族燦爛文化的「國粹」等方面對革命黨的國史進行一個頗為全面的討論。對於這個問題，可以詳見此文。在此不作重複論述。]革命黨主要構築了一個以黃帝為始祖的漢民族歷史系統，炎黃子孫就是其成果。革命黨之孫文、章太炎、劉師培、黃節等人在其文章和著作中皆對黃帝為漢民族始祖做出論述。革命黨機關報《民報》第一期刊首印有黃帝像，圖下說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 同盟會陝西分會在1908年組織祭黃帝陵儀式。此外就是塑造漢民族英雄譜系並痛陳歷史上諸如吳三桂等「漢奸賣國賊」，大力宣揚「國粹」來證明漢民族在歷史上的成就。　　黃帝是否是漢民族的始祖，是否也是民族國家的起源，這還需要大量的考古發現作為支撐，民族英雄與漢奸也與史觀的各異有著極大的認知差異，但是可以知道的是，革命黨人在國史重建中對中國歷史的解讀是有很多誇大以及不實的成分的，正如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所言：「裝扮成為歷史，以神話的形式表現出來，並形成人們的認同，民族主義是其中最為標準的事例。」[ Hobsbawm. History[M]．New 1rork： The New Press，1997．PP27.]霍氏力陳民族歷史依靠民族歷史建構民族認同的弊病，其認為這種虛構的歷史以及這些對待歷史的錯誤態度蘊藏著的巨大社會危險性。但是所有歷史都是政治史，時至今日史書上也沒有完全客觀的歷史存在，史密斯（Anthony Smith）就認為「有關民族這一集體的起源與發展的歷史，通過宗教儀式和慶典、政治神話和象徵、藝術和歷史教科書等多種形成而體現出來，不斷形成流行的『民族歷史』，這意味著人們的民族認同仍然生機勃勃、極具活力。」[ Smith.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P233]　　史密斯與霍布斯鮑姆看法完全相異，就革命黨的國史重建來說，這一做法確實在1912年之前的排滿建國革命起到過凝聚民眾（其實這一凝聚力也很微弱）、團結革命團體的目的，但是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其境內包含有蒙藏回滿等少數民族，這種史觀對國家的統一是消極的。　　、革命黨的單一民族建國論與霍布斯鮑姆民族主義分階的第二階段　　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與羅奇（Stephen S Roach）皆認為，民族運動發展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A階段為純粹的文化、文學與民風習俗的交融時期；在B階段中，出現了民族主義先驅以及諸多推動「民族概念」的激進派，同時，他們還大理鼓吹借政治手段來建立民族；C階段為民族主義綱領需要藉助人民支持的階段。這一理論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其分期是基本符合歷史發展脈絡的。[ 此處詳見《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12頁.]　　以此來分析1912年之前的革命黨的民族主義，則對很多問題都會豁然開朗。該時期革命黨的民族主義顯然是處於B階段的，以孫中山、章太炎、汪兆銘等革命黨人先驅大力鼓吹漢民族主義以及極力排滿，在當時其相對於立憲派，無疑是激進的，這一時期，華興會，興中會以及之後的同盟會等宣揚漢民族主義的派別和團體相繼湧現，「漢族」這一概念通過革命黨人近代民族主義理論討論後被確立以及其內涵被充實。　　該時期的民族主義理論是屬於中國積極少數的階段，與民眾聯繫不甚緊密，這也是辛亥革命群眾參與極少的原因，關於這一點，魯迅先生的文章有過諸多描繪。這一階段是不會持久的，必然將向民族主義與民眾相結合、得到大多數人民支持（至少是民族主義者宣稱他們擁有廣大人民支持）的階段過渡。二、革命黨1912年之前的民族主義困境　　革命黨在1912年之前所堅持的民族主義雖然取得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成就，但是建國之後迅速到來的危機，讓這一理論遭到了巨大挫折，1912年建立的這個「民國」的國土範圍顯然是超出了革民黨人所要求的本部十八行省的，而他們的民族主義理論與訴求就與這些多出的領土產生了衝突；並且這一「民國」並非是只有漢民族的單一民族國家，其境內生存者蒙古、藏、維吾爾等少數民族，取得政權的革命黨人面臨的困境——是允許境內這些非漢族的人口和地區按照民族自覺原則宣布獨立，還是以單一民族國家的原則對境內的非漢族進行種族清洗？顯然這兩種都是不現實的，這就是革命黨人民族主義理論的困境所在。　　、單一民族國家的不現實性　　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 and Nationalism）一書中對一戰之後的民族自決原則做了一番分析，其認為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民族自決原則（self-determination）要付諸實施是極為困難的，因為要使各國國界與民族及語言疆域一致重合是一項艱巨的工程。雖然如此，戰後歐洲還是依照這已原則成立了諸多小國，但是即便如此，也無法做到成立純粹的單一民族國家，「在舊帝國廢墟上搭建起來的新興民族國家，依然是有多民族所組成，跟他們所取代的所謂『民族囚牢』（prisons of nations)的古帝國並無不同。」[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160頁]領土的重新劃分「原先在各國境內的『受壓迫民族』，如今被喚作『受壓迫的少數』。」[ 同上]由此「根據邏輯推演，如果想要創造一個國界與民族和語言講解完全契合的國家，似乎就必須把境內的少數民族加以驅逐或根絕。」[ 同上]「20世紀40年代之後，在各國境內實行的種族屠殺，就是上述邏輯所帶來的結果。」[ 同上]由此可知，認為地去建立單一民族國家是不可行的。世界上除了葡萄牙、朝鮮、韓國、日本（當然，日本境內也有極少數阿伊努族和琉球民族）等極少數的在歷史上形成的單一民族國家外，沒有哪一個新興的國家是單一民族建國的。老牌的國家諸如英國、法國等，都是多民族的國家。「於今觀之，要使民族疆界與國界合而為一的理想，恐怕只有野蠻人才做得到，或者說，只有靠野蠻人的做法才可能付諸實現」[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161頁]。　　通過上面的分析，中國作為世界的一部分，亦不可能逃脫這一個困境，革命黨人若堅持建立一個單一漢民族的中華國，那麼境內的少數民族就會被驅逐甚至被屠殺，而生活在諸多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漢族亦會遭此厄運，那時，生活在這一片土地上的各個民族就要遭受殘酷的戰火的荼毒，這是任誰也不願意看到的。革命黨人的單一漢民族建國也許有諸如《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之民族自覺原則（self-determination）等作為為支撐，但是世界各國的實踐證明，單一民族建國是行不通的。　　單一民族建國違背了民族的「擴張原則（Expansion principle）」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談到民族的「擴張原則（Expansion principle）」時認為「民族的建立被視為是一種逐步擴張的過程」，[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34頁]「就演化論的角度來說，人類的社群是由小而大逐步擴張，從家庭到部落到鄉郡到省市，從地方到區域，從國家到全球。若其他情況維持不變，隨著人類社會的逐日擴大，民族應該會跟隨人類歷史的演進同步向前」，[ 同上]「落實到具體層面上，這項原則意味著人們期待以民族運動來完成民族統一與民族擴張任務」。[ 同上]在此理論上，霍氏認為「（波蘭、摩爾多瓦等——引者注）這些國家的創建，顯然都違背了基於共同血統、族裔、語言文化或歷史經驗的民族主義原則」[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35頁]，「不過無論是基於哪一種主張，任誰也無法否認歷史上老字號的民族國家如英國、法國、西班牙等，都是多民族、多語系的國家」[ 同上]。　　以此來反觀中國，歷史上除了極短的幾次分裂以外，無論是漢族統治還是少數的異族統治，中國都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態隨著歷史的前進而加強，無論是漢族政府還是異族政府，都採取大量措施鞏固統一。而革民黨人1912年之前的民族主義訴求不是維護這種統一局面，而是欲自斷其臂地試圖從原有版圖中獨立出去，這種歷史的倒退是無法為當時大多數國民所接受的，其越來越無法走下去正是基於此理。　　、中華民國建立之後的邊疆危機的激化邊疆地區的民族主義是隨著列強的入侵而產生的，在列強沒有入侵之前，滿清統治者對中國的被統治者以皇帝身份來構築認同，對蒙古、西藏的被統治者則以大汗的身份來構築認同，以此來確保其政權的穩定與統一。[ 此觀點為新清史學派提出，筆者在此引用。]西方入侵初期，蒙藏等邊疆的民族主義也是完全反西方的，但是隨著列強對藏入侵的加劇，而滿清政府日漸衰微，無法保障蒙藏地區的民族利益，滿清皇帝作為他們世俗支持者（大汗）的作用已經很小，而西方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傳入，蒙、藏、維吾爾等在中國歷史上與中國關係若即若離的的民族，在之前純粹的保衛家鄉的反抗西方之後，遂與西方侵略者勾結，尋求其獨立地位。楊度對此問題有著比較前瞻的認識，其在《金鐵主義說》一文中指出：「獨是漢人撲滿之後，欲本民族主義，獨建立國家以自存於世界，斯亦必為勢所不能。何也？以今日之中國國家論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漢、滿、蒙回、藏而為其人民，此乃國際、國內之公認事實，各地之內政、外交，皆統一於政府，各國視二十一行省與蒙、回、藏地無別，但知為中國土地而已，視漢人與滿、蒙、回、藏人無別，但知為中國人而已，若忽持民族主義，僅以二十一行省地為中國之土地，以漢人為中國之人民，排滿之後，若不進一步排蒙、排回、排藏，則不能達其一以民族成一國家之目的，而全其民族主義，使其如此，則蒙、回、藏固亦主張民族主義之人也，不僅我排彼，彼且排我。於是全體瓦解，外人乘之」。[ 楊度. 金鐵主義說. 連載於《中國新報》第一至第六期 ]「單一建國的思想不僅會喚醒大漢族意識，還會喚醒其他民族的地方民族意識，尤其是在中央政府權威暗弱導致舊有的國家認同體系瓦解之時，這種過於強調族裔色彩的單一民族建國學說只會帶來民族分離主義與邊疆的不穩，實際上，楊度此言絕對是有先見之明，外蒙在清末民初的民族分離活動即是例證。」[ 詳見《「獨立外蒙」的主權交涉與國家認同》（張啟雄.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20期）]　　正是由於中華民國建立之後，面臨的這些邊疆危機，讓革命黨之前的民族主義遇到了極大的困境。「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在認識到清末民初多民族國家建構的嚴峻性之後，汪精衛等人的漢族單一建國論、滿洲非中國人，明末建州非中國之領土等觀點再無人提起也無人注意，甚至作者們也羞於將其收入文集。」[ 郭雙林:《門羅主義與清末國家民族認同》,《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鄭大華，鄒小站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348頁。] 　　、中華民國政權合法性的困境　　若堅持1912年之前的民族主義，則新建立的民國政權合法性就會處於很尷尬的境地。中華民國的主權理論上是覆蓋滿清領土全境的，其中包含了革命黨人所堅持的本部十八省，亦含有蒙古、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單一民族建國，則蒙藏新疆留在中華民國境內是荒唐的，沒有法理依據的。革命黨人之前所堅持的民族主義，是要從滿清的統治之下，把漢民族聚居的本部十八省獨立出去，並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的共和國。據此可以認知，同樣處於滿清統治之下的蒙古西藏新疆等與中國（中原）具有同等的地位的邊疆地區的民族，亦應該獨立建國。這是中華民國遇到的法理挑戰之一。　　其二便是現在藏獨依然宣揚，並為新清史學派推崇的，即西藏、蒙古與滿清的聯繫是通過宗教來維持的，他們之所以臣服於滿清統治者，是因為藏傳佛教為紐帶在三者之間建立了一種契約，滿清政府垮台之後，這種契約就宣告解除，西藏便應該理所當然地回到之前的獨立地位。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西藏問題研究中心 」於2000年9月28日 編寫了一本名為《略論西藏與滿清關係史》的小冊子，其更是認為西藏與滿清交往的兩百多年中，西藏一直保持著獨立地位，滿清與西藏是一種國與國的關係，滿清統治者與西藏是師徒關係，除了滿清統治者信奉藏傳佛教之外，還因為滿清控制同樣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的需要，而西藏也需要滿清的保護，僅此而已。　　這些論調確實為中華民國（若中華民國不願被瓜分的話）的政權合法性造成了挑戰。顯然，革命黨人之前的民族國家建構理論已經無法為其提供法理支撐，而且正在成為它的絆腳石。為了擺脫這一困境，革命黨就需要改造其理論，在民主化的同時建立新的民族認同是解決政權合法性的有效手段之一，五族共和便應運而生了，之後的（大或者新）中華民族就更進一步了。　　但是這也無法解決中華民國把西藏蒙古等納入其領土的合法性，這就需要從政權轉移來尋找法理基礎。清帝退位詔書既是這一法理基礎之一。[ 對中華民國主權連續性以及滿清政權轉移的問題，詳見《「大妥協」——清王朝與中華民國的主權連續性》（章永樂.環球法律評論.2011年第5期）與《辛亥革命——現代中國政治的合法性問題》（蔡孟翰. 聯合早報. 2011-10-17）一文，作者對這一問題有精彩的論述。]　　現代政治民族之構建（一）、尋求出路——（大或者新）中華民族的建構　　何為現代政治民族？現代政治民族是伴隨現代國家建立而同時產生的，「它僅僅隨同現代國家一同產生，是在明確的政治法律規劃之下締造出來的事物，是一個政治的人造物，如德意志民族、美利堅民族等等。」[ 熊文馳.民族主義、民族國家與正當性問題.國際政治文化研究.國際觀察.2011年第3期.]《新英文辭典》（New English Dictionary）記載「在1908年之前，『民族』的意義跟所謂族群單位幾乎是重合的，不過之後則愈來愈強調民族『作為一政治實體及獨立主權的含義』」[ 轉引自《民族與民族主義》（[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20頁）]，「民族等同於國家，等同於人民，尤其是享有主權的的人民，無疑是將民族跟領土兩相結合」。[ [英]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22頁]政治民族在此強調的是國家的重要性，他是認為建構的，血緣文化以及語言等族群特徵不再是其關注的所在，對主權的強調成為重點。以此反觀中國，中華民國建立之後，革命黨確認五族共和，並在此基礎上創造或者賦予中華民族新的含義，成功構建了一個基於國家認同的政治民族。但是我們不能就此否認革命黨之前極力推崇的漢民族就不是政治民族，在此還得再次指出，革命黨1912年之前的漢民族主義是與建國思想並行的，而二者的結合就是單一民族建國思想，從被人們所知的政治民族定義來看，革命黨的漢民族是政治民族，儘管在這裡傳統的族群特徵，譬如血緣、語言、文化等所佔比例較多；我們也不能否認1912年之前革命黨民族主義的近代性。　　革命黨的民族主義以1912年作為分野，前後是完全相互對立的，1912年之前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排滿的單一民族建國論，前面已經對其性質以及面臨的困境做了簡要的分析，建國之時，面對這一系列難題，革命黨人不得不重新尋求出路。　　其實這一出路立憲派就多次提出過，那就是五族立憲，只不過革命黨人之後把立憲改為共和罷了。如果說1912年之前革命黨與立憲派的論戰是革命派的民族主義取勝，那麼在建立民國時則是立憲派的民族主義理論取得上風，畢竟革命黨的理論瓶頸是很明顯的。正是如此，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云：「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統一」。[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孫中山全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234頁]　　與革命黨民族主義並行的另一個民族主義體系——立憲派的民族主義在現代政治民族的構建上走得比較遠，代表人物為梁啟超和楊度。　　梁啟超在1902年給民族主義所下的定義為：「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 梁啟超.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新民叢報.1902年,第1期.後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中華書.1989年版，第4頁]這個定義實際上包含了國家在「上下」、「內外」兩個層次上的關係，而他所謂「相視如同胞」，主要的標準在於文化傳統。所謂「同種族」的種族，也是「夷狄而華夏，則華夏之」的種族。姜蘊剛的觀點更具代表性，他認為中國只有文化問題，「並無真正的民族之分」[ 轉引自金炳鎬主編．中國民族理論百年發展1900一1999. [M]．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第245頁]梁啟超在與革命黨就立憲與共和論戰時提出「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第2冊，文集之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74-76頁.)]與革命派的漢民族主義爭鋒相對。梁啟超用伯倫的民族主義觀點認為可以「化其人民而別造一新民族」、「合併同族諸邦為一大帝國」、「聯合國內多數之民族而陶鑄之，始成一新民族」達到「合多數之民族為一國家」[ 同上]的目的，簡言之，對於革命黨人的單一民族建國論，梁啟超用多民族建國論作為回應，而且還創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國可以把多族用政治手段融合為一個新民族，即建構一個以主權為核心的民族國家。蔣智由亦認為：「於立憲之下，合漢滿蒙諸民族皆有政治之權，建設東方一大民族之國家，以謀競存於全地球列強之間是也」，由此「以政治權分配於數個之民族，使人人皆有國家主權之一分，而視國家為已所有之物，則對於國家親切之心日增，即對於民族憎怨之情日減」。[ 蔣智由：《變法後中國立國之大政策論》，《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066頁。]梁啟超等人的民族、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理論雖然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前被革命黨大肆韃伐，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孫中山等人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理論無疑是從梁氏學說汲取靈感的。　　楊度則以現實主義之目的認為革命黨的單一民族建國是亡國之論，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強行分裂為若干份，列強想做而沒有做的事，革命黨卻做了，以國家統一的觀點來看革命黨的行為確實荒唐，故此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中對革命黨的民族主義理論大加批判，可是滿清帝國不是革命黨所認知的的國家，革命黨人所承認的中國只是包含漢民族的國家，這就是二者民族主義的根本區別所在，或者說，是對民族國家的認知有本質上的差異。楊度認為，「欲保全領土，則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則不可不保全君主，君主既當保全，則立憲亦可。」[ 楊度. 金鐵主義說. 連載於《中國新報》第一至第六期 ]民主共和只會讓蒙藏維吾爾等民族產生分離主義，欲讓這些民族（地區）保留在中國不至於讓中國分崩離析，則滿清皇室作為維繫中原與這些地區關係（統一）的紐帶，絕對不可廢除，所以保皇成為必然，而作為向現代化國家的轉變，立憲就順理成章了。　　梁啟超、楊度等立憲派的「合漢滿蒙藏回五族為一族」的民族國家理論以及對國家統一的重視與強調，成為革命黨人1912年建國之後的民族主義理論來源。成立於1911年12月20日的共和統一會之「宣言書」云：「（國家統一）一曰疆土之統一。十八省、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青海、衛藏，前清政治地理之區劃也，其在今日乃屬過去之名詞。寸地尺天，要無一非中華國耕檬之所及，苟有背疆土統一之旨者，民國政府人民之責也，而亦惟本會之責。一曰人民之統一。漢、滿、蒙、回、藏，歷史上之種族名稱也，然自東晉以來，東胡、突厥、蒙古、西藏諸民族入居內地者，莫不習焉而俱化。慕容、宇文諸氏未嘗外之於漢人也。且也室韋舊疆漢蒙移殖，突厥故壤蒙漢雜居，奕祀相承，互通姻媾，又安有歧視之畛域哉。今者民族大同，團結一體，爪膚有痛，影響全身，凡生息於中華民國耕檬之中者，即無一非國家之分子。嗣是而後，苟有背人民統一之旨者，民國政府人民之責也，而亦惟本會之責。」[ 共和統一會宣言書[A]．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Z]，第三輯，政治(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第756頁]民族與國家的統一就此成為了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共識，這也是廣大國民的共識。　　南北議和時，面對蒙古等民族對中華民國的疑慮，南方代表伍廷芳因此複電內蒙古王公說：「若以本代表所聞，民國成立，漢滿蒙回藏一律平等，確無疑義。……且國民平權，將來之大總統，漢滿蒙回藏人皆得被舉。政治上之權利，決無偏畸。」[ 伍廷芳復蒙古各王電[A]．渤海壽臣輯．辛亥革命始末記·要件[Z]．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2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第905頁]　　《中國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了中華民國的領土包含本部十八省、東北、西藏、蒙古新疆等，亦規定了民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這就從國家的根本大法上對國家與民族的統一做了法律規定，有了法理基礎，這也表明，革命黨的民族、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思想徹底轉變，由漢民族主義轉變為中華民族主義，由單一民族建國轉變為多民族建國。[ 對於這個問題，雲南大學潘先林教授《「五族共和」思想的內涵與實質探析》（載於《貴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25卷.總106期）一文有精彩的論述，上述資料亦大多引自本文，對原引者表示感謝。]在建立民國後，於五族共和之上更進一步的民族主義理論是民族融合，更確切的說是種族同化，以此來實現民族之統一。這一先驅當推楊度，其在《金鐵主義說》一文中云：「中國之在今日世界，漢滿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漢滿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去其一種」「人民既不可變，則國民之漢滿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為一」「至於合五為一，則此後中國，亦為至要之政。」[ 王晴波編.楊度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304頁]楊度首次提出了「五族合一」說。民國初年新成立的各政黨、各社會團體皆把「種族（民族）同化」列為政綱。譬如，1912年8月成立的中國國民黨宣言云：：「日勵行種族同化，將以發達國內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風之效也。」[ 孫中山全集[Z]，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399頁]中國社會黨黨綱亦云：：「融化種界。人道主義，四海兄弟。社會黨本無國界，尤不應於國內更分種界，務期同化，互泯猜疑，血統混合，文明溥遍，將無識別之可尋矣。」[ 中國社會黨宣告[A]．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Z]，第三輯，政治(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第587頁]中華民國統一黨政綱云：「融和民族，齊一文化。」[ 統一黨章程[A]．章伯鋒，李宗一．北洋軍閥(1912～1928)[Z]，第一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9．第371頁。]統一共和黨黨綱云：「保護海外移民，勵行實邊開墾；普及文化，融和國內民族。」[ 統一共和黨規約[A]．章伯鋒，李宗一．北洋軍閥(1912～1928)[Z]，第一卷．第367頁]此外還有公民急進黨、中華平民黨等黨派與「中華民族大同會」、「五大民族共和聯合會」、「五族國民合進會」、「五大民族生計會」等社會團體把「種族（民族）同化」列為黨綱政綱。　　但是民族融合或者種族同化並非一日而成的事，需要漫長的時間來完成這一進程，而當時的邊疆民族危機已經迫在眉睫，五族共和雖然能凝聚部分非漢族，但是沒有一個統一的認同，而同化有需要漫長的時間，居於此，孫中山創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這一政治民族認同。[ 對於孫中山提出「中華民族」詳見以對抗列強的分裂圖謀和邊疆危機，詳見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林冠群教授的《試論孫文「五族共和」思想》一文。本文此部分資料皆出自此文，在此對原引者表示感謝。但是本文與該文論述重點不同，對資料的解讀差異較大，在此一併說明。]　　孫中山與於1919年說：「無知妄作者，於革命成功之初，創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而官僚從而附和之」。[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第335頁]1920年，孫中山又云：「這五族的名詞狠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第227頁]據此孫中山對「五族共和」說徹底否定，並重新提出一個新理論，這個新理論就是新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這一新的民族主義的基礎就是重新建構的以漢族「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漢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的「中華民族之新主義」。[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第335頁]孫中山進一步對「中華民族」的內涵做出解釋，即中華民族是融合我們中國所有各族而成的。1921年，孫中山對中華民族做了更為具體的定義：「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同化於我……仿美利堅民族底規模，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第217-218頁。對於孫中山對中華民族內涵的解釋，學者意見不一。筆者在此認為這一論述有回歸漢族中心的意識，但是這並不能否認孫中山創造性提出中華民族這一與民族國家相同步的政治民族的功績。]孫中山在此的目的，是將中華民族建立成一個與美利堅民族、法蘭西民族、德意志民族一樣有著強烈凝聚力的政治民族。　　這一政治民族是革命黨人在構建了漢民族這一政治民族之後對中國政治民族的一次重建，而這一次政治民族的重建無疑是成功的。「中華民族」對中國的統一與民族的融合，增強民族凝聚力、抵抗異族的入侵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這一政治民族，至今還為海內外中華兒女所沿用，亦是海峽兩岸官方所承認的國家民族。　　、中華民族的構建與霍布斯鮑姆民族主義分階的第三階段　　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指出，民族主義的發展在經歷了源起、少數人的鼓吹建立民族的階段之後，民族主義將進入到需要藉助人民支持的階段。1912年之後，中華民國已經建立，革命黨之前的漢民族主義——革命排滿以及單一民族建國理論顯然已經難以為大多數國民的認同。之前的民族主義是部分激進民族主義者為喚起國民的民族意識奔走呼喚，1912年之後的民族主義既則進入了要爭取大多數國民支持的階段。　　革命黨人不斷修改自己的民族主義理論就是基於這一變化的需要，這不是有的學者所認為的朝三暮四，而是民族主義的進步，即客觀形勢需要做的改變。　　在喚醒國民的民族意識階段，革民黨人無疑是成功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中華民國的建立，即是其功績；在獲得民眾認可與支持階段，革命黨無疑也是成功的，中華民族的民族觀已經深入人心，至今生命黯然，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在隨後的抗日戰爭的到了檢驗。　　結語——現代政治民族成功重建對中國的影響　　前文已經多次提到，革命黨對中國現代政治民族的成功重建對中國之後的歷史進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與東方鄰國的戰爭中，中國之所以沒有被日本像滿清滅亡明朝一樣佔領，沒有再次亡國，筆者以為這得歸功於中華民族這一政治民族的成功構建。中華民族，對內可以團結境內各民族，對外可以一個民族的身份做抗爭。身份的認同無疑增強了中國人民的凝聚力，雖然社會經濟、工業生產能力等與日本完全沒有可比性，但是中華民族依然在惡劣的條件下，經過艱苦卓絕的抗戰，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　　以比較史學的眼觀看明清戰爭與抗日戰爭，就會對這兩場戰爭的不同結局有一個比較清晰地認知。民國與明朝一樣是大而弱，日本與滿清一樣是小而強，而當時民國與日本的差距不比明朝與滿清小（當時明比滿清強大德多），為什麼明朝抗清失敗而民國抗日成功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於己之見，明朝時期，中國連民族主義原型都沒有，對滿清的抵抗只是出於保衛鄉土和自身文化的本能，民族意識沒有或者微乎其微，對國家與民族沒有科學的認知導致的結果就是，當戰爭結束之後，侵略者略施安撫，並對被征服者的文化表示出一些尊重，則大規模的反抗就會迅速平息，這就是抗清失敗的根源所在。　　而抗日戰爭則不同，日本入侵的規模和強度都絕非滿清可比，但是中華民族的意識以及民族國家的觀念深入人心讓中國境內的民眾凝聚力增強、民族意識的提高讓我們意識到我們與日本人是不同的，國內的政治分歧就會迅速讓位於中外的民族矛盾，中國是以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身份與日本進行決戰的，這種抵抗便會變得強烈許多，眾多國民都自覺地投入抗戰中，這就是抗戰成功的原因。　　日本以為還可以作像滿清征服中國那樣的迷夢，侵華戰爭期間，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秉承侵華勢力的核心——軍部的意圖編寫了一部名為《異民族統治中國史》（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 此書分為兩篇，第一篇論述了北魏、遼金、元對中國統治的官制、軍制、稅制、土地政策、經濟政策、宗教政策等方面的措施；第二篇則全部論述滿清統治中國時的官制、軍制、財政、對村落的統治、文化及社會政策、統御邊疆的政策。日本侵略者試圖從這些以往的征服者中尋求征服以及統治中國的良策和汲取前人的教訓。詳見《異民族統治中國史》（[日]東亞研究所編. 韓潤棠、張廷蘭、王繼平等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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