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的發展及其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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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讀書周報》第1599號第七版「博覽書刊」版

（2016年1月18日發行）

《文明是副產品》

鄭也夫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鄭也夫

　　《文明是副產品》的書名就隱含著作者鄭也夫的觀點——人類文明那些最重要的里程碑，婚姻、農業、文字、印刷術，根本不是人類有意識研發出來的，而是其他有目標行為的副產品。事實上，人類文化寶庫里的大多數東西，並無實際用處，但恰是這些沒有實際用處的東西所包含的知識與文化，要比那些有具體實際用途的東西大得多。無用之學，最後才有大用處。

　　本書雖具有一定的學術性，但與生活細節、情感、經濟方式密切相關，它融合了生物學、經濟學、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的研究，通過若干生動議題，構建了人類發展歷史的龐大框架。

　　本文選自《文明是副產品》第六章。

活字的發展及其邊緣化

鄭也夫

活字發展粗疏脈絡

　　北宋沈括(1031一1095年)嚴謹而偉大的著作《夢溪筆談》中有如下記載:

　　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葯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為余群從所得，至今保藏。

　　遺憾的是，這是關於活字印刷發明人畢昇的唯一記載。我們從中知道，他是布衣，嘗試過木活字但未能成功，他發明了泥活字。上述記載之外關於畢昇的種種說法，諸如其生卒年，其為鐵匠等，均屬猜想。但畢昇嘗試過的活字材料限於土木，與金屬無涉。

　　早期泥活字書的最可信者，當為1193年　(宋光宗紹熙四年)周必大(1126一1204年，南宋政治家、文學家)印製自著的《玉堂大記》(選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從年代看，是世界第一部活字書。惜原版無存。

　　元代人王禎　(1271-1368年)，曾任安徽旌德縣尹，其時已開始寫作《農書》，歷時十餘年。預感篇幅較大，雕印困難，寫《農書》中途請木匠製作木活字三萬多枚。《農書》中記載了「造活字印書法」。王禎在旌德時，於1298年(大德二年)，用這套木活字印製了自己纂修的《旌德縣誌》，全書六萬字，百本書一月內印成。後調任江西，將這套活字帶去，但江西方面做了《農書》雕版，故這套木活字未竟初衷。王禎還設計了排字輪盤，將活字按序放在輪盤上，方便排字工揀字。

　　明代無錫大戶華氏家族好刻印圖書。華燧(1439-1513年)於1490年做出銅活字，印製《宋諸臣奏議》五十冊，可能是中國最早的銅活字印刷品。雖遲於韓國，且印製效果不如對方。與華燧同時的唐錦和謝啟元都說：近世大家多鐫活字銅印。似可說明其銅活字出於雕刻而非鑄造，並透露其時做銅活字者不止一家一戶。

　　將中國活字印刷推向高峰的是清代皇家。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始，制二十五萬枚銅活字刊刻《古今圖書集成》，至雍正六年(1728年)終，歷時二十八年，全書正文一千卷，字數一億六千萬。據當代學者考證，這套銅活字也是雕刻而非鑄造。巨作告成後，關於銅活字之下落有兩說。其一：

　　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活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乾隆《御制詩四集》卷二十二，詩句「毀銅惜毀彼，刊木此慚予」一詩之注。)

　　另一說：

　　遵旨查詢：武英殿現在有無銅字板並銷毀時有無被人換去之處。據該館官員稱，乾隆九年十一月初六日武英殿將銅字板二萬七千八百六十斤查明具奏，奉旨著佛保銷毀備用，欽此。於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因鑄造雍和宮三世佛，復經奏請，此項銅板銷毀應用。現今並無存貯銅板，亦無被人換去。等語。謹奏。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奉旨:知道了。欽此。(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初四軍機處上諭檔)

　　當代清史研究者項旋考證:軍機處檔案比乾隆個人的記憶可靠，即銅活字後鑄造了雍和宮三世佛。毀銅字後三十年，乾隆欲將《四庫全書》中罕見的書刊印出，韓裔大臣金簡力薦刻棗木活字刊印之，獲准。遂刻制二十五萬枚棗木活字，先後印成《武英殿聚珍叢書》一百三十四種。用連史紙印刷五部專備宮中陳設，用竹紙印刷三百部，定價通行。以後這些棗木活字再未派上用場，被衛兵們烤火取暖，蕩然無存。

　　與清代康熙的巨制相呼應的是，木活字在民間家譜製作中的應用。記載家族譜系對一個聚族而居的群落之意義毋庸置疑，而書寫乃至印本較之口耳相傳，既加固了族群記憶，又增添了莊重意味。魏晉乃至唐宋的譜牒，已難考證。現清晰可見的是，清代印製家譜的盛行，其印製多用木活字。乃至江南有了專門印譜的匠人，稱為「譜匠」，他們或在城鎮接活，或挑擔入鄉，擔子中有兩萬餘枚活字。因其木活字個頭大，家譜開本也大，常常高三十厘米，寬二十厘米左右。印數自七八部至百部。家譜的研究自有其廣泛多維的意義。

活字印刷未成主流

　　有專家提出，活字本數量僅及雕版書之百分之一二。還有專家認為，判定活字本的一個方法是排版中的橫擺、倒置、漏字，但若質量高超，該如何區分?所以勞榦說：「南宋時代傳下來的書籍，一定有活字印出來的，但是不一定能認出來。」或許估算百分比大膽了一些，但判定中國傳統印刷中活字書未佔主流，應為不爭之事實。因為在距今不遠、證據充分的時代，即西方人未改變我們的印刷術之前，所流行的是雕版而非活字。就是說，祖先發明了活字，認真地嘗試過各種質料的活字，且以活字印製過並非少量的文本，但主導方式仍舊是雕版。探討其原因成為經久不衰的話題。

　　韓國學者認為：「中國一直沒發明金屬活字所用之油墨。」中國學者承認：我們「金屬活字的著墨技術也沒有解決」。但其實那只是水準問題，中國銅活字的印刷質量趕不上韓國，但並未到不及格的程度，不然康熙帝是不會允許千卷《古今圖書集成》付印的。另一方面，這一解答本身在相當程度上處於他企圖回答的問題中，即中國金屬活字的著墨技術水平受其倚重雕版的影響。

　　第二種解答是審美，即中國讀書人崇尚書法之美，活字書無法像雕版書那樣滿足他們的審美需求。書法家與優秀雕工聯手完成的雕版書極富美學價值。韓國學者說：他們「雖已發明出金屬活字，但其印本比不上宋元朝雕版印本美麗」。而中國的活字書在製作精良及美感上又顯然在韓國活字書之下。而中國人竟然兼選印本連續譜中美學之上端與下端，且選擇下端的還是太平盛世中的帝王。就是說，美感是可以屈就的。就商品而言，如果是同等的成本投入或價格，製造者與購買者當然選擇有審美價值的，而價差較大時美感未必是所有購買者的選項。竊以為，這是古今通則。

　　第三種解答是中文活字的一次性投入太大。這一解答如成立，必是兩種結局：其一，門檻太高無人投入。其二，雖有過活字書的製作，但無人跟進。而在中國，兩種情形均未發生。華燧、康熙都投資於銅活字，乾隆使用木活字後跟進的「譜匠」甚多，但他們均攻不下雕版佔據的更大地面。比一次性投入更重要的是投入產出比，特別是兩種印刷方式:雕版與活字在投入產出上的對比。就是說，歸根結底是合算不合算的問題。

　　用腳投了票的人往往失去了用嘴說的興趣，中國的印刷從業者或許就是如此。他們對兩種印刷術之得失必心知肚明，卻絕無訴諸文字的興趣。倒是遠來的和尚更有動力，為我們留下了局外人的判斷。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後，痛感有了《聖經》的好譯本遠遠不夠，還需大量地印刷出來。倫敦傳道會為了搞清楚雕版與活字的成本與可行性，1812年派傳教士米憐赴東亞，責成他深入調研後寫出報告。米憐在1817年把一些中國印刷工匠帶到馬六甲，直到1922年去世前，他都在馬六甲經營或監督教會的出版事務，常常用雕版出版中文書，親歷並諮詢從事印刷的中國人和外國人。米憐的結論是:在某些情況下雕版在印刷中文上比活字更便宜、更適合。當然他沒有了解到中國的木活字所從事的小量印刷。其實米憐之前，利瑪竇已經注意到中文書籍「低得不可思議」的價格。

　　活字比雕版在幾個方面更費力。活字在排版後要校對，這在雕版那裡是沒有的。印刷完畢活字要歸位，雕版無此項工作。如需重印，活字法只好重排，雕版則從倉庫拿來即可重印。還有一項重要的比較，就是磨損與壽命問題。米憐悉心於此，他講述：

　　(印刷後)　輕輕清洗印版，反覆晾乾，防止書版表面因長時間蘸墨潮濕而變軟，最後再把書版晾乾，使之重新變硬，延長其使用壽命。……我們那裡的印刷工人證實，如果具備上面提到的那些質量和優點的話，一副書版可以印出三萬部書。

　　二十年後另一個傳教士將三萬冊提升到四萬冊。那是上限，一般而言，應在一萬五千冊到三萬冊之間。我們再看看活字的情況，朝鮮李朝鑄造金屬字的歷史始於1403年，終於1883年，四百八十年間共鑄造四十次，平均十二年一次。為何如此頻繁，筆者以為，首要因素是磨損。堪稱極品的甲寅字(1434年造，二十餘萬枚)印書一百五十五種，十六年後鑄造了與之同類的庚午字(1450年)。曹炯鎮說：「可推測甲寅字之使用已有二十年之久，所用的活字一定會有所磨損。」再說康熙帝的銅活字，在乾隆九年改鑄銅佛或銅錢之事，一個說法是，看守為掩蓋自己盜竊，建議改鑄。皇家隨時待用之物和殘損無用之物，對盜竊者的膽量的考驗是大不相同的。且改鑄之建議的前提是什麼呢，必是銅活字已不堪其用。用這套銅活字印畢《古今圖書集成》等書後，康熙帝十六子庄親王允祿奏議：「今若仍用銅字，所費工價較之刊刻木板所差不多，究不能垂諸永久。」(《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話中意味頗耐尋味，「不能垂諸永久」恐含蓄道出這套銅活字已呈頹勢。銅字明明是現成的，何故用它「工價與刊刻所差無幾」，當指將有修補銅字殘損之費用。康熙《古今圖書集成》共一億六千萬字，印刷三百餘冊。筆者粗疏推算，韓國甲寅字、康熙銅活字服役期比一套雕版的印刷限度(四萬冊)或許長一點，但也相差不多。概言之，康熙的二十五枚銅活字印製了三百餘份一億六千萬字的文獻，若用雕版，則必須在雕版上刊刻一億六千萬字印製這套文獻。所以每種書印三百冊，用銅活字是合算的。但每一枚銅活字比每塊雕版的印製限度可能相差不大。銅活字稍高於雕版的四萬次。銅字與木版印刷壽命相差不大，可能是因為一個個字體在整塊木板上不易磨損，而每一枚活字要頻繁地組合，不斷地拆卸磕碰必磨礪其字體，折損其壽命。就是說，若每種書印數成千上萬冊，用活字不上算。

　　中韓活字印刷史中的一項差異耐人尋味，就是韓國的銅活字是鑄造的。兩國間往來密切，韓國圖書不斷送給中國朝廷，韓國學者甚至認為中國的銅活字製造受其影響，但中國的銅活字是雕刻的，何以如此?　筆者以為，因為中國雕工資源豐富，技藝高超，乃至發生了「路徑依賴」。韓國缺乏這一資源。故很可能是韓國鑄造銅活字更經濟，中國雕刻銅活字更合算。

　　中國的雕刻印刷始於八世紀初，至雕版書的黃金期——宋元兩朝(元代結束於1368年)，數百年的歷史造就出世界上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的刻工群體和技藝。也因此極大地降低了刊刻的成本，令雕版牢固地立足於印刷領地。

　　綜上所述，活字在中國沒有成為主流，不是源自審美偏好、著墨技術的缺乏、一次性投資過高的障礙，而是基於經濟算計的選擇。漫長的實踐之後，雕版依舊是主流，活字書亦佔有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