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匯丨南瓜在中國的引種推廣及其影響

　　本文從一個作物的視角展開，符合了時下頗為流行的「物」的歷史的研究，反映美洲作物的分布及變遷、時空差異和變化驅動力。研究給予南瓜這類今天看來是單純蔬菜作物以去邊緣化的歷史地位，以南瓜為中心，進行時間、空間視角的整合，闡述其多元化的歷史功能和意義。筆者一向研究各類作物的歷史，必然會涉及農業生產的地域分異及其規律，所以也就關聯起了歷史農業地理和社會經濟史，是筆者的一個研究走向。期待與學友切磋。本文是筆者博士論文的核心章節，博論擬以《中國南瓜史》為名出版。　　作者：李昕升，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研究人員/經濟管理學院師資博士後；王思明，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南瓜原產於美洲，根據方誌記載南瓜在16世紀初期首先引種到東南沿海和西南邊疆一帶，作為菜糧兼用的作物迅速在全國推廣。重點考證了南瓜在中國引種的時間、路徑以及明清民國時期南瓜在中國的推廣和分布情況，對南瓜推廣的動因及其影響也進行了分析研究。　　南瓜原產於美洲，學名Cucurbitamoschata,Duch.，常見別名有倭瓜、番瓜、金瓜、飯瓜等。南瓜是我國重要的菜糧兼用的傳統作物，在我國已有500餘年的栽培歷史。南瓜對環境的適應性很強，在我國栽培面積很廣，全國各地多有種植，單產很高、產量頗豐。除了作為夏秋季節的重要瓜菜，還可作為飼料和中藥材。　　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南瓜消費國和種植國，但對南瓜史的研究很少。有學者認為南瓜的起源和產地是多源性的，南瓜既有中國原產，也有國外引入；有學者闡述了南瓜的定義、南瓜的起源和印第安人對它的栽培、南瓜傳入歐洲、以及南瓜傳入中國，系統研究了世界南瓜史。但對於南瓜在中國的引種推廣的研究卻是空白。本文從歷史地理學角度，以明清民國方誌記載為基礎，著重研究南瓜在中國的引種推廣過程，並對南瓜在中國推廣的動因、影響做出分析。　　1南瓜引種的時間和路徑　　目前我國最早對南瓜的記載見於元末賈銘《飲食須知》：「南瓜，味甘性溫。多食髮腳氣黃疸。同羊肉食，令人氣壅。忌與豬肝、赤豆、蕎麥麵同食」；又見於明初蘭茂《滇南本草》：「南瓜，一名麥瓜，味甘平，性微寒……」。南瓜作為主要美洲作物，一般認為是在哥倫布1492年發現新大陸之後，同番薯、玉米等一起，隨著歐洲向美洲探險、殖民、宗教傳播的高潮進而在世界範圍引種推廣的。但是以上兩部古籍均成書在此之前，疑是後人竄入。　　我國現存史料沒有南瓜在前哥倫布時代栽培的記載，目前也沒有南瓜的野生種在中國被發現，說明南瓜確是從國外引入。根據方誌等史料記載南瓜最早引種到中國的時間和路徑是在16世紀初期的東南沿海和西南邊疆一帶。方誌是研究明代以來南瓜在中國引種推廣重要史料。筆者以方誌為基礎整理出表1。（排版原因，表略）　　南瓜在中國引種推廣與其他美洲作物相比，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除了個別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引種的。各省最早記載南瓜的時間多處於16世紀中後期，福建、廣東、浙江、雲南四省甚至在16世紀60年代之前，而福建最早在1538年。方誌記載時間肯定會晚於實際的栽培時間，因此南瓜引種至我國的時間應該在16世紀初期。　　在16世紀就記載的南瓜的省份共15個。在這15個省份中，東南沿海的省份是福建、廣東、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在華北沿海，近海是安徽、江西，雲南在西南邊疆，河南、山西、四川、湖北、陝西、湖南在內陸地區。南瓜在福建與雲南最早記載時間僅相差18年，如果南瓜僅由一條路線引種，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在相距甚遠的兩地間推廣並記載的，而且福建、雲南之間相隔的眾多省份最早記載時間均遠遠落後於兩省。　　南瓜引種到我國路徑，根據方誌記載可分為兩條路線。第一條路線是東南海路，第二條路線是西南陸路，以第一條路線為主。東南海路，是南瓜首先傳入東南亞，然後引種到我國東南沿海。西南陸路是南瓜傳入印度、緬甸後，再進一步引種到我國西南邊疆。　　西南邊疆地區南瓜最早見於蘭茂（1397-1476）《滇南本草》的記載，成書之時哥倫布尚未發現新大陸，該書在清初之前一直以手抄本的方式在坊間流行，難免有後人託名蘭茂增加內容。但本書現存最早的傳抄本，湯溪范行准收藏的《滇南本草圖說》十二卷，註明了是范洪在嘉靖丙辰年（1556）根據《滇南本草》原著整理而成，其中已有對南瓜的記載，所以南瓜至遲在1556年已經在雲南引種栽培，而且很有可能是從緬甸傳入的，隆慶《雲南通志》、天啟《滇志》均見南瓜記載。南瓜在雲南向來有「緬瓜」之稱，此稱呼未見於它省，「南瓜，一名緬瓜」，「緬瓜，種出緬甸故名」。滇緬交流十分便利，滇緬間的通衢大道又稱「蜀身毒道」，在雲南段東起曲靖、昆明，中經大理，西越保山、騰衝、古永，可達緬甸、印度，《滇略》中描繪了滇緬大道的繁榮景象：「永昌、騰越之間，沃野千里，控制緬甸，亦一大都會也。」緬甸也有栽培南瓜的記載，雖然沒有緬甸明代栽培南瓜的記載，只有雲南縣知縣周裕在乾隆32年（1767）遠征緬甸有記載：「其餘食物，有冬瓜、南瓜……」。　　東南沿海各省南瓜記載時間普遍較早。嘉靖17年（1538）《福寧州志》載：「瓜，其種有冬瓜、黃瓜、西瓜、甜瓜、金瓜、絲瓜」，是我國對南瓜的最早記載，「金瓜」是南瓜常用別稱之一，「江南人呼金瓜為南瓜」，今天在福建也多稱「金瓜」。「金瓜」雖有時不指代南瓜但此處卻是南瓜，乾隆《福寧府志》載：「金瓜，味甘，老則色紅，形種不一」，根據性狀描寫確是南瓜，不只是乾隆《福寧府志》，歷朝歷代的《福寧府志》均未出現「南瓜」一詞，事實上南瓜已經引種到福寧府（州）並以「金瓜」為代稱，馮夢龍在崇禎10年（1637）記載福寧州的壽寧縣「瓜有絲瓜、黃瓜，惟南瓜最多，一名金瓜，亦名胡瓜，有赤黃兩色」。浙江、廣東也也很有可能從南洋引種的南瓜，浙北平原「南瓜，自南中來」；廣州府、肇慶府是南瓜在廣東的最早登陸地區，「南瓜如冬瓜不甚大，肉甚堅實，產於南中」，「南中」，比廣東更南或是引種於南洋了，僅憑藉此資料或許不能直接說明南瓜引種於東南亞，但是東南沿海各省對南瓜的記載均為全國最早，且明代的記載次數也為全國最多，我們有理由相信東南沿海是南瓜的最早傳入地區，也很難想像引種於東南海路以外的其他路線，而且多數美洲作物的最早登陸中國的地點也均是東南沿海一帶。　　南瓜首先被哥倫布及以後的航海家陸續發現並被引種到歐洲。1498年葡萄牙人到達印度，1511年征服馬六甲，開始在東南亞建立殖民地，一些美洲作物開始傳入南亞、東南亞。葡萄牙人從16世紀初開始便多次展開對華貿易，而且為了攫取高額利潤，往往能交易的物品都用來交易，南瓜可長時間貯存，適合參加遠洋航行，所以南瓜可能由葡萄牙人首先引種到中國的廣東、福建。「葡人海上進展如此的快，他們已引進到果阿（印度西岸港口）的美洲作物在印、緬、滇的傳播照理不會太慢」。另外，中國與馬六甲的交流在當時也很頻繁，也可能由僑商直接從東南亞引種到東南沿海和西南邊疆。　　2南瓜在中國的推廣　　南瓜在方誌等史料的最早記載時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瓜在中國的引種路線。雖然僅憑記載時間的先後，不能反映南瓜在各省間具體的推廣情況，但結合一些經濟、社會因素進行合理性分析，能夠反映南瓜在國內的推廣的趨勢。圖1首先反映南瓜明代引種以來在全國的記載，南瓜在中國的推廣情況即以這些方誌為基礎。

圖1南瓜在明清、民國時期全國記載情況　　南瓜在首先引種到福建之後就充分發揮了外來物種的優勢，不遜於本土瓜類，從最初集中栽培的閩東北的福寧府和福州府，迅速推廣到與廣西、廣東的交界的山地，如建陽縣、歸化縣（今明溪縣），但在明代用於供佛，不作為主要食品，以漳州為甚，「圓而有瓣漳人取以供佛，不登食品」。入清南瓜已經是「處處有之」，乾隆《福建通志》中已有十府記載南瓜。南瓜在台灣通稱「金瓜」，康熙《諸羅縣誌》始有南瓜記載，未知是從福建引種還是從歐洲引入，但因福建移民台灣較多，從福建引種可能性更大，清初台灣南瓜栽培集中在西南平原，也是移民最先進入的地區，道光年間中部的彰化縣開始記載南瓜，同治年間推廣到西北部淡水廳（今新竹市），南瓜主要分布在台灣西部平原，東部山地栽培很少。　　廣東同樣首先在沿海地區推廣南瓜，廣州府的新寧縣（今台山縣）、新會縣（今江門市）分別在嘉靖24年（1545）、萬曆27年（1609）引種「金瓜」，而且名稱一直沿用至光緒年間未出現「南瓜」一詞，接壤的香山縣（今中山市）載「金瓜，俗名番瓜，色黃」，乾隆《肇慶府志》載：「南瓜，又名金瓜」，都證明金瓜在兩府指代南瓜。緊靠廣州府的肇慶府內最北與廣西的交界的封川縣明代已見南瓜記載。南瓜在入清之前主要集中在廣州府、肇慶府、高州府和雷州府。清代以來南瓜記載更加豐富，沿海各府均有，如潮州府康熙年間少見記載，但到乾隆年間已經「俗所謂南瓜潮產亦多」。晚清民國時期廣東南瓜已經無縣不種。南瓜在海南從康熙以來一直局限在北部近海平原，作為一般蔬菜「各屬亦有之，惟出產不多，尚無輸出」。　　浙江在明代就記載南瓜達21次之多，廣泛分布於浙東、浙西的平原山地各個州縣，僅從方誌記載地區來說，在明代東南沿海各省中推廣範圍最廣。根據前文已引用的崇禎《烏程縣誌》，浙北平原應該直接引種於南洋，所以舟山島南瓜在天啟年間就被列入瓜屬；浙南溫州府與閩北的福寧府相鄰，溫州府南瓜有可能從南部的福寧府引種。在明末已經從沿海各府推廣到與安徽、江西交界的開化縣。康熙《東陽縣誌》載：「明萬曆末應募諸土兵從邊關遺種還，結實勝土瓜，一本可得十餘顆，遂徧種之，山鄉尤盛，多者薦食外以之飼豬，若切而干之如蒸菜法可久貯御荒」，可見浙中南瓜可能引種于海疆，可御荒可飼豬，適合在多山的浙江廣為種植，清初推廣速度也很快，「郡縣舊志俱不載，今邑中園野所在皆是，故補入」。南瓜在浙江引種之後，便通過京杭運河向江蘇推廣，所以宿遷縣雖處蘇北卻較早引種（在江蘇僅晚於丹陽縣），運河沿岸的寶應縣、江都縣、沛縣等地先後在萬曆年間栽種南瓜。明代除了京杭運河沿岸，太湖流域、長江下游南瓜栽培比較集中。入清之後南瓜栽培開始向蘇北擴展，盱眙縣、大豐縣、東台縣均見記載。總體來說南瓜在太湖流域最受青睞，「南瓜，此數種，幾無家不種」。　　江西明代栽培南瓜的地區主要位於贛西北一帶，很可能引種於福建。因為明末贛西北的流民活動日漸明顯，以閩省流民居多，到崇禎時達數十萬人之多，並且活躍於贛西北山區的閩人主要來自閩南山區。清初南瓜栽培依然主要集中在贛西北一帶，如康熙《南康府志》：「南瓜……四縣皆出」。康熙年間贛東南的贛州府，隨著客家流民接踵而至，南瓜也開始進一步推廣。「南瓜，俗呼北瓜，又名番瓠，種出南番，轉入閩浙，今處處有之」，反映江西從福建引種並逐漸完成推廣的情況。湖南萬曆末年方引種南瓜，比江西晚20多年。譚其驤先生認為湖南人主要來自江西，移民湖南的江西人又以廬陵道、南昌府居多，而且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北部，在明代「江西填湖廣」的趨勢下，先引種南瓜的贛北很可能將南瓜帶到湘北的辰州府。明代湖南記載南瓜雖然栽培很少，但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推廣，到康熙年間廣泛分布湘東和湘南。乾隆年間長沙府成為重要產區，「南瓜，湘潭株洲產最多，俗又呼為北瓜」，湘西北晚清逐漸普及南瓜。安徽南瓜的最早引種地點是西北部的亳州，亳州可能從江蘇引種，亳州在淮河沿岸，與運河在洪澤湖交匯，水系貫通；還有東南部的寧國府，是多路徑引種，嘉慶《寧國府志》載：「飯瓜，即南瓜，寧國向無此種，明嘉靖中仙養心官浙之嚴州，歸攜種植之，味甘可代飯，今六邑俱有」，可見寧國府南瓜是官方從浙江嚴州引種。安徽在清初除了中部的六安州、廬州府和廣德州的部分地區沒有引種南瓜，其他十府已經遍種南瓜。清末以來種植範圍有所縮小，集中在皖南地區。　　山東明代共記載南瓜25次，為各省之最，絕大部分南瓜記載集中在京杭運河一帶，運河沿岸幾乎無縣不種，明代運河漕運十分繁榮，事實上江蘇最早引種南瓜的地區是丹陽和宿遷，同在運河沿線地區，尤其是宿遷，位於江蘇西北鄰近山東，引種時間卻在江蘇領先，山東很有可能是經運河引種。南瓜最早記載之一的青州府瀕臨渤海黃海兩大海域，或從江浙一帶經海路引種，但發展緩慢，整個魯東在明代也只有幾處沿海府縣栽培南瓜，如福山縣（今煙台市）、即墨縣、沂州（今臨沂市）。清初山東各地已經多有栽培，充分利用了丘陵山地，只有魯東部分地區（萊州府、青州府）記載不多。河北引種南瓜主要是運河經山東至河北南部，《本草綱目》載：「南瓜種出南番，轉入閩浙，今燕京諸處亦有之矣」。包括順天府在內的河北南部尤其是運河沿岸、海河流域在明代已經廣為種植。乾隆年間《紅樓夢》多次記載「倭瓜」，可見南瓜在河北的流行程度。清中期以來南瓜向長城以北的河北地區推廣，民國時期「張北、懷安、龍關、萬全、康保、宣化、逐鹿、陽原、延慶、沽源、赤城均產」。從方誌記載次數來看，幾乎康熙以來的任何時期河北都領先全國。　　東北地區的南瓜，多系關內的山東、河北等地的移民「闖關東」引入。遼寧引種的最早，在康熙16年（1677）已見於記載，隨著關內移民的增加，光宣年間大面積推廣，「倭瓜，種出東洋，今為常蔬，種者甚多」，在遼寧全省俱有栽培。黑龍江與吉林在遼寧後相繼引種，黑龍江為流人首先引種，「流人辟圃種菜，所產惟……王瓜、倭瓜」，早於吉林的原因是流人的長距離遷徙；吉林雖然在光緒年間才引種南瓜，但推廣迅速，吉林、黑龍江的南瓜推廣還是主要從二十世紀開始，到了民國南瓜在吉林已經「為普通食品，境內多種之」，主要沿松花江、遼河和長白山南麓栽種；南瓜在黑龍江也是「農家冬日之常食也」，在松嫩平原中部、東流松花江中游支流流域栽培比較集中。　　雲南的南瓜栽培分布是從與緬甸鄰近的永昌府、大理府向東擴展，基本沿滇緬大道分布，也可反映南瓜引種於緬甸。在清初已經分布在雲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區，成為通產。「農莊家無不廣植者，每至冬間家有數十百顆堆積如山，以供一歲之需」、「番瓜如斛大，重至有數百斤者」可見南瓜在雲南的栽培盛況，光緒之前，南瓜已經在雲南推廣完畢。貴州在萬曆末年就從雲南引種了南瓜，但發展緩慢，乾隆之前仍局限在最初引種的黔東北一隅，乾隆年間在全省分散栽培，分布在烏江流域、珠江上游水系，清末民國時期，南瓜已在大部分地區栽培。廣西在康熙之前尚無南瓜記載，最初記載南瓜地點在西部的泗城府西隆州（今隆林縣），「西隆州僻在邊徼，山壅瘴重，珍異之物絕無種類」，南瓜能夠成為西隆州的「常物」很有可能從雲南引種；東部的桂林府陽朔縣則可能由廣東引種，「種出交廣，故名南瓜」。根據雍正、嘉慶兩朝《廣西通志》記載，桂林府、平樂府、柳州府，也就是廣西東北部是南瓜主產區。廣西東南部、西南部乾隆開始只有零星栽培，全省範圍直到民國才普及。值得一提的是南瓜別稱在廣西最多，約有20餘種。　　四川在萬曆初年就記載了南瓜，引種時間早於周邊除雲南外的其他六省，很可能是引種於雲南。這與何炳棣先生的研究不謀而合，何炳棣先生認為明朝重開茶馬市是美洲作物向京師和中國內地輸進的可能媒介之一，而茶馬市南方的重點是在成都西南的雅安、榮經、漢源一帶，或由雲南土司向北京進貢，可能經過貴州北上（貴州即是從這條線路引種南瓜），也可能大體沿著現在的成昆鐵路北上。明代記載南瓜的嘉定州（緊靠上述雅安三地）和營山縣正好處在這兩條路線的必經之路上。但是四川南瓜發展緩慢，直到康熙末年仍然局限在嘉定州和營山縣所在的順慶府，重慶府有零星栽培。從乾隆年間開始四川南瓜種植異軍突起，普及速度、栽培面積領先全國，廣泛分布在北起北川縣南至屏山縣以東的川中、川東地區。南瓜雖較早從雲南傳入四川，但長期停滯，川東、川南大部分地區的南瓜引種是從東南一路隨移民入川而推廣，即「湖廣填四川」，民國《綿竹縣誌》的記載也反映這一史實：「南瓜，種出南番，轉入閩浙，移種入蜀」。到了嘉慶年間川西北高原都已經成為南瓜著名產地，「兩金川俱出南瓜，其形如巨槖，圍三四尺重一二百斤，每歲大寧巡邊必攜數枚去，每一枚輒用四人舁之」。　　湖北最西北的鄖陽府在萬曆初年就成為了南瓜產區，「南瓜，俱竹山、上津、竹溪、保康」。勛陽府是鄂、豫、渝、陝毗鄰地區、秦巴山區腹地、漢江中游，雲南土司向北京進貢的重要路線之一，從四川嘉陵江轉漢水必經鄖陽府，可直達南陽盆地，進而一路北上，故湖北南瓜可能引種自四川。但推廣緩慢，直到康熙年間南瓜開始在北部漢水沿岸和南部長江沿岸廣為種植，鄂南是通過長江之便從下游地區引種，因此才會在長江流域形成以漢陽府為中心的南瓜栽培帶。事實上，湖北到處充斥著來自江西的移民，如武昌地區以南昌地區的移民為主。河南雖地處中原地區，但早在嘉靖43年（1564）就記載了南瓜，時間在周邊所有省份之前，鄧州位於河南西南，豫鄂交界部，西通巴蜀，南控荊襄，鄧州處南陽盆地，同樣是雲南土司向北京進貢的重要路線之一。南瓜引種後在明代發展較慢，清初推廣很快，在河南各府都是常見作物。山西南瓜栽培始於隆慶初年，南部汾河谷地的襄陵縣（今襄汾縣），從河南引種可能性更大，與河北間有太行山相隔，引種難度較大，到萬曆年間已經自南向北縱貫江西，同一時間推廣速度之快遠超其他省份，明代記載21次，萬曆《山西通志》就將南瓜列為全省級別重要瓜類。清初除了晉北的寧武府和大同府南部，南瓜在山西的推廣覆蓋率極高，直到民國栽培範圍才有所縮小。　　西北地區的陝西，最北的延綏鎮、西部的岐山縣、東北的白水縣均是在萬曆年間引種，三地距離較遠，而且周邊省份南瓜記載最早時間均早於陝西，因此陝西可能是從湖北、河南、山西多渠道引種，尤以山西可能性最大。南瓜在康熙以來各府均有栽培，不過主要是陝北和陝南發展，中部地區發展較慢。寧夏、甘肅、新疆分別在萬曆末年、康熙初年、乾隆中期始有南瓜記載，絲綢之路上的陝西岐山縣萬曆19年（1591）引種南瓜，甘肅、寧夏南瓜應是從陝西經絲綢之路引種，乾隆之後集中在河西走廊和隴東南部分，尤其是隴東南分布相對廣泛。新疆是多路徑引種南瓜，不只從甘肅引種。乾隆29年（1764）抽調盛京地區的四千多名錫伯族官兵及眷屬移駐新疆伊犁地區以加強該地防務，管興才《西遷之歌》載：「帶上故鄉的南瓜種子吧，讓它紮根在西疆的土地上……」，因此新疆的南瓜可能還引種於遼寧。另外，康熙51年（1712）圖理琛奉命出使土爾扈特，行程過俄羅斯境，至薩拉託付時載：「販賣有……王瓜、倭瓜」，那麼乾隆36年（1771）土爾扈特部東歸有可能將南瓜引種到新疆，也不排除更早經絲綢之路從西亞引種到新疆的可能性。乾隆以來，南瓜先是在天山南路已經成為了普遍栽培的作物，後擴展到天山北麓和昆崙山北麓。青海以畜牧業為主，直到民國時期南瓜才「青海各縣均產之」。內蒙古鄰近陝西、山西的呼和浩特地區在咸豐9年（1859）首先引種，但未向畜牧區深入推廣。　　南瓜在16世紀初期由東南沿海和西南邊疆引種到中國，在明代就完成了大部分省份的引種工作，在引種到中國的美洲作物中南瓜可謂是急先鋒，不僅完全領先於番茄、辣椒等蔬菜作物，甚至比玉米、番薯等糧食作物更早的推廣到了全國各地。入清以來南瓜在各省範圍內迅速普及，就全國範圍來看，華北地區、西南地區逐漸成為南瓜主要產區。南瓜在全國的推廣最終奠定了我國世界第一大南瓜生產國的地位。　　3南瓜在中國推廣的動因　　南瓜在16世紀上半期始有記載，在17世紀初期就幾乎傳遍了中國。南瓜的推廣速度完全領先於其他美洲作物，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其推廣動因可分為兩大類。　　（一）自然原因　　南瓜是葫蘆科南瓜屬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瓦維洛夫通過考察指出南瓜可能來自科迪列拉山脈東坡。那裡地形複雜，氣候變化多樣，在這種複雜的環境條件下形成了南瓜生長強健、對環境適應能力強的特性。南瓜根系強大，最深可達兩米，在旱地或貧瘠的沙土地上也能正常發育，並獲得較高產量；南瓜在15°C到35°C之間均可正常生長，同時屬於短日照植物，對土質選擇不嚴。所以中國絕大部分地區均適宜南瓜栽培，無論是「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的雲貴高原、「七山一水兩分田」的江南丘陵，還是乾旱半乾旱的西部地區，南瓜均可栽培，「農家多種之，最易生」，「少水可收，至春間亦可切條晒乾致遠」，「用不著許多工作，自己便能生長」。另外，南瓜「宜園圃宜籬邊屋角」，在十邊地、零星隙地、瘠薄地、院前屋後均可栽培；還可以充分利用山田，「山田隙地多種之」。南瓜「味甘適口」，符合國人口味，南瓜子富含脂肪，炒食香脆可口。南瓜易於保存，「經霜收置暖處，可留至春」。南瓜單產很高，一般畝產南瓜2000到3000千克，「一瓜有重至二三十斤者，俗呼為王瓜，蓋瓜中最大者」。南瓜的這些生態、生理適應性是在我國推廣的前提。　　（二）社會原因　　1、糧食供應緊張，民生問題突出　　明代後期以來我國人口激增，人地矛盾突出。全國人口密度從順治18年的4.93人/平方公里，到乾隆18年24.06人/平方公里，再到嘉慶17年67.57人/平方公里和咸豐元年80.69人/平方公里。嘉慶17年（1812）全國人均耕地僅為2.19畝。美洲作物的傳播為拓展農業生產的空間，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的救荒類作物尤受青睞。南瓜雖在引種之初被視為普通瓜菜，隨著缺糧少食的現象時有發生，高產、耐旱、可長期保存的南瓜很自然的發揮了「代糧」作用，入清以來更是被稱為「飯瓜」，「田家一飽之需，孰過於此」。通過對各省的比對可發現，人地矛盾越突出的省份，南瓜救荒作用就發揮的越早，如江浙人口密度長期以來在全國領先，因此在明末南瓜就用於救荒，「凶歲鄉間無收，貧困或用以療飢，是宜弗絕其種」。即使是情況相對較好的直隸，人口數量與耕地面積在同時增長，但在此過程中人均耕地佔有量趨於減少，勢必造成人均糧食佔有量減少，於是民生狀況出現整體下降的趨勢。因此「南瓜總名倭瓜，可為蔬並可飽貧人，以之代飯故俗曰飯瓜」。清末河南救荒書的集大成者《救荒簡易書》十分推崇南瓜的救荒價值，「老而切煮食之，甚能代飯充飽」，可根據實際需要調整栽種和收穫期，是「救荒權益之法也」。尤其在糧食緊缺的冬日，南瓜可起到「御冬」的效用，「土人家家旋割作長條，晒乾用以御冬」。而且南瓜的花、莖、葉均可食用，「花可佐醬，莖去皮寸斷，炒食頗嫩脆適口」。　　2、經濟利益的驅動　　明清以來近城邑之地常存在園圃菜蔬與五穀爭地的現象，無錫「不植五穀，而植圃蔬，惟城中隙地及附郭居者為多，其冬菜一熟，可抵禾嫁秋成之利」，而瓜類獲利尤多，「瓜之利厚於種稻，瓜熟一利也，摘瓜而即種菜二利也，半年之中兩獲厚利，故武山之佃田者多種瓜」。南瓜是瓜類中的佼佼者，「可切條晒乾，煮食味與瓠條相似，遠近負販土人因以為利」，「少者自用，業圃者售於村鎮」，南瓜能「代糧」但價格又低於五谷，因此能夠使栽培南瓜的農民獲利，如果南瓜種植形成了規模，能產生規模效益，於是出現了大規模種植南瓜的「業圃者」，所以「有鬻於市者」，「滇中所產甚大，與冬瓜相似，市上切片出售」。蘇南太倉州從乾隆開始「番瓜，亦出塘岸，蘇人大舸來販之」，一直到民國仍是「南瓜，俗名番瓜，邑種最繁，蘇人大艑販載而去」，上海亦是如此記載。南瓜子因「子可煼食」是重要商品，清中期以來頗為流行，「郡產南瓜最多，尤多絕大者，郡人以瓜充蔬，收其子炒食，以代西瓜子」，「子可炒食運售亦廣」，金川還成了南瓜子的著名產區，「子白色佐茗酒，產金川者貴」。南瓜用途廣泛，深加工可產生諸多經濟效益，「瓜有金瓜，即南瓜，大金瓜特異種空地，八九月始熟，大如罌壇重數十觔，皮肉俱黃，煮食甜甚，或切片曬蒸數次放酒壅中，酒作金色味如飴」；南瓜「又可為粉」，「可澄粉」；「宜蔬宜餹片宜飼豕，嫩薹宜豆汁，子宜佐茗酒」。南瓜還被廣泛用作飼料，促進了農村畜牧業的發展，「邑人多以飼豕，亦有銷上海者」，「可飼蜂，可餵豬」，是「夏季養蜂植物」。南瓜的經濟價值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促進了南瓜的進一步推廣。　　3、瓜類栽培技術的成熟與對夏季蔬菜的強烈需求　　南瓜對環境的適應性強也體現在栽培技術簡單的層面上，可以套用傳統的瓜類栽培技術，迅速融入我國的瓜類生產體系。如咸豐《歸綏識略》結合《齊民要術》大篇幅的介紹了甜瓜的栽培技術，在介紹南瓜時只是一句「種者極多，法與種甜瓜同」。包世臣在《齊民四術》中「瓜」目同樣較多引用《齊民要術》瓜類栽培技術，結尾指出「菜瓜、黃瓜、絲瓜、南瓜法皆同」。正是由於我國的瓜類栽培技術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齊民要術》就趨於成熟，而瓜類栽培技術頗有共性，南瓜適應性又強，因此南瓜在能夠在短期傳遍中國，得益於我國傳統瓜類栽培技術比較成熟，農民不需要專門掌握南瓜的栽培技術。　　我國夏季蔬菜卻相對較少，所以每到夏季，常出現「園枯」的現象。據《氾勝之書》和《四民月令》統計，我國漢代栽培蔬菜只有21種，其中夏季蔬菜4種；魏晉《齊民要術》的記載增加到35種，夏季蔬菜只佔7種。明代之前，我國夏季蔬菜一直處於缺乏狀態，在「夏畦少蔬供」的條件下，適合在夏季栽培供應的茄果類蔬菜很自然受到人們的重視。明清形成了以茄果瓜豆為主的夏季蔬菜結構，彌補了夏季蔬菜品種單一的缺陷，豐富了人們的飲食結構，南瓜在夏季蔬菜結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4南瓜在中國引種推廣的影響　　（一）發揮了救荒作用，緩解了人地矛盾　　南瓜在凶年、飢歲充分發揮了救荒作用。「飢歲可以代糧，先慈勸人廣種以救荒」。在糧食不足時南瓜即為正餐，「南瓜即番瓜，黃老者佳，米貴之時以為正餐，頗熬飢」。南瓜味佳，救荒方式多樣，「蒸食味同番薯，既可代糧救荒，亦可和粉作餅餌。蜜漬充果食」。革命年代的「紅米飯、南瓜湯」，新中國成立後的「瓜菜代」，南瓜功不可沒。總之，南瓜是極普通，也極重要的蔬菜，是寒苦人家日日必食、不可少的蔬菜，實為寒家救濟之品。具體來說：　　西北地區。「南瓜，有圓長扁各形，農人藉為介面糧」；「倭瓜，其種來自倭國，大如盆，鄉間家種數畝，供餐飽食可代糧粟」，南瓜作為糧食的替代品，以至於佔地「數畝」，如此大規模的栽培對於一般栽培在園圃中的蔬菜來說是十分罕見的。　　華北地區。南瓜代糧比例十分之高，「南瓜，俗名飯瓜，貧民多植隙地儲以御冬，可省菽粟之半」；「農家比戶種瓜，至秋紅實離離有，以北瓜補粟之缺」，在「田蔬」條目下，而不是「山蔬」和「圃蔬」，反映出了南瓜（在山西又稱北瓜）「補粟」的重要地位。　　華中地區。作為常見的救荒作物，「凶年人資之為飯」，「南瓜最富，六七月間田家飽飫焉」，而且「花葉均可食，食花宜去其心與須，鄉民恆取兩花套為一卷其上瓣泡以開水鹽漬之，署日以代乾菜葉則和莧菜煮食之，南瓜味甜而膩可代飯可和肉作羹」。　　東南地區，成書康熙年間的《湖錄》就載「番瓜相傳自番中來，貧家以之代飯，俗名飯瓜」；可充當山地糧食作物，「味甜而富於小粉質，可以充饑，鄉人每種于山田中」；「為鄉人佐食之品種者，十家而九」。　　西南地區。南瓜「可煮可蒸，荒年救飢，可飼豕」、「民佐穀食」，所以「吾邑家家種之」，今農家多種之」，「夏秋間之南瓜擔者負者不絕於塗尤其取之不盡者」。　　東北地區。「倭瓜，有長圓形不一，民間切片晒乾謂之倭瓜干」，晒乾的主要作用就是儲備糧食；南瓜可貯存時間長，可儲存用於冬日食用，「藏之可為御冬旨蓄」，「立夏下種，白露後花落實成宜熟食，農家冬日之常食也」。　　（二）增加了經濟效益　　南瓜雖然與其他蔬菜相比並不昂貴，但因產量很高，收益比較可觀。1949年之前關於南瓜的統計資料較少，但一些零星資料可窺見一斑。 （排版原因，不附表格）　　從民國奉天省的情況來看，南瓜栽培面積雖遠不及黃瓜，但遠超菜瓜、冬瓜，而且南瓜單產很高，畝產408斤，領先其他瓜類及大部分蔬菜，所以綜合效益較高。「此瓜初結如拳如碗時清松適口，圃人摘賣於市得值較多，群呼小瓜或呼嫩瓜。崽志皮堅肉黃時味尤甘，圃人多剖而賣之，群呼老瓜，世之研討植物者皆謂老瓜能製糖，信乎其能製糖也。」除了說明獲利較多外，也可見南瓜是製糖的重要原料，「每斤三四錢，或雲可煎糖、可制火藥，泰西人嘗為之」。　　此外，將南瓜深加工「可釀酒」，南瓜酒作為一種嗜好飲料能夠取得深加工的利潤；還可作為肥皂的原料，「近時之洋肥皂，其黃色者，即此瓜所制也」；以及製作醬豉，「嫩時色綠老則朱紅，俗人晒乾以制醬豉」，均能增加收入。 南瓜子「可充果品」獲利頗多，「北方餉客尚倭瓜子」，無論南北方南瓜子都是流行商品。至遲在道光年間「南瓜子、西瓜子同售於市」。南瓜子是零食中的上品，「南瓜……子炒食尤香美，款賓上品也，茶房酒舍食者甚多，而賓筵則必以陝西之瓜子為貴」，陝西瓜子「為貴」，可見南瓜子的流行程度；「子，市人腹買炒干作食物，終年市於茶坊酒肆，人競買食之。」。民國時期還專門報道不同品牌南瓜子的價格行情，「南瓜子價俏：日新本牌（53元），衡州蓮（42元）……成昌開出南瓜子數十包，肉實飽滿，價開十四元五角」。　　（三）對農業種植制度的影響　　南瓜在傳入中國不久就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改變了作物種植結構，尤其是園藝作物種植結構，在園圃中南瓜佔了相當的比例，擠佔了本土園藝作物的生存空間，「南瓜、倭瓜等類，則農圃多種之」。南瓜雖然在我國大規模的種植，但與原有作物進行了很好的合作，對農業種植制度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豐富了我國多熟種植和間作套種的內容。南瓜植株較大，栽培株行距大，常常套作其他蔬菜或糧食作物，增加了土地利用率。Cortesd等（1997）在南瓜種植一個月後，套作花生、馬鈴薯、玉米三種作物，發現三種套作方式都比單種好，其中最好的組合是花生和南瓜。南瓜的前茬可安排根茬菠菜，或早熟春播葉菜如小油菜、小白菜、水蘿蔔、茼蒿、甘藍等，後茬可接種大白菜、秋菠等。在城鎮郊區可以分別與早春包菜、馬鈴薯、大蒜或蔥頭、矮生地豆、速生葉菜等蔬菜作物間作套種，在廣大農村可與小麥、玉米和矮生豇豆等糧食蔬菜混合間作套種。　　（四）在中醫方面的影響　　清代以來，幾乎所有本草類、醫藥類典籍都會記載南瓜，南瓜藥用價值很高，為我國中醫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李時珍認為南瓜「甘，溫，無毒……補中益氣」。南瓜可以斷煙癮，「近時治鴉片癮，用南瓜、白糖、燒酒煮服，可以斷癮雲」，在近代鴉片流毒嚴重的西南、東南地區起了極佳的抑制作用，李圭在《鴉片事略》中專門闡述南瓜的具體應用。南瓜全身是寶，「南瓜蒂……昔人曾用以入保胎葯中，大妙」，南瓜瓤「連子裝入瓶內，愈久愈佳，凡遇湯火傷者，以此敷之，即定疼如神」；「南瓜根，專治一切火淋火症，行大腸氣脹解煙毒；南瓜花，性涼，治咳嗽提音解毒又達痼疾」；南瓜藤「平肝和胃，通經絡，利血脈」。清人鮑相璈在《驗方新編》中共記載「眼珠傷損」等十二個南瓜為主葯的方劑。　　（五）在文化方面的影響　　南瓜在我國的本土化過程中誕生了「南瓜精神」，映鑒著信心、信念之堅定，同時還代表了艱苦樸素的精神和不忘根本的精神。南瓜本身具有觀賞價值，成為食雕文化的一部分，「未熟時土人每雕花草人物之形於其上，迨七夕中秋取以獻月，亦古風也」。此外，南瓜在文學創作中深受文人愛戴，早在萬曆年間《西遊記》第十回中就提到了「劉全以死進貢南瓜」的故事；《紅樓夢》及其各種後傳、續傳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到南瓜；清末吳趼人在《情變》第一回中大篇幅的敘述了南瓜救荒的故事。近代民俗中流行著「食瓜祈子」，其中「上海則異是，所食為南瓜，且謂必須夫婦同食一瓜也」。在今天，隨著西方節日文化的傳入，南瓜燈日漸流行。每年的農曆九月九是我國毛南族的南瓜節，農曆八月十五是廣西侗族的南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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