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學院教授：香港回歸後去殖民化工作沒做好

原標題：北大法學院教授饒戈平：香港回歸後去殖民化工作沒做好

【觀察者網綜合】中評社12月12日消息，全國港澳研究會、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與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10日下午在北京大學法學院舉辦以「憲法忠誠與國家建構——從香港立法會宣誓事件切入」為主題的「第三十四期北大博雅公法論壇」。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發言中表示，內地和香港在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上存在差異，他指出，香港有人把除外交、國防外的所有權利都視為中央的「剩餘權力」，這忽略了《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的本質特徵。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

他還表示，中央對香港回歸後落實「一國兩制」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預計不足，如沒有及時處理去殖民化和國民教育工作，但他認為，今後仍需堅持「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一國兩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一國兩制」。

香港政治事件頻生 「一國兩制」出問題了嗎？

饒戈平表示，此次宣誓風波所折射出來的「一國兩制」的問題，讓很多人不禁有以下的疑惑：「一國兩制」給了香港這麼大的寬容和優惠，為什麼香港回歸以後這19年以來，我們聽到的消息不是越來越好的消息，更多是壞的消息？「一國兩制」到底進行的怎麼樣？是不是應該回過頭來思考一下，「一國兩制」基本法本身有什麼問題？

他指出，不要把「一國兩制」當成一個政治術語、政治口號來看待，而要將其視為我們國家在特定時期治國方式的一種探索、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種方案。「因為一國一制是常態，186個國家惟有中國搞『一國兩制』」，他認為，以憲法來保障一個主權國家實行兩制的我們看不到第二個國家。因此，這對香港來說史無前例，對中國領導人也是史無前例的。

「一個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政府要管制一個資本主義的地區，一個社會主義憲法要容忍一個資本主義的存在，要讓兩制並存共同發展，這種面貌、這種理想能不能夠實現？」饒戈平說，我們對「一國兩制」本身的認識，不管對內地甚至包括中央，更不用說香港，都存在著很多認識上的差異，「特別在香港被另外詮釋的一套理解，表面上都在喊『一國兩制』，喊基本法，實際上是南轅北轍的」。

「一國兩制」既有理想主義又有實用主義

他介紹，2003年「反對23條立法」的香港50萬人大遊行後，中央領導對「一國兩制」的實施提出了「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的認識，這表明我們的領導者對於「一國兩制」認識的深化。他認為，這些事件提醒他們，「一國兩制」遠不如我們設想的理想程度，實際情況比我們想的複雜的多。

饒戈平表示，「一國兩制」是我們國家處理歷史遺留的領土問題的政策，它從構想到國策，再到被寫入法律，希望通過這種政策能達到兩個方面效果：第一，在解決方式上應該符合國家最大的利益， 「一國兩制」首先是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用和平方式來解決統一問題和領土歷史遺留問題。第二，在回歸後的治理方式上體現在憲法31條的規定，可以實現與國家主體不一樣的制度。一國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強調國家主權的原則，強調統一的中國，強調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兩制是強調兩種不同的制度能夠和平的存在和發展。

「讓冷戰時期鬥了五十多年兩種制度變成和平共處，鄧小平說我們把國際法中的和平共處原則用在國內，這種期待和設想，是當時解決問題最現實最明智的政治選擇，我覺得這個結論還是成立的」，饒戈平認為，因為這種處理是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最大化，既帶有實用主義色彩，也帶理想主義的色彩。

回歸後治港對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預計不足

他認為，老一輩領導人希望在他們有生之年把失地收回來，所以用這個方針收回失地，對於回歸以後如何治理，他們的大致的設想就體現在《基本法》上，「你們按照我設想的、安排的往下做就行了」。但他指出，從現在看來，我們對於回歸以後產生的問題預計不足，對於「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結構性矛盾，以及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是認識不足的。他舉例，回歸以後全國各地有很多研究港澳的機構都受命撤銷、合併了，感覺香港回歸了「一國兩制」似乎大功告成了，香港就讓它自己去管就行了，似乎看不到國家的作用，讓香港自行去管理。

「香港一夜之間換了一面旗幟，他就認同這個國家了嗎？」，饒戈平指出，回歸後對這些問題似乎都沒有做非常明晰的考慮，故他認為，在中央的工作中如何全面準確的正確認識「一國兩制」也存在需要改進的方面。

「至於在香港社會這個問題更大一些」，饒戈平表示，有人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在香港是不是太偏向強調後兩句了，有些人所期待的「港人治港」似乎是一個不存在前提和基礎的「港人治港」，他們講的「高度自治」是沒有限制的的「高度自治」。他認為，泛民的政治主張是希望能達成一個政治實體的完全自治，「就是他們的祖師爺英國人所教唆的」。他指出，彭定康任內搞「突擊民主」深深熏陶了泛民。

誤解基本法 忽略中央對特首任命權

此外，關於「一國兩制」下中央的權力，饒戈平指出，香港社會有人理解，中央的權力只限於外交和國防，「剩下來」都是我們的。「有一批大律師，有一些法律學者，談到香港和中央權力的關係的時候，甚至把聯邦性的剩餘權力理論運用到香港，以為基本法不加以禁止的都是我們所認可的」，而事實上《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用列舉的方式闡明香港在哪些問題上面擁有自治權。因此，在這樣的誤解下，他們忽略了中央對特首的任命權。

他介紹，針對殖民時期港督是由英國委派的情況，為了體現高度自治，《基本法》規定中央不派人治理香港，允許香港領導者從本地產生。但他強調，這其中有一個中央任命的過程，所以香港特首選舉是中央任命與地方選舉相結合的，這個模式包括了普選的模式。「這一點被認為是違反中央的承諾，違反所謂國際標準，這個是完全媒體所宣傳的結果」，他說。

而在更深層次，饒戈平分析，在香港社會和政治生態並沒有因為回歸而產生根本性的變化。他指出，香港社會結構、人口構成基本上是維持現狀，法律制度也基本保持下來，我們沒有及時進行國民教育和去殖民化教育，特區政府既沒有意識也沒有能力處理，因而中央在落實對香港的管治上留下了很多的漏洞。他表示，各方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之間存在差距、「一國兩制」的原意與其實施情況之間也存在差距，而這種差距到最後形成了某種對立，香港社會歷史上存在的「反共拒中」傾向並沒有因為回歸而得到根本的改變。

中央管治與地方自治一組天然的矛盾

談及「一國兩制」深層次的矛盾，饒戈平表示，我們只看到「一國兩制」我們期待的好的一面，卻忽略了矛盾。他指出，香港本來就是一個缺乏國家認同的地區，甚至在英國佔領香港之前，作為一個漁村的香港，對朝代的更替波瀾不驚，沒有什麼印象。經過155年的殖民管制，香港對中國的歸屬感是單薄了，回歸以後他們從曾經的優越感、恐懼感到現在的抗拒，在國家認同問題上變得很突出。

「兩制之間的矛盾，兩制之間的差異，遠不是50年可以解決的」。饒戈平說，我們當時定下「50年不變」主要是用於穩定香港人心，當時也預計2047年內地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程度，和香港的差距會減小。但他認為，從現在看，即使「一國兩制」實施得順利的話，2047年兩地的差距已經減少到一種可以融合的程度還恐怕過於樂觀。

饒戈平指出，中央管治和地方自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天然的矛盾，這涉及到中央與地方許可權的問題。「我們應該感謝的我們的前任，不能責怪我們的前任，更不能因為現在的誤差去質疑『一國兩制』」，他認為不應動搖對「一國兩制」的信念和堅持。

保證「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 中央要發揮更大作用

他表示，「一國兩制」的實施更加需要中央發揮作用，「中央是『一國兩制』的制定者、主導者，也是第一責任人，尤其有必要站再一個歷史的高度來認識看待『一國兩制」。他認為中央堅定不移的堅持「一國兩制」，同時要全面、準確地實施，保證不走樣、不變形，這個立場是很堅定的。他指出，中央應該對「一國兩制」實施19年進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總結和反思，既要充分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新手我們的承諾，也要充分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利，「硬得要硬，軟得要軟」。

饒戈平認為，我們面對與解決的不是質疑和拷問的「一國兩制」的問題，而是如何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的問題，是如何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一國兩制」的問題。他認為，我們在這方面思想還不夠解放，「『一國兩制』提出者已經過世了，對於後來的人，如何堅持這個基本國策，豐富它的構想和實踐」，饒戈平最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