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 那些混咖啡館的文藝青年
20世紀初,田山花袋、國木田獨步、蒲原有明等人借用位於麻布龍土町的西餐館「龍土軒」二樓開會,形成了早期自然主義派交友圈「龍土會」。這裡的「法蘭西料理」吸引著作家們,田山花袋認為,這恐怕可以理解為當時的日本作家們憧憬外國文學的物化表現。
咖啡館在日本被賦予了一個頗具中華風格的名字:喫茶店。與茶一道,「喫茶」一詞也依附著禪宗佛教自中國傳到了日本,就是「禪茶一味」的趙州和尚說的「吃茶去」那個「吃茶」。這個體現了曾經雄踞主流地位的外來文化的外來詞,現在又被用來體呈另一種後來居上的新外來文化,簡直就彷彿歷史交接的象徵一般。而喫茶店作為一個物質空間,同時也作為一個精神空間,它不單單是某種文化語境的產物,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化,或者說是一種文化的物化形態。咖啡館自西洋登陸東瀛日本,化作了喫茶店,非他,徑直便可視作以肉眼可見的物質化形態昭顯了西洋文化的東漸。
19世紀歐洲大陸的澎湃思潮,透過日本橋的丸善本店二樓,不舍晝夜地衝擊著這遠東小小的孤島。然而事實上,洶湧襲來的西洋思想文化,不單單是通過書籍和書店這條渠道,同時還通過咖啡與咖啡館這一通道,衝擊著同時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倘如說荷風朝食的「棄和取洋」還與其留洋體驗密不可分,被目為「日本史上最早的café」,卻是由一位從未走出國門的年輕人創建的。
留法9年的畫家黑田清輝。松山省三曾在他的影響下,創辦日本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咖啡館「Café Printemps」,即「春天咖啡」。
油畫家松山省三在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學畫時,時常聽到其恩師、曾經留法九年的大畫家黑田清輝一再談起巴黎的café,心馳神往已久,決意要在日本也創辦一家像巴黎那樣的café,供文人墨客藝術家們歡聚一堂談天說地辯文論藝,於是便在1911年3月與友人攜手,在銀座開設了「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咖啡館,由其摯友、戲劇家小山內薰命名為Café Printemps,意為「春天咖啡」。經營上實行會員制,著名作家森鷗外、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詩人北原白秋,批評家、戲劇家島村抱月等一流文士都名列會員陣營,還有一批新進氣銳的青年畫家。該店雖然處處以巴黎為榜樣,卻也有大膽創新之處:巴黎的café里,侍應生均為男性,而Café Printemps卻一律使用青年女子做「女給侍」(waitress),大受顧客歡迎。毋庸贅言,那顧客么,大抵皆為男性。
劇作家小山內薰,日本第一家咖啡館「Café Printemps」(春天咖啡)正是由他命名。
咖啡館不獨是文化傳承之地,更是文化創造的現場。在這裡,詩人、小說家和畫家們海闊天空議論風發,激發起創作的情熱,撞擊出靈感的火花,催生下藝術的碩果。其實早在松山省三的Café Printemps出現之前,東京的文人們就已經自發地尋找類似的平台,定期聚會,切磋琢磨,交流思想,形成了諸多流派,將日本文壇妝點得花團錦簇、繁榮多彩。不妨說日本人不同於西洋人的最大特質之一,恐怕就在於更喜愛「拉幫結派」吧,用時下流行的說法大概要叫作「抱團取暖」。一部日本「近代文學史」,從尾崎紅葉、山田美妙的「硯友社」開始,或緊密或鬆散的各類作家群體層出不窮,與西洋作家大體是單槍匹馬獨來獨往的行為風格大相徑庭。這些小團體大多以「某某會」命名,著名的有以夏目漱石為中心的「木曜會」,因他的學生們每周四前往老師府上閑談文學而得名,日語稱禮拜四為「木曜日」;再如岩野泡鳴主宰的「十日會」,每月十日這天例行聚會則是會名誕生的原因。「十日會」會場起先就設在泡鳴自己家裡,後來改到了神田萬世橋的西洋料理店「ミカド」(mikado),「這是個輕鬆愉快的會,倘使吃了晚飯以後去,只須付一毛錢的紅茶錢。若交納一塊錢會費的話,就可以享用一份一湯兩菜的西餐。」(廣津和郎《歲月的足跡》)
詩人、小說家岩野泡鳴,曾在神田萬世橋的西洋料理店「ミカド」(mikado)舉辦「十日會」。
雖然「本格的」巴黎式咖啡館也許當以Café Printemps為始,但咖啡卻與西餐一樣,早早地就已經登陸了日本列島。早在20世紀初,田山花袋、國木田獨步、蒲原有明等人就自然形成了「龍土會」,因為是借用位於麻布龍土町的西餐館「龍土軒」二樓開會,遂得此名。據花袋說,該店的法蘭西料理味道甚美,起初是畫家們時常光臨,後來好像是象徵派詩人蒲原有明率先探訪,後來又將自然主義小說家國木田獨步來了去,「料理的好吃不好吃倒在其次,相形之下,毋寧是『法蘭西料理』這個詞兒,吸引了年輕的我們的興趣」(花袋語),而這,恐怕又可以理解為「我們便是如此地憧憬著外國文學」(花袋語)的物化形態吧。
小說家田山花袋,曾與國木田獨步、蒲原有明等作家一起,形成「龍土會」。
「龍土會」一般被目為早期自然主義派的交友圈,而花袋也認為該會前期的中心存在是獨步,從側面為這一看法提供了支撐材料。而「潘之會」則被看作是與之抗衡的浪漫、唯美派青年作家們的交友圈。「潘」(Pan)本是希臘神話里的牧神,被認為是及時行樂的享樂之神。該會的發起人為北原白秋、木下杢太郎、長田秀雄、吉井勇等一班詩人以及石井柏亭、山本鼎、森田恆友、倉田白羊等一群畫家,都是二十來歲的年青人。他們將東京比作巴黎、將隅田川比作塞納河,將隅田川邊的西洋料理店比作塞納河畔的café,每月聚會數次,盡情享受青春盛宴,將潘之會做成了反自然主義的「耽美派」藝術運動的力場,甚至吸引了詩人兼雕塑家高村光太郎、翻譯家兼批評家上田敏、著名公知小說家永井荷風等人。
如是,其實不妨說早在Café Printemps誕生之前,東京的文人墨客們就已將各類「西洋料理店」當做巴黎式café的代用品,並運用自如地讓它們發揮了後來的「喫茶店」的作用。而Café Printemps則堪稱是應運而生,引領了歷史的嬗變,滿足了文壇的需求,並催生了大批的跟風追隨者,許許多多的喫茶店隨之紛紛問世,好似雨後春筍,從此開啟了日本的「喫茶店時代」,形成了延續至今的日本喫茶店文化。
小說家佐多稻子,曾在東京大學附近的喫茶店「紅綠」做「咖啡女」。正是在這家喫茶店裡,她結識了再此結識了後來的丈夫文藝評論家漥川鶴次郎。
喫茶店,既不同於家庭那樣充滿煙火氣的實實在在的生活場,又絕非超凡脫俗遠離現實的虛景幻境。它浮游於純世俗性與純虛擬性之間。它的的確確構成了世俗生活場的一片洞天,同時又不可否認地具有鮮明的超日常性。它見證過形形色色的人生際遇,孕育過千姿百態的青春美夢,成就過不計其數的心像追求。後來成為左翼文學代表作家、在近代文學史上據有一席之地的佐多稻子在經歷了一次失敗的婚姻之後,於18歲時上京謀生,就在東京大學附近的café「紅綠」做了個「咖啡女」。正是在這家喫茶店裡,她結識了雜誌《驢馬》的同人、東大生中野重治、堀辰雄,和中野的高中同學、為了追求文學夢想而放棄學業邊做郵局職員謀生邊堅持文學活動的漥川鶴次郎,並在漥川的鼓勵下開始小說創作,走上了文學之路。兩人志同道合,相思相愛,結為人生伴侶,共奏了一曲文壇佳話,雖然最終未能白頭偕老,畢竟也攜手走過一段刻骨銘心的人生歷程。喫茶店便是這樣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舞台,日日上演著種種人生故事,而透過它去重新審視文學史,也不失為一個有趣的視角。
施小煒 /text
-Z-拾壹/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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