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真是儒家的創始人嗎

本文摘自《思想門——先秦諸子解讀》（2007年8月 中國長安出版社出版），作者黃堅，此書由李學勤先生作序，中科院、北大、北師大六位學人聯合推薦。

孔子是儒家的創立者，這是今天各種書籍、文章，無論正史，還是野叟曝言，眾口一詞的不易之說。也是平常百姓習以為常，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孔子是儒家的創立者，似乎已是板上釘釘的鐵律，不容置疑，也沒什麼好疑的。但假如我們某日心血來潮，突然問上一句，事實果真如此嗎？假如我們還就較了真，來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關的原始材料，我們會發現什麼呢？——我們會大吃一驚。在我們司空見慣，熟視無睹，自以為天經地義，最安全，最正常，最沒可能出問題的地方，我們一腳踩空了。

翻遍所有與孔子有關的原始資料，沒有一本書，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個人，寫到過，說過，是孔子創立了儒家，也沒有一個人說過孔子創立了儒學。更為關鍵和重要，也更讓人驚異的是，在孔子與儒之間，似乎藏著一個已被時空和後世人有意無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隱秘。

讓我們用事實來說話。

先從《論語》說起。在所有與孔子本人直接有關的書籍中，《論語》毫無疑問是最真實、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記錄。但全部《論語》，總共二十篇，四百多條語錄，「全書四百九十二章、一萬二千七百個字」（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 「維新」束縛下的孔墨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133頁），孔子說到儒字的，僅僅只有一次。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猶如電光火石之一閃而過。之後，無論是孔子本人，還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點的弟子，無一人提到過，問及過儒，甚至是與儒字沾邊、相關的內容和話語。這就使得孔子對子夏的這次說話，顯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尋常。在《論語子罕》篇中，起首一條是：「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言者，很少說，甚至有閉口不談的意思（見朱熹《四書集注》註解¹）。然而據范文瀾先生統計，「論語里記載講仁的話，卻在一百條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講的。」（《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頁）講了一百多條，都可以說成是罕言；那僅僅是一言帶過，絕口不提的儒，與作為被後世奉為儒家、儒學創立者的孔子，這之間的關係，我們該怎麼來看待？這難道還不足以引起人們的好奇，乃至訝異嗎？

再來看《史記》。

司馬遷的《史記 孔子世家》，是除《論語》之外，孔子生平事迹最全面詳盡的記述。孔子一生言行舉止，坎坎坷坷，思想情感，心理波動，史遷用他飽醮激情的筆墨，幾乎是事無巨細，盡在篇中。然而，《孔子世家》從頭到尾，9000多字，提到儒字的，又僅僅只有一處！（好像是刻意要來跟《論語》形成一對一的呼應對照。）而這一處提到儒字的過程與寫法，頗值得細細體會。為了儘可能表現出這種意味，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詳細一些。孔子死後，先是魯哀公作誄，表示追悼之意，嚴肅認真的子貢，為此還很不客氣地數落了哀公一番。然後，是寫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獨子貢廬於冢上六年。」然後再寫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請注意，一直寫到這裡，司馬遷才騰出筆來，帶了一句，「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這就是《史記 孔子世家》全文，唯一寫到儒字的地方。需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諸儒」的出現，作者司馬遷是完全有意地，將其與孔子弟子，甚至魯人的出現，專門區隔分別開的。為什麼？如果說是孔子創立了儒家，為什麼要作這種區隔？很明顯，這裡的諸儒和子貢他們不是一夥的。難道這就是君子儒與小人儒的區別？如果是，那為什麼在孔子，子貢及其他弟子身上，連儒字都懶得說，都免掉了？而這種隔絕，與孔子作為儒家創立者，儒學創始人的形象，是不是離得也太遠了點？

我們再來看看《孔子世家》結尾處的太史公曰，照理說，孔子創立儒家、儒學，這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一件不可能忽略的大事。但司馬遷又一次付之闕如。史遷說了一通他本人對孔子的景仰，感念，慨嘆孔子可謂至聖矣；卻片言隻語沒有提到儒字，提到什麼孔子創立儒家、儒學之事。以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高瞻遠矚，燭幽洞微，這難道不也讓人心生疑竇嗎？

如果順著《史記》繼續往前走，我們肯定不能遺漏掉，由司馬遷首創的《儒林列傳》。在這篇直接以儒命名的列傳中，司馬遷倒確實在一開始寫了孔子的刪詩書，作春秋，也寫到孔子門弟子的簡單行略。但司馬遷好像只是交待了一種背景，還是沒有把孔子，包括孔門弟子跟儒，跟儒學、儒家直接聯繫起來，更遑論創立學派之事。在這篇《儒林列傳》中，講完了孔子和孔門弟子的事迹後，作為本篇文章的主角，儒，這才姍姍出場。如果孔子是儒家的創立者，這一件在後人看來是堂堂正正、彪炳史冊的煌煌偉業，司馬遷為何要如此近於刻意淡化地來寫孔門與儒的關係，為何沒有開門見山，最起碼給個明明白白的介紹、說明？《史記》雖不像《春秋》之所謂微言大義，但也絕非信手之作。司馬遷本人對孔子的景仰，前文已述，他在孔子與儒之間，筆底究竟掩著一種什麼樣的難言之隱？至少，我們從字面上讀，根本不可能看出孔子創立儒家、儒學的半點印象。莫非孔子創立儒家、儒學這樣的事情，在史遷的筆下，竟是一件不值一說，或者說是，不太好說的事？

現在讓我們換一個路徑，去另外一個地方看看。

四書五經，在後世之人眼裡，被視為所謂儒家的命根子，而三禮之《禮記》，在其中又佔有極其獨特而重要的地位。《禮記》中有一篇《儒行》，整體看，很像是一篇儒者的辯護詞與讚美詩，也是日後所謂儒者們立身之本和處世之道的圭臬與指南。但就是這篇《禮記儒行》，讓人玩味之處也頗多。其一，它同樣一字未提所謂孔子創立儒家、儒學一說。其二，文章開頭，魯哀公問孔子（如果此事屬真，那它發生時，已是孔子晚年，孔子死在哀公十六年），說先生您穿的衣服，是儒服嗎？孔子在繞了莫名其妙的半個圈後，回答說：「丘不知儒服。」稍微熟悉一點中國服飾史的人知道，服裝在中國古代，在政治文化學上的重要象徵意義和現實意義。胡服騎射的故事，大家不會太陌生，它所引發的震動，無異於一場顛覆性的革命。三禮（《周官》、《儀禮》、《禮記》合稱三禮）之中最為重要的即是《喪服篇》。《書城》雜誌一篇名為《大明衣冠何處？》的隨筆，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改朝換代與服裝的關係。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發明中山裝，更是直到如今，仍是國家領導人的裝束選擇之一。而被後人奉為儒家、儒學開創者的孔子，竟會以一種聽上去不太高興的口吻說：「丘不知儒服！」這難道還不夠讓人吃驚嗎？其三，《儒行》一文，文章主體內容，用的是「儒有」的表達格式，這不能不讓人產生遐想。它至少說明，在作者寫這篇《儒行》時，儒並非鐵板一塊，並非一個整體性的團隊，並非已成「一家一派」，很可能是龍蛇混雜，泥沙俱下的有好也有壞，故稱「儒有」。而且，聽這辯解語氣，應該可以認為，好的還是少數。最後，這託名子曰的長篇「儒有」，稍有古典文學底子的人，一眼就能識別出它與《論語》中孔子說話的天差地別。台灣一位學者，在其所著《中華文明通史》中，直言：「孔門弟子作。」（筆者甚至懷疑，它是否會出自時間更後的漢儒之手）

以上基本可算作是與孔子關係直接、近密的材料。如果有興趣繼續深挖下去，我想，我們應該首先去先秦其他諸子的著作里翻一翻了。但我們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因為，真實可能開始離我們越來越遠。

《莊子》號稱道家之書，但孔子卻是其中進出最多的一位客人，好像莊周不拿孔丘說事，就顯示不出自己的高超深遠。《莊子》一書，尤其是外篇、雜篇，孔子不僅是熟客，而且被作者極盡揶揄、調侃之能事。但有一點，莊子在寫孔子與儒時，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試看外篇《田子方》，前面有三段寫到孔子，但一個儒字也沒出現。緊接下來一段正面寫儒，甚至給出了儒的定義，但又絕不涉孔。這種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是整個先秦時期，孔、儒關係最重要的特徵之一。為何後人對此要故意的迴避、淡化，乃至於裝聾作啞？

《孟子》情況與此如出一轍。孟子這位古今華夏口才第一的雄辯家，他的書中自然沒有少寫到孔子和儒，但卻與莊子似乎是不約而同地，恪守著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的準則。孟子與孔子與儒的關係，這裡無法展開，但以孔孟在所謂道統上的傳承關係，和孟子在所謂儒家、儒學上的特殊地位而言，《孟子》一書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難道還不足以說明事情的某種嚴重性和真實信號嗎？

荀子，後世公認的所謂儒學之集大成者。《荀子》一書中，有兩篇文章分別寫到孔與儒，《仲尼篇》和《儒效篇》。《仲尼篇》中，一個儒字沒有。《儒效篇》呢，這是一篇全面論述儒的文章，跟《禮記 儒行》不同的是，《儒效篇》說好也說壞，對儒有讚美，也有痛詆。其中三處說到孔子，「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修正以待之也。」，「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就是這些，全都在這了。你能看出孔子創立儒家，或儒學的內容么？

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這是我讀先秦諸子的一個發現。但有一家，打破了我的發現。這就是《韓非子》。《韓非子顯學》篇，劈首一句是，「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這是我在先秦諸子——墨子除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孔、儒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們知道，峻急的韓非，把孔、墨是當論敵來對待的。韓非以一種精密而暴烈的邏輯，論證了儒、墨的荒謬不可行。韓非筆下的儒、墨，基本沒有什麼正面、積極意義，有的只是貶斥與鄙夷。所以，韓非說「儒之所至，孔丘也」，我們就很難把它看成是種肯定和讚美，而倒有可能是刻意地曲解與誤導。況且，很顯然，這跟孔子創立儒家，其義之相差，仍不可以道里計。

諸子大家之中，只剩墨子。墨子在他的書里，有專門的《非儒篇》，但我手邊沒有墨子全集，所以，若有人指出墨子在書中，說了孔子創立了儒家，我願就此推翻以上全部論證。

如果我們還不嫌累，還想繼續向前，我想大概只能走近至今真偽莫辯的《孔子家語》和《孔叢子》了。雖然筆者認為，這兩部「偽作」里的孔子及諸弟子，其言談舉止，音容笑貌，要比《禮記》更形近於《論語》。但既然專家學者，都說它們是西晉人的偽作，那咱們也就趁機作罷歇手吧。

寫到這，也許有人會笑著說，你真是太天真，太不自量力，愚不可及了。後人之所以說孔子創立了儒家，是從歷史的現實結果來說的，並非一定要像現代政黨的成立，得孔子本人親自組織召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讀「黨綱」。是的，我承認，歷史很多時候，是講既成事實的，但學術豈能等同、遷就於歷史的既成事實？孔子之前，儒已存在，孔子時代，儒者遍地，但為何在孔子本人，及與他時代接近的學者，都明顯顯示出孔子與儒之間，有著某種疏離，甚至是避忌的情況下，孔子一死，卻成了所謂儒家的創立者，創始人？這之間的變遷是如何跨越的？孔學與先儒，與同時代之儒，與後世之儒，究竟是種什麼關係，這豈能是含含糊糊、含混而過的事？孔學就非得要與儒學合二為一？孔學就非得一定要用儒學來命名？這符合孔子的意思么？孔子若泉下有知，他會怎樣來面對所謂儒家、儒學的創立者、創始人，這樣一種封贈？怎樣面對他本人與所謂儒家、儒學之間的這樣一種變遷和跨越？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得繼續向前，更深入一步，來探源這個有點神秘莫測的儒，它究竟始源於何處？孔子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情況下跟儒發生關係的？發生過什麼樣的關係？儒在中國歷史的長河裡，究竟經歷過怎樣的榮辱與嬗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