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與失業之間的權衡

07-22

作者：威廉 S. 維克里

來源：華章經濟金融（ID：hzbook_tzlc）

就美國經濟當前的情形來看，在中期乃至長期，失業水平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著固有的替代關係。這一關係常常被表述為菲利普斯曲線。

在短期，經濟完全可能位於菲利普斯曲線的上方或下方，並在一定範圍內呈現周期性波動。實際上，人們通常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本身也具有不斷向外移動的趨勢，且移動的速度與近期發生的通貨膨脹率（以下簡稱通脹率）相關，尤其是通脹率未能充分體現突發的外部衝擊如戰爭或石油危機時。

根據菲利普斯曲線，通脹率為零時對應的是自然失業率狀態。而「自然失業率」這一術語卻極具誤導性，「自然」似乎意味著這一水平的失業率是正常的、可接受的。

大家普遍認為，當前的「自然」失業率在6%～7%。然而，對於關注經濟效率和生活質量的人來說，這樣的失業率水平作為長期目標是完全無法接受的。

首先，失業將直接導致產出的減少，而產出減少本身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其次，遭遇失業的個人和群體將引發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道德危機、違法犯罪、家庭破壞以及普遍的焦灼心態。

如果失業能夠在人群中均勻分布，失業形式表現為工作時間縮短、休假延長、提前退休等，那麼這樣的失業率水平或許是能夠接受的。但即便如此，也無法解決通脹問題。

這是因為，若失業表現為上述形式，就無法對工資和物價形成足夠的下行壓力，而這種壓力對於遏制潛在的通脹來說是必需的。這種形式的失業，最多只能抑制高就業水平時的高收入，而且這種抑制也是無效率的。

實際上，如果菲利普斯曲線能夠保持穩定的話，那麼在該曲線上選擇一個最優的失業率水平，同時接受其對應的通脹率就是可取的方案。

而最優失業率的確定，需要考慮兩個方面的合理權衡：①資源閑置帶來的產出減少；②各種因素導致的效率損失，如價格無法靈活變動、應對意外變化時的產能儲備以及「中空管道」操作涉及的各種限制因素。

與此失業率相對應的通脹率若能得到精準的預期，那麼通過利率水平和其他長期合約的恰當調整，這樣的通脹環境就是可以適應的。這樣的話，通貨膨脹的主要弊端就僅限於一些小麻煩。

例如，要保持價格的實時更新，人們從心理上要懂得隨著時間的推移貨幣會不斷貶值等。通貨膨脹的真正可怕之處，不在於通脹率的高低，而在於通脹的不可預知。

其實我曾一度認為，一個溫和的通脹率，將實際貨幣存量保持在較低水平，反而更容易把通脹率控制在小幅波動的範圍內，這樣的經濟環境要比儘力爭取零通脹率更好。

通脹率為零時，相對應的實際貨幣存量較大，於是我們似乎很難將這一高貨幣存量時的真實通脹率保持在一定範圍內（如-1%～1%）；相比之下，將一低實際貨幣存量時的通脹率保持在一定範圍內（如4%～6%）則要容易得多。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0」這一數字具有特殊的地位，將目標設為「0」要比設為「5」更容易讓人接受；與兩種情形下的操作難度相比，前者在心理學上的焦點意義或許更加重要。

然而，這種方案的困難之處在於，已經發生的通脹極有可能引發進一步通脹的預期，從而通脹自身加速上升並移動到菲利普斯曲線之外。

於是，與最優失業率水平相對應的通脹率將持續上升，直至經濟崩潰。

這樣一來，即便傳統的政策工具在實踐上並非不可行，即便能夠訴諸「反通脹政策市場」（market anti-inflation policy），但作為一項長期政策，保持一個穩定的通脹率似乎是極為困難的。不過，至少在短期內，即使是未能正確預期的通脹，其損害也要遠小於失業的損害。

未能正確預期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將導致財富在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任意分配，而這種分配往往是不公平的。

此外，當市場上的價格未能與通脹同步上升時，通脹也將導致買賣雙方財富的重新分配，或不利於買方，或不利於賣方（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站在農民的立場上來看，工業品價格特別是公用事業價格的下降幅度未能與總體價格水平下降保持同步）。

由此，經濟中的總產出在各方之間的分配就可能出現非效率或不公平，不過，只要就業水平保持不變，待分配的產出總量就是不變的。有人失利，有人得利，但在總量意義上，得失大體是相等的。

與通脹不同的是，失業將導致待分配的產出總量減少。在這種情形下，大部分人都會受損，幾乎無人受益。因此就其本質來說，未能預期到的通脹就好比盜用（embezzlement），而失業則類似於毀壞（vandalism）。

然而，流行的觀念卻大不相同。絕大多數人反覆思量之後都以為，通貨膨脹會使所有人遭受損失。

這是因為，人們總是錯誤地認為，如果通脹不發生的話，收入還是會增長，而物價卻不會上升。

政客和金融家一再把通貨膨脹導致的負擔稱為「最嚴酷的稅收」，這又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這種錯覺。

由此導致的政治後果是，即使那些親身經歷過失業痛苦的人，也總會認為通貨膨脹對自己的危害要比失業更嚴重。

在多數投票規則下，選票幾乎不可能反映選民對各種備選方案的偏好強度，因此，實踐中的政策取嚮往往優先考慮降低通脹，而非優先考慮減少失業。如果注意力都集中到次要問題上，就沒有足夠的精力去關注更重要的問題了。

在某種意義上，通貨膨脹的作用機理的確像稅收一樣，但其效果在現代社會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當絕大多數契約以金屬貨幣或無息票據的支付形式訂立時，對持有這些支付工具的人來說，發生通貨膨脹的確相當於繳納了一筆稅收，而貨幣當局也確實可以藉此手段控制大量的資源。

但在現代社會中，大多數契約均以支票的支付形式訂立，而支票對應的銀行賬戶一般都是有利息的，並且利率水平已經將通脹率考慮在內了，因此持有這些支付工具的人繳納的「通脹稅」實在是微不足道。

當然，對現金餘額的持有者來說，當銀行存款利率低於通脹率時，通貨膨脹的確給他們帶來了損失，但受益者是各家銀行，而非政府。

即便如此，銀行間的競爭也會促使它們以各種形式將這筆「通脹稅」返還給儲戶，如改善服務或降低服務收費（儘管這樣做在經濟上是無效率的）。

對持有貨幣的人來說，「通脹稅」似乎具有累退性，因為低收入者在購買商品時更多地用現金支付。而對那些收入僅夠糊口的人來說，他們平均持有的貨幣更是少得可憐。

不論哪種情況，就持有貨幣的平均水平來說，每年10%左右的「通脹稅」恐怕很難稱之為「最嚴酷的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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