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的，世界的

從1988年因充滿中國民俗風情的電影《紅高粱》開始嶄露頭角，到2012年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在過去的25年時間裡，作家莫言及其作品，通過電影和「靠譜的」翻譯，逐漸走向世界。

記者_黃修毅 上海報道

莫言獲獎後，第一時間出現在國外一些媒體上的圖像不是這位中國作家本人，而是電影《紅高粱》的女主角鞏俐。

這部1987年由張藝謀執導的電影，改編自莫言1986年發表的小說《紅高粱家族》。1988年，電影《紅高粱》獲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熊獎，引發轟動，成為西方觀察家窺視剛改革開放不久的中國的一道縫隙。

同時，它也讓世界知道了中國有個作家叫莫言。

《紅高粱》嶄露頭角

在莫言獲獎的當天，微博上將當年拍《紅高粱》時的一張舊照片翻了出來：23歲的鞏俐站在莫言、張藝謀和姜文三個赤裸著上身男人旁邊，神情羞澀。「當年莫言32歲，張藝謀比他還大些，鞏俐大二……如果來一老道，說，你，將來拿戛納獎，你，將來拿威尼斯獎，你拿金熊獎，至於你，諾貝爾文學獎。估計誰都會以為是天方夜譚吧。」這張老照片的配文這樣說。

其實不單公眾，就連莫言自己也猜想不到自己能獲獎。2009年12月，已經問鼎中國作家實力榜第一名的莫言在接受《中國日報》記者專訪時，談起諾貝爾文學獎，第一個反應就是：我看也獲不了，是吧？

當初在劇本改編時，莫言對張藝謀未作任何要求：「我說我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你愛怎麼改就怎麼改。你要『我爺爺』（姜文飾）、『我奶奶』（鞏俐飾）在高粱地里實驗原子彈也與我無關。非但無關，我還要歡呼你的好勇氣。拍好了是你張藝謀的光榮，拍砸了也不是我的恥辱。」儘管最後呈現在莫言面前的劇本定稿和他的小說幾乎是兩碼事了，但毫不妨礙那麼多年來人們把電影《紅高粱》和他捆綁在一起。

二十多年後，紐約評論家理查德·布羅蒂（Richard Brody）重看了這部電影，對《紅高粱》所展示的美學，有了進一步的體悟，「張藝謀的電影仍然顯得過於典型化、圖示化和簡單化，他運用電影媒介的方式，仍是某種非個人化的表現、和去個性化的漂亮」。 但他格外留意到電影中，那個承擔敘述者的話外音運用，使得那段歷史被官方意識形態所遮蔽的個人記憶凸顯出來，「而這要歸功於莫言的文本給它投上的色彩」。

莫言的小說有別於他的電影合作者，正在於他沒有張藝謀電影所定義的中國民俗風情式的「漂亮」和「原始」，而是進一步反思了中國當代藝術表現手段中流於「典型化、圖示化和簡單化」的根源。

迄今為止，莫言有4部作品被改編為電影。其中，除《紅高粱家族》外，由短篇小說《白狗鞦韆架》改編的《暖》，曾獲第十六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麒麟獎。但在西方被提及最多的，仍是他亮相海外的「處女作」《紅高粱家族》。這部以穀物與酒精的關係為入口的小說，更容易勾起西方讀者、書評人的想像。

在《紐約客》的評論中，莫言被拿來與196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瓜地馬拉作家阿斯圖里亞斯相提並論，不僅因為這個美洲人曾被奉為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先驅，更因為《紅高粱家族》的閱讀體驗，讓他們想到了有濃重民俗神話色彩的政治控訴小說《玉米人》（阿斯圖里亞斯寫作於1949年的代表作）。

「靠譜翻譯」

如果說張藝謀要感謝莫言為他的電影提供了最佳劇本，那麼莫言則要向自己作品的英語翻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致謝。

「葛浩文」是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近二十年里，他一手將莫言、蘇童、阿來、畢飛宇等的小說譯成英文，儼然是向英語世界引介中國文學作品的傳道者。而他的名字，也成了中國年輕作家們口耳相傳的進入西方讀者圈的「靠譜翻譯」標籤。美國評論家厄普代克甚至謔稱，「英語世界的中文翻譯似乎成了葛文浩一個人的孤獨星球」。

1993年初版的《紅高粱家族》並不是葛浩文接觸到的第一部莫言作品。在此之前，他在一份香港刊物上看到了莫言寫於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我很驚訝，中國作家能有這樣的熱情來寫這樣一部小說，其中，既有恨，又有愛。我說我一定要翻，就寫信轉給莫言。莫言回信說他很高興我能翻譯他的著作。」

此間，一次偶然的機會，葛浩文經台北的朋友推薦看到了《紅高粱家族》，沒看多少，他就坐不住了，決定暫時放下《天堂蒜薹之歌》，先翻《紅高粱家族》。就這樣，他在二十年里陸續翻譯了六本莫言作品，從最先出版的《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到《酒國》、《豐乳肥臀》和短篇小說集。

據葛浩文說，《紅高粱家族》的英文版在十幾年裡發行到兩萬冊，已很不容易，曾創下中國文學海外銷量的最高紀錄，只是後來被同為他翻譯的《狼圖騰》所打破。

除了少數殿堂級作家，「外國文學作品在英語世界讀者中難以立足」是出版業盡人皆知的。當初《紅高粱家族》的英譯本在美國發行時，華裔作家譚恩美(Amy Tan)曾寄望，「莫言的聲音將打通進入美國讀者內心的通道，就像昆德拉和馬爾克斯曾經做到過的。」

自1993年由葛浩文翻譯了《紅高粱》的英語譯本以來，二十年里，莫言的作品已有德文、法文、瑞典文等多個語種的版本。如今的亞馬遜網站上，能找到的中文以外語言版本的莫言作品共計371種（包括重版、再版），在中文作家中稱得上是個領跑者。

德國漢學家顧彬，就將莫言的獲獎歸功於葛浩文的翻譯：「在中國有許多（比莫言）更好的作家，他們不那麼著名，是因為他們沒有被翻譯成英文，也沒有葛浩文這樣一位傑出的美國翻譯家。」

顧彬說，葛浩文採用一種非常巧妙的方式將原作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譯，他翻的是一個整體。這是歐洲大約從18世紀以來流行的翻譯方法。「也就是說，葛浩文對作者的弱點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後翻成英文，語言比原來的中文更好。他多年來一直這樣做，因而在翻譯市場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也因為如此，這些中國作家的作品被從英文翻譯成德文，而不是從中文翻譯成德文。」

正是因為「最初讀到葛浩文的《紅高粱》英譯本，非常喜歡」，瑞典文譯者陳安娜才開始著手翻譯莫言。而此前她翻譯的第一本中文小說，是蘇童的《妻妾成群》。

諾獎揭曉當晚，已翻譯了三部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譯者陳安娜在微博上發布了「太陽、蛋糕」的圖像，淡然的喜悅，盡在不言中。外界在這個時候頻繁引用她的老師——也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成員之一的馬悅然的話，「只要好的譯本足夠充分，那就是（中國作家得諾獎）時候到了。」突然從一個冷僻領域跌入風暴中心的這個北歐女子，此時卻顯出了超然的冷靜：她選擇第一時間向莫言作品的英語譯者葛浩文致敬。

體制內身份並沒受排斥

莫言在國外出版的有些小說，和在國內的版本略有不同。譯者葛浩文稱，他翻譯所依據的《豐乳肥臀》的稿本，就經過了作者的再加工，對1996年在國內出版時遭遇的增刪做了重新修訂，交到他手裡的「是一個更簡潔、電腦列印的稿本」。

在西方，莫言的體制內身份，並沒有評論家引為排斥的論據。作為中國首位合法的諾貝爾獎得主，他更多被當成一名「身在體制內部的體制批判人士」接納。

在2005年發表於法國《世界報》上的一篇文章里，莫言記述了在1937年觀看朝鮮電影《賣花姑娘》時的體驗：周圍的人都在為片中女主角的悲劇命運哭泣時，他感到不可理喻的「荒謬」，「差不多忍受了同等苦難的觀眾，怎麼可能看到比我們還慘的生活而為之哭泣？」他最終得出這樣的觀察，在「文革」中「人們喪失的不僅是生活的自由，還有感受力的自由」。

而這一點，正是厄普代克、史景遷等西方知識分子進入莫言作品的切口。厄普代克在給《豐乳肥臀》所寫的評論中，曾提到，「莫言作品的低俗鬧劇和粗野淫穢的表面之下，那種道德風險反而消失了。尚未被拖垮的讀者在疲憊中所忍受的，是上個世紀中國人生存的連綿苦難。」

2008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在評論莫言的力作《生死疲勞》時，甚至從「小說描寫的許多性糾纏中」看出了「反政治的激情」。他進而預言，「如此看來，中國的小說正在取得自己應有的地位，小說作者也在主張新的表達自由。」

他的小說藝術成就在西方讀者中所引起的爭議，在於他不同於傳統、陳舊的語言敘事風格。熱情的西方譯者在把莫言比作拉伯雷或狄更斯式「粗俗、大膽、幽默的語言大師」時，也承認「他那種中國民間傳統講故事的方法，有時也會顯得啰嗦」。 厄普代克在評論莫言潑墨奔放而旁枝錯雜的文體時，就曾下過這樣的論斷，「中國小說或許由於缺乏維多利亞全盛期的熏陶，沒有學會端莊得體。」

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長彼得·英格倫(Peter Englund)在今年10月11日文學獎最終揭曉時，表示莫言「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還特別推薦了其早期作品《天堂蒜薹之歌》，而這部社會批判作品受到當時的政治風波影響，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