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吳樹《誰在拍賣中國》：走投無路的中國文物鑒定業

選自：吳樹《誰在拍賣中國》 第八章 中國文物保護的三大瓶頸　　瓶頸Ⅱ：走投無路的中國文物鑒定業　　談及文物保護，必須涉及文物鑒定，道理很簡單，真假不分、優劣不辨，你保護什麼？往下走，要談及文物鑒定，恐怕圈內人都會有話要說，什麼「真品」、「贗品」、「仿品」；什麼「撿漏兒」、「打眼」；什麼「專家」、「行家」、「眼學」、「科學」，等等等等，五花八門、莫衷一是。吵到最後，對於收藏者來說，千言萬語，多半只有一句話：「你的藏品是假的，我的東西是真的！」對於鑒定專家來說，也是千言萬語一句話：「我過眼的不會有錯，他看的東西，可就難說……」　　於是，此界又有了「國寶幫」、「文博幫」、「考古派」、「實戰派」。山頭鼎立、幫派鬥毆，收藏成了「江湖事」，國人站在一旁，內行的看道道，外行的看熱鬧。再於是，中國的文物市場真偽莫辨、亂象叢生，給我國的文物保護工作造成了前置性的障礙……　　 發生在人民大會堂的捐獻事件　　「國寶幫」是近年來流行於收藏界的一個新名詞，泛指民間收藏古董重器的人群，其特點是言必稱「國寶」，行必藏「國寶」。據記者所知，剛開始「國寶幫」是「考古派」和「文博派」(國家文物、博物、考古單位的專家學者)送給民間收藏者們的雅號，後來，鄉野收藏大眾不忌諱專家們的嘲諷，乾脆以此稱呼獨樹一幟，自嘲嘲世，對抗以故宮博物院專家為首的「朝廷重臣」。漸漸地，一些「實戰派」專家(有國家授予專業職稱或鑒定資格的市場專家)也陸陸續續加入了「國寶幫」的隊伍，為民間收藏家鑒定藏品、釋疑解惑。這樣，本來已經熱鬧非凡的收藏天下就更加三國鼎立，烽煙四起，只要有什麼大型活動，就勢必會引發一場口水戰。　　2009年7月21日上午，人民大會堂四川廳，一場名為「國寶獻汶川」的高規格愛心捐獻活動正式啟動，捐寶者大多都是「國寶幫」重要成員。　　自打08年汶川大地震以來，雖然說類似活動一場接一場，早已為民眾司空見慣，但是這次捐獻儀式的規格之高——國家級的會場、國寶級的藏品、國家級的鑒定專家——還是引起了大部分中國主流媒體的高度關注。中國新華社、人民日報、參考消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等二十多家新聞單位都派出了精兵良將入會報道。新浪網負責全程現場直播。　　參加捐贈儀式的國家相關部門的新老領導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原空軍司令員王定烈將軍、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原國家民政部副部長章明、四川省有關方面的負責人；中國文物鑒定界權威人士雷從雲、單國強、孫學海、朱學謙、趙青雲等老專家，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100多位文物捐獻者也出席了捐贈儀式。　　記者調查後得知：此次「國寶獻汶川」愛心行動，緣起四川收藏者伍義江。今年5月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時候，69歲的伍義江老先生為支持災區重建，把自己最珍貴的一件文物——清乾隆琺琅彩「花熏冠架」捐贈給汶川縣。伍義江老人說，之前曾有人出價千萬要購買這件藏品，但自己堅辭沒賣。　　雖說百廢待興，資金缺口相當大，但出於對混亂的文物市場有所了解，接受捐贈方的汶川縣政府對此態度謹慎。為了穩妥起見，特意派了一位領導帶著這件「寶物」去了北京，找到多名國家鑒定委員會的權威文物鑒定專家，並請中國收藏家協會學術研究科學檢測實驗室等單位對這件文物做了「物理檢測」，結果均被認定為「真品」。而且，專家們認為這件捐贈品的市場估價，可參考2005年香港蘇富比拍賣以1.2億港幣成交的花石錦雞紋雙耳瓶，還有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賣以1.6億港幣成交的杏林春燕圖碗。　　至此，汶川縣政府才於5月10日召開了新聞發布會，並在當天舉行了隆重的捐贈儀式。此後，事情的發展卻出乎汶川縣政府的意料。媒體報道後，此事在文物收藏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汶川縣政府每天都收到全國各地文物收藏者的電話，藏家們紛紛向汶川縣政府表示，願意捐出自己珍藏的國寶級藏品，支持汶川災後重建。藏友們的熱情，讓正在為重建所需的巨大資金缺口而焦慮的汶川縣政府領導看到了某種希望。汶川縣委常委江中漁向記者透露：「縣上災後重建任務很重，資金缺口很大。受災損失是643億，中央專項資金對口支援等等資金全部加上，資金缺口還有100多個億。我們接到這些東西，說實話對汶川來講價值不大，必須要把它變現。變現之後用於災後重建才有價值。」江中漁還認為：「對於捐獻者個人而言，變現是有很大難度，但是通過政府行為，變現就會容易許多。捐給我們過後，我們通過宣傳造勢來把它變現。」　　於是，汶川縣政府成立了專門的領導班子，組建了「國寶獻汶川」活動組委會，聯絡各地的文物收藏家，號召並發動全國的文物收藏者和企業家來捐獻或購買文物。後來，此活動還受到在「國寶幫」中極有影響的元青花研究者、上海社科院《社會科學報》社社長許明博士的支持，在他的影響下，一批民間收藏者紛紛將自藏的重器拿出來捐獻汶川。緊接著，國內著名鑒定專家雷叢雲、李輝炳、孫學海、趙青雲、朱伯謙，中國收藏家協會副會長、湖南省博物館館長熊傳薪，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單國強等人，還無償、義務對捐贈藏品進行甄別和鑒定，並逐一出具鑒定報告。　　為了感謝全國民間收藏者對災區的愛心奉獻，汶川縣政府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四川廳舉行「國寶獻汶川」捐贈儀式。來自災區的汶川縣縣長廖敏代表災區政府和人民，向全體捐獻者和為這些捐贈文物做鑒定的專家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會場上，66件準備捐贈給地震災區汶川縣的珍貴文物一一呈堂，讓到場者驚羨不已。其中有：「鬼谷子下山」紋元青花大罐、直徑1.8米的明代宣德年釉里紅大盤、宣德五彩魚藻紋70厘米的大罐、明永樂年間的銅鎏金三世佛、清乾隆琺琅彩「花熏冠架」、清乾隆年間的粉彩1.4米直徑的瓷桌、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鳥尊……內行人都清楚，這些珍品每一件都堪稱國寶、價值連城，單是那隻「鬼谷子下山」紋元青花大罐，幾年前就曾在倫敦蘇富比拍賣會上以相當於2億多人民幣的價格成交……　　有人做過估算，就藏友們捐出的這66件國寶，假如全部變現，怎麼地也能給汶川的災後重建增添幾十個億的援款，這對於地方財政還有100多個億資金缺口的汶川縣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之舉。可是，就在人民大會堂獻寶儀式後，事情再一次出乎人們意料之外——從第二天開始，在國內頗有影響的雅昌藝術論壇等網站上，出現了大量對「國寶獻汶川」活動的質疑聲。只要看一眼文章的標題，大致上就可以了解那些聲音所代表的觀點：　　「國寶獻汶川，還是『洗白』贗品？」(《南方周末》)　　「假國寶獻汶川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騰訊論壇》)　　「國寶獻汶川是地攤貨？」(《世界日報》)　　「本世紀最大的捐贈欺騙，假國寶捐汶川！」(雅昌藝術品論壇)　　「誰在為『國寶獻汶川』做鑒定？」(《南方周末》)　　……如此種種，責難聲一時間鋪天蓋地，更有網民將此次捐獻活動比作「三聚氰胺有毒奶粉」、「又一個周老虎」。在眾多吐口水的人群中，記者還注意到有兩位近年來活躍在中國文物鑒定市場上的人物，一位是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北京市文物鑒定委員會古陶瓷鑒定專家王春城，另一位是中國古陶瓷科技鑒定中心首席鑒定師、北京華夏物證古陶瓷鑒定技術研究所所長毛曉滬。前者認為此次捐獻的「國寶」中，有些物件在生產工藝水平上為當朝所無法達到，他還笑談直徑1.8米的宣德釉里紅大盤「聞所未聞」；後者在過目「國寶獻汶川」的圖錄後，對其中一些捐贈文物給予了明確的否定性意見，「它的暈散問題完全解決了，這個都超過康熙的水平，根本就不是宣德的東西」、「這個元青花……(搖頭)」　　記者還曾就這一事件分別向幾位在國內舉足輕重的文物專家作過諮詢，但諸位老人家對此都保持沉默，頂多也是「拈花一笑」。還有人答覆記者：「鑒定的事你現在也明白，誰能對此下一個死結論？」　　記者又對此次活動專家鑒定小組的部分成員進行了諮詢，專家們對自己義務鑒定的文物真實性堅信不疑，對大部分捐獻者的良好動機也表示肯定，但也沒有誰能夠對所有捐獻物品全部保真。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兼研究室主任、中國古陶瓷研究會副秘書長李輝炳先生認為：「捐贈品有些質量還是不錯的，有些甚至是國寶級別的，也有假的，但是收藏家不知道是假的，他認為是好的，這也是一種愛心。」該專家還認為：「市場現在有很多新出土的東西，文物鑒定委員會往往是根據之前的標準，所以往往給人家否定了，不一定對。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遲早會被證明的，只是目前還做不到。」同時，李輝炳先生對那隻爭議最大的明宣德年釉里紅大盤也給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沒有見過那個1.8米的大盤子，但是據我所知，那個時候是可以生產出這樣的東西的……」　　原國家鑒定委員會資深委員、國家博物館顧問孫學海先生認為：「這次捐獻的幾十件物品大部分都是真品，有不少還是精品，要去國外競買價格會很高。」老先生還對此次「國寶獻汶川」活動所引起的風波感到傷心和不理解：「持寶者無償捐獻、專家們義務鑒定，大家都是一番好意，想要為災區重建獻一份愛心，怎麼就會弄成這個樣子……」　　被業內人士戲稱為「國寶幫」幫主的許明博士對此作出了比較理性的分析，他說：「這並不是學術之爭，對方(指「文博幫」)不改變的原因在於之前一直是他們的觀點指導商業活動(指文物市場)，一旦更改，過去的聲譽、器物的價格，包括自己的學術生涯就會坍塌，(所以)為什麼真假不分呢？要維護既得利益和價格體系！」　　此次活動捐獻者之一的南京某企業老總，更是將此次事件上綱上線。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尖銳地指出：「這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是文博領域既得利益者和科學發展論者之間的鬥爭。陳舊的腐朽的文博體制讓一些道德低下的、唯利是圖的、置國家利益於不顧的人鑽了空子。我深信這只是暫時的現象，保護國家文物不流失，保護國家文化安全是大事大非問題，黨和國家不會不管的！」　　儘管許「幫主」與身邊弟子憂國憂民，大有要為保護國家文物而捨身下地獄的豪壯氣概，可惜收藏界江湖兇險，幫外有幫、幫內有派，就這件事，記者發現在「國寶幫」內幸災樂禍、同室操戈者大有人在，好無奈呀！　　面對這起捐獻事件所引發的紛爭，最尷尬、最無奈的當然還是汶川縣政府。事後，他們又重新邀請部分專家和有關儀器測試的單位，再一次對幾十件捐獻文物進行全面鑒定，但是所得出的結果是：有些專家認定的東西儀器不認，有些儀器測試認定的東西專家又不認，還有些這種儀器認定的東西另一種儀器不認，這個專家認定的那個專家又不認……　　有鑒於此，此次活動領導小組負責人、汶川縣委常委江中漁只能發出一聲長嘆：「現在文物市場很不規範，文物鑒定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　　汶川縣委宣傳部另一位領導對記者說：「拍賣計劃落空了，有些有意購買的企業現在也退回去了。如果這些東西賣不出去，我們把它們列為國有資產，會好好地保存下去，這是全國藏家對汶川的一片愛心，希望有些人不要再在汶川人民的傷口上撒鹽了……」這位領導所說的「有些人」究竟是誰？記者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記者在一家網站上讀到一位署名「南都網友」者寫詩對此事件作出別出心裁的總結：「捐贈高尚，走眼可諒。大體不錯，個別可商。技分高下，與德無傷，行善堪嘉，謗善乃狼。世風日下，唯此國殤！」　　對這個網友所作的結論，對於此次事件，記者不想多說什麼，相信細心的讀者對於個中曲折看得分明。近些年來，由於文物鑒定界的無序無能和門派爭鬥，此類看似悲壯，實為荒誕不經的故事每年都有發生——從首屆民間元青花研討會上「國寶幫」怒砸億元青花大罐看胎正名，到澳籍華人寧志超獻國寶20年未得「入宮」，還有國寶級文物鑒賞家史樹青捐獻越王寶劍被指「贗品」、故宮和國博聯手收購河南農民仿造的「北魏陶俑」……如此種種，概莫例外都暴露出我國文物鑒定業的無奈與沒落。 「出口轉內銷」的商代青銅器　　今年6月，記者在南方某省拜訪一位富豪收藏家時，看到一組3件套中國早期青銅器，一隻斝、兩隻爵，品相完美，從器型、材質和製作工藝上看，最晚也能到商代。青銅斝與青銅爵並行為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那一時期的青銅器胎質薄，而且工藝簡單粗糙，除開少量乳丁紋外，多無花紋。從器型上講，目前能見到的斝要比爵少得多，外加這隻青銅斝除開有乳丁紋和幾道玄紋外，還有幾個圓型裝飾圖案，非常稀少，所以越發有收藏價值。　　「好東西，這銅銹、土銹、結晶斑、包漿、氣味、手感全都到位，大開門的老貨！」記者看著眼饞：「花了多少錢？」　　「咳，別談，虧死了！」公司的藝術品顧問小舟(化名)一臉的悔色與怨氣。　　「花了多少錢？」我又追問了一句。　　「3件東西一共花了280萬！」小舟好像對這個價碼挺不甘心。　　「就花這麼點錢值得你唉聲嘆氣的？按價值論，這3件東西哪一件不比『鬼谷子下山』值錢？」我覺得奇怪，這小舟今日怎麼了，往常幫他老闆去國外拍賣會買東西，哪一次不得花上個幾百上千萬？更何況這麼好的東西，還「3件套」。　　「您不知道，這3件東西本來已經談妥只花不到30萬塊錢就可以買下來，後來老闆愣是不相信我，聽北京專家的！」小舟忿忿地說。　　這檔子事情，我當然不願放過。經過一番打探，小舟才說出個中原委。　　「那還是06年的事。一個河南人，聽說我們老闆捨得出大價錢買古董，就拎著1隻蛇皮袋，裝了3樣東西來到這間辦公室。他磨磨蹭蹭地把東西放在這張桌上，我一看，嗨，這不天上掉下3個林妹妹嗎？對不起，你們北方人喜歡天上掉餡兒餅，我們南方人更喜歡多掉幾個林妹妹。我讓那個河南人開價，他先是伸出5個指頭，我一看，500萬？心想，按照主動上門的買賣規矩，砍下一半再打個6折，頂多花上100萬就可以一窩端了。於是，我伸出1個手指，準備他再往上抬一點，120萬左右成交。誰知道那人憋了半天，忽然冒出一句：『10萬塊錢太少了，最少得30萬』——好傢夥，我把他的報價多加了一個0，幸虧我們用的是手指頭，而不是嘴巴！」　　「撿大漏兒了！」我說。　　小舟不緊不慢地說：「我又向下壓了兩萬，那人說，給錢吧！」　　「是呵，快掏錢吧！」我聽著著急。　　「可錢不是我的呀！老闆一聽，怎麼這麼便宜？就給北京一位熟悉的專家打電話，專家一聽馬上就從電話那頭傳過來一個問號：『國寶呵，怎麼那麼便宜？一準有問題。』於是，老闆要我領著那人帶著東西當天下午就飛往北京，請北京的專家過目。　　「到了北京，專家只朝這些東西看一眼，手都不用上，說：『仿品。銅銹是沾上去的，包漿是用熬制的草藥煮出來的……這幾件東西要對，得值多少錢呀？那年紐約蘇富比上拍了一隻商早期的青銅爵，還是素麵的，成交價就達到80多萬美金，摺合人民幣就是600多萬哪！』」　　「後來呢？」我急切想知道這幾隻快煮熟的鴨子是怎樣飛走的。　　「您聽我說呀，後來，那個河南人一聽專家說一隻青銅爵在外國就賣了600多萬塊錢，眼睛瞪得有燈泡那麼大，說了聲：『哎呀我的娘啊，這東西那麼值錢呵？俺還不知道呢！專家，你能幫俺拿到外國去賣了不？賣了錢俺們分成，您一半，俺一半！』看樣子那小子是個新手，自己剛刨出來的貨。專家不屑一顧地說：『你把我當什麼人了？我見過多少東西？更別說你這樣的低仿品，哪一天不幫人看上幾十件？』」　　「後來呢？」我又問。　　「哪還有後來喲，那河南人立馬將東西用衛生紙纏上，重新塞進蛇皮袋子里，走人了！」講到這，小舟仍然為當年的事氣憤不平。　　「那後來你們又從哪裡把這3件東西買回來啦？」我接著問。　　「還能從哪裡？出口轉內銷唄！08年，我去美國幫老闆買東西，又在拍賣行碰上了這『3件套』。我跟拍賣行的人說，『你們上當了，這3件東西我在國內見過，是贗品。』人家不高興了，拿出3個國家認賬的鑒定單位開出的科技測試報告單，還有兩家權威鑒定機構給出的專家鑒定報告，結論完全相同，跟我當初的結論一模一樣——商早期的青銅禮器。他們換了一樣說法，『公元前1775-1885』。我打電話請示老闆，但沒告訴他就是一年前看到的那幾件東西。買了。因為是一次性捆綁買了10幾件東西，拍賣行幫忙從中撮合了一下，場外議價成交，大概便宜了百分之二十吧。　　「東西買回來以後，老闆一打量：『這幾件東西怎麼看著那麼眼熟啊？』我說：『在電視上看過唄！』最絕的是後來，那位北京的專家來我們這裡開會，到公司看到這幾件東西，連聲稱讚：『好東西、好東西，這才是真正的國寶呵』……」　　「有沒有這種可能，這3件東西並不是你當年放棄的那3件？仿品仿品，不都是照著真品做的嗎？」我說。　　小舟沒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只是拿起那隻青銅斝，點出一處指甲印讓我看：「這是第一次見面時我摳下來的，試驗土銹是否用強力膠沾上去……」　　像小舟他們所遇到的那種由於鑒定失誤而導致文物外流的事件絕非個案，而且，更多的文物跨出國門後就再也難覓蹤影，永遠消失在異國他鄉。一位「老海關」曾向記者透露：「這些年由於鑒定失誤混出海關的文物不是小數字，你們看到的往往都是海關的戰績，查扣了多少多少走私文物，其實那些數字只是掛一漏十，你可以去算算。我們經常會遇上這樣的尷尬，有些重要文物流散到國外被曝光，後來一查，它就是以現代藝術品的名目大搖大擺出海關的。大家看了報、看了電視，只會大罵我們海關無能、腐敗，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我們往往也是代人受過！」　　「老海關」給我舉了個事例：「前兩年，有個香港人用集裝箱裝了十幾個石頭佛像，接到報告後我陪同一位外請專家去鑒定，我雖然不是專家，但在海關搞的時間長了，對一些東西多少有些感覺。我提醒專家說這些石佛像看上去老氣，專家輕蔑地瞧我一眼，說：『老什麼老？你都看得出來還要我們這些專家幹什麼？這種東西潘家園西面院子里一搬幾大車，都是從河北、山西那邊拉過來的！』後來，我在網上看到，那些石佛在紐約拍賣行被拍賣了，成交價好幾百萬呢！領導說，你別沒事找事，興許那些東西跟你看到的不是一回事。專家鑒定還不如你？」　　由於鑒定失誤，小舟的老闆冤枉多掏了幾百萬元錢，海關「捉放曹」讓國家多流失了一批珍貴文物，這些事不大也不小。近年來在打擊文物犯罪方面出現一些鑒定環節導致的法律尷尬，更加讓人心驚肉跳。如：2003年發生在北京的廣西農民李廣球「汝瓷詐騙案」，由於專家和鑒定機構對交易品真偽的意見相佐，導致涉案農民無罪被拘，幾乎家破人亡；2005年發生在北方某地的農民走私國家一級文物獲罪，但因贓物真假有爭議，當事人被關了4年最後無法定罪；還有2006年發生在湖北的國際快運「網上走私國家重要文物」案，當事人因文物真假莫辨而在生死線上盪鞦韆……　　文物鑒定的失察，還直接威脅到我國文物業的基礎。在記者調查各級博物館時，發現很多博物館都有誤藏贗品的記錄。一位博物館的領導向記者披露：不完全統計，目前不少公立博物館的藏品中，贗品比例要佔5%以上。還有知情人危言聳聽，說館藏贗品的真實比例要遠遠超過這個數字。記者在調查中還得知，有許多博物館由於患有「贗品恐懼症」，甚至乾脆拒絕接受所有來自民間的捐贈文物，導致這些文物轉落市場，迅速流失。凡此種種，給我國的文物保護、甚至是國家文化資源安全重重地敲響了警鐘。從「只有XX件」看中國文物鑒定界的不作為　　中國鑒定界存在著兩種通病：一是世界觀上的崇洋媚外，按照洋拍賣行的成交價評估文物價值，這種現象人盡皆知，本文不多做評述；二是方法論上的形而上學，「只有XX件」的理論就是這種邏輯詬病的集中體現。「汝窯瓷器只有78件」、「宋代鈞瓷只有200件」、「紅山古玉只有200件」、「元青花只有300件」，等等。我們不妨來剖析其中一種類型的真實情況，看看中國的文物鑒定家們是怎樣走火入魔。　　還是以知名度最高的元青花為例來說事兒吧。自打2005年佳士得整出一隻天價「鬼谷子下山」大罐以後，此前對元代青花瓷毫無研究的中國陶瓷專家們，立即棄我民族數千年文明之輝煌於不顧，唯洋人之馬首是瞻，將元青花奉為至高無上的「國寶」，萬千恩寵於一身。為了配合佳士得等拍賣公司的圈錢運動，他們放棄一大堆該乾的事不幹、該研究的課題不去研究，不辭勞苦，又是著書立說，又是遊說四方，將元青花的物質壟斷權毫不吝嗇地拱手相讓——數量上鎖定「只有300件」，分布地域主要鎖定在「中國之外」，圖畫原料鎖定蘇麻離青(進口顏料)，工藝特徵鎖定伊斯蘭文化……如此種種，荒誕不經。　　最壞的事情還在後面，這些荒唐的理論被以「權威」的方式發布後，受到國內收藏界少數既得利益者的追捧與濫用，於是，一個獨具中國特色的公式誕生了——「理論權威」+「收藏大家」=「絕對真理」。在這個公式的誤導下，元青花的300件指標早已被洋人和國內少數博物館以及「收藏大家」們瓜分，民間一有出現，必然會遭到「統統地——槍斃！」。　　事實究竟如何？記者曾就元青花的若干問題認真做過調查研究。　　1.元青花的數量問題。實際上，只要稍有邏輯思維能力的人都不會相信那個著名的「300件」理論，因為它顯然是一個脫離實際、在真空中編織的笑話。但是，為了用事實說話，記者還是多次赴景德鎮做專題調查，翻閱了有關歷史資料。元人蔣祈在《陶紀略》中記載：「景德鎮，有窯300餘座。」毫無疑問，這些窯場都是用來燒造瓷器的；數量如何呢？沒查到具體數字，但我們可以從另一條渠道去估算。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宋代景德鎮的瓷場每年納稅「3337貫950文」。另據《元典章校補》卷九記載：浮梁縣景德鎮課稅處所每年收稅「500錠以上」。按元代錢幣換算方法，1貫等於1兩，50兩等於一錠。那也就是說，景德鎮一年要上繳國家的稅額至少在2.5萬貫以上，比宋代瓷業稅收高出七倍以上；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窯場燒制的主打瓷器品種是什麼呢？許多到過景德鎮考察的人都知道，從出土窯場堆積物殘片看，當時窯場生產量最大的便是青花瓷器，道理極為簡單：青花瓷是朝廷推崇的主流新品種。假若有人說：「現代中國人吃飯用的碗以陶器為主！」會有人相信嗎？　　元青花的數量之多，我們還可以從國家認賬的發掘記錄上領教：記者在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館看到，單從一座元代晚期的窖藏里，就出土了24件質量上乘的元青花、釉里紅瓷器，其中不乏體積碩大、製作精美的梅瓶、蓋罐，比較國外同類藏品，有過之而無不及。除此之外，自從「元青花」的概念傳到中國以後，在江西、北京、河北、浙江、江蘇、內蒙、雲南等地，都有精美的元青花器物出土，地域之廣涉及東西南北中。以上還僅僅是考古發現，至於民間盜墓、偶得之物有多少？地底下還有多少？我們不妨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推算，至少不會是「只有300件、主要在國外」吧？可見此理論毫無疑問是吃裡爬外的無稽之談。　　2.元青花的工藝界定。雖然專家們從數量上將元青花鎖定在「只有300件」，而且大部分在國外，但是，縱然在資料匱乏、數據缺失的惡劣條件下，他們仍然給元青花的鑒定編造出若干「要領秘訣」，不得不令人望洋興嘆。記者將元青花專家們的這些「秘訣」歸納起來，大致為：胎必露麻倉土、料必是蘇麻離青(進口顏料)、色必見翠蘭外加鐵斑和暈散，此外還有型必大、紋必洋……　　對於這一套已被炒作為元青花「鑒寶大法」的理論，假若記者從正面攻擊，難免也會落入形而上學、盲人摸象的誤區，因為很顯然，我們缺少大量的元青花標本或實驗數據。我們不妨從側面進攻，用反證法來推斷這些理論的以偏概全，這樣，獲勝的可能就變得輕而易舉了。首先，假定這種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元代除開景德鎮之外，還有很多區域，比如雲南、河南、河北、內蒙等地都大量燒制青花瓷器，他們都得去景德鎮挖取麻倉土嗎？顯然得不償失；其次，蘇麻離青為進口顏料，價格昂貴，包括景德鎮在內的一般窯場，他們有足夠的本錢去進口蘇麻離青料嗎？還有，當朝那些生產國產青料的作坊都停產了嗎？再其次，元青花使用量最大的怎麼說也應當是當朝老百姓吧？中國幅員廣大，有多少人會向游牧民族那般捧著一隻直徑50多公分的大盤子裝菜、拎著一隻40多公分高的酒壺盛酒？　　如此說來，符合專家鑒定標準的元青花恐怕還真「只有300件」。怪不得在中國民間收藏的元青花全都是「假貨贗品」、怪不得中國富豪收藏家只有遠渡重洋花費天價競買元青花！只是這樣一來，可就苦了當朝百姓，恐怕當年那些成吉思汗的子民們不得不使用宋代古董碗吃飯、賒明代宣德壺沖茶飲酒……　　隨著時間的推移，「只有XX件」差不多成為文物圈內的笑柄，專家們似乎也不怎麼再去鑽那個牛角尖兒了。但是儘管如此，中國文物鑒定界失察於「形而上」的「鑒定大法」並沒有從本質上得到改善，無論從哪個層面上看，「形而上」的鑒定模式始終佔據著國家文物鑒定界的主流地位。不管是什麼門類，專家們的鑒定秘訣不外乎把所謂的形、紋、工、材放在首要位置上，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很少有人會去理會在那些精美古物的「形之外」，原創者們進行藝術創作時的原始動力和情境中個性化的審美趣味，從而在比較中識別仿造者於急功近利心態下所留下的怯痕，更不談在光影線條之間去體會和感受今人無法模仿的古老中國藝術哲學，以及在這種哲學影響下所抽象出來的各類藝術作品之「神」，進而識辨當今那些所謂高仿品的「丟魂落魄」之作。　　從記者暗訪過的文物高仿基地來看，對付目前眼學所依據的所謂形、紋、工、材，已經不是什麼難題，用高精密度電子計算機控制的掃描、繪圖、配料、複製，早已將「形而上」的眼學鑒定法蛻變成為市場遊戲中一個個黑色幽默式的喜劇情節，就在專家們振振有詞地開具文物鑒定證書的同時，那些腰纏萬貫的文物造假者，在密室里興高采烈地交換著專家們「打眼」的笑話。即便是我國最權威的眼學鑒定機構，也正在受到高科技制假業的嚴重挑戰。　　一位曾在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工作過的領導曾講過一個笑話：有一次，為了對一件文物做年代鑒定，有關單位同時請了3位國家鑒定委員會的專家到場，採取背靠背的方式分別給出鑒定結果。第一位專家看過物件後，得出結論：從器型上看應該是「明代作品」；半小時後，第二位專家到場，仔細看了看顏料、雕工、人物服飾等特徵，然後簽寫鑒定結論：「……系清代一般文物」；又過了半小時，第三位專家來到現場，看完後哈哈一樂：「這是什麼文物？贗品！潘家園遍地都是……」請注意，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全都是「國家級」。　　為了對自己的某種結論作出求證，記者曾多次使用文物「高仿品」做過相關測試，成功率幾乎百分之百。例如：2007-2008年，記者先後將6件高仿「宋代名瓷」分別送交北京市3家拍賣公司，全部順利通過專家鑒定，收為拍品(後自主「拍回」或撤回)；2008年，記者將2件「古玉」高仿品送北京「世紀壇」請國內知名文物專家鑒定，均結論為真品。不僅如此，更有制假高手確切向記者指認：前幾年在國內外拍行拍出的清代官窯瓷有哪幾件是自己親手製作……如此種種，令收藏者聞之不寒而慄。　　一邊是質疑不斷、威信掃地，一邊是自信滿滿、置若罔聞，中國文物鑒定界怎麼了？　　據記者了解，在中國，被人稱為文物專家的大致有3類人。第一類是出身於北京琉璃廠的一批老人，他們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從解放前開始，就在古董店當老闆或幫人收貨賣貨，解放後，他們當中大部分人被聘用到國家文物局或下屬文博單位、各省市文物局或文物公司工作，經過長時間的耳濡目染，積累了較強的實戰經驗，在圈內被稱作「實戰派」，其中也不乏成為國之大家者，如公私合營後進入故宮的陶瓷大師耿寶昌、孫瀛周等人；第二類人為「學院派」，他們大多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有大學以上學歷，有的還與新中國第一代文物專家，如已故的陳萬里、馮先銘先生等人有著師承關係。這部分專家大多分布在故宮、國博和各省市文博部門，有的在大學任教；第三類人被稱作「考古派」，顧名思義，指的是從事考古工作的專業人員。近年來，市場太火，他們不得不頻頻被請出「冥界」，來到人間鑒寶湊熱鬧。　　有趣的是，當記者分別採訪3類專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時，他們竟然彼此做出這樣的評價——　　「實戰派」說：「他們(學院派)只會搬書看物，不知道作假的人也是按照書本上寫的內容去仿造！看來看去他們都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誰比誰高明？那些考古隊的人跟普通民工沒什麼區別，只會跟在盜墓賊的後面撿破爛，能認得出好東西來？」　　「學院派」說：「什麼實戰派，都是一群沒文化的店小二，連三皇五帝夏商周都搞不清楚，還能給人識朝斷代？看什麼什麼真！那些考古隊的人則看什麼什麼假，只會認坑！你不相信就把他們自己挖掘出來的東西換個地方放，他去看了同樣說是假的！」　　「考古派」來得更加乾脆，他們說：「什麼學院派、實戰派，都是一幫贗品推銷員！靠開鑒定證書騙錢！」　　儘管各界都有「同行是冤家」這一說，但記者倒是覺得他們把該講的話全都講盡了。　　怎麼看待中國的文物鑒定專家？應當劃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5年以前，當時中國的文物市場基本上還沒有形成，僅有一些國家特批的國營文物公司，經營的文物基本上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各地「破四舊」、抄家流散到社會上，被文物部門收購或保管起來的一些無主物品。那個時候的基本情況是：「實戰派」負責收購、保管社會零散文物；「學院派」則負責清理、著錄各級博物館的館藏文物，同時還負責一些文物期刊的編撰工作；那個時候「考古派」的主要工作是進行田野考古和對少數由於各種原因暴露的古墓進行發掘、整理髮掘報告。簡而言之，在那個階段，中國文物專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保管、解讀一些已知的文物，而且那種意義上的解讀，多半僅限於製作展覽卡片和說明書，所以很少會出錯。　　第二個階段是1993年以後，中國的文物市場開了閘，拍賣公司、各種名號的跳蚤市場鋪天蓋地而來，賺錢效應很快催生了文物制假、盜墓盜撈等行當，大量的出土文物、文物仿品和贗品充斥各地文物市場。這樣，社會上開始出現專職文物鑒定公司，前面所提及的一些文物專家理所當然地成為搶手貨，充當那些社會化文物鑒定機構的骨幹力量。剛開始，一些文化素質低下的農民所生產出來的低劣贗品，當然逃不出專家們的法眼。可是到後來，問題出現了：隨著造假者的知識化和仿古手段的高科技化，我們的專家越來越氣力不支、招架不住，漸漸敗下陣來。原因很簡單，他們缺少知識創新能力，同時加上受主觀或客觀條件所限，很難對原有的經驗進行更新，審美水平仍然停留在對過去他們所見到過的那部分舊物的淺表認識上。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量出土文物，許多都是他們前所未見未聞的東西，所以他們只能「形而上」地視之為「贗品」、「假古董」。而面對那些形自他們所編著的圖錄，按照他們撰寫的「鑒定方法」去配方、做舊的高科技仿造品，他們反倒會有「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覺，熟識如故，斷為文物珍品。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文物鑒定專家的隊伍迅速發生蛻變，一部分人退出市場，四門不出，以著書立說來維繫權威與名聲。另一部分人則仍舊混跡文物江湖，或成幫界大俠、或為混世魔王，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京城一家鑒定公司的特聘專家曾經這樣對記者說：「真東西也好、假東西也罷，古玩古玩，不就是一個玩字嗎？就算我把一件高仿品鑒定為真東西，誰有能耐挑出它哪個地方不符合真品的特點？」　　那位朋友說的是真話。我國原有的文物鑒定體系，似乎已經走近窮途末路。至今為止，我們未能建立一門能夠解讀歷史、詮釋古代遺產的中國文物學，甚至連一部像樣的文物鑒賞著作都見不到，更不談能如同廣大收藏者所期望的那樣，制定各個門類的文物鑒定標準，倒是大量混淆視聽的「鑒寶秘籍」遍地都是，每天都在誤導著名利場上的芸芸眾生。另一方面，現有能用於文物鑒定的科學測試項目，只是借用相近學科的某些儀器設備和手段，適用範圍很狹隘，而且由於許多文物類別都沒有建立相對完整的資料庫，所以這樣的「科技鑒定」基本上與「眼學」相差無幾，對於送檢文物，只能給出「基本符合」、「基本不符合」、「僅供參考」等等模稜兩可的報告，加上檢測者良莠不齊、居心不一，所得結論同樣難以令人信服。　　「眼學」和「科學」鑒定的同時失靈，不止是貽誤市場秩序，還嚴重阻礙了我國考古學的進步。如今的考古挖掘，只要現場未能保持原狀，就會引起各路專家們的口水戰，陷入「不可知」的泥潭。而猖獗的盜墓賊們現在已經不太可能手下留情，給我們留下多少完整的古墓和遺址。最近河南安陽的「曹操墓」真假之爭，就是鮮明一例。只要不是自己親手挖掘出來的東西，哪怕是同門的師哥學妹所為，也都有「周老虎」假照之嫌！更何況有些實物還是從盜墓賊那裡收繳過來的東西，誰敢拍起胸膛打保票呢？　　中國文物單位在鑒定方面鬧出的笑話層出不窮，甚至是揚名海外。2008年，在美國洛杉磯5家博物館因非法收藏中國出土文物而受到聯邦調查局搜查的事件發生後，當地一位郭姓華裔收藏愛好者公開向記者披露：「中國某些知名大博物館，曾經在世界各地回購古文物，有的經由當地官員引薦賣家，高價將一堆贗品當『國寶』買回內地，丟人現眼。最後為了顧忌國家和博物館的面子，只得將贗品丟進倉庫，吃啞巴虧認賠了事！」這位郭先生還說：「其實，買賣雙方都是專家，是真的不知道交易品真偽，還是另有貓膩，只有他們自己與上帝知道。不管是那種情況，丟臉的都是我們中國人……」　　也許，對於高科技制假者來說，沒有不可複製的物質，只有不可複製的靈魂。而我們中國的文物鑒賞家們，很多人卻恰恰只能停留在世俗的物質時空里，無人能靠近我們祖先博大精深的藝術靈魂。所以，他們不得不放棄那些儲存著遠古人類最高美學境界的抽象物和與天地通靈的千古至尊，而樂此不疲地去為那些毫無生氣的近代皇宮奢侈物，以及它們惟妙惟肖的複製品妄估天價、奢封「國寶」。　　可悲的是，迄今為止，我們的民族文化瑰寶還不得不在一種毫無科技含量和非標準化的鑒定機制下被妄斷伯仲，我們的「文物國門」仍然不得不由於缺少真知灼見的守護者而頻頻上演「空城計」，我們的收藏大眾還不得不困頓在庸俗不堪的審美誤區里想入非非、浪費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