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嚴復的「信達雅」 |文化讀書 - 雅虎論壇

再論嚴復的「信達雅」再論嚴復的「信達雅」（曾沖明2010年4月9日中午發稿）關於翻譯標準與翻譯原則，中外古今，眾說紛紜。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也是世界的翻譯大國，我國著名的翻譯大師與譯學泰斗嚴復總結《天演論》的翻譯經驗而提出的「信達雅」三字標準，至今應該是最簡明實用、對我們中國人雅俗共賞的翻譯理論。《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學卷》的詞條《翻譯》撰寫人季羨林先生在《我的學術人生》里寫道：詞「中國有世界上最古最長的翻譯的歷史，理論方面也有不少建樹。但是我覺得，嚴又陵（嚴復字又陵。1854——1921，享年67或68歲。曾沖明注）的『信達雅』仍然是平正公允的理論。現在國內外都有不少翻譯理論，其中故意標新立異而實則缺乏真貨色也不在少數，…」（見季羨林《我的學術人生》，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當然，我們也不要妄自尊大，固步自封。過去、現在與今後，特別是科學與技術日新月異的信息化時代，在繼承傳統、開拓創新的同時，我們要與時俱進，需要虛心向世界學習，不斷豐富、發展中國式的翻譯理論。其實，嚴復一百年前提出「信達雅」三字標準或三字原則時，我看他很可能就參考了英國當時就著名的翻譯家泰特勒的「翻譯三原理」。Alexander Fraser Tytler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1747——1814）於1790年（53歲）出版《論翻譯的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提出了「翻譯三原理」，對當時以及以後影響很大。（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這三大原理或原則是：一、譯文應完整地再現原作的思想。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二、譯文的風格和筆調應與原作相同。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譯文應像原文一樣通順。三、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有趣的是：泰特勒比嚴復早出生107年；他們都是享年67歲，在英國留過學的嚴復不可能不讀過此書，受到過泰特勒的學術影響。當然，嚴復的「信、達、雅」翻譯理論主要還是根據自己的翻譯實踐，以及祖國的傳統的經典文化。中國早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佛經的翻譯就開始，以後到了唐朝的玄奘，佛經翻譯工作的規模、水平更是舉世無雙。玄奘（600——664）就是一位偉大的翻譯家。古人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就遇到「直譯」、「意譯」的翻譯方法問題。錢鍾書先生甚至驚喜地發現：「信達雅」三字，以及「徑達」即「直譯」這類用語或概念，早在漢末三國時期就已出現。嚴複本人早就明確地界定「信達雅」三字的含義，並正確處理三者的關係。根據嚴復的原意，「信」指忠實原作的思想內容，「達」指譯文的通順流暢，「雅」指譯文的文采。他開宗明義：「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他講得正確又明白：首先是「信」，但「達」也重要。「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用我的話來翻譯：如果正確理解了原文但不用通順的譯文「表達」出來，那就等於沒有翻譯，因此這時就要重視「表達」。他後面談到一些具體的翻譯技巧時還又一次強調：「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嚴復雖然這裡是總結《天演論》這樣內容深奧的學術著作的翻譯經驗，但他還根據寫文章與搞翻譯的普遍要求提出「雅」字標準。他用了更多的字來闡述「信、達而外，求其爾雅」的觀點：「《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我認為，這是嚴復的深思熟慮與真知灼見。這裡包括兩點重要思想：一、「雅」字標準可以適用於各種翻譯，當然首先是文學翻譯、特別是詩歌翻譯。無論嚴復怎樣理解與解釋這個「雅」字，但「雅」是「美」的代用字或同義語，——這是確定不移的。正因此，它才能世代相傳，直到我們今天，「信達雅」三字已經在翻譯界，甚至整個學術界，成了約定俗成、雅俗共賞的至理名言，成為評價譯文好壞的最普通實用的翻譯標準。翻譯標準問題，歸根結底，是翻譯方法問題。「信達雅」是翻譯標準，也是翻譯的基本方法。界定明確、主次分明的「信達雅」三字翻譯標準，符合翻譯實踐過程的心理特點，為翻譯工作者提出具體明確的要求，因而也指明了正確的翻譯原則和基本的翻譯方法。許多具體方法都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所謂「信」，是指忠實原文的思想內容，是指譯文的科學性；這裡不包括原作的風格和原文的語言修辭特色，後者屬於「雅」的內容。所謂「達」，是指譯文語言規範，通順易懂；「達」是講的譯文的可讀性，並不包括「雅」字要求的語言生動，文筆流暢，有音樂節奏感。總之，應該也能夠把「雅」跟「信」和「達」劃分開。事實上，一般的科技和社科讀物的翻譯只能要求「信」和「達」，只有少數有個人風格的名家學術著作才可能和需要譯得「雅」；而「信」對科學讀物尤其重要。但文學作品的翻譯，「雅」字的要求絕不能少，可以說「雅」是文學作品翻譯的生命和靈魂。許多大師都十分重視文學翻譯中的「雅」字要求。「信」、「達」、「雅」三位一體，聯繫密切。絕不可脫離「信」去求「達」和「雅」，更不能脫離「信」和「達」去求「雅」。只有在「信」的前提下和「達」的基礎上求「雅」；否則就是緣木求魚，舍本求末了。雖然具體做法可因文體而異，但這條大原則對於文學作品的翻譯，也是適用的。文學作品的翻譯也要首先講究「信」。對於作品的人物性格，語言特徵，活動環境，社會背景，故事情節，事態演變，風俗民情，歷史典故，人名地名，作家的風格和感情傾向，作品牽涉的各種知識，總之，整個作品的內容和全部細節都需要準確、通順、流暢地譯出來，整個作品才能達到「信」、「達」、「雅」三者的統一。沒有部分，就沒有整體，整體是由部分組成的。這是最簡單的，卻又常容易被人忽略的道理。在文學作品內部，詩的翻譯當然也有特點。但上述原則不能變，仍然應該在「信」的前提下和「達」的基礎上求「雅 」。「信」在這裡，當然更是指原文的思想內容，而不是原文的語言形式；「雅」在這裡，當然還是指原作的風格；原作是詩，譯文也應該是詩，也應該講究詩的結構和音律。但是兩種語言的詩歌創作和形式規則是差別很大的，所以更需要處理好「信」與「雅」的關係，找到二者最佳的結合點，需要更多地擺脫原文語言形式的束縛，也就是人們提倡的「神似」重於「形似」。但「神似」也好，「形似」也好，首先還是要忠實原作的思想內容。無論短詩還是長詩，寫景詩還是言情詩，特別是政治抒情詩、史詩和《葉甫蓋尼·奧涅金》這樣的敘事長詩，就更要忠實於包括理論觀點、歷史事實、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等在內的「思想內容」了。「思想內容」是通過語言表達的，語言首先表達「思想」，當然也附帶表達「感情」和「風格」。僅從語言的表達功能來說，也必須在「信」的前提和基礎上求「雅」。這裡有意突出了文學作品（包括詩）中的「雅」，因而著重談了「信」和「雅」的關係。其實，在翻譯過程中，特別是詩的翻譯，經常遇到的還是「信」和「達」的矛盾。由於俄語形態變化十分豐富（名詞、形容詞、動詞、代詞、數詞都有形態變化，比如一個名詞就有十二個形式），詞序非常靈活，詩的特殊語言結構和詞序變化往往造成理解上的困難。真正讀懂原文就不容易，譯好（哪怕只求「順」或「達」）就更難了。翻譯史上「直譯」和「意譯」之爭，「寧信而不順」 和「寧順而不信」兩種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極端主張，主要就是在此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所謂「直譯」和「意譯」，主要還是說的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之間的關係。由於兩種語言總有相同之處，也總有不同之處，而且往往同異交錯，同中有異， 異中有同。同則可以直譯，異則必須意譯。實際是直譯和意譯混在一起，密不可分。以語言的基本單位「句子」來說，可能這句是或基本是直譯，可能那句是或主要是意譯；句子的這部分可以直譯，而那部分必須意譯。全句純粹的「直譯」和純粹的「意譯」的情況極少。至於整個譯本，就更是這樣了。事實上，沒有哪個譯本是單獨用其中一種方法完成的。 一般地說，運用直譯和意譯兩種方法，在「信」與「達」之間多次進行「微調」，就能夠尋找到「直譯」和「意譯」的結合點，達到「信」與「達」的兼顧和統一。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求「雅」，「雅」就不會是「空中樓閣」或「海市蜃樓」，而是實實在在、可以達到的目標了。「寧信而不順」和「寧順而不信」這兩種主張雖然針鋒相對，但雙方的出發點都是為了「雅」。「直譯派」為了「保存原作的丰姿」而主張「寧信而不順」，「意譯派」主張「寧順而不信」，也是因為他們把「順」放在「信」之上。上面說過，我們不同意在「信」中包括「保存原作的丰姿」這種意義的「雅」，也不同意用一個「順」字混淆「達」和「雅」的界限。我們更不贊同雙方解決「信」和「順」之間矛盾的極端做法，而是主張按照「先信後達（即順）再雅」的順序，通過多次「微調」，最後達到三者和諧的統一。歷史與現實的學術爭論表明：「直譯」與「意譯」是兩個模糊概念，不適合用於學術爭論與譯文評價。但在翻譯的實踐過程中，卻是人人甚至時時必需使用的兩種方法。而反覆在「直譯」與「意譯」二者之間進行「微調」，又是人們對譯文反覆推敲，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的有效途徑。為了達到「信達雅」三者和諧的統一，關鍵的和首要的一條是準確理解原文的思想內容和深切感悟原作的風貌，後者主要指語言特色，當然也包括作者的寫作風格。原文中的疑點、難點和譯文中的誤譯、硬譯，產生的主要原因就在這裡。因此譯者首先要精通原作的語言，特別是語法，否則一切譯法都無從談起！但無論譯者外語水平多高，總很難真正地、完全地做到「準確理解」和「深切感悟」。這就要求譯者具有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譯風；上面講的「微調」，這種方法本身就要求譯者不怕辛苦，不怕麻煩，對譯文字斟句酌，反覆琢磨，精益求精。至於勤查詞典（無論譯者掌握多少辭彙），考究資料，那是起碼應該做到的。除了外語水平，譯者的中文水平和文化功底，理論修養和生活經驗也十分重要。正是：學外語切忌死記硬背，搞翻譯光靠外語不成。這兩句是我最近應中國中外名人文化研究會之邀為《中華名人格言》一書寫的兩句順口溜。既是人生感悟，也是經驗之談。對提醒初學者與外行人，也許不是無用的廢話或虛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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