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雅克：中國崛起促就世界新秩序

　　——在這個互相競逐的時代，中國會是主角

　　註：馬丁·雅克，倫敦經濟學院LSE亞洲研究中心IDEAS的高級客座研究員，前《衛報》副總編。著有《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　　對於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評價，西方學術思想界有著截然不同的聲音。　　2009年，這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的高級客座研究員、前《獨立報》副總編出版了一本在西方頗具轟動效應的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在書中，馬丁·雅克再三強調中國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秉承著一套截然不同的主張、關切點與價值觀的「文明國家」。「這可以歸結為中國古老傳統的一部分」，他寫道，「國家在經濟中通常發揮關鍵性的作用，被廣大人民當作社會的保護神和化身」。　　無疑，在馬丁?雅克看來，政府是「中國奇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所具有的文明的特殊性也確保其在未來發展中將走一條與西方迥然不同的現代化道路。　　支持者認為他找到了解讀「中國奇蹟」的鑰匙；批評者則覺得他明顯低估了西方對於世界未來的洞察能力，「發端於西方社會的法治、民主具有跨文明的普世價值」。　　「中國統治世界，難道說非洲通用語將是中文？各國外交官將不得不向北京獻貢品」？《泰晤士報》刊發的書評不乏揶揄之語。　　對於馬丁?雅克的不同看法，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當下西方知識界對於中國——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龐然大物——的複雜心態：必須要面對，卻又難以看懂。　　經濟危機加速中國崛起　　《21世紀》：怎樣看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後的世界格局變遷，有人說這場危機結束了西方世界幾個世紀以來的統治地位，在可以預期的未來中國將成為這個世界的主導力量。您好像也持這個觀點？　　馬丁·雅克（以下簡稱「馬丁」）：拜這場金融危機所賜，自2008年初絕大多數的西方經濟體就開始萎縮，包括我所在的英國，而中國經濟卻仍以驚人的速度增長。2008年爆發的這場危機加速了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崛起，同時也加速了西方的相對衰落。有種說法是中國經濟會在2018年超過美國 ，也就是6年後，當然也可能會更早。　　西方世界的精英們應該糾正錯誤的認識，在我看來，或許這場肇始於西方世界的全球性危機遠未結束，也許我們親眼所見的這場嚴重的經濟蕭條仍將從不同程度上再施加五到十年的影響。這在歐洲幾乎一定會發生，美國的情況也許會更為困難。西方現在所面臨的一大障礙在於它們並不真正了解這場危機，這場危機的複雜性尚未具象化。我的一位好朋友曾跟我說，西方這場經濟危機讓他想到了在抗生素髮明前感染病毒的病人，當時還沒有防治感染的相關技術。與之相似，對於這次爆發的金融危機，西方世界並不是很清楚該怎樣應對。　　我認為，首先要搞清楚這場危機的性質是什麼。顯然，它並不僅僅是一場財政上的危機。從根本上來講它還是一場結構性危機，並將造成深遠的政治後果。在歐洲，這場危機很明顯地給歐洲政治精英們帶來了困擾，並給歐洲各國帶來了很大的政治動蕩。而且，從制度層面來講，這場危機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它對於自1945年以來促進歐洲統一的最大的事業也即歐盟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從另一個角度看，我認為這場危機標誌著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佔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的終結。你要知道，自由主義曾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　　《21世紀》：那麼這場持續至今的危機，對於中國而言又意味著什麼？　　馬丁：我個人認為，這場危機對中國有極大的影響。它加速了中國的崛起。在此次危機之前，西方一直在經濟能力方面享有盛譽，而這次危機則從根本上損害了西方政府的名聲。然而，硬幣也有另外一面，這場危機使得中國最大的兩個出口市場遭受嚴重打擊，這對於中國的經濟、出口非常不利，中國該如何應對？我認為中國將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也就是西方市場將長期停滯這個事實，並不得不另尋維持自身發展的辦法，這也對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模式轉變產生極大影響。　　《21世紀》：但總的來看，在經濟層面對中國還是利好，會不會使中國更早登上舞台中央？　　馬丁：沒錯，中國將成為塑造全球經濟的更為重要的力量，我甚至認為中國會改變世界格局。從此次危機開始，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最重要的塑造者，我們剛好能看到一個「中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初見端倪。　　從國際貿易角度來看，目前中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由於資源密集型產業眾多，中國需要進口大量原材料以推動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因此，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出口產品都到了中國。但中國同時還是一個重要的出口國，早在2007年中國在商品出口份額上就超過了美國。在可以預期的未來，比如說到2049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很多重要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這絕對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將在世界各地留下足跡，與世界各地建立經濟聯繫，具備對世界各國的重要性，並且經濟上的這一轉變還會衍生出一些政治意義上的結果。這種增長趨勢還將繼續下去，未來中國的貿易經濟規模將遠大於美國，這確實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一個重要特點。　　我們還應當注意到人民幣的崛起。2008年末，中國開始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發行人民幣，尤其是在貿易結算中開始使用人民幣，現在中國每年大約有10%的國際貿易都通過人民幣來結算。據預測，在2013年到2050年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額的一半都將通過人民幣結算。　　然而，這肯定會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因為中國實踐經驗尚不足。但它表明人民幣地位的提升，必將成為中國金融和經濟實力的一個重要特徵。與此同時，人民幣的崛起將以某種方式導致美元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的衰落，因為以後大多數的國際貿易可能會以人民幣而非美元結算。雖然由於美國政府、銀行等多方面的努力以及遊說的作用，目前美元地位尚穩，但其優勢已不再有，這是毫無疑問的。金融危機之後，美元已無法再維持其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未來若干年人民幣有很大的機會取代美元。　　改變經濟與政治格局　　《21世紀》：世界經濟體系也會隨之變化吧？　　馬丁：關於世界經濟體系將有何變化的討論一直很熱烈。有觀點認為，由於現存的這個體系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它將繼續存在下去並成為這個世界的一個永久性特徵。我想明確地說，這種觀點無法令人信服，我認為我們將迎來的是恰恰相反的圖景。因為現存的國際機制，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面臨極大的改革壓力，同時它們也將會極強地反抗這種壓力，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這種反抗是經常性的。　　此外，一些新興的機制也會開始行使一部分原來屬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我在演講中提到過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所扮演的角色，它們已經在實際上行使了世界銀行的一些職能。實際上，在2009年和2010年它們發揮的作用比世界銀行還要大，有人甚至提出了「金磚國家銀行」的構想。　　所以，我認為我們將看到的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將會有改革的壓力和現存機制的反抗之間的較量，也會有新的世界性或區域性機制逐漸開始替代舊的機制發揮功能。對美國主導的現存體系的衝擊，不會只是簡單意義上的，不會只是從美國向中國的權力轉移，而將會是非常複雜的。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人民幣對美元的衝擊。一旦美元像1931年黃金喪失「金本位」地位那樣喪失其現有的地位，就會出現一個雙重階段：第一階段是美元與人民幣的抗衡，第二階段是美元被人民幣取代而退出國際經濟體系。　　《21世紀》：您的這個判斷會不會過於樂觀？現在中國的學者似乎更為現實，他們將中國發展的比較目標鎖定在拉美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更多談論中國今後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您怎麼看中國朋友的這種擔憂？　　馬丁：我認為中國已經開始對世界施加深遠而重要的影響。雖然中國在很多方面都還沒有達到能施加這類影響的水平，比如中國經濟仍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發展，但它確實已經開始在深遠地影響著世界。無論在哪個大洲，你都會發現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未來世界上的每個國家都必須重新調整自己與中國的關係。因為中國是如此龐大，且發展得如此迅猛——這將是一個持久的過程。我們以前還從未見過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國家能以每年10%的增速發展。最接近的一個例子，是美國自南北戰爭起到1940年之間迅速成長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不過你別忘了，美國的人口數量一直遠小於中國，而且即使在那個發展勁頭最強的階段，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也從來沒有超過每年3.5%。因此，我們應當明白一個重要的事實：中國不僅在重塑自身，也在持續地重塑世界，這將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　　但是不管怎樣，未來中國都將統治更大部分的世界，比我們現在看到的還要大。我想再補充一點，一些東亞國家錯誤地認為這一轉變是明日的議程，但總有一天這些國家會發現，這一轉變其實在當前已經開始產生影響。對於中國來說，這也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至於中國會不會重蹈拉丁美洲國家覆轍，沒人能給出確定答案，這有賴於中國的領導者下一步如何繼續推進國家變革。　　《21世紀》：讓我們再來談談中國的崛起所引起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改變。如果將未來中國的崛起視作是一個既成事實的話，您對中國的「鄰居們」（尤其是那些為此而感到焦躁不安的）有何建議呢，比如說印度。　　馬丁：這是個有意思的話題，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是中國，但我認為印度對中國的崛起是抱有抗拒心態的，其主要原因是政治方面，而且我認為是非常具體的，也就是1962年發生的那場中印邊界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印度被中國打敗。我想對印度說，你們應當解決邊界紛爭，因為如果不解決與中國的衝突，就一直會陷在那段歷史中，從而無法制定出一個清晰的對華關係戰略。我對印度的建議是：中國是你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經濟規模是你們的四倍，因此你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你應當建立和發展明確的印中關係。更重要的是，如果您想學習如何發展，你能獲取最多重要經驗教訓的地方是中國，而非美國！　　《21世紀》：澳大利亞呢，他們剛剛發布了一份名為《亞洲世紀中的澳大利亞》白皮書，書中表示「任何旨在限制中國崛起的政策都不會奏效」。　　馬丁：澳大利亞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它離美國和英國非常遙遠，但它的思維模式是西方式的。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比美國對澳大利亞重要得多。正如我之前所說的，澳大利亞已經進入了中國經濟的影響範圍。因此，現在澳大利亞成為了一個具有雙重性質的國家：一方面，他們認為「我們是西方國家」，「我們有著西方的思維模式」，「我們擁有西方的歷史」，「我們使用西方的武器」等等；另一方面，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前景正愈發緊密地與中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我認為，澳大利亞不應一邊堅持「我們是西方」，一邊聲稱「中國對我們的經濟很重要」。澳大利亞必須進一步想清楚自己是誰，以及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在即將到來的「中國時代」中，澳大利亞將是西方國家中與中國開展合作的先鋒。　　未來挑戰是保持凝聚力　　《21世紀》：為確保未來可持續的發展，中國要不要加快改革的進程，並將西方的制度作為範本，這是很多中國人都在問您的問題，一些西方的觀察家也就這個問題跟您有過爭論。中國東部地區的富裕人群現在渴望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您怎麼看待這種渴望？　　馬丁：中國政府為什麼在有些方面的改革步伐不快？我認為一部分原因是中國的發展歷史。一方面是基於以公有製為主體的中央集權系統；另一方面，較西方國家而言中國的政府在經濟生活中一直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並不僅是自1949年來如此。近三十年來在中國所發生的變化，是人類歷史上經濟領域內最不同凡響的轉變。當然原因很多，但很大的功勞應該歸功於中國政府。你所描述的東部地區的一些情況也許是對的，他們有能力施加壓力，作為一個特定的利益團體，也有自己具體的關注點。對我來說，很難判斷他們究竟是對還是錯，也許有對的地方，也有錯的地方。政府的職責是從全局出發，而利益團體傾向於只為自己考慮。　　《21世紀》：不過，很多中國學者卻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來在經濟領域所取得的驚人成就更多應歸功於私營部門的不斷壯大，他們是改革的「主角」和「生力軍」。　　馬丁：我不這樣認為，情況要更複雜。即使你提到的觀點是對的，私營部門的努力也離不開大背景，這個大背景並不僅針對私營部門，它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執行的政策所決定，這點很重要。否則，你可能得到的是一個更自由的市場和一個不得力的政府，就像現在的美國。如果中國疏忽大意，就會出現在美國發生的情況：華爾街買通兩黨和媒體，政府則成為華爾街的囚犯，那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腐敗。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們是一個利益群體，國營企業又是另一個利益團體，政府必須要做的事是管理不同的利益團體。我可以想像，在一些條件下，人們會有不滿情緒，比如對富裕省份的不滿，認為這些省份應該多給貧困省份以幫助等等。類似這樣的問題，誰來做最終決定？肯定還是中央政府，他們首先要考慮的是整個國家的凝聚力和國家的統一。　　《21世紀》：那麼在未來，中國的中央政府是否應給私營部門、民間社會以更多的發展空間呢？　　馬丁：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認為私營部門會得到更多發展空間，因為中國正進入新的經濟發展階段，更多自主權意味著更多主動性，這一定會發生。但從中期看，中國政府仍需要保持它的地位，這有歷史和社會雙重原因。政府在中國起到很大作用，不同於西方國家，因為中國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規模。過去的兩千年里，中國的東部地區一直團結在一起，這本身就是傑出的成就。中國確實曾經是個大帝國，其它帝國都已消亡，而中國還在，為什麼？因為你們有種機製造就了國家的凝聚力，中國始終有一種向心力，這點非常不一般。漢民族在過去的兩千餘年裡，都將國家視為是維護統一和完整所必不可缺的，不僅在共產黨執政期間如此，這樣的國家觀可以追溯到封建時代。即使在中國飽受屈辱的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軍閥混戰時期——也沒有人真正想要分裂國家。從歷史上看，中國沒有分裂主義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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