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牌：梁啟超、林長民這樣玩死曹汝霖（轉）

07-21

《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

　　5年前，因參與《「五四運動」90周年》專題，翻了不少檔案，讀了10本書，對「新民主主義革命轉折點」「愛國運動」之類標籤，雖不以為然，但幾個疑點，始終未找到答案：

　　1、北洋政府對巴黎和會為何毫無準備？

　　2、美國總統威爾遜幹嗎百般提攜中國？

　　3、梁啟超、林長民(林徽因的父親，林覺民的哥哥)怎麼偏跟曹陸章(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不對付？曹汝霖在《一生之回憶》中，給了個奇葩解釋：林長民曾向他借幾千元，曹沒答應，林因此銜恨。

　　4、巴黎和會如此失敗，兩年後的華盛頓會議，為什麼中國又能如願？

　　讀了唐啟華先生新作《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頓覺冷汗直冒，回想曾經的文章，在在皆錯，好在《三聯生活周刊》等一流媒體當年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在沒讀這本書之前，我們都不太知道「五四運動」，乃至巴黎和會。

　　北洋政府未必昏庸

　　本書第一章略顯枯燥，作者羅列了「保和會準備會」百餘次會議的研討內容，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會感到大開眼界。

　　首先，北洋政府對「巴黎和會」早有預判，準備了近四年，成立了專門的「保和會準備會」，並非過去所說的愚昧顢頇。甚至後來對德宣戰，也為了確保參加和會的資格。

　　第二，「準備會」遍請學界高人，研討水平極高，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能做出那麼精彩演講，即為重要成果。

　　第三，注重細節，甚至考慮到中國離巴黎遠，怕錯過會期，先將駐美大使顧維鈞等人派往歐洲等待。

　　可見，當局苦心孤詣，志在必得。

　　美國突然送來「秋天的菠菜」

　　1916年—1918年，中日關係有所緩和，寺內正毅內閣上台後，改變了大隈重信內閣(曾逼迫中國簽《二十一條》)的霸道作風，以極優條件借給段祺瑞政府1.45億日元，並通過密約攫取在中國東北築鐵路、採礦等權利。

　　在此氛圍下，中日同意在巴黎和會上互相支持，步調一致。

　　恰在此時，美國也對中國頻送秋波，美國總統威爾遜正拚命推銷「民族自決論」，即「各民族有權按自己意願處理自己的事物」，但列強反應冷淡，他們明白：美國作為新興大國，想用唱高調來取代英國的霸主地位，這是歐洲早就玩剩下的把戲。

　　可對積弱的中國來說，很難抗拒這個誘惑，而中國的積極回應，又讓威爾遜大為振奮。每個人都需要走狗，國家亦如此。為了讓所有猶豫中的被壓迫民族看到榜樣，威爾遜決心全力扶持中國。

　　在赴巴黎前，中國的和會戰略是「聯美親日」。

　　天皇被放了鴿子

　　但，就在外交總長陸徵祥動身前一周，美國突然提出：在美日之間，中國只能選擇一個。

　　美國在崛起過程中，為了避免觸怒英國，重點向太平洋擴張，先後得到夏威夷、關島和菲律賓，美日形成對峙。美國最擔心中日間存在密約，美國不願幫助一個對日本沒牽製作用的中國。

　　這，迫使中方大幅度調整和會戰略，改為「聯美製日」。

　　按計劃，陸徵祥先訪日7天，再訪美，然後去巴黎。駐日公使章宗祥全力斡旋，為陸徵祥爭取到和日本天皇見面的機會，可一到日本，陸就「病」了，放了天皇的鴿子，日本首相來探口風，陸徵祥稱中國態度不會改變。

　　日本人認為中國將與他們配合，但陸徵祥認為，雙方沒有文字確認，無需承擔責任。

　　打了日本人一個措手不及

　　巴黎和會上，中國突然拋出「山東問題」。

　　一戰爆發後，日本奪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租界，在巴黎和會上，日方堅持以條約方式，迫使德國先將山東權益轉給自己，然後再還給中國，只保留經濟權益。

　　按原計劃，中方不準備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山東問題」，因受制於《二十一條》，就算提出也收不回。可在美國的鼓勵下，中國代表團決心一搏。顧維鈞的演講極為精彩，他援引《國際法》，提出《二十一條》是在武力脅迫下籤訂的，並無法律效力，得到列強贊同。

　　日方大為惱怒，認為是陸徵祥背叛諾言，採取了對立態度，並以退出巴黎和會相要挾。

　　威爾遜讓中國放棄面子要里子

　　由於義大利已退出和會，如日本再退出，威爾遜力保的「國際聯盟」有流產風險。此外，日本也唱起高調，提出國聯應「遵守種族平等原則」，當時列強均有殖民地，無人能遵守這一原則，這讓「民族自決論」失去了道義上的立足點。

　　為保住國聯，威爾遜只好出賣中國，在山東問題上做了讓步：相關條款雖不列入合約，但要求日本在美國總統、法國總理、英國首相前面口頭承諾，把山東還給中國。

　　美國國務卿對顧維鈞說：三個大國給中國做保證，你還怕什麼？

　　這個結果大大好於中方預期，不簽約，中國就無法取得戰勝國地位，中德便仍在戰爭狀態中，得不到戰爭賠款，還要繼續支付德、奧兩國的「庚子賠款」，顯然弊大於利。北洋政府決定簽約。

　　梁啟超還是沒玩過陸徵祥

　　就在此時，梁啟超自法國發回電報，稱：「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梁啟超沒把電報發給總統、總理，而是發給林長民、汪大燮。

　　梁、林同屬「研究系」，與新「交通系」對立，後者把持國內鐵路。研究系背後有美國大亨支持，欲引入美國資本，將路權收歸國有，統一修造，因此被貼上「親美」標籤。而交通系則由留日生曹汝霖把持，被稱為「親日」。

　　鐵路佔壓資金太多，誰掌控鐵路，誰就掌控了權力，從當年李鴻章建北洋水師起，官員們便悟出此道。民國時，梁士詒因掌握鐵路，被稱為「二總統」。

　　巴黎和會時，梁啟超以採訪名義赴會，帶著丁文江、蔣百里、張君勱、劉崇傑等人組成的超豪華顧問團，陸徵祥備感壓力，甚至不辭而別，遠遁瑞士20餘天，在各方勸說下，才重回巴黎，繼續參加和會。

　　這一以退為進的讓賢，令梁啟超失去了直接干預的空間。

　　林長民的大招多

　　梁啟超發回電報的第二天，在研究系機關報《晨報》上，便刊出林長民雄文《外交警報敬告國民》，高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

　　林長民的口號體取得了巨大成功，3天後，「五四運動」爆發，學生們打出「威大總統(威爾遜)萬歲」的標語，他們不知道，正是威爾遜力勸中國簽字。

　　全國各界電報如雪片般飛向巴黎，中國談判代表怕擔責，反覆問政府意見，可政府也怕擔責，拐彎抹角鼓勵代表們自作主張。人人都不願頂雷，只能拖下去，可就在學生們激情漸漸消退時，林長民又玩出大招：抬棺上街。於是，新一輪的激情再度燃燒。

　　人人都不肯踩剎車，必然是少數人綁架多數人。

五四運動被捕學生獲釋場景

　　時代把讀書人逼成了小人

　　跳出本書內容，有太多疑問引人深思：梁啟超、林長民時任總長，肯定有探聽機密的渠道，可他們為什麼不去問問呢？為什麼聽風就是雨？梁當年46歲，林43歲，他們真會幼稚到如此地步？

　　原因也許很簡單：那一代知識人機會太少，境遇落差太明顯，逼得人不得不投機。

　　民國教授工資較高，但也不過三四百元，曹汝霖在《一生之回憶》中說，袁世凱拉他入閣，許以月薪2000元，他卻認為沒他當律師時高。況且，教授工資常被拖欠，且一所大學中，教授職位無多，需使出種種手段，才能獲得。教授如此，其他可知，連著名報人邵飄萍都在大搞有償新聞，為了吃飯，讀書人只有降低人格。

　　本書中有個細節很有趣，顧維鈞在美國也收買記者，以刊發對中國有利的文章，他對上級解釋說，找個人比找報社划算，費用更省。

　　在一個充滿世俗精神的國家中，很難期望天使降臨。要麼呼風喚雨，要麼生計艱難，梁啟超、林長民肯定會算這個賬。

　　學生們為何甘當工具

　　煽動民意來達成個人目的，本是自古就有的手段，而梁、林的幸運是，當時中國確實準備了一批傻人，供他們驅使。

　　中國傳統學問以育人為主，而現代教育以傳播知識為主。近代以降，中國知識人最大短板是知識不足，可弔詭的是，後人卻總在批評他們道德有問題。

　　傳統與現代各有所長，關鍵看怎樣結合，直到今天，這個結合仍不完美，「五四」時更明顯，那時讀書人社會地位很高，可在校園裡，他們卻要忍受考試的壓迫，巨大的落差造成人格扭曲，他們需要一個借口來反抗，而愛國主義最合用。

　　「五四運動」期間，不少學生不再讀書上課，而是到處發名片，自封「學生領袖」，這既極大地滿足了虛榮心，又不必付太多代價，還能騙取社會資源。而社會的鼓勵，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激情，甚至不惜亂施暴力。

　　愛演戲的一代人

　　愛國主義能被大家接受，因為在西力東漸的大背景下，原有身份共識被打破，人們迫切需要一個代用品，以合理地發泄怨氣，將個人不如意的責任，推給別人承擔。

　　於是，我們匆匆建構起來了一個受傷的民族主義，只有在受欺負時，才會想起自己是中國人，高呼你也是中國人，為什麼不來幫我？可在平時，很少會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而對別人更好一些。

　　缺乏共同的認知，則共同的挫折感便成了代用品。它舔舐著我們的傷口，但也讓我們沉浸在受害者的感覺中，敏感、衝動且悲情，由於和現實生活差距太大，只好用戲劇化來填充。比如陳獨秀，因錯過「五四運動」高潮，未能滿足他對悲壯入獄的體驗，所以他偏偏要在一個月後到街上發傳單，得償所願。

　　當人人都有心病時，集體發作在所難免。

　　誰也別想贏

　　曹陸章的政治生涯，從此中斷，他們的經驗、學識失去了發揮的舞台，如果他們能早點高呼愛國，會不會先把梁、林拿下呢？其實，梁、林下場也不好，由於破壞了政治的潛規則，他們從此仕途艱難，梁啟超轉向做學問，林長民後來只好去投奔郭松齡，結果死於流彈。

　　他們都是那個時代中國最優秀的讀書人，可悲的是，他們互相消耗了彼此。

　　其實，那些參與者、旁觀者、反對者們，誰又是勝利者呢？一次無操守的運作，帶來了底線不斷被突破，而一次次集體狂歡後，曾經的荒唐反而成了神跡，成了精神地標，激勵著人們開啟新一輪的悲劇。

　　激情從不會因更多的激情而停步，要打破這個循環，只能回歸理性。

　　歷史有太多的側面，太多的不為人知，這就是為什麼，在選擇立場前，不如先去追求知識、追問真相。而這，也許正是本書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