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風暴下的東歐秘鏡：電影的榮譽和現實的悲哀
一部電影掀開了最殘酷的潘多拉盒子，所有人都必須壯起膽子，承受前所未有的道德拷問。對生活和信仰的正確選擇，往往只在大時代變遷之後才能做出。 文/胡堯熙 作為初出茅廬的導演，當年德國人唐諾·斯馬克憑藉自己的第一部劇情長片《竊聽風暴》掃完了世界範圍內的絕大多數電影獎項。從劇本構思到拍攝完成，斯馬克耗費了9年時間，《鏡報》稱讚這部影片「讓人想起《1984》，不同的是，前者是現實的」，而美國頭牌影評人艾伯特評價它「把政治性降到了最低，奉獻了一個時代的普通生活，這種近距離更讓人產生悲哀」。
現實版的竊聽風暴 在沒有任何懸念地奪得奧斯卡之後，劇組並沒有大肆慶祝，在酒會上短暫逗留就各自回了酒店，次日的德國媒體也沒有出現鋪天蓋地的讚譽式報道——對於他們來說，最轟動的一刻早在奧斯卡之前就來過了。 這個時刻是由主演歐路奇·莫赫在接受德國電視台訪問時創造的，主持人先把一連串的讚美拋給他，然後問：「你怎麼能夠揣摩出一個竊聽特工的心理狀態？」莫赫面無表情地回答：「再簡單不過，在東德時期，我被監聽過。此外，負責向國安局彙報我行蹤的是我妻子。」在場的所有工作人員都認為這是個不好笑的玩笑，編導喊了暫停，要求重錄。主持人又問了同樣的問題，莫赫又給了同樣的回答。看到主持人的一臉茫然，導演斯馬克站出來確認了這個回答的真實性，演播廳內頓時一片沉默。一個演員的榮譽和一個普通人的悲哀，在最恰當或者最不恰當的時候，被糾結到一起了。
比起《竊聽風暴》，很多人認為德文直譯的片名《別人的生活》可能更為貼切——政治議題在影片內只是一塊藍幕，真正站在台前的是一男一女的生活細節，細膩、傷感並且無力自主。住在德國的龍應台看了影片後向朋友感慨：「那是一個『1984』式的歷史時空，但我很高興，片子里出現得更多的是一對夫婦對自由的嚮往和對現實的軟弱，這些都是生活的記錄。」 但對於莫赫，以竊聽人員的身份在影片里觀察自己曾經的生活是件難以忍受的事情，他在答應接演的第二天就後悔了，堅持要求退齣劇組，在斯馬克的追問下，他透露了自己曾被監聽的經歷。這段經歷隨即被斯馬克重新寫進劇本中，在影片結尾，被監聽的劇作家在史塔西紀念館裡找到了自己的「忠誠檔案」，這是莫赫的真實經歷，沒做任何改編。莫赫回憶說，1990年，他在一個朋友的慫恿下去了紀念館，並沒有想到會從中發現什麼，但多達254頁的報告向他證實，從1979年到1989年，他每天的行蹤都被前東德國安局記錄在案，包括電話記錄，提供這些記錄的正是他的妻子。 演播廳爆料之後，莫赫完成了自己的同名回憶錄《竊聽風暴》，這本書很快脫銷，前妻看到內容後向法院狀告他誹謗。在法院的聆訊上，莫赫把254頁報告依次鋪開，整整齊齊地擺在法官面前，引得旁聽席上掌聲如雷。但在這出現實版的竊聽風暴發展到最高潮的時候，莫赫的前妻戲劇化地患了絕症在家中暴斃，讓所有伸長脖子等待大結局的人都極為失望。作為在影片中出現過的媒體，《鏡報》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了對官司的報道中，它不無遺憾地宣稱「我們和所有人一樣，沒能看到現實中的結尾」。但聊以自慰的是，在官司期間，《鏡報》的銷量上漲了20%。
竊聽和被竊聽 莫赫的現實故事已經由一段不堪回首的經歷變異成一出肥皂劇的話，幸好這部電影並非如此。法院最終向莫赫發出通告「無須再糾纏此事」，但對於走過那個年代的德國人而言，回憶才剛剛蘇醒。 有三年時間，導演斯馬克躲在維也納的一個修道院里寫劇本，在動筆之前，他已經花了一年的時間尋找和採訪那些曾經在前東德做過秘密警察和線民的人。採訪完之後，他整個人近乎崩潰，回到家對父親說：「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內心情感上了鎖的人。他們變成只講究原則的人，感情元素整個被排除、被封存起來。也許，感情會讓人軟弱和猶豫，這對他們是危險的。」 事實上，像維斯勒那樣被逼真的生活所溫暖的人性只是電影的一廂情願。斯馬克四處奔走，借用了很多前東德的機關大樓進行實地拍攝，唯一遭到了監獄博物館館長的拒絕，後者直接對他說：「你的劇本不符合事實，不符合那個年代。一個受到他人生活感染，而最終選擇轉變立場的秘密警察？對不起，歷史上永遠沒有這個人。」 這句話隨即被媒體大肆轉載，儘管所有人都對此表示憤怒，但也只能承認，這是事實。相比起被生活感化的維斯勒，那位被監聽的妻子可能更具有真實性，她的屈辱，她對現實的妥協，甚至在最後，她向國安局供出了她丈夫的秘密。這些劇情安排讓她成為整部電影里最活生生的人，似乎只有她身上，才具備人性應有的軟弱。
生活的選擇 於東西德時代轉變的電影永遠層出不窮，最著名的是那部《再見！列寧》，但那種溫暖的懷舊情緒讓整部片子里只有淡淡的哀愁。罐頭小黃瓜和新聞播報，成為一個時代的回憶，在這種憂傷懷舊之下，幾乎難有人記起背後的事情。 而《竊聽風暴》則成了第一部直面那個白色時代的電影。原東德國安部副部長沃爾夫，在這部電影獲獎後不久去世。沃爾夫在自傳中說，他的理想是通過監控人們的日常生活，讓德國永不再重蹈納粹的覆轍。如今雖然失敗了，他依然懷著如此的信仰。 在這話的背後，是東德國安局的85000名特工，它甚至監控了1800萬人中的600萬，它的線民人數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柏林牆豎起的近30年間，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德國統一後，國安部的全部竊聽檔案，移交給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開放給所有公民查閱。這些監控資料一本本鋪開，有足足1000公里長。它的公開掀開了人類史上最殘酷的潘多拉的盒子，無數人發現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師和醫生都是國安部的告密者。在管理局開放的當天，有6對夫妻自殺，因為他們發現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賣對方。所有人都必須壯起膽子，承受這前所未有的道德打擊。
電影上映後，那些曾經擔任過秘密警察和線民的德國人走上了街頭，他們在柏林牆的舊址前拉出橫幅，向公眾解釋自己當初只是為了「恪盡職責，沒有任何罪惡可言」。但那些因為他們「恪盡職責」而導致生活軌道轉彎的人仍在被回憶折磨。妻子監視丈夫，學生監視教授，兒女監視父母，非常的人際關係足以消滅一個人。 斯馬克的信箱仍舊每天收到德國人的來信，其中有曾經被監聽過的人，也有曾經的秘密警察，大多數信他都沒有拆開：「我不是神父，沒法幫你告解。但是通過我的電影，人們似乎認識到一件事：你，可以對信仰和生活作出正確的選擇。」但問題是，這種選擇，往往在大時代變遷之後才能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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