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本人筆下的「旅順大屠殺」

旅順大屠殺 １０年前，一位名叫井上晴樹的日本作家來中國訪問。極偶然地，他在大連街頭的露天書攤見到一本小冊子：《旅順大屠殺》。書的封面上，那些「日本獸兵」、「屠城之最」、「殘暴絕倫」的刺目的文字及照片，令其驚異不已。因為在此之前，這位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畢業又素來偏好歷史的井上先生，一直自認為對於當初１８９４年的那場中日甲午戰爭並非缺乏了解，但是，儘管年近五旬，他卻從來未曾在本土聽說，甲午戰爭期間，在中國旅順發生過一宗「足以使世人聯想到後來『南京大屠殺』」的慘厲事件。而且據井上所知，關於「旅順大屠殺」，「不唯今天日本的歷史教科書沒有記載，就連許多教歷史的老師也根本不知道」。那麼這１００年前由日本軍隊一手製造的「人類文明史上最黑暗最野蠻最血腥的一幕」是怎樣的呢？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久已覬覦中國東北的日本侵略軍，繼黃海海戰後，又從陸上向清軍發動突然襲擊。其第二軍由司令官大山岩大將指揮，於遼東半島東側的一處小漁港花園口（今大連市庄河縣）偷偷登陸，隨即兵鋒南折，直撲金州、大連灣、旅順口。１１月２１日，第二軍第一師團挫敗清軍防守，陸續攻陷旅順四周所有炮台，氣勢洶洶地闖入了城區。這幫公然踐踏別國領土的「勝利者」，自闖進旅順的最初一刻起，就獸性大發，惡魔般地在全城內外瘋狂殺戮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包括若干已經放棄抵抗的清軍士兵）。「他們對遇到的一切有生命的東西追趕、開槍，用刺刀刺殺，一直追殺到大街上，荒野里」；「不論男婦老幼，狗，貓，還有迷路的騾馬，統統用刀亂砍捅死。跪下磕頭的，苦苦哀求的，躲藏的，逃跑的，遲早都要被殺掉」；「從市街的入口到碼頭的十餘條街道之間，死屍累纍堆積如山，房前屋內無處不橫躺豎卧著屍體，腥風沖鼻，血流滑靴，許多地方只能踩著死人方可通行」；「凡是想從海上逃離旅順的居民，所乘船隻可以說全部遭到魚雷艇的追擊和來自海岸的槍射，不是沉沒便是觸礁，海面上漂浮的屍山就像旅順港里似乎有很多魚群一樣」……如此喪心病狂的嗜血屠殺，竟然「通宵達旦」地持續了四五天！把中國遼東南端的「渤海門戶」旅順城，生生變做了一座空城、血城、死亡之城、恐怖之城！至少有１.８萬多條炎黃性命，在日本軍人的刀光槍響中化作了冤靈屈魂！據說到最後「全城只有３６個中國人活了下來，他們之所以能夠倖免，僅僅由於需要用他們來掩埋其死去的同胞。他們每個人的帽子上（衣服上）都粘著一張紙條（或布片）作為標記，上面用日文寫著：『此人不殺』」…… 井上晴樹極度驚愕。起先，他猶以為手中那本情節駭人的小冊子，不過是一部道聽途說的文學作品。然而他很快就意識到，該書記述得如此翔實、具體，絕不可能是編造出來的，何況書里明明白白地載列：當年，在旅順事件終於被外國隨軍記者曝光後，世界為之震撼，美、英、法、德諸國輿論紛紛聲討，強烈譴責日本軍隊在遠東的暴虐行徑。井上覺得，自己此番訪華的「大連遇書」，幾乎可以看做是某種機緣。歸國後，這位有良知有正義感的日籍作家「就像受到刺激一樣」，推掉其他一應事務，立刻投入了艱難而執著的搜訪調查———他決心在國內上下求索，努力「撥開過去籠罩旅順事件的雲霧」，以發掘出能夠揭證昔日「加害一方」的「軍國主義真面目」的有關史實。 經過初步接觸，井上獲悉，即便是現代日本的整個歷史學界，亦時至１９８０年前後，才剛剛開始探明「旅順大屠殺」的存在。這讓他這位非史學專業的「門外漢」，都不能不慨嘆「委實是太遲了」。所幸日本一些權威機構，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等，近年來正在逐步「解凍」以往長期秘鎖的部分文獻檔案。這給井上的深層調查，多少帶來了有利條件。由之，井上愈加堅定了自己的目標：必須儘力採用在本土調查所取得的第一手史料，向國人、向世界進一步揭露「旅順大屠殺」事件的真相。而這一點，恰恰構成了他日後撰著的最重要的研究特色和最具史鑒價值之所在。 隨著調查的漸次拓深，井上發現，對於「旅順大屠殺」，日本當局的掩蓋、隱瞞，諱莫如深，事實上由來久遠。當初，還在甲午硝煙星火乍燃之際，日本政府就已經在處心積慮地採取內、外兩手，向世人百般遮掩自己的種種劣行。先觀其對內的一手：１８９４年６月，陸軍省偕海軍省聯合頒令，嚴禁本國所有報刊登載軍事新聞，以免泄漏日軍對中國的侵略企圖。８月１日日中相互宣戰的第二天，內務省即宣布對有關甲午戰爭的報道實施「審閱」制度，各報社發稿前，均須將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蓋了「審查批准」印戳的，方可發表。凡被認屬「有污點的事件」，則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記，用墨水塗毀。到了９月中旬，為著更嚴格地「統一新聞口徑」，又由大本營規定，改行新的《新聞材料公示程序》。全國報刊的記者們，只能到大本營設在廣島的副官部去，申請檢索當局「許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後，皆應寄交一份報刊給副官部備案。與此同時，大本營對若干被允准隨軍採訪的日籍記者（約１３０名，包括１１名畫家、４名攝影師，分屬６６家報社），下達了極端苛峻的「隨軍紀律」，並指派軍官全程監視，一旦某人被軍方視為「有害的記者」，立馬押遣回國，給予重罰。可見，日本政府對於國內媒體的鉗控是何等嚴酷。再看其對外的一手：彼時二度出任伊藤內閣外務大臣的陸奧宗光，素以綽號「剃刀匠」聞名，專擅玩弄詭計「解決國際麻煩」。此人早在多年前，就借政客身份，與人合夥經營過一張《寸鐵報》，對於如何操縱媒體、淆惑視聽，可謂輕車熟路，深諳三昧。甲午戰端甫開，陸奧便疾電日本駐歐美各國公使：密切關注當地主流報刊及通訊機構的持論傾向，選擇獵物，重金收買，務必使其壓制、篡改、隱匿來自遠東的報道（按：由外報特派記者采寫的），而只發表「會於日本產生好感的新聞」，或者乾脆裝聾作啞，保持沉默。陸奧宗光甚至將這種「銀彈策略」，一直擴大施用到在日本境內橫濱、神戶等外國人居住地區出版的由外國人擔任社長的英文報紙，通過賄賂社長，買斷電稿，使有關的「不利消息」不致「經由這條暗道在本土登陸」。 應該說，日本政府精心耍弄的這內、外兩手，功夫沒有全然白費。國內「輿論一致」，「捷報」連篇累牘，使得備受蒙蔽的民眾成天浸淫在一派軍國主義的狂熱煽誘之中，情緒囂躁亢奮，心理痴迷變態。當旅順攻陷的消息傳至本土，全國多處遊行舉宴，高呼萬歲，慶祝勝利；東京股票市場也跟著反彈暴漲，「盛況宛如鼎沸」。大本營隨後將第二軍在旅順「踩著還在抽搐的屍體」劫掠的大批「戰利品」運回國內，展示於東京九段靖國神社，前往觀展的人流「比到淺草、上野觀光的還要多」。一時間，「戰利品」這個名稱居然在日本成為時髦，許多商家紛紛推出冠以「戰利品」的新貨色，其中有一款「帝國全勝」戰利品肥皂，「造型是支那人的頭顱」，意在「磨滅支那人」，它的銷售廣告甚至使用了如同旅順屠殺一樣的圖案，充滿著喋血的暴戾氣息。 而在日本域外，此時則有一批被東洋「銀彈」喂倒的媒體，甘心泯滅良知，出賣聲譽，恣肆發布歪曲事實的新聞誤導受眾，替日軍屠徒粉飾罪跡。譬如在倫敦，由於英國的中央通訊社和路透社先後被陸奧宗光指使日本駐英臨時代理公使內田康哉用「豐厚的報酬」收買，所以，「每當有不利（日本）的報道刊登在當地報紙上」，這兩家新聞機構通常都立刻出馬，給予反宣傳。路透社在內部「及時制止」了本社記者從上海發來的揭露旅順「野蠻慘害」的電稿；中央通訊社更不惜閉上眼睛鸚鵡學舌，完全按照內田康哉要求的口吻向外界辯稱：「除戰時正當殺傷之外，（日軍）無殺害一名中國人。」類似這樣的撒謊者，還可以舉出《華盛頓郵報》（美國）、《日本郵報》（橫濱出版，下同）、《日本周刊郵報》，以及義大利等國的若干報刊。 然而，在這個世界上，幾曾有過一幫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惡棍能夠長時間掩人耳目、欺矇天下的事情！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６日，英國《泰晤士報》刊出電訊：據報告，在旅順發生了大屠殺。雖然僅是極簡短的一行文字，它卻最早向世界披露了有關「旅順大屠殺」的信息。緊接著，１１月２９日，在紐約報壇發行量最大的美國《世界報》，刊登了來自中國芝罘（今煙台一帶）的一則報道：「日本軍（在旅順）不分老幼全都槍殺，三天期間，掠奪與屠殺達到了極點。」如果說《世界報》的這一條非戰地人員采發的短消息，還未能引起世人的足夠注意，那麼，該報旋即於１２月１２日、１３日、１９日、２０日連續數天刊登的「戰爭特派員（隨軍記者）」克列爾曼的長篇「紀實報告」：《日本軍大屠殺》及《旅順大屠殺》則猶如石破天驚，頃刻在歐美，在南亞，在澳洲，在整個文明世界激起了軒然大波！而《泰晤士報》與《標準報》（英國）的跟進報道，又推波助瀾，令影響越發擴大。全球報刊競相轉載克列爾曼及其同行的系列文章，或配發本報社論，或刊出讀者議評———從普通民眾到政府官員，「人們在得悉事件詳情的同時，無不對遠東的暴行感到戰慄、痛心、憤怒」！ 陸奧宗光頻頻接到四面八方的國外告急，不禁驚惶失措。他擔憂事態的繼續嚴重，將導致「歐美各國輿論與日本國輿論之間的衝突」，成為日後「（日本）外交上的障礙」。因之，陸奧電催首相伊藤博文儘速考慮「善後措施」。在伊藤的授意下，日本當局於當年１２月中下旬，兩次（以外務省名義）對外界發布了內容基本相同的一個所謂「書面聲明（共七項）」，詭稱「外國新聞特派員、特別是《世界報》通訊員的報告誇大其詞，為引起轟動效應，進行了高度修飾」；而日軍在旅順「自始至終遵守軍規，優待俘虜」，那些被殺人員，「大部分」不過是「脫去軍裝，換了平民服，裝扮成當地居民的中國士兵」云云。可惜這個「聲明」儘管發表之前做盡手腳，反覆修改多次，卻最終還是露出了大破綻。其不打自招地承認：「在旅順流的血，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或許無條件流了許多不必要流的血，這一點勿庸置疑。」故而，《世界報》在頭版頭條刊登這份《日本自白》的時候，特意用大號字體加上了一個鮮醒的標註：「（它）證實了克列爾曼關於旅順屠殺的報道」。 可是，克列爾曼在日本的「隨軍記者」的境遇，則日益惡劣。甲午戰爭前夕，他受《世界報》委派，駐日進行戰事跟蹤採訪。旅順事件曝光後，他和幾位發稿的同行明顯地感覺到了周圍日人的敵視目光。當地報紙公開籲請日本政府「嚴格管束外國隨軍記者」，揚言「對給我方帶來麻煩的（外國記者），應斷絕其關係，從吾軍驅逐」。官方固然因為克列爾曼們的身份，「既不能逮捕也不能拘留」，但亦迅即作出決定，今後大本營「不再准許任何國內外記者隨軍」。克列爾曼在橫濱被孤立了，再也無人約其採訪而紛紛與之「劃清界線」，他只能「經常獨自一人在外國人居住地的一角徘徊」，「每日戰戰兢兢」。從１８９５年１月起，東京等地的數十家報刊在當局唆使下，對克氏發動了鋪天蓋地的點名譴責，誣指他妄言、偽報，謾罵他可惡、無禮，這種不斷升級的圍攻一直延續到３月上旬。克列爾曼的人身安全也漸漸受到威脅，他不得不趕緊設法搞到船票，避離了那個危險的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當時那眾報狺狺的一派詈罵聲中，日本有一家《國民新聞》報，「其文章的寫法仍與其他各報不同」。它的社長蘇峰德富豬一郎多年以後在自傳里回憶道，甲午戰爭時期，「隨軍記者的人數與其他各報社相比，任何報社都沒有我報社派出的人多」。大概因為從本報戰地記者那兒獲知了確情，《國民新聞》在彼際採取的態度是，「旅順發生的事件，其真相業已大白於世，現在不必要再對外國報刊的報道進行辯解和責難」。如此秉守事實的執業立場和敢於同謊言分道揚鑣的勇氣，即便在今天看來，依然格外令人欽佩。 恐怕是伊藤、陸奧之流當年絕不曾想到的，他們那樣心機費盡地搗鼓內、外兩手，原本以為這樣能夠斂痕匿跡，對世人、對國民長久掩蓋「旅順大屠殺」的惡行，可偏偏那些個昔時被軍國主義驅使的日軍士兵，包括直接參与了旅順事件的第二軍第一師團人員，其「大多數」戰後回國便「一陣風似的，都寫下了中日甲午戰爭親身體驗的不平常的經歷」。歲月流逝，這些由親歷者、目擊人以「真情實感」寫就的「手記」，並沒有全化作飛土煙塵，內中頗多被保存了下來；尚有不少軍營書信、日誌等等，也幸得留世。這一切，無疑皆成了今天井上晴樹先生在本土搜訪、求索中最可珍視的史料之一。在那一冊冊作者不一、名目各異的《征清記》、《從軍記》或《行軍記》里，凡有敘及「旅順大屠殺」的，所使用的字眼出現頻率最高的，無一不是觸目驚心的「射殺」、「擊斃」、「砍倒」、「刺死」，以及「屍積成山」、「死屍累累」、「血流成河」、「腥氣衝天」……那些滅絕人性的殺戮場面，慘絕人寰的屠後景象，就如某個日本士兵自己坦白的：要把它們「再現到紙上，需要文才橫溢之士，觀察數日，執筆數周，每天寫上幾個篇幅，恐怕寫上一個月，也寫不完」！並且，從這些「手記」和書信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當年端起槍支、舉著砍刀參與屠殺中國人的，不光是日本軍士，還有相當數量的日籍隨軍記者、隨軍國會議員，乃至擔卒、車夫、喂馬的！這班非「作戰序列」的傢伙得知第二軍佔領旅順的消息後，立即趕赴市街，「手持火把、日本刀、手槍」，夾雜在士兵之中一起行動，「把市街上看到的任何中國人，都當作好獵物」———嗚呼，這是一支何等兇殘、狠毒的豺狼的隊伍，鬼魅的隊伍啊！難怪克列爾曼要在《世界報》上大聲痛斥：「沒有一個文明民族能夠做得出我在旅順所看到的這樣的暴行！」 井上晴樹奔走於本土，艱韌調查。他花了差不多整整兩年的時間，奮力撥「雲」破「霧」，尋找線索，終於，在發掘了大量確鑿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礎上，完成了他的那部日文版的約２０萬字的「揭證之作」《旅順虐殺事件》。此書乃「旅順大屠殺」發生後１００多年間，日本的第一部「反映事件全貌的專著」。在該書的最末一章，井上還向世人詳盡地揭露了這樣一個史實：１８９５年年底，中日甲午戰爭結束，日軍退出遼東半島。此前，侵略者將遍布旅順內外的中國遇害者屍體火化後，骨灰埋葬於城郊西北之白玉山，墳前豎了一塊木碑：「清國將士陣亡之墓」。是舉，猶在刻意欺世，似乎那些被殺者真的不是「非戰鬥的旅順和平居民」。不久，回防旅順的中國清軍宋慶部隊，遵從國人悼念殉難同胞的願望，在墓前改立起高大的石碑：萬忠墓。每年清明時節，民眾雲聚於此，焚香灑淚，追祭那些慘遭日寇殺害的亡靈。１９０５年日俄戰爭落幕，旅順不幸再度淪入日手。在侵略者眼裡，那座成為（當初大屠殺）證據的萬忠墓，是激發中國人愛國主義情感之場所，對於他們在旅順的殖民統治，顯然「具有危險性」，因之，必欲毀壞而後快。於是，在一個夜深人靜時分，萬忠墓的石碑被盜。到了１９２２年，經旅順華商公議會發起，募捐修葺萬忠墓，人們在墓前又重新高高地樹立起了第二塊石碑，每逢春秋隆重祭奠。「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統治當局借口「搬遷」，企圖一舉平毀萬忠墓，只是懾於中國民眾的強烈抗議，陰謀才未能得逞。這一番圍繞著萬忠墓的曲曲折折，充分說明：為了掩抹「旅順大屠殺」，日本政府從那時以來，一以貫之，處處用心，誠何其良苦也！現在，井上晴樹先生的正義「揭證」問世。儘管這部「以翔實史料周密論證的力作」（按：長期在法庭上與日本政府就教科書審定製度進行鬥爭的東京教育大學著名教授家永三郎的評語），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由築摩書房出版發行後，立刻在日本新聞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並被改編成劇本公演（按：此為旅順事件首次表現於日本舞台），還榮獲了第二屆日本和平·協同新聞工作者基金獎（按：屬日本民間團體所設立之獎項），但是，它在本土卻仍然為官方所忌諱，所冷漠。據井上先生在該書２００１年的《中文版序》里透露，由日本國會管轄的國立國會圖書館，不顧《旅順虐殺事件》（日文版）已於六年前在本土出版發行的事實，在編製圖書館的《藏書目錄１９９１—１９９５》時，依舊「將它很巧妙地刪除，沒有記載」。這，分明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舉動。可敬的是，井上晴樹堅執其志，毫不氣餒。他把自己的專著郵到中國，熱切地希望能夠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按：已由大連出版社出版）；而且，他一邊為中文版增補了自己的許多新的研究成果，一邊還將這些年在本土調查所收集的全部資料複印，贈送給旅順萬忠墓紀念館等單位，以使「要研究『旅順大屠殺』的中國人士不必特意到日本，也能夠在殉難之地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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