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米蘭·昆德拉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瓦當/文

有一個流傳甚廣的關於米蘭·昆德拉的故事——米蘭·昆德拉當年去申請移民，卻不知道該去哪個國家，移民局的工作人員指給他一個地球儀讓他自己選。他反問道：「還有別的地球儀嗎？」這是一則流亡者的寓言，幽默、荒誕，暗含著命運的反諷。

從2003年《無知》出版到2013年《慶祝無意義》問世，米蘭·昆德拉整整沉默了十年。這十年也是昆德拉熱漸漸落潮的十年。對於一位已經八十五歲高齡的作家，「時過境遷」這個詞顯得過於殘忍。但事實無可奈何地表明，昆德拉已日益成為一個老去的文化符號。當他每年都被媒體熱炒為諾貝爾文學獎奪獎熱門人物時（雖然結果總是令人心酸）——總有讀者驚問：「他還活著？！」隨著蘇聯解體及冷戰結束日遠，人們對與之相應的「史前」題材文學作品的閱讀興趣也在不斷降溫。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世界處在新的劇烈的政治、文化變遷中，人們似已無暇回憶。同時，知識與現實事務的複雜化，使得人們開始習慣直接使用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的專業語言說話，而不再倚重於文學，公共知識分子徹底取代了文學家在大眾文化中的明星地位。這十年也是昆德拉發現的Kitsch一詞由「媚俗」轉向「刻奇」的十年，這兩個中文譯法的含義最大不同在於：雖然兩者都指向過度的抒情，但前者意在取悅大眾，後者側重取悅自己。前者儘管紅極一時，但後者更切近本源。從Kitsch在漢語翻譯中的變化中，也折射出中國讀書界對昆德拉長期的誤讀正回歸真實，這為重新解讀昆德拉提供了契機。

昆德拉未嘗不曾感覺到了自己的不合時宜，正如他在《慶祝無意義》借阿蘭的眼睛感慨新千年審美的變遷：女孩們全都穿著露臍裝，肚臍成為新的性感焦點。伴隨著對流行和感傷的模仿，「我們將在重複單一的肚臍的標誌下生活。」好在，昆德拉向來視幽默為「天神之光」，他自覺繼承塞萬提斯和拉伯雷的遺產，將喜劇精神發揚光大。在這部簡潔明快的小說里，我們竟也可以看到站在小便池邊的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加里寧的前列腺炎。歷史大場景消解在笑聲里，唯有笑聲能夠瓦解一切堅硬的事物。不可否認昆德拉的小說依然是迷人的，但美學上的程式化也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愉快的結構自由；輕佻的故事與哲學的思考常相為伍，非認真的嘲諷的滑稽的特點」。二十年前他在《被背叛的遺囑》中概括的上述原則至今依然成立，甚至在結構上，《慶祝無意義》也與他之前除《為了告別的聚會》之外的所有單行本小說一樣，保留著整飭的七章的復調結構。而《身份》、《慢》等作品中的虛擬夢境手法，也不出意料地漂移進這部新小說里。

風格既是一個成熟作家的標誌，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形式的凝結，意味著主題的重複。昆德拉曾在《巴黎評論》的訪談里提及：「我的每部小說都可以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玩笑》或《好笑的愛》來命名，這些標題之間可以互換，反映出那些為數不多的主題。它們吸引著我，定義著我，也不幸地限制著我，除了這些主題，我沒有什麼可說或可寫的。」

《慶祝無意義》

（法）米蘭·昆德拉/著

馬振聘/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年7月

昆德拉一如既往地喜歡談論，他的小說幾乎是為談論而生。《慶祝無意義》既是一部篇幅短小的中篇小說，也可以看做是一本關於無意義的主題故事集。書中寓教於樂地穿插著許多小故事，如斯大林與二十四隻鷓鴣的故事、加里寧與加里寧格勒的故事、阿蘭母親的故事……以及夏爾的木偶劇和夏加爾的畫展、盧森堡公園的雕像群和雞尾酒會，構成一座洛可可式的市集，輕盈、細膩、繁複，散發著羅曼蒂克的氣息，也充滿眾聲喧嘩。「寫作而不製造懸念，不搭起一個故事，不模模擬實；寫作而不描述一個時代，一個地方，一個城市；放棄這一切而只與基本的相接觸。（《被背叛的遺囑》）」昆德拉永遠是他自己最好的闡釋者，或者說他的寫作是自己寫作理論的註解。這既是他小說中最為獨特之處，也是最值得商榷之處。在一定程度上，昆德拉幾乎把小說變成了哲學讀物，這恰恰可能限制了其文學上抵達的深度。多數情況下，生動和深刻二者畢竟不可得兼，而文學應以生動求深刻，不易反其道而行之。

與大多數專註於敘事藝術的小說家不同，米蘭·昆德拉本質上是一位戲劇詩人，善於精心營造戲劇化場景，並把戲劇的假定性帶入小說中。最經典的例證莫過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托馬斯和薩賓娜在鏡中做愛的情景，《慶祝無意義》中最美妙的橋段則屬於凱列班和一位萍水相逢的葡萄牙女僕。凱列班「堅持不做法國人，而且要充當一個外國人，只會說一種周圍人誰也不懂的語言。」由於自己淺褐色的皮膚，便假裝巴基斯坦人。凱列班跟達德洛家的葡萄牙女僕說巴基斯坦語，「她也趁這個少有的機會不講她不喜歡的法語，也只用母語來說話。他們用兩種不懂的語言進行交流，使他們互相接近。」最後的結果是：「他們的親吻有著不可妥協的純潔。」這種靦腆使他們產生懷舊心理，懷念昔日的純潔。「儘管我有花心丈夫的惡名，對純潔卻有一種不能消除的懷舊心理」——凱列班深情地說。

沉浸於被自己感動，為想像中的自己感動，這都是刻奇的表現。「不僅是對凱列班——他對自己故弄玄虛不再覺得有趣，對我所有這些人物來說，這場晚會都籠罩著愁雲慘霧：夏爾向阿蘭袒露他擔心母親的病情；阿蘭自己從來不曾有過這份孝心，對此很動情；動情還因為想到一位鄉下老婦人，她屬於一個他所陌生的世界，然而他對那個世界同樣有強烈的緬懷之情。」自我感動在現實中對應的往往不是善良，相反很可能是生活里的漠然，無謂的撒謊，甚至無謂的殘忍。達德洛關於自己行將不久人世的謊言，阿蘭的母親投水自殺後將拯救者溺死，這些行為他們自己也無從解釋，卻都通向人性的幽暗之處，通向虛無主義的深淵。從大的歷史角度來看，古拉格、文革都可以視為「刻奇」泛濫造成的災難。

按照書中拉蒙的天文館理論：「天文館建立在歷史的不同點上，人們從那些天文館說話就不可能彼此相懂」。「即使是真正相愛的兩個人，如果生日相差太遠，他們的對話也只是兩段獨白的交叉，總有一大部分不能為對方明白。比如說（阿蘭）——他從不知道瑪德蘭念錯從前的名人的名字，是因為她從來沒有聽人說起過，還是她有意滑稽模仿，好讓大家明白她對於發生在她本人生命以前的事絲毫不感興趣。」昆德拉寫出了人類深切的孤獨，絕望無葯可醫。

昆德拉的高明在於太善於從膚淺的生活中提煉出深刻，又能將深刻膚淺化，使膚淺的讀者覺著深刻，而深刻的讀者最終厭棄這種膚淺。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昆德拉的寫作本質是媚俗的，絕非刻奇。他以媚俗嘲諷刻奇，他畢生反對的正是偽崇高的自我感動式的刻奇。這再次構成他寫作上的悖論。

沒有誰能懷疑昆德拉敏銳的命名能力，從「生活在別處」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些書名早已是膾炙人口的格言。現在輪到「慶祝無意義」——既是指的無意義的慶祝，更側重慶祝「無意義」。當嘲諷與抵抗的對象（比如意識形態）消失後，嘲諷或抵抗也就失去了意義。達德洛「癌症沒有生成」的殘生，亦可被理解為隱喻歷史已經終結後無意義的餘緒。昆德拉悲哀地看到「我們的玩笑已經失去能力」，世界現已進入「玩笑的黎明，後笑話時代。」「只是從無窮的好心情的高度，你才能觀察到你腳下人類的永久的愚蠢，從而發笑。」藉助阿蘭的夢境，「我夢見的不是人類歷史的終結，不是未來的一筆勾銷，不，不，我期盼的是人的完全消失，帶著他們的未來與過去，帶著他們的起始與結束，帶著他們存在的全過程，帶著他們所有的記憶。」

哀莫大於心死。最後，我忍不住也要刻奇一番——《慶祝無意義》實在是一首虛無的輓歌！虛無又有什麼意義？且聽昆德拉漂亮的回答：「無意義，我的朋友。這是生存的本質。它到處、永遠跟我們形影不離。」「我們很久以來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擋其不幸的進展的。只有一種可能的抵擋：不必認真對待。」至此，昆德拉早年從安德烈·布勒東那裡領悟到的「對生命中無價值時刻的蔑視」也已瓦解。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慶祝無意義，我們別無什麼可以慶祝。

（本文作者系作家，著有《多情犯》、《到世界上去》、《慈悲旅人：李叔同傳》等）

（本文刊登於2014年9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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