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濟天下——狄百瑞教授儒學研究思想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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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濟天下——狄百瑞教授儒學研究思想述評

整理：楊義成，圖片來自網路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的狄百瑞教授（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於2017年7月14日在紐約家中去世，享年98歲。狄百瑞是儒學和中國思想領域最知名的研究學者之一，對歐美的中國思想與儒家文化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狄百瑞教授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他於1941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並於1948年和1951年先後取得該校碩士和博士學位。1948年，他遠赴中國燕京大學求學，並曾與錢穆共同學習。錢穆以de Bary的音譯，為他取了中文名字「狄培理」。1982年，香港新亞書院翻譯出版他著作時，誤譯為狄百瑞，當時他並不知情，直至2016年才通過台灣唐獎教育基金會正名回狄培理，但狄百瑞一名已經在華文圈長期通用了。

1949年起，狄百瑞任職於哥倫比亞大學，從事東亞研究。1960年，他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及文化系系主任，1969年至1970年擔任亞洲學會主席。他的學術成就使他先後在1974年和1999年獲選為美國文理學院和美國哲學會院士，並先後獲得聖羅倫斯大學、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所獲獎項包括美國歷史協會的華圖莫爾獎、教育出版社聯會的費斯本獎、哥倫比亞大學的傑出教師獎、哥倫比亞學院的約翰．傑伊獎、哥倫比亞大學的萊納．屈林書籍獎和范多倫獎、譚能邦紀念獎、漢密爾頓獎（兩屆）以及三等旭日章等。

狄百瑞教授一生出版專著三十多部，主要代表作有《中國的自由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1983）、《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East Asian Civilizations：a Dialogue in Five Stages，1988）、《為己之學》（Learning for One"s Self，1991）、《亞洲價值與人權》（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1998）、《高貴與文明》（Nobility and Civility：Asian Ideals of Leade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2004）等。他最具有開創性的觀點是主張儒學並非現代化的障礙，反而是東亞的文化資本。他認為不能僅以西方觀點看待世界文明的發展，儒家傳統也同樣具有活力，值得全世界學習；不同文化傳統間需要進行溝通對話。

不同於20世紀貶抑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的主流聲音，狄百瑞在早年出版的《中國的自由傳統》中認為，中國存在豐富的「自由」傳統，尤其是明代理學重視保留「自由傾向」（Liberal Tendencies）的各種價值。歷史上眾多儒家「君子」以自任於天下的責任感反抗濫用政治權力，明末的黃宗羲正代表著這種自由主義特質的新綜合。儒家傳統是保守和自由主義思想的相互交織，教條地把儒學視為守舊和專制的代表是一種誤解，這一思想貫穿了狄百瑞的研究歷程。

狄百瑞由西方研究者視角出發，探索儒家思想與西方文化傳統的互通之處。他發現，儒家君子和斥責以色列諸王的伯來先知在人格上具有一定契合。君子和先知都是以個體身份直接感悟至上精神（「上天」或「上帝」）；他們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竭力在人間構建理想秩序；而人間的實際政治和生活秩序總是背離至上的旨意，因此君子和先知都承擔著社會警誡的作用，不斷徒勞而嚴厲地譴責和呼籲矯正現存秩序。而真正的儒家君子就是要對朝廷的不義進行譴責和矯枉。君子和帝王之間的張力是中國政治中重要的主題，君子的力量源於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社會角色。再如，儒家強調的「禮」（rites）與西方的「權利」（rights）概念的作用有異曲同工之處，兩者都是文明的規範，只是前者與人性的情感聯繫較為緊密，而後者更具有法律色彩。「禮」是「和」的基礎和儒家的主旋律，對人際關係或政治行為的和諧發展都有莫大助益。儒學與西方文化傳統的微妙契合，開啟了儒家和其他文化、宗教溝通甚至轉化的可能性。儘管西方自由主義與新儒家學說的自由價值之間存在重大分析，但可以通過對話加以調和。

狄百瑞著重批判了以下說法：認為中國人歷史傳統上習慣於受束縛，缺乏人權概念。他認為，這種論調可以引申出兩種危險的看法，即人權不適合於西方傳統以外的人，亦或中國人是愚昧無知、需要西方傳播人權福音的。狄百瑞認為，設想儒家傳統天生就是保守，這在學術上是不恰當的。

通過對宋明儒學新發展的具體研究，狄百瑞強化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新儒學不應該被當作一種保守、泥古不化的思想學說。宋代儒家實際上傾向於改革和更新。更新觀念是新儒學全部學說的基石，「新」的概念在宋代被頻繁使用，使得儒家經典的再詮釋具有了新的批判精神。新儒學的卓越代表朱熹創造了一種較為持久的哲學，引導人們將精力導向成為聖人或高尚人物的目標。為此這種新哲學強調自我更新和自我涵養，特別是個人在知識、道德和精神上的自我發展。朱熹最大的成績就是形成了他的「為己之學」，即如何界定和對待自我，將自我從束縛中解脫出來。朱熹的全部理論系統和思想方法可以看作是以自我為出發點，他認為認識自我和理解人類本性是一切努力的關鍵（「明明德」）。狄百瑞認為：「朱熹調和自我與公眾哲學的嘗試，也許應被看作『後現代』的思考。」

在為傳統儒家正名的基礎上，狄百瑞分析和闡明了今日儒學的價值，這一點長期受西方的文化偏見影響遭到忽視。例如，他指出，《論語》具有普適性，切合人們共有的恆久不變的核心價值。以《論語》為代表，儒學最大的特點是將理想人格解釋為日常生活規範的一種自然發展。在孔子看來，實現理想人格、成為君子的方法十分個性化，這一點有別於其他文化傳統。儒家的修養過程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礎上，強調人際互動的過程和對他人的仁愛精神。儒家在某種程度上是以自我為中心，從修身、反省和自我糾正出發構建世界觀。在文化開放主義的今天，我們「需要更多地考慮關於我們的責任的儒家觀點」。我們需要類似儒家的「全新的關於地球的地方觀念」：「它是從自我克服和自我約束開始的，並且提出了以下一些向題：我們不應該做哪些事，我們應該放棄哪些選擇，以及為了我們的地球、我們的同代人和後代的幸福，我們應該接受哪些限制，否則他們就會由於我們使地球污染、資源耗竭、遺傳紊亂等等的罪孽而蒙受苦難。」狄百瑞充分肯定了儒學經典的當代價值，他提出，儒家經典應該成為全球教育的一部分。應該向全世界推廣的至少有《論語》、《孟子》、《荀子》，還要加上朱熹的《四書集注》和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研讀這些經典有助於人們理解自身的意義，這是儒家對於全球教育的貢獻。

除了以上研究，狄百瑞還編寫了《中國傳統資料選編》（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本書翻譯和解釋了大量中國傳統經典文獻，將傳統中國文明的基本面貌呈現在英語讀者面前，令許多學生和研究者受益，影響廣泛，多次再版。

19世紀以來，中國傳統社會遭遇到西方文明前所未有的嚴酷挑戰。作為傳統中國思想內核的儒學頗受池魚之殃，一度遭到全面否定。狄百瑞這位西方儒學泰斗，一生孜孜不倦圍繞中國思想和儒學進行探索，始終堅持不懈地挑戰中國思想研究領域的重大問題。他運用辯證思維方法，突破了以往認為儒家保守、落後的傳統觀點，剖析了儒學中的「自由」內核，辯證地指出儒家思想是保守與自由相互交織。狄百瑞以清晰的思路展現其研究成果，引導思想界重新審視儒學的歷史意義和現代價值。他為當代儒學和中國思想研究做出卓越貢獻，堪稱美國大儒。2016年6月20日，狄百瑞因在儒學研究領域的「開創性貢獻」獲第二屆唐獎「漢學獎」。作為美國新儒學研究的引路人，狄百瑞教授將永久為世人所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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