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文化對史蒂文斯詩歌創作的影響

　　內容提要：美國現代派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在其詩歌創作中明顯地吸收了中國文化模式。從他的詩歌、詩學論文以及日記信件中，我們均能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本文試圖從詩人與中國文化的緣分以及他在創作中如何吸取道家美學精髓、移植中國藝術精華等幾個方面論述中國文化對史蒂文斯詩歌創作的影響，旨在為解讀史蒂文斯的詩作開闢新的路徑。 中國論文網 /4/view-10320141.htm　　關鍵詞：中國文化 史蒂文斯 詩歌創作 影響 　　作者簡介：黃曉燕，文學博士，湖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從事現當代美國文學研究。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Title: The Influences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Poetry of Wallace Stevens 　　Abstract: As a modern American poet, Wallace Stevens apparently assimilated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his poetry writing. We can sense the influences of Chinese culture here and there in his poems, essays, letters and journals as wel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evens and China, to analyze Chinese Daoism 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art absorbed in his poetry creating, and to find a new way to interpret Stevens and his poems.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Wallace Stevens poetry creating influence 　　Author: Huang Xiaoyan is Ph.D. in literature and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area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This essay is part ofthe project of 「The Study of Wallace Steven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Fund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mail: hxiaoyan5097@yahoo.com.cn 　　 　　20世紀以來，以歐美文化為主流的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小說與新詩就是兩個最明顯的例子。反過來，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學，尤其是對美國現當代文學，也產生了莫大的影響。許多美國現代詩人認為中國文化對美國詩歌的影響巨大，其中不少人將中國文化模式融入自己的詩歌創作中，明顯地吸取了中國文化的一些成分。美國現代最重要詩人之一的華萊士·史蒂文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曾被詩評家譽為「中國式」詩人。弗萊契(John Gould Fletcher)曾在回憶錄中這樣提到：「就我記憶所及，蒙羅「發現」並且非常欣賞的唯一「高度現代派」詩人是華萊士·史蒂文斯。這可能是因為史蒂文斯那種獨特的剋制陳述式浪漫主義投蒙羅所好，因為史蒂文斯這種詩風與她所欽慕的中國式藝術相近」①。由此可見，史蒂文斯在其詩歌創作中明顯地吸收了中國文化模式。從他的詩歌、詩學論文以及日記信件中，我們均能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近人對史蒂文斯的研究，往往僅限於對其詩歌的一般性介紹，或者將其置於歐美文化傳統來考察詩人與法國象徵主義或與英美浪漫主義的關係等問題。本文立足於史蒂文斯詩歌這一本源，試圖論述中國文化對史蒂文斯詩歌創作的影響，為解讀史蒂文斯較為晦澀的詩歌提供新的途徑。 　　 　　一、史蒂文斯與中國文化的緣分 　　 　　早在1897年至1900年，史蒂文斯就讀於哈佛大學時，就開始接觸中國文化和中國藝術,並對中國文化和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世紀初期，中國藝術品大量流入歐洲和美洲，如由漢學家費諾羅薩支助充實起來的波士頓博物館內的東方部，收藏了豐富的中國藝術品。美國現代派詩人弗萊契曾這樣回憶：「……當我還是哈佛大學的一個學生時，我第一次走進波士頓博物館內的東方部，看到那裡令人驚嘆的寶藏，自此時起我就開始熟悉中國的繪畫和雕塑藝術」（轉引自趙毅衡 127）。同弗萊契一樣，當史蒂文斯還是哈佛大學的一名學生時，他就和同學們以及老師們一道討論東方文化，中國文化和藝術更是他與同學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他的同學兼好朋友威特·賓納(Witter Bynner)和A．D．費克(Davison Ficke)對中國和日本的藝術和文學尤其感興趣，他們兩人經常與史蒂文斯一起探討關於中國文化，為史蒂文斯提供了更多了解中國文化和藝術的機會。賓納當時被中國文化深深吸引，曾兩次來到中國旅遊，對中國文化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並翻譯了若干首中國唐詩和多部中國古典哲學著作。他的譯著中兩部最成功的代表作是《生活之道》(The Way of Life，1944)和《珠峰玉巒》(The Jade Mountains，1929)(又譯《群玉山頭》，即我們所熟知的《唐詩三百首》，據說這本書曾是美國各大學世界文學課程和東亞文化課程多年使用的教科書)。作為終身最要好的朋友，賓納對史蒂文斯詩歌寫作的影響極大。後來成為哈佛藝術系主任的亞瑟·蒲柏(Arthur Pope)當時是哈佛藝術系的學生，在學校與史蒂文斯同住一屋，他們經常一起去參觀波士頓博物館內的東方部的藝術展覽，還經常合作撰寫關於館內陳列藝術品的一些評論文章。此外，當史蒂文斯還在哈佛讀書時，他就經常去波士頓博物館聆聽當時取代費諾羅薩擔任館長的卡古左·歐卡古拉(Kakuzo Okakura)講解對美國現代詩歌影響顯著的東方禪宗哲學，並接受了禪宗佛教教義的影響。所有這些表明了史蒂文斯年輕時就對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藝術、哲學和文學表現出了極其濃厚的興趣。用羅伯特·勃特爾(Robert Buttel)的話說：東方藝術和東方文學的確讓史蒂文斯很著迷(Buttel 64)。 　　史蒂文斯年輕時閱讀廣泛，除了歐美文化傳統下文學、哲學經典著作外，他還研讀了大量的關於中國宗教、哲學和文學的書籍。1940年9月他在寫給朋友倫納德·C?q樊·格澤爾(Leonard C.van Geyzel)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年輕時閱讀廣泛，邁克斯·繆勒是當時較為著名的東方學者，我喜歡讀他寫的東西。我想你應該對他的作品有所了解……他所有的詩歌作品不僅展示了濃厚的東方神秘宗教意義，而且還富有強烈的人文主義詩學特點。」②。由此看來，史蒂文斯年輕時不但閱讀過較多的關於東方文化的書籍，而且有過較為深刻的思考。據考證，他還研讀過後來由著名翻譯家詹姆斯·萊格(James Legge)翻譯出版的《東方聖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和《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等作品，而且做了大量的摘抄和讀書筆記。著名詩評家薩繆爾·默爾斯(Samuel Morse)解釋說：「史蒂文斯在閱讀《中國經典》等作品時儘可能地記下他所感興趣的每一項內容」（Morse 69）。 　　史蒂文斯對中國藝術、哲學和文學的濃厚興趣隨著他年齡的增長而不斷遞增。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撰寫的日記中找到佐證。他在1906年4月的一篇日記中記述了他閱讀一篇題為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的感受，文章中關於中國佛教和道教思想與西方基督思想的差別比較深深吸引著他，於是他從中摘錄下一段文字並將其寫進了自己的日記中：「我(John Chinaman)在此無意討論關於你們的宗教是否優越於我們的宗教的問題；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你們的宗教對於你們社會的影響力遠不及我們的宗教對於我們社會的影響力大」(Holly Stevens 163)。在20世紀初期，中國儒道文化已經開始在美國流行了。與其他同時代的美國青年人一樣，史蒂文斯開始懷疑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對中國文化有一種獨特的嚮往,尤其中國文化中的道家美學思想深深吸引著史蒂文斯，成為他後來詩歌創作的文化源泉之一。正如史蒂文斯自己所說：「如果一個人不再相信上帝，這不等於說他就沒有了信仰；因為他還可以選擇別的事物作為他的信仰」(Wallan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370)。對於史蒂文斯來說，中國文化無疑成為了他的一個選擇。 　　從史蒂文斯寫給家人和朋友的書信中也可以看到他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早在1908至1909年間，他在寫給他未婚妻埃爾西·莫爾(Elsie Moll)的一些信中，深深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鐘愛之情。如他特地將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的一篇題為「古中國」(「Old China」)的文章推薦給埃爾西，並建議她仔細閱讀；另外他在一封信中特意提到了揚子江，並將之與美國的哈得遜河對比；在1909年2月給埃爾西的一封信中還引用了《論語》（當時譯為《孔子語錄》）的一段話；在後來寫給未婚妻的書信中，史蒂文斯稱自己為「中國賢哲們的學生」(Richardson 334)。 　　史蒂文斯對中國的詩歌，尤其是對中國古典詩歌很早就熟悉，而且很著迷。早在1909年他在一封信中就邀他的未婚妻與他一道欣賞中國唐朝詩人王安石的《夜直》一詩。他對此詩大加讚賞，說：「我從沒有見過如此美妙的詩作，我們得向王安石先生致敬」(Wallan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38)。詩人對中國唐朝的詩歌特別偏愛，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的中國詩歌作品。他認為唐朝詩歌極好地體現了中國詩歌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國文化最典型的代表。他在日記中寫道：唐詩是「唐朝皇帝的輝煌」（Holly Stevens 221）。他還多次建議他的未婚妻多讀中國唐朝的詩歌作品,因為他覺得這些詩歌作品能給予人們獨特的美感。 　　除了詩歌，中國的藝術品，如中國的繪畫，尤其是中國的山水畫、中國的瓷器、樂器等，都給了史蒂文斯比較深刻的印象。1909年早春的一天，史蒂文斯興緻勃勃地參觀了一個中國藝術品展覽。儘管當時詩人對大部分展品還不懂得如何去欣賞，但這些來自這個遙遠國家的藝術品，如精美的中國古琴、精緻的中國長笛以及篆刻有各種精美圖案的中國花瓶等等已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在給他未婚妻的一封信中曾不厭其煩地為她描述他觀賞展覽時的情景與感受。他說：「我知道他們（展品）價值連城，但我實在不明白其中原委」（Wallan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37）。接著詩人將好幾張展覽品的照片寄給了埃爾西，邀她一道欣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史蒂文斯當時拍下了三幅中國山水畫的照片寄給了未婚妻，在信中耐心地描寫三幅畫的顏色和布局，以及他賞畫時的奇妙感覺。他深情地說，「我很想與你共同分享這種感覺，這的確是一種非常奇妙的感覺。雖然中國離我們如此遙遠，我們對她知之甚少，她是那麼地不真實。但通過畫面，我們可以看到那裡的一切是如此的美妙而精彩。……我剛剛讀了一篇關於中國山水畫的文章，感觸頗深。中國畫家們酷愛自然風景，他們將自然入畫並視之為傳統，這與我們的藝術家們將我們生活的某個方面作為表現的主題沒什麼區別」（Wallan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37）。史蒂文斯堅信中國山水畫能與西方傳統藝術相媲美，將自然作為表現和刻畫的主題，理應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更好地與埃爾西一同分享對中國繪畫藝術的美好感覺，他在同一封信中列舉了北宋沈括描寫的著名瀟湘八景中的「平沙雁落」、「洞庭秋月」、「漁村夕照」、「瀟湘夜雨」、「煙寺晚鐘」、「山市晴嵐」、「遠浦歸帆」等中國畫家們樂於表現的幾大主題，加以細緻的分析並且大加讚賞。他說「這是我見過的最奇妙的東西之一」(Wallan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37)。 　　代表中國傳統的中國茶文化更是深深吸引著史蒂文斯。他曾以「茶」為題創作了一首小詩，將沖茶時的情景描寫得惟妙惟肖。在一封1935年冬季寫給他朋友詹姆斯·A·鮑爾的信中，史蒂文斯曾提到他寄錢並委託一位名叫科克的朋友買中國茶葉一事。他給那種茶取名為「博學茶」，原因是他認為這種茶是一種「博學多才之人才飲用的東西」(Wallan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301)。從史蒂文斯寫給他朋友的許多信中，我們發現他有早上喝茶的習慣，這也說明詩人對中國茶藝的鐘愛可以說已到了迷戀的程度。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沒能將所有事實一一列出，但我們不難發現，史蒂文斯對中國文化有一種特別的愛好和情感。換句話說，中國文化和藝術對他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在其詩歌創作過程中，中國道家哲學、中國藝術以及中國詩歌無疑給了他創作的激情和靈感。 　　 　　二、吸取道家美學的精髓入詩 　　 　　史蒂文斯在其詩歌創作的過程中深受中國道家美學思想的影響。趙毅衡先生曾經認為在詩歌作品中真正應和道家思想的是三位美國現代最重要的詩人,即羅賓森·傑弗斯(Robinson Jeffers, 1887-1962年)、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 1878-1967年)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年)（315-316）。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有失偏頗。儘管史蒂文斯不像威廉斯那樣與中國文化有過直接的對話，但在某種意義上說，史蒂文斯的詩歌作品在應和道家思想方面與三位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上文已提及史蒂文斯年輕時閱讀了不少中國宗教、哲學著作，勤于思考的他從書本中吸取養分，並從中獲取詩歌創作的靈感和激情。中國道家美學乃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所在。根據道家美學，世間萬物為一體，作為萬千存在物之一的人是有限的；他不是世間萬物的主宰。宇宙萬象、自然萬物、人際經驗存在和演化生成的全部都是無窮無盡、千變萬化、持續不斷地將我們推向無法預知和界定的 「整體世界」。這一整體世界完全是活生生的，無需人管理、無需人解釋。它自生、自律、自化、自成、自足地運作③。我們發現，史蒂文斯大部分詩作蘊涵了道家哲學「天人合一」的思想，淋漓盡致地詮釋了中國道家美學的精髓。 　　名詩「六幅意義深遠的風景畫」(「Six Significant Landscapes」)的第一節里，詩人寫道： 　　 　　在中國, 　　一位老人 　　坐在松樹的陰影里 　　他看到藍色的和白色的 　　飛燕草， 　　在樹影旁邊， 　　被風吹動。 　　他的鬍鬚也在風中飄動。 　　松樹也在風中擺動。 　　河水也是這樣 　　漫過水草④。 　　 　　這裡描寫了一位中國老人在觀看飛燕草被風吹動的同時，看到周圍其他一切景物如松樹、河水也像他自己的鬍鬚一樣在風中飄動。詩中的中國老人、松樹、飛燕草、風、河水以及鬍鬚等構成了一幅有著深遠意義的風景畫，同時組成了一個和諧的、統一的整體世界。另一首「我叔叔的單鏡片」(Le Monocle de Mon Oncle)又出現了這一位「中國老人」的形象：「難道是無所事事，那些中國老人/不是坐在山池邊整理衣衫，/ 就是在揚子江山仔細端詳自己的鬍鬚？」（CP 13）這位反覆出現的中國老人整合了他周圍的環境，與他周圍的一切融為一體，真正做到了「我是我周圍的一切」（CP 70），恰到好處地傳達了「天人合一」的美學思想。另一首小詩「生命是行動」(「Life Is Motion」)也是詩人表達 「天人合一」思想的好例子。這首詩只有一個詩節，共9行，似乎是作者一氣呵成的。 　　 　　在奧克拉荷瑪， 　　波尼和喬希， 　　身著舞裙 　　圍著枯死的樹樁， 　　翩翩起舞。 　　他們一起叫喊， 　　「Ohoo」 　　共同慶祝, 　　靈與肉的結合。(CP 65) 　　 　　兩位舞者與樹樁共舞,他們一起叫喊,沒法抑制他們心中的興奮,因為他們已一起共命運、共存亡。人與枯死的樹樁是平等的，他們各得其所，相互無礙，各自處於自由興發的原真狀態。他們只有自生自發、彼此融合，才能構築美好和諧的世界。詩人在詩中表達了他「天人合一」的美學思想，詮釋了自然界生命意義的真諦。詩人的力作「看黑鳥的十三種方式」(「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Blackbird」)更為大膽、直接地表現了詩人在創作時所融入的深邃的道家美學思想。在詩的第4節，詩人寫道：「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一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以及一隻黑鳥/是一 」(CP 75)。這恐怕是史蒂文斯對「天人合一」思想最直白的表達了。 　　史蒂文斯「天人合一」的美學思想最絕妙地體現在他的另外兩首詩中：「雪人」(「The Snow Man」)和「奇維斯特秩序的概念」(「The Idea of Order at Key West」)。名詩「雪人」分5節,每節3行,共15行。整首詩只有一個句號，好像是說話人講的一句話，主語是開篇代表「人」的不定代詞「One」。從頭到尾我們都沒有看到 「雪人」的出現,這就是詩最難懂的地方，也是詩人的最高明之處。詩的開篇就給所有的人一個建議：要看冬天的雪景就要有「冬天的心境」(One must have a mind of winter)。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想領略冬天的美景（the frost and the boughs of the pine??trees crusted with snow），就一定得變成冬天的一部分，與冬天融為一體。我們再看詩的最後一節： 「For the listener, who listens in the snow,/ And, nothing himself, beholds / Nothing that is not there and the nothing that is」(CP 8)。詩人似乎在這裡玩字謎遊戲，又像是一段繞口令，僅 「nothing」一詞就重複了三遍,初讀起來叫人有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感覺。有人將這首詩放到以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為代表的美國超驗主義傳統中去理解,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前面兩個「nothing」比較好理解,但第三次出現的「the nothing」還是不好理解。作者刻意在「nothing」的前面加一個定冠詞「the」，一定有他的原因，在強調第三個「nothing」與前兩個不同的同時，似乎還在向讀者暗示什麼。假如我們將這一詩節與中國道家美學思想結合起來考慮，就會感覺豁然開朗。原來詩人在這裡特意指代宇宙某一特定的法則，如道家哲學中的「道」。 其實這裡的「the nothing」就是道家美學思想的最高境界――「虛無」，也是「道」的最高法則（the final truth）。而前一個「Nothing that is not there」這一否定之否定，表示 「所有的一切」的意思,即道家美學思想中的 「實有」。「實有」和 「虛無」是道家哲學關於世界本原的一對非常重要的概念。《老子·道經》第1章就有「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之說；《老子·德經》第40章也有「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之說。 　　史蒂文斯寫作這首詩時明顯地吸取了道家美學思想的精神，將道家哲學中的「實有和虛無」運用得出神入化。詩人用兩個Nothing以及兩個定語從句巧妙地表達了「實有」和「虛無」的概念。鑒於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將這一詩節譯為：「雪地上的聆聽者，/請你化為虛無，這樣才能/無所不見，無所不聞，達到虛無。」關於這一節詩的翻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目的只有一個，傳遞詩人要表達的真理：要了解世界，就必須成為世界的一部分；要真誠地生活，就必須全身心投入；要想與世界和諧共處，就必須有犧牲精神，向詩中的「雪人」學習，使自己化為「虛無」，從而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據說這首詩的確是詩人帶他女兒賞雪景時所作，整首詩以觀雪景開篇，以認識宇宙真理結尾，讓生活中的小事「觀雪景」具有了深遠的意義，從而使「雪人」成為一首百讀不厭、讓人回味無窮的經典之作⑤。 　　如果說「雪人」一詩比較委婉而晦澀地表達了作者從中國文化中吸取的道家「天人合一」的美學思想的話，那麼他在「奇維斯特秩序的概念」一詩中融入的「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就顯得更為飽滿、更為成熟。全詩共7節，描繪了一位小女孩獨自站在大海邊大聲歌唱的情景，為讀者展示了一幅人、天空、大海以及音樂融為一體的美妙圖畫。在詩的第5節，詩人寫道：「是她的歌聲/讓天空乖乖退隱。/寂寞無聲。/她似乎是這一歌唱世界的唯一主宰。/她的歌聲/讓桀驁不遜的大海頃刻平靜。/但我們知道，/當她於海邊獨自徘徊，/從未擁有過世界，/除了她的歌聲所創造的那個整體」（CP 106）。這裡的「整體」應該是指由人、天空、大海和歌聲共同組成的世界。在詩中，史蒂文斯明確指出，詩人就像這位「歌者」(maker)⑥,用想像力創造出能給予宇宙萬物以秩序的「詩歌」；就如道家哲學中的「道」，是宇宙的最終真理。這為他後來的「超級虛構」(the Supreme Fiction)理論奠定了基礎。 　　詩人對「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最高禮讚莫過於他「超級虛構」詩學主張的提出。1942年史蒂文斯出版了他的長詩「超級虛構筆記」，明確提出了「超級虛構」理論。接著他給朋友亨利·傑奇(Henry Church) 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寫道：「我這首詩的標題暗示讀者，世上一定存在著一種叫超級虛構的東西。……比如詩歌就是一種超級虛構；詩歌的本質就是變化，而這種變化定能給人們帶來愉悅」(Walla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430)。在「高貴的騎手和詞語的聲音」一文中，史蒂文斯高度讚揚了現代社會詩人的使命，他指出：「這裡確實存在一個與我們所居住的世界不可區分的世界，或者應該說，毫無疑問是與我們將要居住其中的世界不可區分的詩的世界，因為使詩人成為一個現在是、過去是或應當是有影響力的人物，就在於他創造了一個我們經常面對但又對它無所知的世界，在於他賦予『超級虛構』以生命，如果沒有他的創造，我們對它就無法想像」（Wallace Stevens,The Necessary Angel 31）。詩人認為, 「超級虛構」是 「抽象的」、「變化的」，能「給人愉悅」，同時 「超級虛構」是不可定義的，因為它「只可意會，不能言傳」(Wallace Stevens,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435)。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1章）；「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老子》第35章）。由此可見，史蒂文斯的「超級虛構」理論與中國道家哲學的「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三、移植中國藝術的精華入詩 　　 　　上文已經提到，史蒂文斯年輕時就對中國藝術有著特殊的感情和濃厚的興趣。正是這種感情和興趣在某種程度上賦予了他不一樣的創作靈感。準確地說，史蒂文斯在其詩歌創作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國藝術的元素：中國藝術品的顏色、布局、主題以及神韻等等。1909年3月，史蒂文斯興緻勃勃地參觀了一個中國綉品展覽，回家後他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立刻寫信給他的未婚妻，說他特別喜歡中國綉品豐富多彩的圖案，尤其綉品的顏色讓他久久不能忘懷。後來，他就以「顏色」為題寫了一首短詩並被收錄在《史蒂文斯詩集》中。在這首詩中，史蒂文斯幾乎原封未動地移植了中國綉品中呈現出來的所有顏色：淡橙色，綠色和深紅色，/ 白色，金色以及棕色 (CP 516)。詩人將中國綉品留在他記憶中的顏色意象疊加在一起，創造出了一首質樸、直接而又簡單的意象詩。這正體現了史蒂文斯所渴求的「用無知的眼睛看世界」(CP 329)的詩學主張。 　　史蒂文斯一生對中國綉品呈現出的顏色情有獨鍾，綉品的顏色無時無刻不刺激他創作詩歌的靈感。中國玉器、陶瓷等藝術品絢爛的色彩也深深吸引著他，並不時地激發他寫作的熱情。在他的詩歌創作生涯中，為後世人們留下了許多以顏色為意象的優秀作品。「陣雨」就是史蒂文斯較為典型的一首描繪顏色的小詩。詩人寫道： 　　 　　 粉色和紫色 　　 水霧和雲霧中， 　　 樹葉 　　 晶瑩透亮； 　　 橙色和綠色 　　 濛濛細雨中， 　　 青草 　　 閃閃發光。(CP 512) 　　 　　這種顏色意象在史蒂文斯的詩歌作品中，尤其是在他創作於美國新詩運動期間的詩作中反覆出現。上文提到過的「六個意義深遠的風景畫」(「Six Significant Landscapes」)的第一節（見本文第二節引文）和第四節詩中，詩人重複使用顏色，再現了自然界美好的景色，將讀者引入了絕妙的意境。……當我的夢靠近月亮， 　　它睡衣的白褶 　　灑滿黃光。 　　它的腳掌 　　漸漸發紅。 　　它的頭髮 　　讓附近的星星 　　將藍色的晶體 　　注入。 (CP 59) 　　 　　此外，在1916年7月，史蒂文斯在《詩刊》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部詩歌劇《三位遊客觀日出》(Three Travelers Watching a Sunrise)。蒙羅曾對此詩歌劇大加讚賞，史蒂文斯也曾因此劇獲得了美國詩歌劇獎。讀者不難發現，史蒂文斯筆下的三位中國遊客就是中國三位賢哲的形象，其中一位說： 　　 　　 紅色不僅僅是血的顏色， 　　 或是某一男人眼睛的顏色， 　　 或是某一女孩的顏色。 　　 就如太陽的紅色 　　 對我是一種顏色 　　 對你卻是另一種顏色； 　　 它有時又是樹的綠色 　　 變化無常， 　　在沒有太陽光時呈現出黑色。 　　 日落的顏色 　　 就如它照耀的大地 　　 萬紫千紅， 　　 在活人的眼裡 　　 或是在死人的眼裡 　　 就如紅色的太陽光照耀在斑駁陸離的樹葉上。(Wallace Stevens,Opus Posthumous 161) 　　 　　這是詩人對自然界顏色最絕妙的詮釋。人們對於自然界顏色的認識需要發揮想像力，充分體現了詩人「主觀意識整理並包容客觀世界」的詩學主張。 　　沒有顏色的中國藝術品同樣也能激發詩人創作的熱情。史蒂文斯在他膾炙人口的「罈子的軼事」一詩中，描繪了作為藝術想像力象徵的一口罈子的故事。這口罈子雖「平淡無色」(gray and bare),但它與田納西山上的其他生物截然不同,它是藝術的象徵,能賦予廣袤無序的宇宙以秩序。有人說這個罈子是一隻中國花瓶，而不是濟慈筆下的希臘古瓮。筆者完全同意這種看法，因為從詩人的信件和日記中筆者找到了許多證據。他曾經以「碗」(「Bowl」)為題創作了一首小詩，詩中描繪了一隻專為中國皇帝設計的瓷碗的顏色、花紋以及質地，詩人說「這是世上最神奇的東西」(Wallace Stevens,Opus Posthumous24)。所有這些均為讀者提供了說明中國藝術影響史蒂文斯詩歌創作的有力佐證。 　　中國山水畫堪稱中國藝術品的典範，也是史蒂文斯最喜愛的。他曾說中國山水畫畫家們的創作靈感與他自己構思詩歌時的衝動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因為他在詩歌創作的過程中與中國山水畫畫家們作畫時一樣「投射出自己的心緒、情感等」（Wallace Stevens,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37，195）。中國山水畫表現出來的形與神均對史蒂文斯的創作有較深刻的影響。上文已提到詩人對中國山水畫中的《瀟湘八景》甚感興趣，他甚至稱這些中國山水畫的主題觸動了自己的「靈魂」(Wallace Stevens,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37)。據考證，史蒂文斯參照這八幅畫題創作了「八幅意義深遠的風景畫」一詩，當時並未發表，後來被收進了《史蒂文斯遺作》(Opus Posthumous)中。事實上這首詩就是詩人的名作《六個意義深遠的風景畫》的母本，在發表時詩人刪去了兩個詩節。詩人借畫家們的筆墨程式抒寫心中浩蕩之思、奇逸之趣。在詩的第三節，詩人寫道：「我丈量自己/與大樹比高。/我發現我比樹高得多，/我可以到達太陽，/靠眼睛；/我可以直達海邊，/靠耳朵。但我不喜歡/螞蟻在我的陰影里/爬來爬去」(CP 59)。詩人在此最大限度地強化了主觀感受，重視「觀照」的體驗，強調了詩人「主觀整理客觀」的詩學命題，同時也應和了中國山水畫最空靈、最超自然而又最貼近自然的藝術精神。中國山水畫受道家哲學和禪宗思想的影響至深，十分注重作者和觀者的心靈體悟，常常於靜寂觀賞中，強調個體內心深處的心靈節奏，以達到心靈與自然的完全融合。史蒂文斯在詩歌創作中正是吸取了中國山水畫的這種養分，才為後世留下許多以自然為主題，強調人與自然融合為一體的不朽名作。 　　史蒂文斯所渴求的「用無知的眼睛看世界」 (CP 329)的詩學主張無疑也融入了中國山水畫的精華。詩人強調「不是關於事物的理念而是事物本身」⑦，因此「達到『超級虛構』的第一步就是要剝離所有現存的虛構概念」(Wallace Stevens,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431)。史蒂文斯這些觀點就是道家「以物觀物」思想的重寫。老子說「以天下觀天下」，莊子也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轉引自葉維廉 3）。道家這種美學思想對中國山水畫影響極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觀賞中國山水畫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似乎擁抱「即物即真」的原真世界的原因。詩人被收錄出版的最後一首詩「關於存在」(「Of Mere Being」)典型地體現了中國山水畫藝術對詩人的影響： 　　 　　一棵棕櫚樹在心的盡頭， 　　在思維之外，升起 　　自銅色的遠處。 　　 　　一隻金羽鳥 　　在棕櫚樹里歌唱，沒有人的意義， 　　沒有人的感受，唱一首異國的歌。 　　如此你便知道這不是使我們愉快或不愉快的理由。 　　鳥唱著，羽毛閃亮。 　　 　　棕櫚樹站在太空的邊緣上， 　　風緩緩地在樹枝間飄動， 　　鳥火一樣的羽毛搖搖墜落。(CP 476) 　　 　　這樣一首詩就是一幅中國道家美學影響下的中國山水畫，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山水是道，目畫道存，已經無須在修辭上辯明（葉維廉66）。因此筆者贊成葉維廉先生建議的將一些多餘的部分剔除，似乎更符合詩人的美學思想，更能說明作者在創作中已不自覺地融入了中國山水畫的藝術精華。 　　再讀詩人的名作「看黑鳥的十三種方式」，我們發現能從十三個甚至更多的角度自由無礙地透視現實，透視整個世界。從任何一個角度，我們都能觀賞到一幅絢爛多姿的畫面，獲得一種對世界的體驗，這正是觀賞中國山水畫時常用的策略。中國山水畫讓觀者自由無礙地同時浮游在鳥瞰、騰空平視、地面平視、仰視等不同角度，用不定向、不定位的透視，或稱散點透視和回遊透視，前山後山、前村後村、前灣後灣、山下的樹、半山的樹、山頂上的樹、樹榦樹葉等都能同時看見（葉維廉 3）。詩人運用了這種透視法讓讀者看到了現實的細節和世界的變化：「小河正在流淌，/黑鳥正在飛翔」(CP 76)。這是一節詩，也是一幅畫，成為他獨特的詩畫理論的精妙闡釋。他撰寫的著名的「詩歌與繪畫的關係」(「The Relations between Poetry and Painting」 )一文,表達了「詩歌既是詞中詩又是畫中詩」的著名思想(Wallace Stevens,The Necessary Angel 159)。 　　綜上所述，史蒂文斯與中國文化有著難解之緣。中國文化無疑成了詩人詩歌創作中的文化源泉之一。在吸取中國道家美學精髓的同時，詩人巧妙地移植中國藝術的精華入詩。事實上，史蒂文斯在詩歌創作中還有意識地吸收了中國古典詩歌的養分，其早期作品的評論家戈蘭·蒙森(Gorham B. Munson)曾說：「無可否認，他（指史蒂文斯）……受到中國詩歌的影響……由於他這種訓練有素而且行之有效的細膩作風，史蒂文斯一直被人稱作是中國式詩人」（Munson 44）。關於中國詩歌對史蒂文斯詩歌創作的影響，本文不多涉及，筆者今後將撰文詳加論述。但是我們在這裡可以肯定地說，正是在中國文化和中國詩歌的影響之下，史蒂文斯充實了自己的詩學理論，豐富了其詩歌的文化內涵，為美國現當代詩歌理論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註解【Notes】 　　① 轉引自趙毅衡：《詩神遠遊――中國如何改變了美國現代詩》（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34。本文多處受益於該書的研究成果。 　　② See Walla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London: Farber and Farber, 1966) 381. 本文作者沒有找到原著的中文譯本,因此本文所涉及的詩人的信件和日記均由本文作者自譯。 　　③ 參見葉維廉：《道家美學和西方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本書為葉先生在北京大學演講時的演講稿。本文多處受益於葉先生這篇文章的啟發。 　　④ 該詩被收集在《史蒂文斯詩集》(Collected Poetry and Prose)第58頁，以下簡稱CP。本文作者查閱了幾種翻譯版本，認為他們各有千秋，同時也有不妥處。本文中的詩歌譯文均由本文作者在參閱其他版本的基礎上，自譯而成，敬請同行方家批評指正。以下詩行只隨文標出原文的出處頁碼，不再一一說明。 　　⑤ 參見肖明翰：「中國文化的影響與美國現代詩人對秩序的探尋」，《東方叢刊》1（1998）：121。肖教授對於「雪人」一詩的解讀對本文作者很有啟發。 　　⑥ 詩人在詩中巧妙地運用了maker一詞的古義，即poet（詩人）的意思。 　　⑦ 史蒂文斯以「Not Ideas About the Thing But the Thing Itself」為題創作了一首短詩，收錄在他1954年出版的《岩石》(The Rock)中。在詩中詩人強調這「是對現實的一種新的理解」。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uttel, Robert. Wallace Stevens: The Making of Harmoniu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67. 　　Morse, Samuel F. Wallace Stevens: Poetry as Life. New York: Pegasus,1970. 　　Munson, Gorham B. 「The Dandyism of Wallace Stevens.」The Achievement of Wallace Stevens. Ed. Ashley Brown and Robert S. Haller.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2. 　　Richardson, Joan. Wallace Stevens: The Early Years, 1879-1923.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6. 　　Stevens, Holly. Souvenirs and Prophecies: The Yong Wallace Steve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7. 　　Stevens, Wallace. Collected Poetry and Prose.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97. 　　――.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Holly Stevens. London: Farber and Farber,1966. 　　――.The Necessary Angel: Essays on Reality and the Imagination. London: Farber and Farber, 1951. 　　 ――.Opus Posthumous. Revised, enlarged, corrected and edited by Milton J. Bates. New York:Random House, Inc., 1990. 　　葉維廉：《道家美學和西方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Yip, William. Daoist Aesthetics and Western Culture. Beijing: Peking UP, 2002.］ 　　趙毅衡：《詩神遠遊――中國如何改變了美國現代詩》。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 　　［Zhao Yiheng. The Muse from Cathay: How China Has Changed Modern American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責任編輯：羅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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